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伯農:英宜以「弱勢顯大能」策略談判脫歐

今年6月英國大選的意外結果,使執政保守黨從多數派政府變成為少數派政府,只佔下議院不足一半議席。為了達到議會內過半數的議席數目,首相文翠珊與北愛親英政黨「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組成聯合政府。但由於合共議席只僅僅過半數,於保守黨內部叛變、倒閣的陰霾之下,文翠珊政府已淪為一弱勢政權。原本想以6月大選重奪議會更多議席,去籌組大多數強勢政府的美夢不但落空,更失去了之前去跟歐盟談判「硬脫歐」的民意支點。 由於首相文翠珊於年初提出於今年內訪華,於中國為英國繼歐盟和美國後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的背景底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觀點:我認為,縱使英國已處於弱勢,但若然倫敦能以「弱勢顯大能」(strengths of weakness)策略謙卑接受各種內外結構因素和現實,順着這弱勢而為,脫歐談判過程雖然充滿動盪不安,但結果或會出人意表地平安。 本文有以下目的:一、勾勒現時脫歐談判的客觀結構格局;二、提出「弱勢顯大能」的策略內容。 英國脫歐談判的結構格局 不同分析和評論指出以下為當前英國進行脫歐談判的結構格局,規限了談判的發展可能和方向。 英國駐法國前大使Lord Ricke

詳情

前瞻英國大選:保守黨領先縮窄 或影響文翠珊部署

今年4月中旬,英國首相文翠珊突然宣布會於6月8日舉行大選。國會於是於5月初解散,讓各政黨能進行競選活動,使選民有足夠時間決定投票意向。 動機 一般分析指,首相文翠珊希望透過6月大選去強化自己於下議院內的領導地位,為自己未來脫歐談判製造一個更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是主要因為文翠珊於2016年下半年接任前首相卡梅倫時的背景為卡梅倫的留歐競選工程因失敗而辭職。而保守黨在下議院所佔的議席則只有僅僅多過半數,為自1974年來的最「細小大多數政府」(small majority government)。 文翠珊有感現時議會內保守黨所佔的議席不足夠支持她有效進行脫歐談判,恐怕長此下去,她所領導的脫歐談判會終被議會內其他黨派的爭議和反向動議拖垮,實不利談判成功。她於是看準保守黨大幅領先工黨的民調支持率的時機,提前舉行大選,希望保守黨能於6月大選後增加議會內的議席,成為真正的「大多數政府」。她或會得到更大國會授權,能更自如地進行脫歐談判。 然而,自5月初競選活動開始至今,一反一些預測,主要參選政黨保守黨和工黨沒有熱烈辯論「英國應否脫歐」這議題。這或許有兩個原因。第一,縱使英國一些民調顯示有四成半被訪者認為脫

詳情

直布羅陀對香港的啟示

英國脫歐面對意想不到的難題。3月31日,歐盟同意西班牙有權決定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協議是否適用於直布羅陀。英國在歐洲的這塊飛地將會面臨困難的抉擇。 直布羅陀面積僅約6.5平方公里,人口3萬,本只是一個細小的地方,惟它位於直布羅陀海峽北岸,緊扼地中海往大西洋的出海口,軍事意義極為重要。它是英國的海外屬地,但西班牙也一直主張對它擁有主權。 直布羅陀在歷史上多次易手。羅馬從迦太基帝國把它奪過,在西羅馬崩潰時又轉到從巴爾幹半島遷徙而至的西哥特人手上。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佔據了直布羅陀。它之後相繼被穆斯林摩爾人建立的馬拉加與格瑞納達統治。直到1462年,基督教國家卡斯蒂利亞王國才把它從格瑞納達的手中搶過來。幾年後,卡斯蒂利亞王國和阿拉貢王國合併形成現代西班牙。這樣它才被西班牙統治。西班牙人既不是最早統治直布羅陀的國家,也不是統治時間最長的國家。 英國得直布羅陀 完全合法 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佔領了直布羅陀並一直佔領到戰爭結束。1713年,各方締結了《烏德勒支條約》,英國等承認腓力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西班牙則割讓土地給它們作補償,其中規定直布羅陀「毫無保留、無條

