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影》:華意達的完美遺作

波蘭電影大師安德烈華意達(Andrzej Wajda)先後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曾經由極權政府統治的波蘭,這個時期的所見所聞對他有極深影響,一生多部作品都以當時波蘭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有關,如著名的戰爭三部曲以至《鐵人》(Man of Iron)、《卡廷大屠殺》(Katyn)等,從中都見他一直關懷波蘭社會的使命感。今年在港上映的《殘影》(After Image)是他的遺作,內容仍然保持其一貫關心的主題,也是代表波蘭角逐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作品。 故事主要圍繞著名藝術家史特斯明史奇(Wladyslaw Strzeminski)臨終前的經歷,過程中除了可見這位藝術巨匠堅持自己的風骨外,也讓觀眾再次感受極權政府統治如何壓迫人民、頒下各種無稽的罪名、扭曲異己的手段等等。要對抗極權政府的壓迫無疑是殊不容易,但是史特斯明史奇由始至終都能夠堅守信念不退後半步,令人佩服。「殘影」一詞則是藝術用語,當人類眼睛注視一件物件後,即使視線轉移另處,之前物件的殘影會留在眼內,殘影就是與那件物件的形狀相同,顏色卻會相反。電影似乎希望透過這個不為當時極權政府接受的「缺乏思想體系」藝術手法來表達畫家的結局以至對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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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影》華意達應無憾矣

波蘭導演華意達(Andrzej Wajda)的遺作《殘影》(Afterimage),的確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味道。 他拍過很長的電影,《殘影》倒來得短小精悍。影片的宣傳(包括海報)色彩斑斕,片尾字幕更是不同顏色形狀動畫,有別於華意達一向的沉重。《殘影》全片,色調還是偏向灰階,一點稱不上艷麗。只是,由海報到片尾字幕的明快色彩,反映出影片主角史特斯明史奇(Wladyslaw Strzeminski)的繪畫世界。華意達給世人的最後印象,給畫家的油彩髹上繽紛。 導演華意達(右)與男主角Bogus?aw Linda。 念念不忘 波蘭五十年代 華意達念念不忘的,還有波蘭的五十年代。二次大戰後,波蘭走上社會主義之路,1948年接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的貝魯特(Boleslaw Bierut)是個親俄分子,緊跟史太林路線,奉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政策。那時的華意達正值盛年(1926年生),先學繪畫,熱愛塞尚;再學電影,1955年拍出首部影片《這一代》。史特斯明史奇當然比華意達年長(生於1893年),碰巧是兩人當年都身在洛茲(Lodz)。華意達在著名的電影院校念書,史特斯明史奇則在藝術學校授課。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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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意達的殘影

