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華:DQ後局勢論——政府、建制派與非建制派面對的政治難題

高等法院裁定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炎的宣誓無效,4人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令至今被DQ的非建制派議員增至6位。外界預料針對上述判決的上訴案終會以失敗告終,進行補選幾成定案。DQ事件為香港政界及社會引發了大地震,但隨之而來的局勢亦會為政府、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帶來更棘手的政治難題。 政府和解政治的困局 從實際利益出發,今屆政府想必不願看見DQ事件繼續發酵。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社會轉吹「和風」,大有和解之勢。是次4名議員的DQ事件實乃上屆政府留下的政治問題,與現屆政府無關。DQ一事不但重燃社會的緊張及悲哀情緒,同時又無形中增添了政府與非建制陣營的對立。由於判決權屬法院所有,在「守護法治精神」的圍欄下,政府須尊重法庭判決。新一屆政府對DQ事件一直以溫和的態度冷處理,並透過表示「不會乘人之危」去穩定民心,目的正在於避免再激起政治對立及社會矛盾。 事實上,在6位非建制議員被DQ的情況下,建制派在總席數及分組點票均佔了過半數議席,除了如政改等「重要議案」須獲全體議員2/3票數通過外,基本上政府在建制派支持下可通過任何議案。退一步而言,在建制派議員總席位過半數的優勢下,即使6位議員沒有被DQ,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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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健民:不能讓歪理說得理直氣壯

回歸20年,有什麼改變?這是過去幾個星期不斷重複的問題。坦白說,20年前的7月1日,我並沒有太大的感觸,因為當時仍在英國念書,即使整天坐在電視機前看直播,但隔着一道屏幕,始終不能完全感受到大家當年的心情,也體會不到當天烏雲密佈風雨飄搖的景象。但之後10多年,與大家一同經歷了無數高低起跌天災人禍,自然感觸良多,也體會到回歸以來的巨大改變。民主停步管治敗壞等制度問題,令人失望沮喪;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有增無減,更叫人痛心難過。但過去20年最教人難受的,是很多人把歪理謬論說得愈來愈振振有詞,甚至理直氣壯;而這些歪理悖論,卻逐漸蠶食我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這種說法,多不勝數,但近年有3句說話,最令我憤憤不平。 鼓吹「敬畏國家」 是返回帝制年代 第一句,是香港人必須「敬畏國家」。這是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的新近提法,他斥責部分港人不願接受回歸中國的事實,也要求香港人對國家有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希望港人多嘗試了解內地政府的邏輯和道理的要求,我可以理解;但「敬畏」又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按常識理解,尊敬是必須出於感性上的接受和理智上的認同。假如缺乏了這些元素,順從態度便只可能是基於恐懼。就是說假如不識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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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20年」與香港制度優勢弱化

香港回歸20年,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真實、客觀、準確地評估過去20年的得失成敗,自然是按照一國兩制道路走下去必不可少的工夫。過去的20年,是「迷失的20年」,這是一種評估。這種評估,可能礙眼礙耳,但是知道香港迷失了什麼,不正是可以找回「迷失的」,使今後的路行得更順暢嗎?筆者最為憂慮的是,香港制度優勢弱化的痛點。 這些年,內地城市「以彎道超車」的模式直追香港,而香港的老競爭對手新加坡則已是「爬頭」,不但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超過香港,而且居住面積等生活基本素質遠在香港之上。香港人,應該有切膚之痛。 當下,方方面面都在說「一國兩制的初心」,事實上,一國兩制初心,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是認定香港原來的制度比起改為實行內地的社會制度更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筆者的另一種說法,就是香港原來制度具有優勢。那麼,說「迷失20年」,是否可以說,我們「迷失了制度優勢」? 事實上,回頭看20年,香港優勢弱化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地理優勢一步步變為劣勢,使到香港航運、物流、客運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領先地位不斷下降。在2004年之前,香港貨櫃運輸量一直雄踞世界第一,之後連續被上海、新加坡超越。近年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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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權 哪有行政主導

