吳靄儀:區選須立志破舊立新

傘運三周年,香港特區民主法治倒退,踏入威權時代。如何抗拒從上而下的全面打壓?唯有建立由下而上的社區自決力量。「傘落社區」不是一句空言、口號,用來安撫自己的夢想,而是為民主香港奮鬥的人必須認真實行的工作計劃。這個工作計劃的核心是改造區議會、監察區議會。區議會選舉,甚至比立法會選舉更重要。區議會議席,不應視為立法會選舉的「樁腳」,而是推動社區自決的主體。非建制派在挑選參選人之際,也要以此為原則,這是不問黨派的社區公民約章的一貫精神。破舊立新,第一要破除舊思維的、以向居民提供個人服務、為爭取選票及對所屬政黨的支持這個策略。我們譏諷建制派的「蛇齋餅糉」手法,其實遠遠低估對方對居民所提供的利益和貼身服務,從長期噓寒問暖到永遠得到官員熱情接待,在資源上在政治上坐享的力量,都不是在野組織所能企及。打「服務居民」牌,非建制派絕非對手。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交易,而且與民主背道而馳。區議會的任務,應是組織社區力量,讓區內公民能充分參與關乎社區公益的政策的施政,令居民透過區議會監察政府,促進政府與區內公民共議,善用議會資源推動目標。我們應發動每一區仍然潛伏的年輕、在職、專業、退休、主婦等等力量;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應是當區的土地、規劃、環境、公共空間、建築物及樹木、道路和交通的安全、歷史及文化面貌——這些屬於整個社區的資產,也是這個社區的身分認同。這才是只有非建制派才能發揮的功能,敢站在居民立場,既能對政府持獨立、批判目光,亦能與政府溝通、合作。改善社區內居民得到的服務,我們要做的不是以個人或政黨填補政府服務的不足或欠缺,而是要促成改善政策、政府施政、對非政府組織提供所需資源,令公民享有他們應得的服務。這是一套政策大綱,也是一套理念:實踐「傘落社區」、「命運自決,由社區開始」的初衷。我個人相信,要改變區選命運,這是唯一的方針。[吳靄儀]PNS_WEB_TC/20171002/s00202/text/150687983273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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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離棄「人心」的「回歸」

回首廿年,一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結論是——「人心未回歸」。所謂「人心未回歸」,大概是指香港的民眾迄今仍不願意認同中國。這種建基於國族認同的框架,並已逐漸成為公共論述的常識的說法,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繼續討論。然而,當中的兩個關鍵詞——「人心」與「回歸」——卻不妨拿來借題發揮,從一種更根本的視野盤點過去、思考未來。 「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其他動物最不同之處,是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還關注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循此思路,「人心未回歸」可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是人類的動物本能不斷膨脹,令「人性」無法回歸「宿主」;另一則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守護「人心」。 「反政治化」的葫蘆賣「經濟化」的藥 近年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最常見的污名,大概是「政治化」。任何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飲食、文化藝術,只要扣上「政治化」這詞,都很容易變得「可疑」,甚或需要敬而遠之。在公共討論中使用「政治化」批評或攻擊他人的,主要是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然而,在這些論述中,「政治化」具體是指什麼,卻並不了然。 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政治化」一般都帶負面的含意,經常與「搞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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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麗瓊:遼寧艦:一場沒有炮火的戰爭

一艘遼寧艦,像旋風般席捲全香港。即使無法搶到那2000張票上艦參觀,巿民也要爭相到它出沒之處一睹它的風采。畢竟航空母艦聽得多了,從未見過真身,即使遼寧艦是一艘二手的蘇聯航母,經過翻新,但總算是第一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航空母艦,第一次開放給公眾參觀,就讓港人先睹為快,難怪叫人趨之若鶩。 香港人不是非常仇視大陸人的嗎?見到大陸人自由行拖篋,便摩拳擦掌誓要狙擊,聲言要港獨自決。為什麼忽然間180度轉變,變得熱烈愛國、爭睹遼寧艦的風采?如果要港獨,看見這隻充滿殺傷力的航空母艦,應該義憤填胸,咒罵是北京敵意宣示武力才對! 從此可見,所謂港獨自決,是不堪一擊拉雜成軍的政治潮流而已,是對現實不滿的情緒發泄,被政客包裝利用。諷刺的是,在遼寧艦訪港掀起熱潮的同一時間,自決派頭號人物黃之鋒等在高院就2014年佔領行動期間,旺角清場時違反法庭禁令,被控藐視法庭的罪名認罪,等候判刑。一強一弱的對比,突顯出港獨自決派,沒有政治策略和武裝實力支撐,走到今天,已經江河日下了。 遼寧艦訪港,是一場沒有炮火的戰爭,是意識形態上的宣傳戰。進攻是最好的防守,區區一隻航空母艦,在一夜之間征服了香港人,人性喜歡依附成功,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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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黃之鋒說成是港獨是莫須有

