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偉詩:城市如何憑藝術成為品牌

歐美近三十年、亞洲地區近二十年的主要城市,例如紐約、倫敦、東京、台北、香港、首爾、新加坡,有着一波又波的文化創意衝擊浪潮,各國政府除了將大量資源投放於新興的文化及創意行業外 (如設計、動漫、電影、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等),為了在全球化年代讓其主要城市變得更吸引,他們都動用了大量的文化資源,重新包裝城市,打造大都會「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而表演藝術恰恰便是其中最常見的文化策略。 就歷史發展而言,城市往往是資本、基建、資訊、人力資源和人口的密集交匯,大量多元的人口在城市生產、消費與相遇。人是精神的動物,除了生產物品也創造文化、價值。在紐約、倫敦這樣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文化混雜多元,催生出大量富有奇思妙想的藝術形式。隨着全球化的高速發展,表演藝術已不再是一座城市的飯後甜點或時尚外表,很多時候,原是她的文化品味、審美精神的載體。那麼,當代的舞台表演藝術,甚至戲劇,究竟是什麼? 現實世界中,尋求哈姆雷特王子的「奧菲麗亞」無處不在,遠至荷蘭藝術節、法國阿維儂及蘇格蘭愛丁堡藝術節,近至台北藝術節、香港藝術節、烏鎮戲劇節,都有「奧菲麗亞」的身影。毫無疑問,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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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恩威:舞台仲可以做乜?