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建制陣營、中央官員提出行政主導無法落實的困局,然後例牌地把問題歸咎於泛民攪局,導致政府施政失效、香港內耗不斷、浪費光陰。近期發功的是前特首董建華,他在團結香港基金午餐會上作了冗長的發言,再次老調重彈。一種近乎「陰謀論」的說法,指他這個動作有其弦外之音,旨在說明近年政府施政無功、一事無成,主因在於立法會處處抬槓,並非因梁振英能力低劣所致,以求為他開脫。但假如董建華並無意藉此為梁振英鋪橋搭路,純粹是在於探討時政,那就反映出他視野上的局限,始終未能看到行政立法關係緊張的關鍵所在。3座大山礙政府在立會確立支持支持民主的朋友普遍相信,假如特首能夠由普選產生,那麼,他的認受性將會大大提高,可以用民意去壓倒立法會,使施政更暢順。理論上而言,這有點道理。但在現實政治當中,民意支持只是一種考慮,在議會有票在手才是最實際,而各種個別利益總能透過議員去發揮各自的影響力,反對所有對自身不利的政策主張和法案,哪怕這些建議都是合乎公眾利益、有理有據。所以即使是民選特首出現,也難以保證政府能夠從此一帆風順、施政無阻。特區政府的政治制度設計中,事實上有3座大山,足以窒礙政府在立法會中確立支持。第一,特區政府實行的是類總統制,就是行政首長與議會各自由互無關係的獨立選舉產生,而非英國式由議會多數黨執政的內閣制,所以行政、立法機關之間並無唇亡齒寒的共生關係,也因此沒有制度誘因去促使議員支持政府;第二,在比例代表制之下,立法會難以產生多數黨,在分割的議會中,政府要尋求足夠票數去通過法案的交易成本便會相應提高;第三,即使通過吸納政黨進入行政會議去確立議會中的支持,在現行制度下有保密原則要求,有政黨背景的行政會議成員如何在不能泄露政府機密的情况下,有效地尋求黨友的支持,也是一種高難度的動作。「保皇黨有辱無榮」正說明問題這就是說,假如沒有這3方面的相應改動,要求議會對政府多加支持和配合,實在有點異想天開。但在眼前的政治現實當中,這3個環節中,前面兩項可以修改的可能性近乎零。沒有配套的憲制改革,要提高行政機關的主導地位,談何容易?當然,在憲制改動難行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以政治策略去提高政府施政中的主導角色的可能性,這主要是透過董建華所說的「政府與建制派更努力合作,製造緊密的伙伴關係」。這種策略,主要是透過吸納主要建制派政黨要員進入行政會議,甚至委任其成員為問責官員,以圖拉近關係。這些動作,歷任特首也有做過,但始終成效不彰。箇中原因,就是在政黨眼中,政府出手太低,支持政府回報太少,得不償失。曾鈺成多年前一再強調作為「保皇黨」「有辱無榮」,李慧琼近日則說要成立「有權有責、有辱有榮」的管治聯盟,正好說明這個問題。政府中人也許覺得政黨貪得無厭、叫價太高,但問題是近年的政治生態改變,作為建制派承受的壓力也愈來愈大。他們面對的不單是以前的幾句冷嘲熱諷、輿論壓力,很多時候可能要直接承受肢體衝擊,甚至被揭私起底。更加嚴重的,是即使全面普選遙遙無期,但選舉結果的不可預測性卻愈來愈高,要保住議席也愈見艱難。義無反顧不顧一切站在不得民心的劣政一邊,隨時會引來選民以選票懲罰的嚴重後果。鍾樹根和民建聯近日的內鬥,也說明即使是建制派議員,首要關心的還是如何保住議員身分,是否建制派倒是次要考慮。所謂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所要求的可能是政府和建制派主要大黨確立一種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關係。假如能夠與主要建制派大黨組閣,政府便至少在議會中有固定鐵票,那麼其他「保皇黨」要見風駛(巾里)、西瓜靠大邊,也來得更容易。眼前困局因中央壓止分權所致歷任特首真的不明白時代改變,要出手更高方能留得住政黨忠誠嗎?不一定。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這種組閣的自由。歸根究柢,這涉及到中央的策略考慮,由始至終,中央不想看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議會,去制約行政機關。所以在制度設計時,英式的內閣制並不足取,而比例代表制更是有效防止多數派的出現,有利分而治之。但這種防範的心態,不止在於針對泛民,北京其實也對任何政黨,哪怕你是建制派、愛國政黨也好,都存有戒心,否則,上屆特首選戰曾鈺成不應連出選的機會也沒有。在他的邏輯中,一旦政府過分依靠政黨,處處要拉攏他們合作,甚至如上述所言以聯合政府形態出現,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必然受到這些本地政治利益左右。而這些政黨無論如何也是由選舉產生,民意的影響力,尤其是選舉年份,難以估計。在這種考量下,任何政府和政黨與議會的過度親密關係,也是存在風險的。特首與本土政黨過分親近,在處理本地輿情和中央利益的矛盾時也許會變得猶豫不定、三心兩意。這種天秤搖擺不定的局面,絕對非中央所能容忍。但問題是沒有這些協作空間,行政長官又如何得議會的支持呢?回歸以來的多次政改,也完全沒有嘗試處理上述問題,只糾纏於議會組成和選舉方法,哪怕任何明眼人也看到問題所在。眼前行政機關的困局,完全因為中央過度壓止任何政府和政黨、議會之間具意義的分權安排所致。在這種思維不變的情况下,任何實質有利於加強行政立法關係的憲制改動和政治策略,都不會有出現的行動性。剩下來的,只是靠出口術、責罵泛民搞亂香港、不以大局着想的謾罵。這些動作成效如何,大家心知肚明。董建華真的有心解決問題,便請你向中央力言死諫,說明真正問題的所在吧!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4日《明報》觀點版 立法會 行政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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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舟求劍」的故事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上是收錄在《呂氏春秋,察今篇》裏,大家慣稱之為「刻舟求劍」的一個故事,大意如下:有一個楚國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佩劍掉進江裏。他忙拿出小刀在船邊刻上一個記號,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這是為了記得劍是從這裏掉下去的。」當船靠岸時,這個人趕忙從船邊刻下記號的那個地方跳下水中,去找尋他的佩劍。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他什麼也找不到,這是因為船一直繼續向前駛,而劍卻遺留在原地,不會向前。像他這樣去找劍,也實在太懵懂可笑了。董建華道出沒有執政黨的局限上周一,前特首董建華,以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身分,於基金所辦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說,評論:「回歸以來,歷任特首都難於實施回歸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使歷屆政府都出現期望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處境。