詳情

英國重調對美關係的挑戰

2月上旬,英國下議院以494票贊成、122票反對,大比數差距通過脫歐議案;但早前上議院以358票對256票,拒絕通過脫歐議案,退回下議院。筆者認為,由於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已早定下3月為啟動脫歐法案的時間,若然上下議院於法案修改一事上過度拖延,將要共同面對社會分化之下的各種輿論和政治壓力。 與此同時,英政府已放棄原本邀請美總統特朗普於今年訪英期間可到議會演說的安排。由此可見,英國國家和社會對特朗普作為美總統存在嚴重分歧。例如,英《獨立報》大膽預測特朗普所領導的美國和脫歐後的英國將使英美同走向衰落。 本文有兩個目的:一、推敲英脫歐和特朗普民粹外交政策的深層邏輯;二、點出英國重調對美關係的挑戰所在。 英脫歐的對沖美歐腹稿 雖然英國去年6月公投意外得到脫歐結果,但是由於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於主流民調一直領先,縱然脫歐後充滿變數,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將繼續沿用奧巴馬的以歐洲平衡對俄羅斯向西擴張的做法,這或會對英脫歐有利,主要是因為希拉里仍會為了維持歐洲的穩定團結而努力。縱然她反對英脫歐,她也可能會介入英國與歐盟之間的磋商,英國便可於當中對沖兩者而達到最大利益,同時深化改變英美和

詳情

七嘴八舌:特朗普真的當選了? 脫歐5.0—I know that feel, bro

在倫敦讀書跟香港最大不同,是同學都來自七大洲四大洋。大家閒談、感興趣的都是世界大事,像美國大選,像英國脫歐,像香港的民主,各自分享「家事」、交換看法。我旁聽一門有關台灣文化與社會的課,班上就有個來頭很猛的美國同學,本身是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授,專門研究西班牙語系的20、21世紀文學。休假一年,來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讀一個碩士學位,希望學好中文。最近幾次見面,他總是有點愁眉心鎖,不是因為中文太難學,而是擔心特朗普當選。擔心是正常的,當特朗普由上年6月宣布參選,誰想過他可以得到共和黨提名然後選到今天跟希拉里叮噹馬頭?就在幾個月前,很多英國人(準確一點,是支持留歐的英國人)都絕不相信會真的脫歐,就像今天很多美國人(那些支持希拉里,又或者是討厭特朗普的人)都不相信特朗普會贏一樣。為什麼會誤判?就是我們活在回音壁(echo chamber)之內,以為自己了解一切看透世事,同時覺得跟自己持相反立場的人愚蠢無腦。打碎回音壁 一切有可能最初說脫歐公投,在倫敦的人大部分都覺得脫歐不可能,只要走在倫敦街頭,你感覺到什麼叫多元文化,不同種族膚色的人都生活在同一天空,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價值。只要想到因為排外反移民而脫歐,大概每個倫敦人都覺得這是反智和倒退。但只要稍為離開倫敦,你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景象。我老師住在肯特郡(Kent),就在倫敦的東南面,她說在那邊見到不少反移民的噴字,噴字內容的驚嚇程度比得上「華人與狗不得內進」。這種排外的態度,是生活在倫敦、擁抱多元價值的人不能想像的,但卻真實存在於英國之中。而今年6月的公投結果,證明了決定脫歐或留歐,不是倫敦人說了算,而是整個英國的人投票決定。當我們看看公投結果,整個英格蘭地區,除了倫敦跟寥寥幾個地區之外,脫歐的都是多數。很多人說,美國總統選舉跟英國脫歐非常不同,至少在選舉制度上就差很遠,英國公投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美國大選則用選舉人票。不過,當特朗普說,今次的美國大選結果會驚天地泣鬼神,不止是英國脫歐的翻版,而且會是英國脫歐5.0(特朗普語「Brexit times five」)。就算沒有人相信特朗普這番話,倫敦人都相信,因為脫歐之後,倫敦人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再沒有理所當然。然後看看今天因為脫歐而一團糟的英國,我開始明白這位美國同學為何會擔心得如此滿面愁容。文﹕亞然@倫敦編輯:何敏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6日),圖為「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圖)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站台。 選舉 英國脫歐 美國大選