最近黃之鋒先生被指為「香港獨立主義者」,而香港各政黨與社運組織開始接觸台灣的政黨互相交流,也被指為促進「香港獨立」的行為。他們跟明確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生,或者至少在2016年集會中為陳浩天所辦的港獨活動站台的梁天琦不同,黃之鋒以及那些新世代應該沒有任何公開的、明確表達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 在我們香港人眼中,泛民主派明顯跟「香港獨立」無涉,甚至本土派也有很多人是不主張「香港獨立」的。但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描述,以及代表百姓的網民的眼中,一切反對派都是分離主義者。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多少也有些文革遺風,他們指控別人是不需要證據的,甚至不需要根據的,是先找要打擊的對象,再羅織罪名。 但我們不要少看這種說法。雖然它是沒有道理的,但如同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主張,謊話說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北京政府無疑是這點的信奉者,除非受到瞞騙,否則他們應該也很清楚黃之鋒和泛民主派並不主張「香港獨立」。但他們都並不在意這點,他們的做法是,先把「香港獨立」污名化成為大逆不道的罪名,然後再安在他們所有的政敵身上。如果我們理解到其實這是文革時代把人說成是「走資派」的變種,也想像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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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連線的作用

香港有立法會議員到台灣,和台灣立委連線,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平台。 北京陣營毫不意外,馬上把這次連線說成是「港獨勾結台獨」,黃之鋒認為這是上綱上線,堅持連線只是政治交流。 其實香港代表應該早有心理準備,這樣的連結會帶來什麼樣的解讀。 香港傳統民主派例如民主黨、公民黨沒有加入,而台灣也只有新興台獨勢力「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參加,國民黨、親民黨都沒有加入。 這種政治組成,很難說成是兩岸立法機關的連盟,頂多只是兩岸某種政治力量的結合。 不理是否獨派連結,只問,這個連線,有什麼實際作用? 香港可以借助台灣,如何更有效的向大陸施壓? 台灣自顧不暇,重要邦交國巴拿馬也棄台而和大陸建交,台灣束手無策,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改變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影響? 其中一名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希望香港立法會議員不會因為不向着儀式宣誓就被取消資格。 請問這個台港連線,如何能夠跨海而向香港的立法會施壓? 另一名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她要求在香港人民遭遇政治司法打壓時,通過相關決議,要求政府、社會給予協助。 這令人聯想,在旺角騷亂中棄保潛逃的李倩怡走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看來台港連線短期目標,便是令台灣成為港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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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一香港大拘捕

