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民間組織、專業人士連同在任及前任議員建立「一地兩檢關注組」，令我感到很安慰，畢竟香港人還不至於放棄為自己的權利和為社會公義奮鬥。 連日來的政府宣傳攻勢集中渲染高鐵如何舒適、方便、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但要享受這些利益，就必須接受在西九站做「一地兩檢」；反對者不應以法律上的技術問題阻三阻四，「一地兩檢」根本冇問題，反對者不過是別有用心，為反對而反對。這些所謂違反《基本法》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基本法》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只要將西九部分劃為「內地口岸」範圍，視為內地而不是香港的一部分，《基本法》就在這個範圍完全不適用。你信政府的講法嗎？ 無獨有偶，上星期五的《明報》大篇幅報道層出不窮的電話騙案，提醒市民防範。其實電話騙案已非新鮮事，但仍不斷有市民上當，原因就是以利誘之，就可取得受引誘的人一廂情願的信任，就算有人苦苦相勸不要隨便信騙徒，也會被當作耳邊風、阻人發達、別有用心。騙徒利誘之餘還加上恐嚇：如不快快答應就會走雞或有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市民半信半疑之下交出所有銀行戶口號碼密碼個人資料，事後才恍然大悟，往往已太遲。情景真是與這個政府手法有幾分相似。 其實在建高鐵上政府欺騙市民已非

「人口販賣」這四個字，對如今的香港人來說似乎很遙遠；但其實，在香港，在不少為人熟識的地標背後，都可能有段人口販賣——那些年「賣豬仔」的歷史。 例如如今的文青地標——饒宗頤文化館，原來前身亦為「豬仔館」——當時，那些將被賣到海外的華工就在該「豬仔館」 暫住；而為港人熟識的保良局，就是因為1870年代香港拐賣人口之風甚熾——當時拐賣人口之徒以香港作為據點，將婦女幼童販賣出洋，作為娼妓、婢女或童僕。而為了杜絕這些販賣，一些商人就建議港府設立保良局，救助婦孺。 香港的歷史中不難見到販賣人口的痕跡，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你也許會想「今時今日仲邊有賣豬仔吖」，但事實上，在不為人知的角落，人口販賣卻每天都在發生。 在討論之先，讓我們先認識甚麼是人口販賣——根據聯合國《巴勒莫議定書》的定義，人口販運包含了三大元素：一是行動，例如是招募、藏匿或運送人口；二是方式，例如以強制或欺騙等方式強迫或誘使他人；三是以剝削為目的，例如是為了迫使受害人賣淫、強逼勞動或奴役。 這些駭人的事情看似遙遠，但其實與我們非常接近，例如去年轟動一時的ZN 個案——ZN 原居於巴基斯坦，2007年被人以4000港元月薪引誘來港工作；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不滿校委會拖延檢討「特首必然校監制」，去年初率領逾百同學包圍校委會會議場地，阻止李國章等校委離開，李提議報警，校長馬斐森亦認為報警合理，指當日被學生推撞，感到安全受威脅。警方到場驅散人群，馮其後亦被捕及被控多項罪名，早前被判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代表律師李柱銘讀馮母求情信時潸然淚下。 求情信指馮敬恩成長於單親家庭，自幼家貧，更兩度患上生死攸關的絕症，第一次是小學時患急性血癌，在醫院接受一年化療，治療過程中要腰椎穿刺、打針，他都很堅強，「無嗌過一次痛，無流過一次眼淚」；馮敬恩中四頭痛發作，曾經神志不清，其後診斷為腦腫瘤，因此錢包內備有小紙張，寫着「如發現我迷路，請將我送往港大」，以備病發時之用，「他拚死守護他所愛的港大」。難怪李柱銘讀到此處就哽咽了！ 雖然法庭判他有罪，但歷史將判他及同案被控的港大學生會前副會長李峯琦無罪，並會感念他們的付出和犧牲。 今次港大事件跟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有頗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港大學生溫和得多，所受的法律制裁更嚴重。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的大學生不滿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秘密將一戰戰敗國德國的山東半島權益交