詳情

英國脫歐與香港管治問題——皮凱提、福利資本主義到民粹主義

管治問題的分析本文認為英國脫歐的現象反映的管治問題,其本質與香港特區面對的管治問題同出一轍。在眾多影響英國脫歐因素之中,移民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亦有人認為全球化趨勢下,貧富差距擴大是結構性,尤其是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利益傾斜問題嚴重,所以民怨積累,人心思變。但實際上,管治的關鍵不單止梳理社會經濟的問題,誰來梳理、誰有力論述可能更為重要。香港管治問題,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責難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及貧窮問題,都是客觀實在的,但好像逐漸淡出。反而管治爭議集中於抹黑特首人格,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引發的反共及分離主義思潮。這些都是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變成泛政治鬥爭,並非屬於理性的政策倡議。究竟英國脫歐的推力與香港管治問題本質是否由結構性因素轉化為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呢?這是本文探索的目的。首先,本文透過介紹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著作,檢視21世紀全球一體化是否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可逆轉趨勢。跟着介紹福利資本主義改變結構性不公的顯例,作為例證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貧富差距並非不可解決的問題。最後,本文討論英國脫歐是否政客及媒體炒作造成的問題。皮凱提貧富結構論證是否一錢不值?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2014年英文版的《21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注意,並經常被引述為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論證。但數學家艾倫堡(Jordan Ellenberg)取笑道,儘管這全書厚達655頁(中文版685頁),讀者平均瀏覽至導言第26頁而已,其瀏覧比率(約4%)低於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時間簡史》的6.6%(Kindle計算的霍金指數)。皮凱提的論證是二次大戰後歐美國家的財富最頂10%(其實集中於最頂1%組別,因之有「1%對99%」的民粹口號)有上升趨勢,使貧富懸殊惡化,引致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希望幻滅。這個結論影響深遠,即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淪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這是對資本主義公正性致命的批判,引起經濟學家廣泛迴響自然不過。對皮凱提「資本論」評論此起彼落,首先重拳出擊是《金融時報》(2014年5月23日)的賈爾斯(Chris Giles)。他發現皮凱提的數據有錯誤之處及有不可解釋的試算表入帳問題。他表示,當重新整理之後,財富不均趨勢是1970年後的事。即是說,皮凱提的原始資料錯誤,結論當然錯。皮凱提的回應刊登於《金融時報》(5月29日):他同意財富不均資料比收入不均較沒有系統。但在回應美國的數據時,他表示柏克萊大學的賽斯(Emmanuel Saez)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楚克曼(Gabriel Zucman),兩位學者提供的簡報(2014年)介紹美國數據「更有系統……尤其最近的時期……並應當作為美國財富不均的參考資料」。事實有點愈辯愈明的味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雷諾斯(Alan Reynolds)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7月9日)直指皮凱提的數據「一錢不值」(worthless)!