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決在香港是個「偽命題」

近來,「自決」這個話題在香港很熱,身邊一些朋友也來問我的意見。作為外交官,我想從國際關係和外交的角度講講「自決」的來龍去脈及在香港談「自決」的誤導性和迷惑性。自決與香港隔着十萬八千里遠「自決」是個有特定涵義的國際法語彙。從其產生到應用的歷史看,都涉及到國際關係的理論和實踐。從時間段上看,可以簡單分為二戰前、二戰後和冷戰結束後幾個階段。「自決」的精神可追溯到美國「獨立宣言」;在20世紀初,列寧寫過一本《論民族自決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其「十四點和平原則」中提及「民族自決權」。因此,從起源看,「自決」指的就是「民族自決」。二戰後,《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66年「人權兩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確認了「自決權」,一批亞洲、非洲等地的殖民地國家獲得了獨立。因此,從實踐看,「自決」就是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權利。同時,聯合國大會也明確表示,「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國家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與聯合國憲章原則相違背」,對自決權加以限制。冷戰結束前後,「自決」概念出現濫用和擴大化迹象,與「分離」混同起來。一些國家的地區以「自決」為藉口提出「分離」要求,但這些所謂「自決」要求不具備國際法基礎,不被本國大多數人民支持,也未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聯合國前秘書長吳丹曾表示,聯合國「不會接受所謂會員國特定區域有權從母國分離的原則」。無論意味着「獨立」還是「分離」,「自決」都與香港隔着十萬八千里遠。從歷史講,香港在鴉片戰爭前一直在中央政府連續有效管轄之下。從法理講,1997年7月1日中央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明確規定了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從文化講,香港與內地同宗同源、血脈相連,同屬「中華文化」。既然從來沒有什麼「香港民族」,香港也非外國統治下的殖民地,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自決」問題。兩個迷惑性的錯誤概念此外,還有兩個迷惑性的錯誤概念與「自決」相關。一是「後2047問題」,另一個是「民主自決」問題。「一國兩制」50年不變,指的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一國」則是永遠不變。「後2047前途」應是香港在「一國」前提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問題。這屬於中央授權的高度自治範疇,根本不存在「民主自決」問題。在英國殖民統治的100多年裏,香港同胞從未享有過當家作主的權利。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政策安排下,香港同胞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種高度自治,是很多聯邦制國家內的聯邦主體都不享有的。如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終審權,中央政府不在香港徵稅;而美國的州既無司法終審權,也要向聯邦政府繳稅。在這種情况下,如果有人還在香港大談「自決」,只有兩種可能:或是對「自決」有模糊或錯誤認識;或是別有用心,故意偷換概念,渾水摸魚。如果是前者,希望本文能夠幫助其澄清認識;如果是後者,只會將香港引向極其危險的未來,損害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這是注定要失敗的。對香港而言,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找好「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在與國家共同發展中迎來新機遇,而不是炒作一些似是而非、有害無益的錯誤概念。(觀點版編者按:這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於2016年10月19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的署名英文評論文章,本報獲得其中文版,轉載如下;文內小題及重點黑體為編者所加)文:宋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0日) 港獨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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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議題把「本土」議員推到了懸崖邊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有6位被稱為「本土派」的年輕人當選。他們從街頭抗爭到進入立法會,有利於將香港年輕人的訴求傳遞到建制內,幫助特區政府改進施政方案,更好服務市民;但也應看到,如果「本土」議員無視規則,公然違反《基本法》,則如同行走在懸崖邊上,隨時可能墜入萬丈深淵。「本土」候任議員、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近日就在電台節目表示,將推動「全民公投」,包括詢問市民「會否支持香港人有自決權利?」。他解釋說:「有自決權利即自己有權去選擇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還說:「希望可以為『自決運動』打下基礎,長遠希望能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朱凱廸等也以不同方式表示,與羅冠聰理念相同,將合作推動「民主自決」。「自決」聽起來很誘人,符合一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態,但不要忘了,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從法律的角度分析,「香港自決」是沒有出路的。「香港自決」不會獲國際社會支持對於羅冠聰的表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有一番安排,他稱將再到美加大學作「巡迴演講」,希望爭取各國甚至聯合國支持,令「公投」獲「官方認可」,表達香港在國際公約下有「自決」權利。那麼,從國際法的角度看,香港有「自決」權力嗎?