某年夏天到了波蘭,因看過華意達(Andrzej Wajda)《下水道》而知道「華沙起義」,故八月一日那天,特意留在有點深沉的華沙,四時許,隨四方八面出來的人群,一起緩步到市中心,等待五時的紀念:一九四四年,他們約定八月一日五時殺納粹韃子,事敗,德軍大開殺戒,並摧毀華沙八成半建築物報復。五時正,泊在街上的十餘輛消防車同時拉警報,眾人站立致哀,天空一架飛機駛過,抬頭一看,原來正擲下白色的單張,日光下魚鱗閃閃。 我對波蘭歷史的零碎認識,源頭都來自華意達。他的電影往往扣連波蘭充滿苦難的近代史,也滲入個人經歷。二戰時,他曾加入波蘭家鄉軍(Home Army)抵抗德軍,首部長片《一代人》便講二戰中波蘭人的反抗,但其時波蘭已在蘇聯控制下,史達林仍在生,不得已要用共產黨人的角度來說故事。難得他在審查制度下仍找到空間,在紅色電影中保留住人性。戲中青年,有的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理念,原初只是想識女孩子拍拍拖,才加入起義行列。這種對人圓融的觸覺,在他的遺作《殘影》(Afterimage)依舊出色,安然、立體、公道地描述戲中人物。 華意達(Andrzej Wajda)遺作《殘影》海報 染紅 《殘影》的主角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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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of Iron《鐵人》 大快人心 鑑古知今

續談剛離世的波蘭導演華意達(Andrzej Wajda),今次說1981年《鐵人》(Man of Iron)。《鐵人》是《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1977)的延續。《大理石人》的結局是開放性的,無意中為續集鋪了伏筆。《大理》的年輕女導演Agnieszka看二十年前新聞紀錄片,被「勞動模範」Birkut的形象深深吸引,對他明查暗訪不果。諷刺是,昔日社會主義的工人模範已被忘懷,他的大理石像被冷落一旁;反而跟他有關的身邊人:黨友、戰友、前妻,二十年後統統飛黃騰達,過着小資生活。Agnieszka好不容易,終於在格但斯克列寧船廠找到Birkut兒子Tomczyk,他說父親已死。即使如此,《大理》的結局,Agnieszka仍氣冲冲把Tomczyk帶到華沙,見電影學院老總,希望把Birkut的故事講下去。影片就此打住。華意達藉《大理石人》挖苦社會主義的偽善,男男女女表面上對黨的路線及政治運動一片丹心,實則各懷鬼胎、看風使舵,不斷討政治的油水。影片場景最後由華沙轉到格但斯克,多少想喚起觀眾回憶——1970年船廠罷工,被軍警暴力清場,幾十名工人被打死,統一工人黨的第一書記戈慕卡下台。《大理》雖然沒直言,但似乎暗示了,Agnieszka遍尋不獲的五十年代勞動偶像,會不會已獻身工運,甚至因此而人間蒸發了?Agnieszke兩種記者的命運來到《鐵人》終於水落石出。華意達拍《鐵人》時為1980年,格但斯克又爆發了另一場大規模罷工,9月華里沙(Lech Walesa)率領成立了「團結工會」。運動蔓延全國,不斷有工人加入、激發其他城市同樣抗爭,聲勢非常浩大(最高峰時工會會員人數愈千萬)。罷工源於政府調高物價、女工Anna Walentynowicz被無理解僱等,當然都不過是導火線,對政府積累不滿才是大前提。人民的時代總算來了,華意達在《大理石人》還有不少曲筆、含沙射影,七○年的血腥鎮壓未敢直言,在《鐵人》則把矛頭更指當權者:Birkut的故事說下去,因為他直正、「不識時務」,被親友離棄(只跟兒子相依為命),又坐過牢,晚年流落到船廠工作。他參與了1970年罷工事件,手無寸鐵的被槍殺,後來更死無葬身之地——國家昔日推崇的勞動模範,到頭來被國家機器殺害。兒子Tomczyk本來跟父不和,父犧牲後他大徹大悟,放棄學位,來格但斯克當工人,在1980年的工運擔當領導,他就是《鐵人》故事焦點。父子故事 折射波蘭赤化後《鐵人》跟《大理石人》故意對仗,同樣的採訪偵查(受《大國民》敘事啟發),藉新聞記者訪問不同角色(Agnieszka這回成了受訪對象),帶出歷史及人物脈絡。