編按:香港文化人胡恩威,又有新搞作:擔任Freespace Tech Lab (舞台與技術實驗室)總策劃,提倡以舞台科技實驗表演藝術,探索劇場創作空間。且聽胡恩威怎麼說……胡:胡恩威問:語瀟問:為什麼會有「舞台與技術實驗室」(Freespace Tech Lab)這個想法?胡:舞台技術(台、燈、聲)是表演藝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除了在舞台上的演員,舞台燈光、音響,還有整個舞台空間,本身有很多技術在裏面;兩岸四地對舞台技術的實驗卻是比較少的,而進念35年以來,藝術創作上跨界跨媒體,一直在實驗科技跟舞台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Lab。像現在大家常常看到的投影,進念在25年前已經開始在舞台上應用和實驗,包括1990年代的《石頭再現記》、《艷電》、《舞照跳》、《魔笛》、《石頭記備忘錄》、《四大發明》、2000年早期的《2001香港漫遊》、《半生緣》等等,到後來建築音樂劇場系列的《Looking for Mies》─一個以投影和舞台技術來展現劇場空間(建築)的裝置劇場作品。進念在舞台技術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創新實驗,許多現時活躍於舞台技術設計、管理、教學和多媒體等領域的專業人員,都曾參與過這些實驗,啟發業界發展,當中包括已移居內地的張輝、香港話劇團舞台技術主管林菁、康文署演藝場地技術總監李永昌等人。舞台技術和表演是同樣重要的,沒有舞台技術的創意和專業,戲是出不來的。問:中港台近十年建了不少新的劇場,你認為有應用到新的舞台技術嗎?胡:現在有更多新技術出現,比如音響的精細化和燈光的投影化,這個也會影響到表演效果的可能性,還有演出者跟表演之間的關係。過去十年,中港台也蓋了很多新的劇場,但很可惜這些新劇場還是使用舊有的科技,觀眾跟舞台的關係也是以前的概念;另外,中港台蓋劇場,很多時候只是看它的外表,花很多錢蓋外表,但是後台和舞台才是最重要的,後台跟舞台技術的配套,很多時候都被忽略。無論是西九、台灣,或大陸,其實大部分的劇院都是不合格的;如果我們參考國際的例子,例如日本做劇場,他們做得很專業,無論在後台的安排、100個座位的黑箱劇場設計,他們都思考得很好,藝術家會覺得很好用。另一個趨勢就是很多中港台的劇場都不是由劇團和藝術專業主導,沒有業主用家的概念,這也是香港做文化建築現在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不同於歐洲、美國,甚或韓國,很多劇場都是由劇團來經營的,劇團於劇場就好像醫生管醫院,醫院的設計是醫生決定的,但是現在香港就沒有這個概念。問:那麼,和西九合作的「舞台與技術實驗室」如何對應這些情况?胡:進念跟西九合作「舞台與技術實驗室」有幾個方面:一個是創作方面,實驗舞台技術跟表演的關係,新的技術出來會怎麼影響到觀眾跟表演者的關係;另一個就是培訓,從中學生,到大學,到建築專業都會有工作坊,讓他們知道舞台技術的一些基本概念。因為香港一些建築師完全不了解表演藝術,甚至從不看戲,他們對設計劇場博物館跟藝術館,以及其他文化類型的建築,很多觀念都是錯的,比如說蓋劇場的loading and unloading(布景裝卸區)的位置和大小都是錯誤的。到最後找一些西方的顧問來,那些西方的顧問也沒有實際和在地的概念,大都是紙上談兵。其實香港的表演藝術,官方來說已經超過50年的歷史,我們累積了很多經驗,但是為什麼還是培養不出自己的劇場設計專家?所以這個「實驗室」會有一些工作坊給建築系及其他建築設計相關專業的學生來參加。未來,更會有專門為建築師規劃師而設的專業舞台技術課程。我們跟西九是一個長遠的規劃合作,未來他們有很多新的舞台。這些實驗有可能可以讓業界應用的。問:剛才講到中港台,是說它的設計理念是西方的?胡:是說它的設計理念不是為「表演藝術」服務的,而是為建築師的ego服務。建築師覺得外面做得很怪就行,但其實表演藝術,最好的表演藝術空間都是一個一個箱子、一個一個盒子,最重要的是裏面的舞台,而不是外面的包裝。問:所以現在有關中國傳統的東西,很難在這種空間裏面得到很好的呈現?整個華人世界都是通病?胡:有兩點。比如說在西九蓋一個根據中樂團的需要來設計新的音樂廳,不應該再弄一個西方的,它的設計一定要跟西方的不一樣,有很多可能,可以很好玩,全世界沒有這樣的例子。香港常常說中西文化交流,我們的功能就是要把中國文化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如果香港做一個音樂廳,中樂放進去應該要變得更好聽,西樂也可以吸收中樂的元素,有一些不同的力量在裏面。這個音樂廳應該具體備中西方結合的香港特色,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中西樂音樂廳,只有香港做到。第二,又例如,台灣的問題是他沒有根據台灣表演藝術的需要去思考─台灣有很多中小型的劇團,但是新建的都是超過1000座位的大型劇院,做實驗的劇場200到500座位最好,尤其是中小型劇團,因為500座位大小的比較好經營。其實台北跟西九也是同樣問題,大的場地是不流行的了,藝術發展是需要小的,所以很多人說給年輕人機會,就應該蓋多一些小的劇場(意思是200到500座位規模)最理想。我希望西九未來可以多蓋一些小的,工廠大廈式的空間就可以,一定會有人做一些特別的項目,因為藝術是不可以估計的,可以給藝術營造一個氛圍,但是不可能控制它的結果。正如科學不能控制它的結果,但還是要做實驗,不做實驗就不知道有什麼結果。藝術也是一樣,所以這些劇場都是實驗室。問:小的就比較容易做實驗?胡:當然比較容易,進念35年前也是由小劇場做起,年輕的藝術家會比較容易找到平台去發表他的演出。還有,小劇場好像coffee shop和茶館一樣,慢慢劇團也學會經營自己的劇場,好像「前進進」在牛棚辦的空間非常成功,慢慢會出現更多的專業。我覺得將來表演藝術應該好像咖啡廳,是咖啡廳的概念,導演就像咖啡師,開自己的咖啡廳,我就做我的咖啡,你喜歡喝這種咖啡就去這個咖啡廳。西九其實是可以的。台灣也缺這一種小劇場硬件配套。所以我們做這個跟西九合作,也希望研究探討未來劇場建築劇場空間的需要是什麼。問:所以有一個趨勢就是打破大的場地的壟斷,變成許多個小的?胡:大的場地不是壟斷,壟斷這個詞是錯誤的。大的場地有大的場地的功能,功能不一樣。所以我們說,沒有小是沒有大的。你要大的要成熟要發展,一定要用小的去培育,培育藝術家、行政人員和觀眾,不可以只要大的。任何藝術,和社會的心態也是一樣,不可以只有大;大的要維持,還一定要有小的。■世紀.infoFreespace Tech Lab 舞台與技術實驗室日期:2017年11月12日至26日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查詢:2566 9696網址︰www.zuniseason.org.hk[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PNS_WEB_TC/20170930/s00184/text/150670825625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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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一國兩制的喪鐘