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只有被外國佔領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或者民族,才可以進行「自決」,而香港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首先,香港不是殖民地。香港被英國佔領是鴉片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英國人通過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行「租借」的土地,聯合國早在1972年就已經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除名。其次,香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是經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穩定共同體,在文化、語言、歷史或宗教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香港雖然是國際大都會,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但與中國內地同宗、同源、同文、同習俗,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文化,生活習俗與廣東相同。所謂「香港民族」是沒有事實支撐、不被世人認同的。再次,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歸還香港,中國政府已把聯合聲明送到了聯合國備案,國際機構肯定了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且所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均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最後,領土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只是個別國家的主張,世界大多數國家並不接受。關於人權公約,在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最後檔》中,聯合國、國際法院、國際法專家等均認為,自決原則與領土完整原則之間並沒有矛盾,領土完整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由此看來,「香港自決」的議題於國際法無據,不會得到國際社會支持。「香港自決」沒有存在的空間羅冠聰在表達了「自決」的想法後,又說「希望推動《香港約章》,補基本法之不足」。此說法不符合邏輯。「約章」的核心內容是「自決」,「自決」違反基本法,兩者是對抗關係,並非補充關係。首先,香港沒有自決權利。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謂「不可分離」,就是說在任何情况下,中國對香港都擁有主權,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一天,對香港擁有主權就擁有一天,任何國家沒有權利剝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也沒有權利「自決前途」。道理很簡單,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香港、澳門與中國的其他行政區一樣,與中央政府都是從屬關係,只不過作為「特別行政區」,港澳實行「高度自治」,自治權大一些。其次,「五十年不變」不是說「主權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由此可見,「五十年不變」沒有涉及主權問題。一些「本土」人士據此認為,香港回歸50年後(即到了2047年)何去何從?可以選擇是否留在中國,這是偷換概念。再次,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規定,中國所有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不可能例外。基本法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就是說,香港有沒有「自決」的權利,不是香港高等法院說了算,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說了算。因而,羅冠聰「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本質上是違憲違法的。執意推動「香港自決」等同「政治自殺」成龍有部電影《我是誰》很出名;現時的香港,正需要搞清楚「我是誰?」。「我」不是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國家印度、澳洲,「我」也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中的愛爾蘭、北愛爾蘭;「我」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搞清楚了「我是誰?」,才能做出「我到哪裏去?」的正確決定。「本土」候任議員如果在沒有搞清楚「我是誰?」的情况下,執意推動「自決」,會將香港引入死胡同,也可能在把香港引入死胡同之前,自己先被淘汰出局,無異於「政治自殺」。依筆者觀察,「本土」候任議員即將入場,但場內的「遊戲規則」並不熟悉。比如,一位「本土」候任議員公開表示,立法會主席當然由得票最多的議員擔任。他不清楚基本法第7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同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那麼,議員在哪種情况下可能被請「出局」呢?基本法第7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7)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了不遵從誓言的後果:「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這裏,「本土」候任議員就應看清楚了,誓言有一句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推動「自決」違反基本法,就是違反誓言,隨時有可能被取消議員資格。畢竟,在懸崖邊上行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1日) 立法會 本土派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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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投票:我的心路歷程