正當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西九故宮問題上不諮詢、不招標、不認錯搞到滿城風雨,籌謀爭奪特首寶座的時候,香港警方出動「公眾活動調查組」,悍然發動三條一(1月11日)清晨六時突擊上門大拘捕,針對香港眾志、社民連、工黨、大專政關成員在2016年11月6日反對人大釋法、取消議員資格的中聯辦外示威抗命行動。警方全日先後拘捕8人,指控他們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藏有攻擊性武器、參與非法集結等罪名。這次遭受政治拘捕及無情打壓的人士,至少包括香港眾志成員林淳軒及林朗彥、社民連副秘書長周嘉發及成員陳文威、大專政關發言人葉志衍及成員盧德昌、嶺南大學生學生會成員鄭沛倫,以及一名17歲學生。他們先被扣留調查,後被暫時釋放,而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涉案人士將被拘捕。這樣的拘捕顯然是希望製造恐慌,對涉及羅冠聰、梁國雄等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官司形成壓力,但只要他們抗命無畏,以及我們公義同行,港共政權的任何「孤立一小撮」、「一打一扶」等政治詭計都將不會得逞。我呼籲香港民主同道,以及民主派主流媒體,不分黨派,義無反顧,高調聲援與全力支持這些年輕勇士,不要把這件事晾在報章內頁某一小角落。一、雙重標準中共最近指揮台灣「中華愛國同心會」叫口號和丟石頭、派遣深圳市統戰部輸送的國產嘍囉以及一小撮香港導遊及領隊(包括香港旅遊從業員聯會主席葉志偉)領軍襲擊羅冠聰,至今也只是拘捕了區區3人而已。如跟本案比較,顯然厚此薄彼,涉及差別待遇。香港警察當時竟然可以開好的士(計程車)車門,要求襲擊羅冠聰的暴徒快點離開,但卻對於去年中聯辦外根本沒有施暴的示威人士,卻不斷當場噴射胡椒噴霧,棍棒毆擊,等候他們的,沒有的士,只有警車,最近他們更在三條一清晨被突擊拘捕。很顯然,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警察與暴徒都是聽命於中共暴政,那些不聽命的與不認命的,就只好承受苦楚。香港執法制度之崩壞,由此可見一斑。二、一打一扶1月10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為島內統派打「港獨」鼓掌》文章,為台灣暴徒及香港暴徒打氣加油,說他們有「浩然正氣」,「誠意動人」,「一不求官,二不逐利,一切為了信仰,心懷赤子之心」,簡直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公開褒揚共產黨指揮的打手。畢竟這群「義和團拳民」希望把羅冠聰、黃之鋒、朱凱廸、姚松炎等香港自決派人士弄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醜惡模樣,但事實上卻是自己變成了一群「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擺明煽起習近平在12月23日會見梁振英時口頭上痛斥的「街頭暴力活動」,實在令人憤怒,促致眾志成城。須知道中共一貫奉行軟硬兼施的「一打一扶」政治策略,亦即所謂「孤立一小撮、團結一大片」,希望把「自決」跟「港獨」劃上等號(事實上當然不是等號,容後說明),然後捏造「主流民意」(當中包括部分不懂大局和知慮淺薄的民主派人士)來針對主張自決、港獨的人士「聚而殲之」。這正是所謂「一打一扶」策略。然而,這種思維的動機和用意已經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打了開口牌,公諸於世,畢竟全是為了中共的政權安全而已,令人知道「一打一扶」全是權謀,最後就只會變質為「傷害一小撮、激怒一大片」。這團怒火如今潛藏在很多香港人的心坎裏,只是等待適當時機爆發而已。如此政治策略,如此政治智商,這個殘暴政權還能硬撐多久呢?三、民主自決「港獨」、「自決」、「自治」、「自主」、「本土」、「建國」這些名詞對於某些香港民主派人士來說,都是貶義詞、分化術、掩眼法、無間道、黨詭計、偽命題,總之就是一堆混賬。但如果問他們為甚麼會這樣說,他們就會換個方式再複述一遍這些批評詞 港獨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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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不同意思