政府就高鐵方案承認了兩點:第一,西九站作為離境口岸,全中國的法律必須適用,因此政府否決以附件三的形式引入中國法律,因為根本無法預知什麼中國法律適用或不適用。第二,現時的方案是要繞過《基本法》,由於西九部分地區已劃為內地口岸,故不存在內地法律適用於香港的問題。這其實等於承認,政府的方案是違反《基本法》,而政府的解決方案是重劃香港的範圍,將部分本來屬於香港的地區劃定為內地口岸以繞過《基本法》。 政府說這樣不違反《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沒有界定香港的範圍。但《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多項保障,均建基於香港的地理範圍不會收窄,例如內地的法律和政策不會在香港實施,香港居民在香港境內受香港法律的保護,內地法律必須符合第十八條的規定才能適用於香港等。如果香港的範圍能隨時改變,這些保障便會形同虛設。 政府說可以將西九部分地方租借給內地政府,但租借土地時,土地仍然受香港法律的管制,現時的方案則是西九站部分地方根本不再屬於香港政府管轄的範圍,這是放棄而非租借。政府又說,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中央授權香港進行這個方案,這簡直是強詞奪理!第二十條授與香港額外的權力,適用於深圳灣方案,容許香港海關在香港境外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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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租裝城市

把西九總站分層租賃給內地管理和執法,其實頗具創意,更具體展現了「香港精神」:純粹從商務角度去思考所有人事物(所以才有「領展」的出現,上市經營,盈利第一,翻新旗下所有商場和停車場,狂加租金,不理社區民生百姓死活!),業主房客,身分互換,最重要是得到所謂效率利益,包括政治在內的其他因素皆只是可以視而不顧或強力解決的技術問題。 把土地租出去,把管理權租出去,香港是個「組裝城市」亦是個「租裝城市」,沒有任何東西不可租借——當然包括尊嚴。 然而,我們必須信任特區政府,把樓層租回給「大業主」後,特府既是租客亦是二房東,應會細心照顧香港人的安全和感受,譬如說,會否把那幾層「租界」特地噴成鮮紅色,讓香港旅客老遠即知那是很不一樣的區域,內地公安出沒請注意;再如說,會否在租界樓層門前豎起大大的告示牌,提醒香港旅客,一旦進入,無法睇到這樣睇到那樣,亦無法攜帶這樣攜帶那樣,願者上釣,否則請轉身走人,選擇其他較遠較費時的北上路徑;又如說,在租界樓層內設有特府辦公室,長駐職員和律師,任何香港人惹了麻煩,有權即場尋求協助或保護……多元並舉,聊勝於無,力求降低香港旅客的不安焦慮。 相對地,我們亦須信任身兼大業主兼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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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先訪西九說明甚麼?

習近平離開香港機場和酒店後,第一站,就是去西九文化區。他到香港後,真正到訪的地點,首先就是西九。那說明什麼? 那說明,無論文化藝術工作者這些年多有心都好、多希望逃避政治在這塊土地「發展香港文化和藝術」也好,從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戶西九那一刻開始,所有的努力,必定被一個事實蓋過和抹去:西九文化區,正式被定義為國家耀武揚威的空間,這片臨海土地首要的功能,變成symbolically和physically展現天朝的權力,其他的硬件和軟件不過在拱照。故宮空降之後,這片土地的格局已很清楚:西九附近就是不惜工本興建、接通中國的高鐵總站(並因一地兩檢,將有中國執法人員在內)。 今年初我曾在澳洲訪問西九文化區前CEO連納智,他對故宮博物館空降的猛烈批評,可說是從文化藝術的專業角度出發,指出其嚴重不合常理、不合程序和有違文化理念之處。為何不合理至極的改動也可上馬?今天習近平到訪西九,可說正式把故事本來就很明白的另一半,顯現出來:那是文化藝術全盤讓路予國家意志和sovereign power的結果,需要很強的公民社會和專業精神,才有可能抵抗。近二十年來有關西九的爭辯、角力和演變,最終竟這樣一槌定音收尾,落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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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與本土的扞格