剛當選港島區立法會議員的民主黨許智峯先生在去年5月一篇聲稱因不獲《明報》刊登而改在網上發表,名為〈道不同的民主黨人——敬告陳莊勤〉的文章中,以我在很多政治議題中所公開表達立場與民主黨並不一致,和很多立場更多靠近政府,而要求我考慮退出民主黨。老實說,在許智峯先生建議我退出民主黨之前,我不知道原來根據許智峯先生文章內的邏輯,要留在民主黨是需要言行舉止都要反政府和不可以贊同政府的。我不知道這世界,除了是要推翻現政權的革命黨外,究竟還會有哪一個政黨是有這樣的要求的?在許智峯先生2015年的文章中,我的罪狀之一是「愈來愈受梁振英政府器重」被委任為ICAC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委員。我有興趣知道的是民主黨的眾多大佬有多少人曾經坐過、現在還在坐政府林林總總的委員會?他們是不是也要考慮退出民主黨?然而,無論如何,雖然許智峯先生因我持觀點與目前民主黨內主流觀點不同而要求我退出民主黨,但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地方選舉中,我在港島區仍投了同屬民主黨的許智峯先生一票。許智峯羅冠聰之爭 許成唯一選擇我投票給許智峯先生的心路歷程,相信亦是部分小眾非民主黨主流老一輩黨員與支持者的心路歷程,也是很多不會投票給建制但亦不滿泛民過去幾年來被激進分子牽着鼻子走激進路線的泛民支持者的心路歷程。也許,我在票站內那一刻的抉擇,便是許多如同我一樣的人的取捨抉擇。在立法會提名開始時,我曾對民主黨前總幹事夏詠援小姐說:這次立法會選舉,港島區地區直選投票,我無候選人可投;因為我不投建制,但非建制陣營中,沒有一個我願意投。直至提名期中段,在我居住的薄扶林區當區議員的司馬文先生宣布參選,我很高興地對夏詠援說:終於在地區直選中有我願意投票給他的候選人了。居港32年、57歲的司馬文先生雖然是荷蘭人(其實他入了中國籍),但我的觀察是在地區事務上,他是一個出色的區議員。我認為很多區議員,特別是年輕的區議員,可以向他取經學習。我相信如果他能當上立法會議員,他支持民主但在地區事務上務實的作風,必然可以帶來影響。很可惜,在這次空前激烈競爭的選戰中,港大滾動民調顯示司馬文的支持度一直處於較低的位置。更沒想到的是投票日前兩天,「雷動計劃」啟動,司馬文先生公開表示棄選,並呼籲支持者改投票給學聯前秘書長、支持「自決」傾向「港獨」的羅冠聰先生。司馬文先生投票日前的最後呼籲令我失望。我不是「雷動計劃」的參與者,也不會受它的影響。在投票前夕司馬文棄選,我唯一的投票參考是那事後被認為是完全失準的港大滾動民調。港大滾動民調在投票前夕的民調結果顯示港島區6個議席中,爭奪最後一席的是許智峯和羅冠聰之爭。我的抉擇很自然地是不希望主張「自決」與傾向「港獨」的候選人當選;為了希望自己一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完成自己的希望,投票給許智峯成了我唯一的選擇。面對中央紅線 傳統泛民該怎樣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女士在過去幾年曾經多次說過,一些激進泛民政黨與政客並非民主路上民主黨的同路人。但往往一次又一次民主黨卻跟着激進泛民政黨與政客走他們那非理性的激進路線,這是一些如我這類既不積極參與民主活動,但亦非建制的一群年紀漸長、支持民主但已退出旁觀的人所不解亦不滿的原因。一些過去被劉慧卿主席認為是非同路人的泛民激進人士在這次立法會地區直選中下馬了。有意見認為新上場的會比下馬的激進泛民更激和鬥爭更沒有底線,特別是涉及「自決」與「港獨」議題。但是,在「自決」與「港獨」議題上北京政府早已亮起紅線,包括(1)堅決反對港獨、(2)立法會內不容有鼓吹港獨的討論、(3)反對中學、小學內有鼓吹港獨的討論。面對洶湧冒起的「自決」與「港獨」浪潮,和中央政府早已亮起的紅線,傳統泛民,特別是民主黨會怎樣走?該怎樣走?民主黨對這問題的決定必然影響到很多仍然相信民主回歸、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具有濃烈中國情懷的老一輩支持者。對於那些根本連基本禮貌都沒有、把別人的中國情懷侮辱為「大中華膠」的人,現在是民主黨必須表示一個態度的時候了。20年前,一個廣東省的市政協擬委任我為市政協委員。我按民主黨黨規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申請同意接受委任,民主黨中委會第一時間欣然同意我接受委任。我不知道假若今天某一名民主黨黨員有同樣的申請,民主黨中委會是否仍然會欣然同意?抑或為了怕被激進自決港獨分子攻擊而不敢同意?20年過去了,究竟是我變了還是民主黨變了?還是如同40年前電視劇《家變》主題曲所說「變幻才是永恒」?大家都變了?擁護一國兩制光譜 不包括自決港獨雖然如此,我仍願意樂觀地相信民主黨新接棒的年輕議員在面對激進勢力的自決與港獨主張問題上會有足夠的理性與務實態度處理。我仍樂觀地相信無論目前民主黨主流如何反共、如何厭惡共產黨政權在很多涉港事情上的處理手法,亦不會改變民主黨一直以來認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和維持中國主權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立場。這也是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面對羅與許的抉擇,我會不遲疑地投票給民主黨許智峯先生的原因。民主黨一直以來都是民主派的主要政黨。在支持民主回歸、擁護一國兩制下擁有廣闊的政治光譜,包容了很多不同政見,包括很多離開了民主黨另創政黨政團的人。但這種包容並不包括根本上否定中國主權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憲制安排的自決與港獨政治主張。假如民主黨的年輕接棒者,沒有認清誰是真正的同路人,為了與鼓吹自決與港獨的激進分子爭奪那些被港獨思潮荼毒洗腦的年輕人的選票,而跟着走那條鼓吹自決與港獨的激進道路的話,那麼,那一天,我將毫不猶豫地接受許智峯先生去年5月給我的建議,因為那將不再是我認識的民主黨。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2016年9月19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民主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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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未來——法農眼中的勇武革命與民族解放之路