問題在於回歸後,特首不領導任何政黨,而立法會議員都是民選產生。議員當中,有獨立人士,更多屬於不同政黨,他們往往由於代表不同利益,互相爭持,亦會與特區政府爭持不下。因此,特首難以有效執行《基本法》所要達到的『行政主導』模式,造成嚴重內耗。」北京一直對香港出現「執政黨」心存顧慮。如果那是泛民政黨,當然是洪水猛獸;但就算那是建制派政黨,也一樣擔心會尾大不掉。因此,基本法裏所定下的憲政安排,對政黨政治處處設限和提防;就算到了特首選舉本地立法,也定下如果政黨成員選上特首,必須退黨。北京根本無視現代政治裏,政黨擔當如連繫行政立法機關、培育和儲備政治人才、建立管治團隊、在社會為政府動員支持等重要角色,因此也造成今天香港政治上的畸形局面。追求「行政主導」的虛妄董建華想指出沒有執政黨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局限,本來只是本地政圈中無人不知的政治常識;但他作為卸任特首,且現時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其政治忠誠一直為北京所信任,所以由他親口道出,就算是常識也別具分量。但我亦想指出,容許政黨政治在香港進一步發展,以至出現執政黨,無疑可以解決今天不少問題;但天真的以為,就此可以回到殖民地年代「those good days」,行政主導政府從此天與人歸,施政暢通無阻,那無疑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虛妄,更是一種「刻舟求劍」。社會已經出現四大變化箇中的關鍵,是香港自七八十年代至今,已經歷了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當中社會已經出現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可以分為四大方面:(一)政黨政治:以往殖民地政府可以行政主導,面對議會予取予攜,那是因為委任制、因為間選,都讓議員比較順從,再加上議員散兵游勇,所以都不能在議會內為政府帶來任何挑戰和阻力,更遑論在議會外。但1990年代初立法會引入直選,幾個大政黨如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都是在這時相繼出現,而政黨的行為又受到彼此間的博弈所影響,因此不單議會的表現判若兩樣,就連整體政治生態也出現重大轉變。(二)媒體生態:1990年代,《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先後創刊,再加上電台烽煙節目及名嘴的出現,大大改變了香港的媒體文化,由以往與政府、與建制、與權貴間的客客氣氣、和衷共濟,變成後來的專愛「踢爆」、專揭陰私、以敢於挑戰權貴為榮。近年雖然因為種種政治和經濟原因,主流媒體有所收斂,但面對新媒體的崛起和威脅,主流媒體也不能太過「被和諧化」。(三)公民社會:如果1989年六四事件的兩大後續影響,就是催生了政黨政治,以及改變了媒體生態,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及之後的天星碼頭保育、反高鐵等運動,就是孕育出新世代公民社會的茁壯,並把政治的軸心,轉移到公民社會當中。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些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動員中,政黨再不是主角,而是公民社會,尤其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新興NGO(非政府組織)。(四)公民意識:最後,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間,因為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因為政黨的動員、因為媒體的影響、因為公民社會的啟蒙,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已經大為高漲,再非昔日殖民地年代逆來順受的「順民」。因此,今天有何影響他們權益的情况出現,民眾都懂得要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七八十年代殖民地政府可以行政主導,不會受到挑戰和阻力,是因為前述四大變化仍未出現。因此,到了今天,就算董建華指出了有關政黨政治的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甚至北京接受了「政黨執政」這個概念,但以為從此政府的行政主導就可強勢重現,從此天與人歸,施政暢通無阻,那無疑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虛妄,更是一種「刻舟求劍」,因為社會並沒有停下來,已經出現如前述的深刻變化,如流水一般一去不返,我們亦因此不能抱殘守缺。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順帶一提,在大學,偶爾有學生讀了某「網絡國師」的「偉論」,下課後走來「挑機」,侃侃而談港獨的可能性,說以前香港經濟也可以不靠大陸,所以為何今天不能,只要事在人為。要擊倒這些論點當然不難,最初我還苦口婆心的以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讀過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ies)的朋友,定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耐心加以解釋,歷史和經濟發展的不可逆轉性、不可重複性,不能照辦煮碗。但有時這對他們來說,這實在較那些網上「即食偉論」要深得多,如今寫到這篇文章才省起,下次不妨輔以「刻舟求劍」的故事來說明,或許較易理解。歷史就像那流動着的江水,永遠不會停下來。若然我們以「刻舟求劍」的心態來追逐諸如「行政主導」的神話,注定只會徒勞無功。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6月23日) 香港政府 行政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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