這個批評十分嚴厲,究竟雷諾斯為何這樣斗膽?他指出楚克曼、賽斯沒有考慮美國1980年代至2000年代有3項資產稅收改變。第一1981至1997年美國資產收入報稅的改變,第二1980至1988年企業資產報稅改為個人報稅,第三1997至2003年的減資產增值稅。這3項稅制改變增加高資產者(最頂0.1%至10%)報稅而減少中產階級的資產報稅(詳情請參閱網上原文)。既然皮凱提推崇楚克曼、賽斯更有系統的美國數據,但雷諾斯發現他們居然沒有考慮美國稅務改革的制度因素,因此,他的評價是皮凱提對21世紀資本主義變成世襲資本主義(財富結構因素)的推論是錯的。雷諾斯的批評是基於資料蒐集方法的錯誤;但對於一般人來說,中國俗語「富不過三代」的解釋更來得容易理解。這正如做過美國財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講法一樣,哪有什麼經濟定律可以有4%的年度實質回報!皮凱提核心理論,就是過去二三百年資本主義每年回報平均4%,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回報平均只有2%,而工人工資增長更低。薩默斯還舉證,「福布斯400」列出美國1982年的富豪榜,30年後的2012年只有少過十分之一富豪還是榜上有名(Democracy 2014年夏季)。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相信皮凱提基於財富統計資料作出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趨勢並沒有足夠證據。福利資本主義:結構被制度改變的顯例在筆者老本行的社會政策,研究貧窮問題或貧富差距是放在收入層次,而非財產,原因有二:一是方法上難於蒐集財富資料;二是若將收入分為市場收入及再分配後收入,則能將經濟結構與制度調整兩者結合,作出更為動態的分析。表1顯示英美、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形容詞——福利資本主義透過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這個社會資源再分配解釋了資本主義結構產生的貧富懸殊危機或矛盾被再分配制度化解,沒有造成社會及政治革命的原因。但是對於經濟競爭力薄弱的國家如希臘及葡萄牙,此等國家債台高築亦可以解釋為延續社會穩定的一個辦法。當然,這些社會政策研究曾經稱之為初步(rudimentary)福利國家能否支撐下去,是另一問題。葡萄牙在1990年代中期,其堅尼系數(0=絕對平等,1=絕對不平等,0.4是警戒線)是0.49,但經過再分配(稅收及轉移支付,各類現金援助如退休金及窮人的救助、家庭補貼、失業保障等褔利),大幅減少26.5%至0.36;2011年歐債危機初期,堅尼系數更高達0.54,但經過再分配之後,比1990年代的減幅更大,有36.9%,堅尼系數更減至0.341。希臘、英國與萄葡牙的再分配前後情况相若。美國是再分配力度較弱的國家:1980年代中期,其減幅只有15%;但是2011年數據反映再分配前(即市場收入)的堅尼系數是0.508,但經過國家的再分配,亦有23.4%減幅,堅尼系數還是低於0.4的警戒線(0.389)。北歐的丹麥與瑞典屬於同一類型的社會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其市場收入較平均,稅收及再分配力度亦大。例如瑞典在1980年代中期再分配前後堅尼系數分別是0.4及0.2,減幅50%;2011年巿場收入分配惡化,反映在堅尼系數是0.435,但再分配後亦只有0.273。若全球化是一個普遍現象,表1顯示它在部分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前後亦有一些不同的格局。第一,1980年代中期的市場收入(即分配前)比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從堅尼系數顯示貧富懸殊普遍是差了。但英、美及希臘、葡萄牙情况較丹麥及瑞典惡劣。第二,1980年代中期與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英國是2010年),從堅尼系數顯示的再分配效果,貧富差距亦普遍差了。但丹麥和瑞典貧富懸殊還是較低,在0.3以下;就算是英國、希臘及葡萄牙亦在0.3的中游。美國則近0.3上游,幾乎觸及0.4的警戒線。若從這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來看,討論「1%對99%」是指分配前的市場收入抑或經過政府干預後再分配的情况,是完全兩回事!