選戰前夕,香港不少左翼陣營與本土派同被冠上「自決派」之名。的確,前者在競選時都時常以「本土」為競選口號之一。而在武力使用的議題上,部分激進左翼與本土派之間也立場接近。現在,選戰過後,被傳媒統一稱為「自決派」的候任議員,又將如何引領香港走上民主自決之路呢?我希望借法國非裔哲學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晚期名著《此地被詛咒的人》,其中開首部分《論暴力》一章,來看勇武革命的可能性,同時介紹法農眼中的民族解放自主之路。當年阿爾及利亞 今天香港法農出生於馬提尼索(Martinique),即加勒比海以東的法屬島嶼。其家庭乃當時典型的中產階層,所以他自小便被送往當地的貴族學府就讀,拜非裔著名文豪塞澤爾(Césaire)為師。他把法語視為母語,並認為西方教育是文明的象徵。二戰時,他曾加入法國的反抗軍對抗納粹,並於戰後前往法國里昂修讀文學和哲學,曾到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課旁聽。及後法農修讀心理學與精神病學,先後在法國西北部和阿爾及利亞(Algeria)執業;期間,他開始積極從事反殖民、去殖民的理論工作,以哲學和精神病學的知識與經驗,思考和批判歐洲中心主義,以至黑人對白人的崇尚與畏懼。他比傅柯(Foucault)更早以系譜學的形式和精神病學的角度來批判現代社會的權力關係。他於三十六歲時英年早逝,死前幾年才開始大力推動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革命,臨終前所著的《此地被詛咒的人》對阿爾及利亞,以至今天的勇武抗殖奠下重要的理論基礎。於法農眼中,歐洲白人是暴力的殖民者。他們剝削非洲人民的同時,還自稱在拯救非洲的經濟和文明,而非洲人民也被其迷惑和恫嚇,不敢反抗專權。非洲知識分子和溫和左翼要求與專權談判。如果用本土派的眼光來看,香港和當年的非洲處境相似:中共是再殖民者,自以為是,剝削及赤化香港(歐洲白人);「港豬」懦弱怕事(非洲人);知識分子如戴耀廷和「大愛左膠」「和理非非」,包容內地人(非洲溫和左翼)。如果來一個時空交錯,那麼法農如何看待香港本土派提倡的勇武抗爭的想法呢?法農擁抱勇武抗爭的可能性:「暴力將被理解為最佳的調和手段。被殖民的人通過勇武抗命來自我解放,此種行動能啟蒙抗爭者,正因為暴力展示了手段與目的予他們。」 換言之,法農認為暴力可以是一種自我解放,以至解放他人的手段,它可以建立一種充滿創造性的抵抗。香港的「魚蛋革命」正是例子,抗爭者在現場(甚至互聯網上)臨急智生,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抗警手法。法農進一步寫道:「很多人被說服暴力無效;對他們來說,勇武抗爭無非是以卵擊石、自殺行為,因為殖民者船堅利炮,瞬間就能將抗爭者鎮壓。(但當他們這樣想時)……便未戰已敗!」法農的觀點為本土派的論調提供了理論基礎,後者認為沒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民不應輕易否定暴力的可能性,那只會未戰先敗。而且中共政權在香港有大量既得利益,所以本土派認為中共不敢輕易鎮壓屠城,也不敢讓香港淪為廢墟,勇武抗爭造成的暴力便可以成為威脅中共政權退讓的一面有效籌碼。乍看之下,法農與本土主義似乎有着同樣的觀點,本土派與一眾支持勇武的左翼也似乎是最近的同路人。但我們必須注意,法農與今天本土主義最核心的分別是,何為「真正的革命性去殖」(revolutionary decolonizaton)。殖民者與建制永遠是頭號敵人首先,縱使法農不時反對非洲知識分子的「和理非非」,認為他們無知,但他卻不會把批判中產和批判知識分子置於對抗殖民者之先。「或許與建制合作」或「寧投民建聯」這類想法從沒有在法農文章中找到對應。在法農眼中,殖民者與建制永遠是頭號敵人,誓不合作。他清楚明白,只有所有非洲被壓迫的人連成一線,革命才有生機。其次,於「去中央化」和暴力的運用這兩點上,也顯出本土主義和法農「真正的革命性去殖」思想之不同。對法農來說,任何政黨或革命團體的「去中央化」不只是為了避免菁英集權,更旨在體現每個行動個體的自主、參與和創造。應該讓行動者、抗爭者自我充權,從而達到自我解放。法農從不相信任何政黨或任何一群政治人物能超然地存在,永不變質地「帶領」群眾。所以縱使他支持社會主義,但他從不認為共產黨應「統治」國家,他甚至認為共產黨只有在野或存在於建制之外,才能保存其革命性。同時,法農反對過分歌頌某某革命先鋒,因為任何個別領袖的英雄主義只會造成「跟大佬」文化,掀起一股治標不治本的民粹風潮。法農如是說:「我們絕不應該說某某人是特別例外的,也不應尋找英雄來帶領革命,因那全是傲慢的菁英文化的變異而已。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高舉人民至上,讓他們自我發展、思考,令他們變成『真正的人』。」暴力——充權個體、自我實現手段關於暴力使用一點,法農研究者勒巴卡點出法農將暴力使用視為充權個體、自我實現的一種手段,而非任何情緒發泄,或奪權手段。正因如此,若在使用暴力過程中,忽略了充權和自我實現這兩大要素,這暴力便與復仇行為、宣泄負面情緒無異。抗爭過程中的暴力是建立主體、重建人的尊嚴和連結群眾的重要元素;因此,「真正的革命性去殖」不是在革命成功後才教育人民或幫人民建立,也並非要等待成功獨立建國後才由本土政府把這份權力「歸還」給人民。因此,重建人的尊嚴往往是革命過程中的首要任務,它體現在對基層、草根、弱勢社群的關懷與連結上。這解釋了為何法農如此看重深耕社區,並勢要將各個社區連結合作,對抗霸權和消費主導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香港在使用暴力的層面上尚未成熟。以年初的「魚蛋革命」為例,雖然不少抗爭者展現出其創造性,但運動大抵仍徘徊於黨派的推崇下,更在「保衛小販」的宏大口號下,竟沒有與任何小販產生連結行動(絕大部分的小販都不清楚事情始末),也沒有與周邊社區、街道的群眾產生互動。革命——共建社群才是根本說到連結和充權群眾的運動理念時,不得不提法農極之反對以效率和成本效益為主導的決策機制。他認為我們應該要珍惜每個參與者和個體(尤其在勇武抗爭的過程中)參與討論、辯論和決策的機會:「……最重要的不在於由幾百人(即一小撮人)定下計劃再由大眾跟隨,而應該大眾自己洽商計劃再自行跟從,就算要耗上多兩、三倍時間,那也是值得的!那『喪失』在群眾解說的時間、那『喪失』在將人視之為人的時間,將在人民自我實現其計劃時『賺回』,因為人民知道和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這番話不單單在警惕着本土運動,更批判着過往多年來的學運、民運,以至那些大型動員的社運,他們那些宏大口號,旨在動員群眾,而非真正地、由下而上地改變這個社會的議決文化。大多政客、本土支持者,甚至不少的左傾社運分子只管論述戰,忘卻了如何讓群眾介入討論,以及直接民主的可貴。本土派雖然打破了暴力使用的禁忌,卻於此止步,放棄了討論文化,並未有推進參與式民主的進程。不少本土派以為民粹操作或身分政治可將革命推進至另一層次,但這其實本末倒置。如果他們真的視中共為「再殖民者」,他們必須明白「去殖民化」從來不是一項斷裂式的解放過程。容我引法農的話:「一個國民文化並非如民謠、風俗,更非一種抽象式、自以為找到人民本質的民粹主義……」。 無人民直接參與建構的文化,那只是想像,遑論作為一種解放;在建立這個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不是要篩選異己,而是要建立一個共同體文化。「本土」向來不是政治工程或綱領;過分運用偏狹的身分政治,在獨立或殖民者離開之時,人民只會比「革命」前更茫然迷失,最後新政府也只會輕易走回和殖民者外交合作、犧牲群眾利益的舊路上。 勒巴卡也指出「本土」意識只能作短暫的動員條件,但絕不能喧賓奪主,在社區內與人民對話,共建社群,才是根本的革命工作,這也是香港現時所缺乏的。抵抗——非要回到過去同時,本土文義的核心問題在於其思維大多停留於「回到英殖」的核心主義上。撇開「歸英派」不談,大多數人仍視「英殖時期」為光榮和文明象徵,他們從不批判英國人對我們的教導,不回看英殖的黑歷史,從不質疑英殖遺下的代議制精神或各式各樣的禮儀標準等等。香港的歷史跟法農時期的非洲有所不同,正因我們不算最受壓迫的一群人,所以我們的歷史充滿悖論:在受殖民政府剝削同時,我們也同樣像幫兇般建構着一個剝削的世界。