後來流出的錄像和照片，病榻上的劉曉波，身子輕得就要飄起來，雙頰凹陷，口微微張開，實在不忍心看。身體器官的衰竭，以為是不能逆轉的關頭，卻又反覆不定，我們未試過集體深究放大一個病人垂死背後的肌理，我們太習慣突然終結，西方有死神之說，東方也有個閻羅王，之於普通人，死亡總是突然。 有關最後的最後，有次，內地來的堂姐說起伯父走時，醫生竟可以早一天預告：「是明晚了」，我非常詫異，醫生是神算麼？只是到底我們不是醫生，自然看不出那些可能已經很明顯的徵兆，或者醫生不說，或者醫生走漏眼。就算是放棄治療的病人，肚裏有水，肚裏為什麼有水，為什麼這樣痛，看似無意外的死亡之路，之於病人和他的家屬仍是獨一無二。有人想知道，有人不想；能否承受，如何承受，需要在乎的，是如何讓垂死的人更好地與死神直面，與世界說再見。 我們都知道，劉曉波離死亡已近，我們更加知道，他想要離開中國，在一個自由的地方死去。這跟有人希望在大海旁邊、在山幽之中、呼吸着自然離開是同一樣的事情，渴望着得到平和，或作為人的最後的尊嚴。於是，那些竭力挽救的專家說明，同時間一再重申病人不適合搬運的論斷，只是一再向外宣示「劉曉波無自主」的表演，就好像那個對角向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恰恰在香港回歸20周年期間公布，頓覺百感交集。 劉曉波，內地知名異見人士，這位內地學者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為內地的民主、自由、人權發聲。 作為六四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劉曉波由30多歲起，持續過着被捕、監禁、釋放、被監視、再被拘捕入獄的沒自由歲月，但他一直沒離開內地。在這樣的嚴峻政治環境下，他仍堅持用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作，趁着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的日子，發表《零八憲章》，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提出19項建議。 《零八憲章》提出「聯邦共和」的說法，倡議維護港澳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言，劉曉波相信《零八憲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調的。但對於北京而言，這樣的一份網上聯署，根本是以推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足以令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由2009年底一審判刑起，現年61歲的劉曉波在囚已7年多，本來尚

轉眼又屆學期尾。 我習慣在最後一課，請同學以不記名形式，寫下年度最深刻的二三事，當作學習總結，也讓我日後調整及發展課程時有所參考。多年下來，竟也看到一些共通點。 從課堂形式而言：大人總以為「角色扮演」是小孩子扮家家酒的幼稚玩意，但歷年來所有學生，由高小至高中，卻一致公認最愛角色扮演。 由笑到碌地的「繁忙急症室混吉病人俏護士」，到講求即時反應的「潮物失竊記」，或很埋身卻也很難演的「青少年濫藥」和「少女援交」，同學們在很久以後，都能如數家珍。 通識科要研究持份者，角色扮演就是去經歷持份者的心路歷程。有時，除了天馬行空，我也找來真實歷史個案，來個案件重演。 他們不約而同，對某些個案，翻來覆去讀了幾遍，都演不下手。「這也太戲劇化、太過分了吧。」他們皺着眉說。硬着頭皮去演，當事人的痛，感同身受，慨嘆權力腐化，百姓遭殃。說的，是文化大革命。 從課堂內容而言，同學們異口同聲，最愛的是，每課只講一個重點。重點，又恰恰能貫穿所有枝節。當每個環節都解得通，就不用死記資料和關鍵詞。這個回饋，很重要。當家長問我：「你哋會派幾多notes畀我個仔？」我更有信心地答：「學習，less is more。」 走出課室

一位來自北京的記者朋友問我，為何市面沒感覺到什麼慶祝回歸的氣氛？我笑說灣仔北那邊便有回歸的氣氛，不過那一帶守衛森嚴，閒雜人等不能隨便進入，也就是說，熱烈慶祝只是在領導人下榻和經過的地方，由官方一手營造出來，與我一眾平民百姓無關，難怪社會整體的氣氛是相當淡然的。 慶祝活動倒不是沒有，七一那一天便聽到不少朋友相約慶祝梁振英的五年管治終於告一段落！五年前「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櫈去聆聽民意」的承諾言猶在耳，五年來卻是爭鬥不絕，發律師信控告平民和傳媒的次數冠絕所有特首。五年前說香港再沒有梁營、唐營或何營，只有香港營，五年後做到了，香港只有反梁營，就連建制派的中堅分子都望他早日離任，讓香港早點結束撕裂的日子！ 七一前夕，劉曉波終於獲准保外就醫，這不單沒令外界感到中央的寬大，相反，更多人的感覺是憤怒、悲哀和無奈。劉曉波在二○○八年《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發表《零八憲章》，呼籲中共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權狀况，因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囚十一年徒刑，妻子劉霞亦因此遭受軟禁多年。一個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一個在無形的心獄中飽受身心折磨。服刑差不多期滿，到患了末期肝癌，生命已走到盡頭時才獲保外就醫，

近日，於2009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的劉曉波，因末期肝癌「保外就醫」。 劉曉波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於2008年發表《零八憲章》，敦促中國政治改革 – 內容主要是要求中國政府作出改善保障人權，而非要顛覆政府。然而，他卻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一個公民，居然因為行使表達自由而被判入獄，已令人莞爾不已；如今，劉曉波身患重病，令人擔心他能否與妻子劉霞團聚和能否得到適切治療。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是一位詩人，她所做的，只是生活，只是講述劉曉波的情況；然而，她卻自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被中國當局軟禁，不能自由出入和讓朋友探望。 輿論亦關注為何劉曉波直至肝癌末期方被發現和治療，亦關注其他被中國羈押的維權人士的情況。兩年前的7月9日，有多名維權律師被帶走、被拘捕；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資料，截至今年6月26日，至少有14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曾受於709相關的拘捕中受到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對待。 而這些律師，很多都純粹是因為看見有人權被侵害，而希望用法律保障受壓迫的人而已。筆者曾經和一位維權律師了解，他說，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維權律師；只是憑著自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