剛去過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諮詢,這次是給文化藝術界的,沒有了支持故宮組織的喧囂,反倒坦露出一種荒蕪的空虛。力推故宮的林鄭月娥已經辭職參選特首,擢職署理的張建宗很可能只是過客,「滴水不漏」雷霆萬鈞的故宮急降,忽爾呈現一種空心化。 諮詢會主持是藝術館前館長曾柱昭;台上是西九行政總裁栢志高、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嚴迅奇,三位都很可能不會坐鎮於未來的故宮博物館董事局,對於已過去的行政程序只能護航,對於未來的故宮策展方向不能保證,台下發言批評就算有理有節,也彷彿向空氣發炮,最多是被記錄在案。此前的林鄭表態、新聞發布,已對巿民造成故宮急降乃盲婚啞嫁之印象;如果不是栢志高一再重複說,在這階段的諮詢中,「如果巿民真的說不要故宮博物館,就會沒有」,整個無可選擇的氣氛是十分痛苦的。 能夠作出自主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歷史以來,「尊嚴」的概念,都與獨立自決的「自律性」(autonomy)相關,如果不讓人做出自願的選擇,就有傷於人類的尊嚴。 故宮壓制本土 故宮的急降無疑是一個讓全港巿民嘩然的「特例」,尤其在於其以賽馬會35億作為故宮的建設經費,繞過立法會財委會的監察而言。誠如杜耀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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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房裡的討論

有專欄作家轉述流言說我曾經打電話給林鄭,要求建立張愛玲紀念館,我昨日已澄清,但這小事倒令我想起另一樁小事。 我確向官員提過關於紀念館的建議,卻並非向發展局,而是向民政局。七、八年前我曾是民政局委任的「藝術資助撥款小組」成員,偶爾得跟局方公務員開會,閒談間,我盡責說了紀念館構想,或許以訛傳訛,二手變三手,三手變N手,最終把林鄭牽涉入內。 其實我提過不少建議,譬如說,我一直覺得可把幾位殿堂級的香港藝人和影視明星「綑綁」紀念和致敬,健在的或去世的,在灣仔找個空間,把他們的照片和舊物之類對遊客和公眾長期展示。 名單大可包括張國榮、梅艷芳、羅文、肥肥、黃霑、李小龍、鄧麗君、任劍輝以至新馬師曾,亦可網羅許冠傑、譚詠麟、葉麗儀、顧嘉煇等等。地點最好設在灣仔,有老香港的舊氣味,未拆的利東街最適合,即使如今改多幢豪宅已經落成,地產商仍可考慮設館,吸引遊人,創造利基。 西九也可以呀。有了故宮的遙遠文物,為什麼就不能有香港本土的流行文化?別說其他人了,試想若在西九弄個空間紀念張國榮和李小龍,日韓遊客必蜂擁而至,今古映照,替海邊增添無比熱鬧。 我擔任了兩年多的小組成員,時任民政局長是何志平。在建制裡做事,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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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建一座大都會博物館