九十年代時期,香港人北上尋歡、開廠、包二奶,盡做剝削他人的行為;時移世易,今天我們漸變弱勢,卻等於要「回到」過去那種剝削他人的世代?抵抗再殖民並非要回到過去,或崇尚歐美精神,或造神造英雄。我們還有很多可能。香港與中國大陸在地理上始終密不可分,縱使能獨立建國,或城邦自治,香港仍有大量問題不能單靠自己去解決,例如大亞灣核電廠要是發生意外,我們能干預多少?在文化上,香港仍承傳着不少中華傳統,我們的身分、文化認同也難以抽空於此歷史文化脈絡。因此,在抗爭路上,我們不應當上「大中華膠」,但也不可能無知地與內地或中華元素完全切割,不可能以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將「中國人」定性好醜;唯有返回原點,從「去中央化」出發,讓我們每一個人皆成為真正的革命性主體!作者為法國土魯茲大學哲學系碩士文﹕Kenneth Yeung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1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政治哲學 哲學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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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的力量

2016年,剛好是香港自1991年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的25周年。經過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民主洗禮,港人在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中,進行了一次破局的政治選擇,有兩成選民投票予「傘後」催生的自決與本土派候選人,結果令6人成功入局,成為議會內第三大勢力。在香港本土和自主的思潮下,這股新時代的力量,若「兩制」被持續扭曲,相信在未來只會有增無減。各個陣營在今次選舉的得票率,建制、傳統泛民、本土派為4:3:2之比,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約佔一成半得票率的激進泛民派已萎縮至約7%。這個變化代表着愈來愈多港人厭倦了傳統泛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爭取模式。雨傘運動無功而還,可說是新一代年輕人正式對舊路徑說不的轉捩點。經過兩年來的沉澱和醞釀,本土與自決的主張,成為新一代尋找香港未來政治改革的新手段。可以預見,本土及自決派隨着在未來4年擁有立法會資源和議事平台的支持,加上一些蓄勢待發的「青年軍」,如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和黎汶洛等,極有可能在4年後加入戰團,這股在新時代新興的政治力量有可能會持續擴張。傳統泛民政黨如民主黨和公民黨,成功透過今次選舉做到新舊交替;但隨着第三勢力的興起,這些傳統泛民政黨的政治路線,也有可能在新人事新作風下,逐步與自決派拉近。這股第三勢力,比傳統泛民更不容易協商妥協。若中央與政府繼續奉行強硬路線,議會內的抗爭和混亂,只會比去屆立法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批新晉的年輕議員,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支持力量,不難預計他們將來在議會內提出挑戰中央底線的言論或議題,諸如「港獨」和「港人自決」等。他們一旦觸及或踰越中央的底線時,特區政府會否採取更強硬的手法「處理」?會否引發更激烈的政治抗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8日) 立法會選舉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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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自決抬頭,反對運動不再一樣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破紀錄的58%高投票率,抵銷了建制派的組織票優勢,令反對陣營得以保住「兩個否決權」── 可否決修改議事規則保住拉布權(地區直選多數)和可否決政改方案(議會三分之二多數)。這決定了基本政局,將大致維持不變,即反對陣營仍然有力守住底線,包括可透過拉布阻撓惡法,也足以拉倒「8.31決定」之類的假普選方案。換言之,現時爭持不下的政局,相信會繼續一段時間。基本格局不變,但整個反對運動仍然出現深刻變化。80、90年代已晉身議會者,除了梁耀忠外,幾近全部落馬(李卓人、馮檢基、何秀蘭等);多名政黨新人和社運人士,首次參選就成功出線(許智峯、譚文豪、朱凱迪、羅冠聰、劉小麗等)。但世代交替,只是表象變化;真正的改變,是反對運動議程,由過去30年以雙普選為主軸,轉變為以前途自決為核心。綜觀整個反對陣營,在地區直選成績較佳的政黨,普遍主打香港前途議題,包括公民黨(內部自決 / 5席)、眾志列陣(外部自決 / 3席)、青年新政(香港獨立 / 2席) ──民主黨是這個趨勢的例外,其5個議席在相當程度上,得力於地區樁腳和《蘋果日報》動員。這種變化,自然是反映兩年前「8.31決定」後,香港政治的本土化趨勢,即「中港權力關係」取代了「民主化」議程,令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全面抬頭。由新東補選到立法會換屆選舉,不足一年時間,香港政治光譜已經變天,正形成類近加泰隆尼亞、格陵蘭、南提洛爾等海外自治區的「地域性政黨體系」(Regional party system) ── 未來反對陣營將分成「內部自決」(傳統泛民)、「外部自決」(眾志列陣)、「香港獨立」(青年新政)以至「香港建國」(熱血公民)等不同派系。前途自決抬頭,反對運動已不再一樣。北京既無法在選舉上擊敗反對陣營,口袋中的錦囊像重啟政改更換特首之類,也不足以應付各種前途主張。中南海的官員們,現在相信都抓破頭了。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立法會選舉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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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一個問題

「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2日) 一國兩制 港獨 前途問題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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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滾蛋!香港人自決!