如果全球一體化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表1顯示起碼在英國而言,再分配後的堅尼系數變化不大——1980年代中期是0.33,2010年是0.344,就算市場收入同期由0.44擴大至0.523。英國脫歐:客觀數據與民粹主義表2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有關移民實况與民間支持的跨國比較。《華爾街日報》作者Greg Ip(2016年6月29日)認為澳洲及加拿大非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高,但民眾對移民支持高;反而美國、德國及英國有差不多的非本地出生人口,分別是13.1%、12.8%及12.3%,而英國民眾對移民的淨支持率卻是-40個百分點,其餘兩國卻是正數(美國、德國分別是16個百分點及29個百分點)。因此,這不可以說與移民搶走本地人工作及拖低工資的客觀現實,反而是社會心理方面如國家身分認同及邊境管制問題。而較早前,英國廣播公司比較2015年歐盟部分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申請人數的跨國比較(2016年3月4日)。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接受移民的深度。以10萬本地人為基準,歐盟平均是260人。其餘部分國家:匈牙利1799、瑞典1667、德國587、法國114、英國60。上述兩組數據反映若移民問題是導致脫歐的主因,第一個國家不應是英國吧!看來,客觀事實如移民佔本地人比例不足以解釋本地民眾為什麼對移民有正面或負面的情緒。英國脫歐公投發生在6月23日。我們在6月21日還看到有傳媒大幅報道在英法隧道法國入口的加萊(Calais)的公路上,有300名非法移民準備偷上赴英的貨櫃車,因失敗而用粗話辱罵英國(f*** the UK)及擲石的煽動性新聞。英國脫歐是一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英國的政治領袖居然不承擔責任,可以說是隨隨便便交給人民,理論上是理性但事實上證明亦受周遭及短期發生事件影響情緒的民眾來投票。筆者不懷疑脫歐支持者亦有其理性考慮。《紐約時報》(2016年6月29日)的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稱事件為西方領導的失敗——不負責任的領袖用民粹方法,要求選民用簡單的答案(脫歐或留歐)解決複雜世界的問題。基於這些討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若對移民的態度是影響英國脫歐的主要因素,即是說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蓋過經濟利益等結構性因素?總結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脫離基本生活滿足的層次,這是我們要清醒認識的事實。因此,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時代,工人階級及窮人被嚴重剝削的情况不可能普遍發生在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今天貧窮是相對的,是關於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樣道理,貧富差距問題的客觀事實,經過再分配後已經大幅縮窄。究竟再分配的堅尼系數是0.2或0.4之間,哪一個點是民眾可以接受的?這是一個包括稅收分擔及政治勢力對比的政治判斷,以至基於現實限制下理想的追求。這些都不是純粹客觀事實的陳述。舉例說,基於主觀的政治判斷,我們想追求的榜樣是瑞典、英國抑或是自己的道路呢?說到這裏,問題便較為清楚了。管治問題優先應該是培養政治領袖的判斷、承擔及論述能力,以爭取更多民眾支持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路線及政策。在一個活躍的傳媒環境下,政治領袖要有論述能力,除了減少政策被誤導的機會外,最重要是讓大多數民眾相信政治領袖的承擔及道德感染力。這些能力都是任何政治領袖必須具備,比解決結構及制度改革的努力同樣重要。尤其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社交媒體年代,政治領袖更需要有能力反擊對手抹黑的操作。最後補充一句,這個道理誰都比我懂,但知易行難!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19日) 民粹 英國脫歐

