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線假設欠奉 發展願景淪為假大空

與友人閒談對《2030+》的印象,就是「先發展、再綠化」:既沒有嘗試提出改革規劃標準,引入生態保護規定及生態友善農業面積,亦不見有太多生態評估的基線資料。最確切與人的生活質素相關的,就是把未來人均休憩用地供應目標,由現時每人不少於2平方米,增加至每人不少於2.5平方米。眼見洪水橋新發展區的概念圖,有一個倘大的市區公園,嘗試結合綠色城市的概念,但未免讓人聯想起天水圍的濕地公園,先破壞郊野然後再補償公園的發展邏輯。一個較為完善的規劃大綱,最核心的自然是有關諸如人口、房屋、土地、交通、環境、生態等基線假設,與發展大綱之間的關係。例如,要推斷是否需要建設東大嶼與新界北兩個「策略增長區」,除了解有關人口、房屋及土地需求的估算是否合理以外,亦必須要有其他基線的資料,相關的交通流量評估,以及對環境、例如是空氣質素的影響評估,以充份理解有關發展對環境的影響。不過,當細閱有關策略性環評的初步研究文件,單單是看空氣質素評估,都已經粗疏得讓人驚訝。文件嘗試標示到了2020年,香港路邊空氣污染水平仍然高於香港空氣質素指標的地區,當中包括青衣、葵涌、西九龍及港島西區。似乎到了2020年,香港的路邊空氣質素應該可以得到控制。不過,圖片之下原來有一項用細字寫的註,寫明「此圖標示空氣質素的概括背景,並未包括本地的排放影響,尤其是沿繁忙道路網絡的地區」(見圖一)。圖一:香港路邊空氣質素預測 (資料來源:《2030+: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可持續發展》)亦即是說,原來有關的空氣污染評估,是不包括馬路汽車排放的廢氣,而正正兩個「策略增長區」所製造的,就是因車輛增加而引致的空氣污染。這樣的環境評估得出的結果,自然是有關發展不會增加空氣污染!更加值得留意的,是東大嶼都會、包括交椅洲的填海連接,基本上就是位處於2020年香港路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假如那些填海而來的土地是用於興建住宅,居民難免要日日吸廢氣。真正的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應該如何做?其實2006年環保署委托顧問做的《檢討本港空氣質素指標及制定長遠空氣質素管理策略─可行性研究》,不單研究三十六項包括步行、低排放區、綠化屋頂、能源排放比例等措施的成本效益,還有珠三角總體地區的高排放及低排放場景預測,圖二綠黃橙紅的格仔圖片,其實就是代表第一階段減排措施實行後,預測對香港路邊空氣質素的影響。香港未來的空氣污染挑戰,將會集中在香港的西部區域,包括要興建三跑的機場、荃葵青、深水埗、以至是中上環、堅尼地城等會連接東大嶼都會的地區。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無論如何都難以作出《2030+》不會令香港空氣污染惡化的結論。圖二:香港實施第一階段減排措施後的路邊空氣質素預測 (資料來源:《檢討本港空氣質素指標及制定長遠空氣質素管理策略─可行性研究》)《2030+》作為一份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其對生態、空氣與水質等影響深遠,繼2013年的《香港空氣清新藍圖》後,環境局已經成立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負責檢討現時到2020年香港空氣質素是否能夠達標,並評估在2020年之後,當香港既有的減排措施逐一落實之際,在陸上、海上交通、能源發電等方面,研究有何措施可以進一步改善香港空氣質素。筆者在工作小組的會議中,從未聽聞相關官員會把《2030+》放入議程討論,這是否意味著2020年之後,空氣質素就不再在長遠規劃的視野之內?城市規劃與街道設計,絕對會影響由車輛排放出來的廢氣,是否會在人口密集的地區積聚,影響居民健康。去年香港因空氣污染而提前死市的人數高達2196人,直接的經濟損失高達274億。《2030+》提倡的「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除強調鐵路的重要性外,更需要其他推廣步行及單車出行的具體措施,計算有關措施的成本效益,以落實真正可持續的集約型城市形態。例如,我們便提議在社區設計引入「長者友善社區」的概念,由長者的視覺出發,改變現時以車為本的城市規劃思維,建立以行人為本的社區。在長者人口比例較高的區域、社區或屋邨,更可引入如紐約市般的「長者安全街道計劃」,並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訂立相應措施或社區設計,例如增設交通燈過路秒數時間的顯示、縮減行車道的數目、於社區道路增設行人平台等以減低車速,鼓勵長者多在社區內步行,並便利輪椅使用者。自訂立「長者安全街道計劃」後,紐約市各焦點區域的行人傷亡率減低39-68%,街道可步行性亦提升5%,配合社區街道「車速30」的概念,便可減少6.5%的汽車行駛里數,從而減少5.6%的氮氧化物和5.5%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實在值得香港效法。圖三:長者友善社區設計─社區道路增設行人平台以減低車速,鼓勵長者多在社區內步行,便利輪椅使用者(資料來源:網上圖片)另外,在港島北地區設立行人與單車共享的海濱空間,配合中區的行人專區及低排放區,將可改變市區車輛主導的城市設計形態。在今年九月舉辦的「非常()德」活動,把德輔道中轉化成臨時的行人電車專區,不但改善德輔道中的空氣質素,PM2.5平均濃度比干諾道中及皇后大道中低約40%,人流更比沒有活動的星期日大幅上升92.19%,沿街42間商舖亦表示生意額有所增加。香港核心商業區是否可以出現另一個紐約時代廣場,就看《2030+》能否開放討論規劃的基線假設,把健康宜居的集約城市願景具體落實。 規劃 香港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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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鼓灘——新界版的九龍寨城