七月一日除了是香港主權移交的日子,同時是中共建黨紀念日。這個對於中共具備雙重意義的一天,卻標誌著香港成為「中共的殖民地」,並且是專制的極權管治。香港好,因為中共管治?早前張德江來港訪問說過:如果拋棄了「一國兩制」及《基本法》,香港必爛無疑。他認為繼續堅守兩者是全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及保障。但除了這兩項,之前說好了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已經沒有再提,並且這是中共單方面演繹的《基本法》及「一國兩制」,香港人的利益真的得到保障?「銅鑼灣書店事件」已清楚說明「一國兩制」在香港早已蕩然無存。這位當年隱瞞內地沙士疫情的中共高層繼續廢話連篇:「大家坐在一條船,香港好,大家都好,香港亂了,大家跟著一起埋單,誰給你埋單?香港好了,大家收入好了、生活環境好了,大家都好;香港搞亂了、香港衰落了,那麼大家一起來承擔……。」彷彿香港在中共的管治下,一切自然變得更好。相反香港脫離了中共,那就只有破壞而沒有好處。不過香港在主權移交前的經驗正好說明了事情的相反狀況。主權移交前後的大變從前香港憑藉天然的地理位置、水深港闊的維港,成為中西交匯通商的重要港口。至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作殖民地,經過了150年來的管治,殖民地政府在後期逐步建立良好的制度,加上香港人努力不懈、靈活多變的拼勁,香港成為知名的現代化國際金融中心,創造了經濟奇蹟。然而主權移交十九年後,過去香港人曾經享有法治、廉潔、人權、政府誠信、新聞及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已被中共這隻大怪獸逐步吞噬,香港已被扭曲成越來越依賴強國人的中共直轄市。十九年了,卻無法感受97年6月30日以後由中共操控的香港帶來甚麼好處。曾經我們相信香港「五十年不變」,但原來只是中共哄騙香港人的技倆。我們以為可以承接殖民地政府遺留給香港的優勢,守住香港的核心價值,卻沒法想像中共從1921年建黨以來已積極滲透至香港,直到今天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地區組織各方面已被大規模地攻陷。中共單方面推倒「一國兩制」有朋友說中共不會隨便搞衰香港,因為此舉對中共和香港沒有好處。然而這個想法只假設中共和香港有一致的政治經濟利益關係和意識形態。但「一國兩制」卻是建基於中港兩地存在差異的事實,在尊重香港原有管治模式下同意採取兩地兩制的管治制度,兩地的差異和分歧不會因此而消除。當香港的制度對中共的管治帶來一定困擾時,以為手握一切大權的中共只有露出原來面目,以「一國」打破兩制下的分歧。從來破壞「一國兩制」的只是中共,奉行法制(Rule of Law)為核心價值的香港人卻一直堅守和相信《基本法》下的契約精神。如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治港原則已名存實亡,昔日中共給香港人的承諾已被打破,難道香港人繼續甘願坐以待斃,容讓這個城市變成中共的直轄市?遍地謊言的強國一個只以高壓手段控制人民思想和言論的中共政權,人性已被扭曲至沒誠信可言,說謊和欺騙成為重要的生存技倆。售賣假貨的商人更被視為社會的成功人士,並以「假貨質素比真品更好更平」成為「劣幣驅逐良幣」的另一演繹。這種以假亂真的網上買賣模式甚至得以常態化、合法化及國際化,成為不少人追捧的品牌,恐怕只有中共才能出現這種怪胎市場。面對香港不斷被「陸化」的事實,有人選擇擁抱中共得以苟而殘存,或以中共為大後盾來狐假虎威,成為靈活多變的香港人繼續生存的方法。不少香港人已再沒有講真話的勇氣,縱然有人選擇說出事實的真相,卻要為此付上高昂的代價。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至今,五名被捕人士中只有林榮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憑著那仍未泯滅的良知,還有六千名遊行人士的支持,在準備回到大陸的途中懸崖勒馬,向香港人公開事件地真相,毫不含糊且頂天立地,撕破了主權移交後「一國兩制」的面紗。短期內中共和特區政府應該不會對他有任何動作,但是當立法會選舉及明年新一屆特首上任後,林氏繼續留港的安危將會成疑。要走的是中共,不是香港人那麼香港人的未來還有其他出路嗎?或許有人選擇離開這個「被稱為香港」的地方,但香港既是我們的城市,那麼要走應該是中共,卻不是我們。一個只有帶來鬥爭、高壓、不公義、極權統治的中共,請馬上滾蛋!有人說現時「港獨」仍然沒有足夠條件,那麼2047年以後呢?《基本法》雖沒有清楚說明,卻不代香港人沒有自決的選擇。我們還有30年可以創造更多的條件:建立香港的本土價值、推動本地的經濟生產、定位於國際化的視野和眼光、開展各方面自給自足的基礎設施、強化香港人的意識及身分認同……努力讓我們在30年後面對中共操控以外還有其他選擇。回到主權移交十九年後的今日,我會寧願選擇在6月30日悼念殖民地政府(1842-1997)的「離世」,也斷然拒絕慶祝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的成立(最好不要舉行甚麼慶祝的儀式,反之將相關的開支用作兩位殉職消防員家人的撫恤金)──這是身為香港人對中共說不的開始。作者網誌:http://hotakhon.wordpress.com 中共 回歸 自決 共產黨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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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故鄉 我的本土 他的分裂