如此側寫人物,好處是更具懸念,把人物烘托得更傳奇。《大理》的記者是Agnieszka,不斷追尋真相的果敢女子;《鐵人》的記者是Winkel,懦弱、酗酒成性的官方記者。Agnieszka的追查是自發的,Winkel的調查則是局方委派的,旨在要蒐集工運領袖Tomczyk的黑材料(天下共黨一樣黑!)。不過《鐵人》藉對白透露,Winkel並非一直跟政府狼狽為奸。他作為新聞工作者,在1970年工運,曾寫過很好的報道,他見證了抗爭的兩代(他說:當年寫父親Birkut,現在寫兒子)。只是,性格怯懦跟酗酒習慣,令Winkel不得不站在「維穩」一方。Tomczyk & Agnieszke八○年的船廠罷工開始後,罷工委員會下達禁酒令,以免發生暴力事件給政府口實。《鐵人》巧妙利用這點,設計出一個無酒不歡的記者。Winkel由華沙到格但斯克,首要解決的就是杯中物問題。初時還慶幸,跟他聯結的黨棍藏有私酒(放在大提琴後,看上去多附庸風雅),可惜回到酒店便不小心打碎了酒瓶(絕望的他,把毛巾吸起廁所地板的烈酒,使勁擰到杯內飲用)。《鐵人》秉承華意達作品的精神,譜寫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既有Birkut父子,又有革命伴侶(Tomczyk與Agnieszka到格但斯克不久後結成患難夫妻),然而看到最後,Winkel原來也關鍵,故事中他有改變。回看他被遣派到格但斯克,被迫從宿醉醒來,不多不少是趟自我救贖的生命旅程。「大理石人」及「鐵人」片名,暗裏皆指勞模Birkut,前者說他的雕像;後者指他身故後,兒子為他豎立的鋼鐵十架。Birkut風高亮節、直正不阿,卑微但不畏暴政,是個完美的人,跟觀眾有距離。華意達明智在,把兩部影片的視點放在更微小、平凡角色之上,令觀眾更易認同。《大理》的Agnieszka,一個女子跟建制抗衡;《鐵人》的Winkel,不過弱小中漢,透過偵查,漸漸覺今是而昨非,最後選擇跟群眾一線。Winkel續寫《鐵人》 拍成《希望之人》所以《鐵人》看得人大快人心,華意達1977年拍《大理石人》的時候準想不到,以Birkut、Tomczyk父子的故事,折射波蘭赤化後的廿幾年歷史,幾年後竟有圓滿下場!《鐵人》比《大理石人》更虛實相應,電影捕捉了如火如荼的船廠工運(華里沙及Walentynowicz演回自己),由工人集會、外國記者採訪(團結工會不信賴本國媒體,大規模地「勾結外國勢力」),到關鍵的「格但斯克協議」簽署,政府承諾工會的訴求。觀眾熟悉的幾個虛構人物,游走於船廠、會議廳,擠進人群中間(Agnieszka一直被囚禁,最後在簽署大會跟丈夫團聚)。影片結局,黨棍與秘密警察面對浩瀚的萬千工人民眾,顯得勢孤力弱。當然,電影總是要完的,它有它的結局,現實卻不斷演化,難言始與終。《鐵人》1981年出來,拿下了康城影展金棕櫚大獎,但好景不常;年底軍人賈魯塞斯基(Jaruzelski)上台,頒布戒嚴令,團結工會被列作非法組織,活動被取締。這些就是拍《鐵人》時始料不及,也固然沒法放進影片的後續了。或許正因如此,華意達三十多年後,又把《鐵人》續寫,拍成《華里沙:希望之人》(Walesa:Man of Hope)。此時,波蘭的政局早已變天了;殺人的暴權必亡,問題只是時間。重看《鐵人》,感慨萬分。電影有些1970年船廠罷工的歷史片段,軍警亂棍追打手無寸鐵示威者,催淚氣驅趕民眾,坦克進場,很容易聯想起「雨傘運動」甚至「六四事件」。一個從大廈偷拍廣場的畫面,工人抬着死者的屍首抗議。那名死者,不知是不是在格丁尼亞被打死的Janek Wisniewski?Wisniewski乃化名,真實身分較少人知道,他代表了抗爭犧牲者(倒有點像六四的王維林),事迹被譜寫成詩詞及歌謠。《鐵人》我每次看到結尾都很觸動,除了因為兒子回到父親陣亡處,向他肺腑告白,也多少拜明快的The Ballad of Janek Wisniewski所賜。歌謠由飾演Agnieszka的Janda演唱,咬字用力,熱情澎湃。雨傘運動已過去兩年,不知什麼時候,香港電影才有人敢於寫出我們的「鐵人」故事?■按:11月1日在香港大學尚有一場《鐵人》放映,詳情可參考「世界電影經典回顧2016」「華意達90」網頁)文:家明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23日) 影評 電影 華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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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意達走了