最近香港公共討論的主旋律不再是「民主」、「正義」,取而代之的是「自決」或者「獨立」。這種改變當然有其社會因素,但也有人稱此為假議題。教育界則備受校園討論或鼓吹港獨的「爭議」困擾。在自由的社會,是否支持某種立場是一個問題,應否討論又是另一個問題。英國自由主義者彌爾(John Stuart Mill)就指出真的言論如真金一樣不怕洪爐火,但假的言論或者反對意見也有用,就是可以避免僵化信條的出現。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弄清不同政治概念的意思,對說明我們現在的狀態,幫助也應不小。討論民族主義的現代論者認為民族不等於血族關係或種族(race),也不僅僅是說一群體彼此分享共同語言、文化和歷史。因為現代的「民族」往往是從政治面向界定,也即是說,民族主義不只談身份,它更和管轄權和領土等概念緊密聯繫。國族不只是種族的變體,它指的是在特定領土下居住的同一群人。自決與全球化現代論者更會認為國族是配合現代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產物。可以說,在現代論者眼中,「民族」的觀念是建構出來,來滿足現代生活方式,也即為便於工業社會運作的一種意識形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提出民族是一個「想像社群」,這是因為即使在同一國家,大部分人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人,而不是實際的、可以接觸的人。社群身份往往只是由一些神話、象徵等構成一個國族文化。想像的意思並不是「虛構」,而是指一種由現代科技如傳媒、出版等媒界建立身份的過程。當然,也因為現代社會人們識字率提升才能成事。教育的普及,構成主觀的集 體認同,也是民族主義思想能紮根的原因。可以說,現代的民族會將領土放在重要位置,同時國族又有獨特文化為其提供穩定性,讓國族可以連綿地存在。但是,這種「一國一領土」等於「獨立」的框架,無疑並不是當今的現實,至少不是現實的全部。我們都知道全球化下人們相互聯繫,有跨國公司,也有跨國組織。其他國家,甚至非國家的組織都能左右我們的生活或行為。主權國家是否真的如想像般「獨立」?這是全球化下我們可以問的問題。我們身處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習慣了作「聯繫人」的角色,應能輕易地明白人們是互相依賴的。香港實際上也影響中國不少,但現在卻有「獨立」、甚至「排外」的聲音,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主要原因當然來自於「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干預愈來愈大。「八三一」決定亦表示普選的承諾被推翻。一些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甚至心灰意冷,自然有人就提出更「徹底」、「激進」的訴求,來表達對現況的不滿。但這種將擺脫干預等同為領土獨立,當然未必有概念上的必然,更未必實際。首先,擺脫干預仍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進行。至少,「一國兩制」仍是一個選項。另一方面是,香港人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實際上香港有各式各樣的人,「獨立」的過程會如何排拒「非香港人」?獨立後的香港,真有各種各樣的自主嗎?香港人自主性不能擁有的障礙,只有中共?事實上,歷史上各國領土獨立很大程度上牽涉武裝衝突,這是很多人都不樂見的。以色列即使能成功立國,但至今也未見有真正的和平。這是因為基本結構不變,被壓迫者也可以成為壓迫者。大概由於實力懸殊,港獨或自決派都未必覺得這些問題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不過,討論以上問題,作為「思想實驗」,也可以闡明我們一些未留意的問題。比如自決背後的道德根據是什麼?在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的眼中,自決更有兩種意思,一是非干預(non-interference),一是非支配(non-domination)。不過,人們常把非干預視為自決的意思,也即認為只要沒有其他國家干預內政,那就行了。但是就算其他國家不干預,人們也可以是受到其他人或自己和其他國家的支配。支配的意思是某人可以向他人施予權力,或隨意地干預他們。在這種權力關係網下,當然沒有平等,更沒有真正的自由。對香港的啟示把自決理解為非支配的艾莉斯‧楊,更借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例子,指出自決不一定要走「立國」的老路,反而能調協各種不同組織利益的聯邦(federal)會是更佳的選擇,可帶來更正義的和平。原因是如果在自決等於「國家不受干預」的想像裏,我們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生活。這是因為國家可以打出「不要干預別國內政」來打壓國內的異見者。聯邦制下,如果一個國家或團體支配甚至壓制他人,她認為聯邦對這種壓迫作出干預會被視為合理的,可接受的。在我們常接觸的政治語言裏,這大概叫做「勾結外國勢力」了。不過,恰恰這其實映照出我們現有國族政治想像的盲點︰那就是我們已身處在全球性的互相依賴中。從這角度看,我們的確要問「獨」和「自決」的初衷是什麼。是追求一種自主、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這種制度是否用國的形式才能達到?甚至,我們要問談立國會否才是違背這種精神的方式?拋開這些框框,我們或會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的眼點或許不再只在水貨客或者自由行,而是操弄我們生活的大企業或者市場經濟,還有血汗工廠、勞工剝削—它們其實是全球化的產物。我們也不一定只眼於香港的政治前途,而看到我們跟世界其他人的關係︰我們某程度上是被壓迫者,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我們有沒有參與鞏固霸權,而令其他人受壓迫?這些問題的解答與否,或會令香港走上不同的路。原刊於《明報月刊》一月號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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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自決應先學點國際法常識和歷史知識