吾師港大陳文敏教授上周在本報副刊寫了關於「民族自決論」,說到最後,「面對2047…… 較有意義的民族自決的焦點是在承認中國作為主權國的基礎上,爭取更高度的自治權和民主體制。」可謂一針見血,簡單易明,說明了「內部自決」,是國際法上的基本套路。果真經驗老到,吾師出手,簡單易明,我等壞學生,寫了近萬字都是一團糟,薑是老的辣也。吾師的套路,相信不會說服一班支持港獨的朋友。未來溫和泛民青年面對的最大衝擊,未必是中國的文攻武嚇(因為近幾年北京官員及學者是條件反射式的逢民必反,泛民說什麼他們都聽不入耳),而是獨派愈來愈成熟的法理港獨理論。所以,溫和泛民青年需要有足夠的論述能力,應對不斷演進的法理港獨路線。國際法上關於一個地區與主權國分裂的說法,叫做「分裂」(secession)。說到這裏,大家腦子裏想到的是什麼?對了,東帝汶。但它是1975年脫離葡萄牙殖民管治後,遭印尼佔領,後來在2002年獨立。嚴格來說,東帝汶不是與印尼分裂,因為印尼是非法佔領也。對了,波羅的海三國又如何?它們是在1991年「獨立」。但是,它們並非與蘇聯「分裂」,而是回歸「獨立」,因為這三國是在1940年,遭到蘇聯非法侵佔(annex),所以它們在1991年脫離了蘇聯控制,不是分裂,而是回到1941年前的政治地位而已。對了,從前南斯拉夫聯邦脫離出來的不同國家,難道不是分裂嗎?前南斯拉夫聯邦內的不同國家,其分合各有不同,現在分裂出來的有塞爾維亞、馬其頓、黑山、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以及部分大國如俄羅斯及中國不承認的科索沃。除了科索沃之外,前南斯拉夫聯邦的立國,在國際法上是以分離(dissolution)視之,而非分裂。只有科索沃的情况比較特殊,因為塞爾維亞一直認為,科索沃只是有高度自治的地區政府,外部勢力如北約成員國,在派出維和部隊進入該區之後,策動其獨立,有「分裂」之嫌。但當然,美帝英帝不同意,因為當時科索沃出現種族清洗,北約基於人道主義立場揮軍進入干預及維和而已。由於當地人民不願意回歸塞克政府管治,北約在尊重當地人民意願下,支持其獨立訴求云云。是故,科索沃獨立之後,塞爾維亞反對,俄國及中國齊撐塞爾維亞亦不承認科索沃獨立。尊重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 不干預別國內政以上例子說明,國際法上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尊重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預別國內政。這些經常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說話,各位可能聽到厭,但確實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所以,當外界提到「自決權」的時候,國際法學者大抵會by default,認為大家是在說「內部自決」(即達至最大程度的自治),而非「外部自決」(即脫殖獨立)。但是,難道一個國家內的地區,就是沒有「分裂」的可能嗎?回到科索沃的例子。塞爾維亞不承認科索沃獨立,事出有因。因為科索沃在北約出兵干預之前,一直都是塞克國家的地方自治政府。主權在塞爾維亞政府。北約出兵不能剝奪塞爾維亞擁有科索沃地區主權的事實。北約也不應在幕後「策動」科索沃獨立。不過,反對此說的人們認為,科索沃地區內的阿爾巴尼亞人,一直受到塞族人歧視。當地的主要族裔其實是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在忍無可忍下,被迫武裝反抗塞族管治,塞族人則還以種族清洗,大量居民流連失所,出現了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難道科索沃人民就要繼續忍受如此不人道的對待嗎?他們為什麼不能有權與塞爾維亞分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呢?後者的論述,就是國際法上比較多人說的所謂Remedial Right of Secession,即是分裂作為最後的補救權利,我暫且叫做「補救性分裂權利」。此說認為,一個地區要從本國分裂出來,需要符合某些條件。這些條件,就是該國的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該地區人民進行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例如種族清洗。又或者,長期以來,不尊重該區人民的人權訴求,例如政治權利的訴求。學者如Allen Buchanan就認為,一個良好運作的自由民主政體,會有一個公正的程序,處理國內不同地區的種族及住民的需要,其實無必要分裂。但是,如果中央政府的某些管治方式及政策,造成極度不公義(injustice)的情况,則受影響的地區人民,就有權提出分裂。綜合Allen Buchanan等學者意見,例子如下:第一,一國家之內的某個地區,其人民的權利,受到國家行為的威脅,例如伊拉克政府針對庫爾德族的政策,又或者其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第二,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侵佔,例如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第三,一個地區的人民,其長期的政治權利沒有受到足夠保障;第四,一個地區的人民,在經濟及社會政策方面,長期受到有歧視性的再分配政策所針對;第五,一個聯邦國家上,長期發生,中央政府違反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的協議,以及個別成員地區的集體權利受到侵害。貌合神離 不如好心分手這個說法,其實好簡單:所謂貌合神離,長痛不如短痛,與其大家受苦,不如好心分手。這個補救性分裂權利,隨着國際法的發展,逐步受到注視。對於主張分裂的人士來說,其吸引之處在於:第一,這套論述不直接挑戰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而且其理論的前提是尊重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即是說,只有在該地區出現極不公義(injustice)的情况時,該地區的人民才有權提出分裂;第二,這套論述假設國家政府有能力處理國內出現的不同形式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訴求。如果該國政府有能力的話,應先透過國家體制的安排,如設立聯邦制,又或者一種民主機制如選舉等,有效地處理政治衝突。只有在這些政策無法有效處理中央與地區的矛盾,造成不公義之情況下,受影響地區的人民才有提出分裂的權利。例如有中央政府長期漠視地區人民的民主參與權利,不允許其有普選,該區人民就應有權要求分裂。第三,這套論述認為,只有國家出現針對地區、族群等大規模違反人權之情況,受影響的人民才有分裂的權利。但是,像Allen Buchanan等的說法,受到另一種理論挑戰。這套分裂理論去得好盡,姑且稱為「天然分裂」論。即是說,個人也有,人民也好,應該有天然「分裂」的權利。分裂,像呼吸一樣,就是天然的,是與生俱來的,甚至可以是天賦的權利。