波蘭大導演華意達(Andrzej Wajda)生於1926年,今年剛過九旬高壽,新作Afterimage 9月初還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誰料新片出來才一個月,就傳來他與世長辭的消息:老人家因為急性肺功能衰竭,在華沙離世了。康文署的「世界電影經典回顧」正要舉辦「華意達90」影展,10月中陸續放映他十九部名作,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本來要好好回顧的,一下子變成悼念影展了。華意達 Andrzej Wajda (1926-2016)用波蘭語說波蘭故事讀網上訃聞,數《視與聽》Michael Brooke的最詳盡,華意達最令人敬佩是永不言倦,香港人自命勤力都得甘拜下風。他不知哪來的時間及精力!文章如斯簡述他:「六十年來四十部長片,最少六部是世界級傑作,同時為劇場導演、政客及畫家。」這多重身分及產量已夠駭人(還結過四次婚!)。「六部傑作」其實是很保守的估算,更別說他創作高峰正值波蘭的社會主義時期,拍片總是暗渡陳倉,不停跟審查制度博弈。Brooke說他對國家(注意不是對政黨)十分忠心,不止拍歷史,還有份創造歷史(見證團結工會成立)。除了八十年代戒嚴期間流亡海外,他拍過些德、法語片(《丹頓》),他幾十年來都是以波蘭語說波蘭故事。最後的Afterimage應沒例外,說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一名波蘭名畫家故事,看預告片已很吸引。某個畫面,史太林肖像的旗幟高舉,畫家的油彩布頃刻蒙上紅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文藝創作的教條性扼殺,一下子形象化了。Afterimage無意中成了華意達遺作,說的既是他年少便熟悉的繪畫世界,並回到他學畫、從事電影的四五十年代。而藝術跟政治的角力,又是華意達戲內戲外的畢生課題。如此一來,Afterimage倒有點「老大回」的總結味道。我若從實招來,不只「余生也晚」,亦十分後知後覺。我輩戲迷對波蘭電影的愛好,大抵都始於奇斯洛夫斯基(今年適逢其二十年祭),剛巧是八九波共倒台後的歷史關口。以奇氏為切入點,我們打開了波蘭電影一片窗。然而,初看華意達有點水土不服。一來奇氏實在霎眼嬌,尤其最後四部,對波蘭片有點錯誤期許;二來我們在香港,從小習慣「非政治化」與沒有歷史感的教育,這裏的影人以不諳政治自居,跟華意達身處的景?南轅北轍。華意達的電影要慢慢細味下去,才漸漸領略箇中神采。話說回來,他的確拍很多歷史故事,波蘭又是個苦難民族;但其電影世界一般通俗易明、不算晦澀,說的不過常情。比方他1955年的處女作《這一代》(A Generation)好了,背景是二戰被納粹佔領的華沙,小伙子受感召加入共產黨的反抗地下軍——說「感召」中聽,其實是喜歡上了漂亮聰穎的女同志。《這一代》美國片的啟發華意達一開始便見大將之風,拍《這一代》時他不到三十歲。影片主題明確,道出少年成長的懵懂,主角老想幹一番大事,到頭來只感到乏力(二戰時華意達曾參與抵抗,「這一代」他有份)。《這》每場戲的攝影構圖都好、場面調度很精準。女主角出場時,位在眾男之上,氣宇不凡;下一場她跟男角正式見面,碰上背後的教堂婚禮,結婚進行曲不經不覺突出了他們這對。