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拗,主要集中在程序公義和決策的透明度;對是否應該建這樣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反對聲音並不強烈。泛民陣營之中民主黨比較低調,公民黨則較勇進,原因之一是公民黨黨員陳淑莊是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媒體多引述她的發言;但她公開的言論,也從沒說過香港並不需要建這個博物館。政府自製危機 實令人不解事實上,政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簡述了過去10年和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經過,到2012年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協議,雙方同意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據文件內提供的數據,每次展覽吸引的入場人次都非常踴躍,換言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深受公眾歡迎,有「民意基礎」。把這種合作關係提升為在香港建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理應得到民意支持,整件事的籌劃安排何須在「滴水不漏」的情况下,以「密室操作」的方式進行?現在的結果,令北京故宮博物院尷尬、馬會的捐款反受質疑(巨額捐獻之後會否影響其他社會服務的資助),連著名建築師嚴迅奇也無端捲入風波,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手法再次受到責難。一件本應是好事的計劃反而無端陷入困境,政府自製危機,何以至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違博物館發展現代潮流過去幾年,政府對於涉及中國大陸的議題都提心吊膽,深恐在政治上犯錯,或怕惹怒北京、或怕港人產生牴觸情緒;在決策時,往往以各種方式繞過立法會或盡量「低調」,務求推行時較為暢順。然而,公共政策講求透明、公開、問責,要爭取各持份者支持,唯有如此,決策才可以成功推展,令社會受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1974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1屆會議,其章程第三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諸於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就要得到民眾認可和接受。試問「滴水不漏」的決策過程又怎能達到上述目的?博物館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往往是最矚目的地標,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但早年的博物館,其實只是王室的私人珍寶收藏室。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教育開始普及,政治民主化席捲全球,博物館逐漸對平民百姓開放,發揮了知識普及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成為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的功能愈來愈大眾化、公開化,香港搞博物館卻在公眾隔絕的情况下進行,完全違反了博物館發展的現代潮流。當代博物館對城市更新(regeneration)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促進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博物館本身的文化資源可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台北故宮近年推出2000多種文創產品,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三,博物館可以促進公眾的認同感,成為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喚醒民眾對歷史傳統的尊重、增強對城市的歸屬感。在香港搞一座高水準的博物館,絕對值得支持。港故宮館不應成北京故宮「分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2年在智利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行圓桌會議,提倡博物館要隨社會發展而變革,傳統博物館的哲學和內涵要改革,不應只關注「物」的收藏,而是以人為中心,直面社會問題;博物館在關注歷史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當下生活的世界,面對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令民眾認識到社會和諧、文化共融的重要。北京故宮本身是一座皇室宮殿,它的地位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現在香港要建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應該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分館」,也不應把重點只放在文物展覽。馬會願意捐35億元建一個世界級博物館,對香港是好事;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如果能建成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融合故宮的文物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為一座兼容中西文化的博物館,讓參觀者可以比較中外文化、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這樣不是更能彰顯香港國際化的特色?中央電視台拍製過一套1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分別演繹了古代中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等不同時空背景下東西方藝術演進的歷史。把兩座博物館放在一套紀錄片,目的是透過它們館藏的文物,對比整個中西文明。若不「以人廢言」,這套紀錄片水準甚高,主題曲《心依戀》更非常悅耳。內地也有這種中西文化世界觀,香港就更應該利用本身特點,建一座全國獨有、兼收中外文物藝術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念之間,怎樣把香港故宮博物館「變身」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值得下任特首仔細研究。(本文參考了謝涤湘、禇文華〈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博物館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城市觀察》,2014第4期)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博物館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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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為什麼「好多嘢」

「我哋去西九睇吓有乜嘢……哇哇哇好多嘢」,這是政府多年前宣傳片的歌詞,或許是因為播出以後,「好多嘢」一直沒有出現而停播,而今值得重播,因為確實出現「好多嘢」,但還不是文化展覽的「嘢」,而是政治上的「好多嘢」。過去多年,每次坐船到中港城碼頭,看到西九在周圍高樓林立的包圍下仍然是荒蕪一片,都感嘆西九是香港的恥辱。記得跟西九同一年提出建議興建的洋山港碼頭,由於深水區處於浙江省內,上海要跟浙江解決地權所屬和管理,以及利益分紅的問題。而今上海港口已經成為世界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碼頭,而西九卻經歷了多少任總裁、提出了多少個方案又廢掉多少個方案、10多年來就多少個項目達成共識?要討論決策過程是否體現民主理念,很容易會轉移到內地的民主制度跟香港的比較、究竟民主與效率可以犧牲什麼的爭拗。討論如果是理性而大家都有求同之動機,存異也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的討論往往是非理性的,包括有文化人認為,不要拿到「垃圾會」(立法會)去討論,那是個一事無成的地方。這當然也是偏激的說法,但事實上,西九的種種問題,包括這次「小故宮」項目,顯然已經超出諮詢程序問題,而是介入了太多政治因素的問題。梁振英參選上屆特首選舉,立即被挖出曾經做過某項目的評判。以前有人擔心西九會成為地產項目,結果經過反覆爭議,終於制定出發展方略,卻遭立法會質疑文化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而今故宮博物院選擇了香港作為第一個分館的地點,僅僅是由於主事人是可能即將參選的林鄭月娥,即被指控缺乏諮詢。這些一切都不禁令人懷疑,如果沒有政治因素,反對派真的會反對、口口聲聲說公義嗎?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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