這裏的說法是:其一,學者如Magarit and Raz的論述認為,人們是群體生活的,是靠社區來維繫。所謂「國家」(nation),就是文化一元下的社區所組成。只要有一大班人在共同文化、共同記憶、共同經歷下,在民主及自由的理念下(Magarit and Raz 以圍城文化encompassing culture 來形容之),願意走在一起組成一個社區,願意組成一個共同體來管理好自己地方,外界亦應尊重此權利。其二,另一班學者如Philpott及Beran等認為,根據自由民主的理念,每一個自由人都應有自主的權利。自主的權利,包括了每個社區的成員,有權選擇自己的身分。當一班有共同身分的人,願意共同組織社區,利用自由民主程序,組成國家,解決爭端,自己管治自己。這個說法,就是政治連結的權利(freedom to political association)。但是,當在社區內,有一些人忽然覺得,他們的價值,與原來的社區有衝突,他們不願意接受原有社區的價值,不再接受原有社區的身分,不想與原有的社區有任何連繫的時候,從政治連結權利的自由出發,他們應該可以自由地離開這個社區,另組一個社區。所謂合則來不合則去,只要他們不想再同某一個社區有任何連結(associate),他們應可透過合法及民主的程序,例如公決(referendum),提出「分裂」。而且,分裂亦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應要由主張分裂的人民,證明其受到「不公義」的對待之後,才有所謂的補救性分裂的權利。即使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例如捷克及斯洛伐克,也是和平分手,沒有大打出手,更何況假如分裂更有助各自地區人民的發展,為何一定要勉強「統一」在一起?以上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都構成了,個人或人民,是否有「天然分裂」的權利。前者從個人權利出發,後者是指集體有沒有權利分裂而已。按以上說法,法理港獨的理論基礎,可以這樣來演繹:1. 假如用補救性分裂權利的角度出發,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從英國管治,以至中國管治下,得到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利,長期得不到國際標準下的政治權利參與,例如特首普選遙遙無期,立法會普選也不消提。既然北京無心給予港人民主權利,那麼香港人就應有分裂的權利,各行各路。2. 又從補救性分裂權利的角度出發,香港政府長期壓抑人權,除了政治權利之外,其他的如言論自由等,不斷侵蝕,不斷惡化,不公義的情况愈揭愈多,分裂是唯一的方式,保衛自己地方人民的權利,不再受中國政府無理侵蝕。3. 從天然權利的角度出發,香港人擁有共同記憶、歷史經驗及文化價值,已經符合了學者Magarit 及 Raz所說的「圍城文化」(encompassing culture),自然就有分裂的權利。只要透過公投,每個人就自己的決定來投票未來會否願意與中國「連結」(associate),只是一個手段而已。細心分析以上所謂法理港獨,其面對的盲點是:第一,剛才說到的如科索沃的例子,又或者Buchanan在他的另一些文章提到的伊拉克庫爾德族人,其面對的「不公義」(injustice)情况,可算是人神共憤之侵害人權事件。但是,雖然香港人權紀錄拾級而下,政治參與權利只有寸進,但與科索沃的種族清洗,以至庫爾德族面對的化武襲擊,香港真係小兒科而已。如果香港以此作為「分裂」的理據,比較薄弱也。第二,從個人自主有權選擇「連結」(associate)的角度,又或者從集體權利的角度,即港人有共同經歷、歷史及文化角度來推論人民有「天然分裂」的權利,仍然處於政治科學學者之間的討論,仍未是一個獲國際法承認的權利。因為這權利直接衝擊現代國家的根本精神,即是領土完整的理論。假如此說法成立,那麼一個地區會陷入無窮盡的「分裂」。例如香港境內的香港人主張獨立,而又可以用此理由成功獨立的話,原來在香港境內的中國移民,可能會變成少數族裔,他們到時是否又可以用同一理由提出「分裂」香港,自己獨立成國呢?第三,學者如Milena Sterio提過,一個地區能否有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的外部自決,牽動的是國際大國的政治。我則認為,最主要的是美帝的態度。現在美帝對港政策的法律依據是《美國香港政策法》。此法的立法背後,是美帝願意接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所以,美帝要改弦易幟,忽然支持香港建國,相當有難度。而且,現在暫時看不到美帝有支持港獨的戰略需要,反而香港維持中國管治,有利美帝利用香港作情報交換、金融監控及人員流動的操作。京長期不予港充分自決權利 外部自決理由充夠當然,國際法不斷演進,有關「分裂」是否屬於天賦權利的討論,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從加拿大最高法院討論魁北克公投獨立的法律案件之中可見,有關分裂的國際法律理據,相當豐富。現時,溫和泛民青年的內部自決之主張,仍是國際法上,自決權解釋的主流。但假如北京長期不願意給予香港人充分的自決權利,那麼部分香港人就有足夠理由,要求外部自決,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了。既然溫和泛民青年主張的內部自決,不包括港獨,那麼他們就要有足夠準備,面對日後法理港獨派的挑機了。(溫和泛民青年若要有力反駁法理港獨,必先理解「分裂」理論。主張補救性的分裂權利的學者是Allen Buchanan(199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Secession” in Percy Lehning (ed.) The Theories of Secession (London: Routledge),至於主張天然分裂權的是 Avishai Margalit and Joseph Raz , (1990)‘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 87 Journal of Philosophy 12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6月12日) 港獨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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