華意達功夫紮實,除了源於他的繪畫背景、之前的電影學徒訓練,相信也跟美國電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2001年洛茲電影學院辦了盛大的華意達研討會,華致開幕詞時,再次說明「美國電影」對他們一代的重要意義;他甚至建議不要再使用「美國電影」此名詞,因為裏面可以指涉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千差萬別了。他拍戲之初,跟歐洲所有新浪潮運動一樣,固然受意大利新寫實主義洗禮,但美國片的啟發同樣根深柢固。他說拍第三部片《灰燼與鑽石》( Ashes and Diamonds)時,受了尊侯斯頓的黑色電影名作《梟巢浴血戰》(The Asphalt Jungle)薰陶。從觀眾角度,《灰燼與鑽石》毫無「抄巧」痕跡,整體非常創新;十架耶穌倒吊映襯戰爭廢墟的意象,過目不忘。可見華意達懂得兼容並蓄、推陳出新。當然,他更聞名的美國片致意,是他七八十年代兩部傑作《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及《鐵人》(Man of Iron),借用了《大國民》(Citizen Kane)的敘事方法。《大理石人》《鐵人》揭破波蘭社會主義謊言《大理石人》尖銳的揭破波蘭的社會主義謊言——年輕女導演鍥而不捨追尋二十年前真相,不歌頌「改革開放」、「經濟奇蹟」,跟整個父/專權體制周旋到底。影片除了向《大國民》借鑒,還有不少華意達一脈相承的元素,那時他年過半百,影片證明他到另一高峰了。《大理石人》一方面有他關心的政治與藝術議題:歌頌勞動模範的大理石像。華意達早年拍過紀錄片I Walk in the Sun(1955),以雕塑家為題,裏頭用攝影展現雕塑美態,手法跟《大》的偽紀錄片異曲同工。另外,《大理石人》在找尋一個不存在的人(完美的人)、是關於拍電影的電影;類似題材,他在1968年的《盡情傾售》(Everything for Sale)已見端倪。今天回看《盡情》仍然震撼,大量遠拍、動態畫面,中段嘉年華會機動遊戲,簡直是一次攝影與剪接實驗。《盡情》的虛實相應、戲內戲外極為有趣。幾乎同一板斧,華意達在很多年後的《菖蒲》(Sweet Rush,2009年,前譯「我懷念的」)重施。同樣懷念故人,《盡情》的對象是英年早逝的「波蘭占士甸」Cybulski,《菖蒲》則是他的攝影師、《大理石人》女角Janda的亡夫Klosinski。在《菖蒲》,華意達還粉墨登場演回自己呢。多產高質 不斷嘗新何止多產及高質,不斷嘗新也是華意達幾十年的標記。他可以很政治、沉重血(《下水道》及《卡廷大屠殺》);他喜歡改編文學,尤其杜斯妥也夫斯基,九十年代還以杜氏小說拍成日語片!他可以拍大製作、駕馭大場面,人馬雜沓浩瀚(《速度》及《灰燼》),但他亦拍過實驗性、劇場味重的電影(《死亡課室》),他甚至拍過喜劇——其中一部是2002年他再找波蘭斯基當演員的《復仇》(The Revenge),當時兩個人都老了。《灰燼與鑽石》可別忘了,他也是六十年代歐洲新電影運動的作者之一,時勢造英雄,他有份革電影的命。1960年的《一夜純情》(Innocent Sorcerers)多麼自由灑脫!故事主要篇幅是男女角的一夜調情,今看仍趣味盎然(看完你會想玩玩那擲火柴盒脫衣遊戲)。兩年後,華意達跟世界各地新浪潮導演合拍《二十歲之戀》(Love at Twenty),每人拍二十分鐘,他的短篇繼杜魯福的「安坦但奴」故事之後,開場便先聲奪人:先聽見獅子咆吼,才見畫面溶入,男女在動物園的猛獸籠外熱吻,女的相貌姣好。然故事愈發下去,情郎可得遭殃了。好一記溫柔與暴烈,驟看矛盾,細看竟又如此接近。■「世界經典回顧2016」「華意達90」資料www.lcsd.gov.hk/fp/zh_TW/web/fpo/programmes/rc2016/index.html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16日) 電影 波蘭電影 華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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