詳情

英國首相「特朗普」

文翠珊成為英國第二位保守黨女首相,未見政績,人人早已封其為「新鐵娘子」。所謂希望愈大失望愈大,英國有何狀況,文翠珊與戴卓爾一比,隨時被指「欺世盜名」而落台,尤其是歐洲民粹興起的大氣候下,國民沒有耐性等待政績慢慢成形。卡梅倫和約翰遜兩位舊同學政見分歧,一個要留歐,一個想脫歐,令保守黨、英國、歐盟撕裂。脫歐成功,約翰遜按理應做黨魁兼首相,英國或出現「新邱吉爾」抨擊德國及歐盟,而非「新鐵娘子」偏安英倫海峽。出奇的是,約翰遜被高文浩「背叛」了,沒有參選做黨魁,但留歐的文翠珊上台後卻給約翰遜做外相。有英國傳媒調侃,約翰遜早已惹怒全世界,是「英國特朗普」。為何「新鐵娘子」這麼能幹都要揀爛橙居要職?脫歐公投當日,未有結果英鎊已大跌,結果出爐不久,兌港元一度跌穿十算。脫歐對英國經濟是好是壞,還有待正式脫歐後發展,但普遍預期英國經濟短期會動盪,經濟數據肯定不好看,若接手的政府處理失當或歐盟態度強硬,投資者會撤資英國避風頭。約翰遜若做首相,有把握短時間內保持經濟水平嗎?若沒有把握,不如先讓其他人拜相,他日東山再起,人們記得這位脫歐旗手,再選黨魁拜相不遲,屆時歐盟發現沒有英國不行,脫歐名不符實,英國經濟沉淪一陣子後有起色,人家就認為是新首相約翰遜的功勞。所以約翰遜就讓高文浩做小丑「背叛」他,後者自己參選企圖拜相。一個政治人物,不知道背叛是死罪嗎?能夠在廣大保守黨員中民望壓過文翠珊嗎?約翰遜臨時宣布不參選黨魁,可能背後與文翠珊承諾:我約翰遜不和你爭做首相,但你要給我入閣居要位。當然,文翠珊清楚約翰遜的野心不小,但要順利拜相,就勉強讓「特朗普」做外相。文翠珊就算有鐵般意志,脫歐後的經濟非能預料,若黨內外認為她失職,首相之位不能久安,屆時身居要職的約翰遜就是「最佳人選」,所以約翰遜會把握做下屆首相,這是他鋪的路的終點,但要先讓文翠珊擋煞。當然,約翰遜又名「英國特朗普」,若開罪各國政要,文翠珊亦容易讓他落台,有指新設的脫歐事務大臣及國際貿易大臣分別由戴德偉及霍理林出任,就是牽制約翰遜,讓三個對外的部門互相爭持。以上推論有待驗證。然文翠珊不是經大選上台,必須解決卡梅倫公投後的手尾,國民才會信任文翠珊這位臨危受命的首相及所屬的保守黨。趁現時工黨內訌,有機會下台的領袖科爾賓毫無魅力,文翠珊及其閣員須短時間內做出成績,才能抵住興起的極右勢力,及以免聯合王國崩解,否則間接鼓舞法國下年選出極右的國民陣線馬琳.勒龐做總統,反歐風氣回燃英國,保守黨將功虧一簣;加上美國一個特朗普,英國又有「特朗普」上台,世界或重回二戰之端。文:月巴 英國 英國脫歐