《明報》10月22日刊登了黃之鋒針對我署宋哲特派員〈自決在香港是個「偽命題」〉(《明報》10月20日轉載)一文的回應文章。由於黃文在國際法和歷史常識上存在不少錯謬之處,本人不能不回應如下:宋哲特派員的文章從國際法角度講述了「自決」的來龍去脈及實踐應用,並引伸至香港現狀,指出香港既非外國殖民地,又不存在「香港民族」,故「自決」不適用於香港。所謂決定香港前途命運的「民主自決」就是打着幌子的變相港獨。「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反觀黃文,總結起來就是要表達3層意思:香港是殖民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香港要「奪回」自決權。這些在法理上和史實上都荒謬之極,稍有國際法常識和歷史知識的人都會對這個謬論感到啼笑皆非。關於香港被聯合國排除出殖民地名單一事,事實再清楚不過。英國通過武力侵佔香港並進行殖民式統治,但這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香港一直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本身並非國家,英國佔領也沒有改變這一事實,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根據中國政府意見,1972年11月,聯合國大會應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的建議,以99票對5票將香港排除在殖民地範圍之外。黃文稱「各國取態、決議過程、會議文件、程序有否正當性至今無人得悉」。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權威和代表性的政府間組織,聯大決議通過公開投票形成並被記錄在案,永載史冊,怎麼能說「無人得悉」?又何來「黑箱操作」一說?黃之鋒不應以否定聯合國權威為代價,給自己的文章亂找依據。國號變更 國家主權和領土沒改變黃文稱,中國經歷數千年君權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大清政府」,不能相提並論或劃等號,以此否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主權。看來黃之鋒既不了解中國5000年歷史,更不了解國際法上國號變更和政府繼承(succession of governments)概念。「國號」是國家的名稱,一國國號的變更並不會改變該國的國際法主體地位;「政府繼承」則涉及某一政府代表國家的資格被新政府取代後,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轉移給新政府的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取代清朝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取代中華民國政府,這只是國號變更,國家主權和領土沒有改變。香港既然是清朝領土,自然也是中華民國領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黃文稱「讓香港人奪回自決主權和前途的權利」。這就更謬之大矣!在國際法上,「主權」就是國家獨立自主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的權利和權力,這種國家對管轄區域內擁有的權力是至高無上和排他的。香港既然是中國一部分,何曾有過「主權」?何來奪回「自決主權」的權利?這不是赤裸裸地在搞港獨嗎?文章中類似缺乏國際法律和歷史常識的說法不少,這不僅從法律上講不通,徒惹人笑,從民族感情上也無法接受。搞自決、搞港獨是數典忘祖、死路一條,會葬送香港的一國兩制,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3多億中國人民是絕不會答應的!文: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發言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4日) 港獨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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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 中共奪走香港人的自決權

中共官員過去曾對「民主自決」口誅筆伐,但像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那樣投書至國際媒體,在《華爾街日報》刊登〈自決在香港是個「偽命題」〉一文也實在少見(《明報》10月20日轉載)。作為中共官方近來首篇在國際社會回應香港自決訴求的文章,在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之際寫出「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同胞從未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回歸祖國後香港同胞才能真正當家作主」的觀點,實在值得港人駁斥當中謬誤。作為中共喉舌,宋哲把「自決」定性為誤導迷惑公眾的錯誤概念,甚至認為此舉是別有用心地把香港引向極其危險的未來。但根據1945年和1960年分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本來已經清晰列明殖民地人民能夠自決前途,在解殖過程發動公投定奪主權憲法。接着,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1971年正式加入聯合國以後,翌年就成功把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剔出聯合國認可的殖民地名單,引致香港失去自決權。而當時的各國取態、決議過程、會議文件、程序有否正當性也是至今無人得悉。及後,中共阻止香港代表參與香港前途談判,引致香港前途拱手相讓予中英兩國閉門定奪。香港主權在1997年從英國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政府當然對這段香港人喪失自決權的歷史避而不提,中共也只懂搬出國家憲法,以「香港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說明香港屬於中國領土所以不得自決,與宋哲寫出「香港在鴉片戰爭前一直在中央政府連續有效管轄之下」也是同出一徹。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經歷數千年君權統治的「中國」,根本不能直接相提並論,只是中共偷換概念的伎倆,把它和大清帝國中央政府畫上等號,更是違反常理。歸根究柢,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之際,香港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只是1842年開始被大清帝國割讓出來的英國殖民地。這就證明香港本來具備國際法基礎實踐自決前途的權利,只是中共在聯合國黑箱作業,成功把香港剔除殖民地名單之外,剝奪我們本應具備的自決權。若然不想如同上世紀般重蹈覆轍,被動地縱容中共定奪港人未來,就必須在「50年不變」大限前夕,從而在「二次前途問題」來臨之際,累積籌碼實踐命運自主和民主自治的願景,讓香港人奪回自決主權和前途的權利。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2日) 中共 自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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