詳情

英國脫歐與歐盟潛在危機

英國公投結果,決定退出歐盟。英國內外為此結果大為驚惶失色。綜觀這兩星期英國市民反應,很多投下脫歐的人都表示後悔,想不到自己的一票真的使英國脫歐成真。公投前支持脫歐的政客所許下的承諾,也紛紛落空。至此支持脫歐的市民如夢初醒,才知就算英國所謂「脫歐自主」,根本解決不了外來人口入境問題;上繳歐盟的經費,也不會因脫歐而回放到國內福利。加上很多大財團已表示會遷離倫敦,於是很多人便致力發動第二次脫歐公投,希望再用公投使英國重回歐盟。但是次脫歐公投籌備已久,正反雙方都已盡量說明脫歐利害,市民理應已有足夠時間衡量輕重。再推公投,根本就是輸打贏要。所以英國政府與歐盟絕不容許英國在短期內再推行公投。英國瓦解危在旦夕公投過後,最有趣莫過於各地各國的反應。英國內部面對的是聯合王國瓦解危機。北愛爾蘭、蘇格蘭已表明,絕不會因這次公投而使兩地脫歐。所以兩地極有可能推動公投,希望藉此脫離英國,而保留兩地在歐盟的成員身分。雖然上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但今次蘇格蘭借脫歐危機而再推動獨立運動,實是高明之策。現在甚至有傳言,倫敦市民為了保留在歐盟,也希望爭取公投倫敦脫離英國獨立而留在歐盟。由此可見,英國瓦解問題危在旦夕,或許幾年後英國真的成為歷史,不復存在。雖然北愛爾蘭、蘇格蘭的盤算如此,但是否成功也要視乎歐盟決定。對於北愛爾蘭、蘇格蘭推動公投而留歐,歐盟似乎未有定論。但西班牙率先表明,一定反對北愛爾蘭、蘇格蘭以獨立身分加入歐盟,兩地必須與英國一起退出歐盟。明顯可見,西班牙不想北愛爾蘭、蘇格蘭在歐盟開下先例,因為萬一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公投成功獨立後,便可借北愛爾蘭、蘇格蘭之例,順利加入歐盟。觀乎歐盟整體對英國脫歐的態度,除了言辭表示可惜外,實質並無任何惋惜之舉。反而歐盟核心六國外交部長——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已要求英國要立即啟動脫歐申請程序,態度十分強硬。眾所周知,英國自19世紀一直對歐洲大陸國家採取「光榮孤立」,各自不相往來。就算英國在20世紀中後期加入歐盟,「光榮孤立」的想法仍然揮之不去。所以英國加入歐盟一方面想在單一市場獲利,但又不願授予歐盟更多權力,處理歐洲的公共事務。歐盟一直對此十分不滿,現在難得有此機會,誓必盡數取回英國在單一市場的利益。歐盟藉此向英國、其他成員國想發動脫歐公投的右翼政黨表明,歐盟絕不因為脫歐威脅而屈服,改變為右翼的排外路線。所以今次英國脫歐公投,非但不會使歐盟瓦解,反而會使歐盟更團結。把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雖然英國脫歐已成定局,但脫歐的談判仍有爭議之處,例如人口自由流動便是難題之一,因為已有相當多的英國公民在歐盟成員國內工作、生活。如果突然趕走這些英國公民,勢必影響成員國經濟。但如果要求這些英國公民入籍當地國家,也不是可行辦法,因為成員國必然只想工作人口入籍,但不希望退休的英國公民入籍。再者,如果英國與歐盟達成其他經濟協議,也會因而影響歐盟與瑞士這類非歐盟成員而有緊密合作國家的協定。所以英國脫歐,一次過把所有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至於如何解決,仍有待觀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歐盟為了維繫歐洲的和平理想,絕不會因為利益問題而輕言解體。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7月13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

詳情

從英國脫歐看香港問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英國脫歐雖已成定局,但肯定會對香港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公投結果對香港的最大意義,在於令香港的問題由原本眾人以為是一個特殊個案,瞬間淪為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這對於認清並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具有相當的積極作用,同時亦有助認清香港情况的真正特殊性,為香港找出一條更具體明確的出路。一直以來,不滿香港狀况的港人普遍認為,香港的問題,特別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問題,乃香港獨有,其源頭主要為中央及特區政府,近年更認定梁振英是罪魁禍首。不過,英國脫歐公投讓我們了解到,原來香港所面對的政經及社會問題,例如經濟分配不均、民粹主義抬頭及身分認同被削弱等,在英國以至世界各地已是司空見慣。因此這次公投除了顯示英國國民對歐盟的不信任之外,亦一定程度變成了民眾對支持留歐的精英及卡梅倫政府的信任公投。從問題的普遍性認清其本質和偽裝性這些問題落到香港,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原本應歸咎於大財團及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問題,在香港則變成了政治問題,而本土文化及身分認同問題亦被視為陸港矛盾;至於民粹主義者對精英及體制的不信任,在香港就化為對梁振英的不信任,蓋過了眾多爭議本身。這些問題或矛盾明明與全球各地的情况相近,但其定性及焦點卻被轉換與放大的情况,實為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重心。如不為這些矛盾脫下被刻意穿上的外衣與偽裝,則永遠無法認清矛盾的本質,永無解決的可能。只不過,作為港人所看重的兩種主要解決辦法——民主制度(實行民主)和民粹主義(反對體制),雖在香港難以量度成效,但在是次脫歐公投中,公投的效果與影響在公投後幾乎立刻顯現,使我們可以較輕易地去判定兩者的成效和表現。事實顯示,對於解決如脫歐般的問題,民主制度與民粹主義基本上只會弄巧反拙,並且暴露出民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首先,舉行公投本身已反映出政客自己不願負上責任,將責任推給不能問責的選民身上的意圖;另一邊廂民粹政客卻又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挑動選民的脫歐情緒。公投過後,政客們一個又一個宣布辭職,紛紛逃避責任;選民們在脫歐成定局後見勢色不對,隨即提出舉行「再次公投」,非但盡顯選民的民粹本質,對民主制度來說也是個重大污點。目睹這場公投鬧劇,不少港人應該都不期然感慨萬千,慨嘆民主失靈、民粹誤國吧。社會正義才是重點由此可見,在目前的全球大環境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實非政治民主可解,反而大部分問題與恢復社會正義息息相關。可是民主國家卻只能依賴其老舊的民主機器來解決眾多經濟及社會問題,有時候甚至助紂為虐,反過來向企業和富人傾斜,令民眾更不信任整個制度,加速社會民粹化。一些政治哲學家早就認識到這問題,英國哲學家約翰.史超域.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論自由》(On Liberty)中說道,當社會本身成為專制的暴君時,「它所執行的社會專制比諸來自權威當局的政治專制更為可怕。雖然社會專制並不以嚴厲的刑罰為後盾,然而卻很少有逃避的餘地,並且深入生活的細節,乃至於奴隸人的心靈」——目前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的經濟嚴重分配不均問題,已成為了新時代的社會專制,比起政治專制或多數專制更為可怕,人們鮮有逃避的餘地,民主制度對此亦束手無策。從特殊性中尋找出路儘管如此,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香港的體制其實存在着不少特殊性。只要我們能活用這些特殊性,因勢利導的話,則有望能夠達至一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的結果。香港至今仍未達至完全民主,固然是香港的不幸;但頗為諷刺地,這卻意味着香港可以暫時擺脫政治民主的混亂及無力感,更專注地針對更為迫切的社會正義問題,追求繁榮,致力建立一個有能力的政府。這一點是西方民主國家所難以做到的。更何况,跟絕大部分的西方國家不同,特區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盈餘及儲備,以致毫無西方國家在金融海嘯後須實施財政緊縮的壓力與需要——須知道緊縮政策是造成西方民粹主義抬頭的一大主因,因此由這方面所引起的民粹主義,在香港是絕對有條件可避免的。此外,目前發達國家的一大社會問題與警號,乃其中產階級日漸往下流,甚至消失,繼而出現了新窮人階級。不過以香港的財政盈餘及儲備的雄厚,實足以拯救中產階級往下流,制止並扭轉「M型社會」在香港形成。這當中固然須進行相關的體制改革,但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更重要的是,西方政府於2008年金融海嘯中被認為是造成危機的幫兇之一,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相反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在金融海嘯中,並未受到重大影響。所以即使目前香港社會撕裂,但市民還未至於放棄整個制度,人們對政府及制度還是抱有相當信心的。這一點跟西方情况大不相同,實為香港再出發的一大本錢。最難能可貴的是,是次英國脫歐公投顯示出港人仍是理性的,大多都能夠客觀評判整個脫歐過程及公投結果,並能從大局看待問題,比起西方成熟民主社會的資深選民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出港人的民粹程度不高,仍能以理性為依歸。這對於香港能走出一條不同的路,避開當前西方所深陷的困局,是不可或缺的。香港如要在全球的普遍性及香港的特殊性之間找到出路,須先了解到西方社會可能已去到一個終局,但我們才剛開局——香港擁有的是後見之明,可讓我們利用西方的前車之鑑,消除大量的不確定性,令香港的未來發展得以少走冤枉路和歪路。在開闢新道路的過程中,領袖們亦須懂得因勢利導、借力打力,有需要時甚至連民粹主義也應一併利用,實行「創造性破壞」,撼動舊有體制及其積弊,為香港迎來久未實現的更新。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原文載於2016年7月11日《明報》筆陣 英國脫歐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