日前有報道曝光,方知道屯門龍鼓灘是香港鮮有一直沒有發展審批地區圖(DPA plan)及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所覆蓋的地方。即是說,該範圍一直未就城規條例規管,無土地用途規劃,規劃署亦無權執法,就儼如新界版的九龍寨城——城市規劃的「三不管」地帶。那為何當局一直不修補規劃空隙,為龍鼓灘制訂法定圖則?無論是6年前對環團長春社還是今天對媒體的答覆,都不外乎「當額外資源許可下」才擬備,和「適時檢討」。眾所周知,龍鼓灘是劉皇發家族的「地頭」,這令人不禁要問:到底純粹是因為「人力資源不足所致」,還是忌諱鄉紳利益而不敢規劃?特別厚待龍鼓灘?從官方的回覆,還以為龍鼓灘是個偏遠荒地,未有迫切性去規劃。但事實上,龍鼓灘一帶已有相當多發展。由屯門沿龍鼓灘路進入,經過環保園、發電廠,就見到對着海灘有一大群丁屋屋苑,包括早前爆出劉皇發父子涉嫌參與套丁的龍濤灣畔第三期和成發山莊,這些屋苑各有一致的建築風格,明顯非單幢式申建。佈滿丁屋的龍鼓灘區域,偏偏一直不受法定圖則規管。只要在網上查閱規劃圖則,就發現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最西邊只覆蓋至發電廠,以北整個龍鼓灘丁屋區、海灘以及山邊地帶,圖則已經止步。眼見這幾年規劃署正積極為毗鄰郊野公園的「不包括土地」擬備DPA plan,至少還有權規管,但對龍鼓灘又不是無路可進的「不包括土地」,又不是軍事禁區,卻反而一直沒有用途規劃。官方可有合理解釋,何以一直對龍鼓灘如此特別厚待?規劃發展優先 土地管理次之?如果不是偏袒發叔,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一直官方與公眾對規劃的理解存在落差。多年來,官方常以「資源有限」、「未有優先性」的理由去看待擬備DPA plan這回事。官方「優先性」的資源分配,其實只不過是放在各個大型發展規劃,而非規管和保護環境。但公眾眼裏,遲一天制訂規管,就是多一天縱容破壞。當局以發展潛力作為優先調配資源的考慮,變相就成為縱容環境破壞的幫兇。面對各式各樣的填泥破壞,DPA plan未必是唯一的規管工具,但至少賦予規劃署規管違例用途的權力。還香港土地一個規管的用途,政府又是否需要「問埋發叔」?文:林芷筠(城市規劃師、本土研究社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9日) 規劃 發展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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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棕土 惹毛香港土地霸權

現今不論是立法會候選人的政綱、「造王」智庫、城規專業及一般關注香港土地發展問題的市民,都開始從不同角度談到香港的「棕土政策」(brownfield policy),即使在近月令人窒息的政治陰霾中亦興趣無減。回顧有關爭議,自2010年民間開始醞釀及引進概念,到2012年首次出現比較完整的本地政策研究,直至今年才成為官方已不能迴避的土地議題,直至近日本土研究社出版棕土研究《棕跡》及開展相關政策討論活動,再度引來不少土地發展方向的爭論。為何棕土掀起了公眾關注為何「棕土」(brownfields)這個相對陌生的詞彙,會惹來現今眾多社會反響?究其原因有以下4方面:一、打破都市迷思——全港1192公頃棕土資料的民間發現,揭破了「香港地少人多」的都市迷思:原來香港還有不少土地資源未被善用。政府在未有仔細研究這些已破壞土地如何優先修復及善用之前,已急於選址進行大規模填海及開發綠化帶,明顯違反可持續土地發展原則,因而形成社會話題。二、觸碰土地霸權——當香港土地問題不再是土地不足的客觀地理問題,而是有關城市如何發展、土地如何分配的選擇問題,就無可避免觸碰到政府土地規劃上及地產發展租值上的壟斷問題與檢討,牽涉到過往甚囂塵上的「地產霸權論」。所產生的輿論局面,將對現時依靠着這套壟斷性土地發展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利。三、環境問題嚴重——新界棕土的研究不斷讓新界各種臨時用途的問題嚴重性及普遍性放在公眾視界,包括回收場火災連年、殘留毒害、泥頭處處甚至違規佔用官地。棕土的擴散成為了香港自然土地破壞的元兇,公眾不再認為這是屬新界某事某地的孤例。四、影響鄉紳利益——不少棕土案例揭開了新界鄉郊在違規套丁、協助發展商收地以外另一種潛藏土地利益。如果按現時元朗倉地市價4元/呎來看,地區鄉紳作為承租地主再劏地出租的中介者,當中牽涉出租上千公頃的持續土地利益,即可跟套丁所獲取的一次過利益匹敵,直接叩問着特區政府多年來放任鄉紳的新界土地管理方式,收回棕土進行房屋發展的建議亦將影響既有鄉村土地利益格局。土地爭議無礙政策共識就上述分析,棕土議題的關注不止是因為增加土地供應的考慮,亦與環境保育及既得利益結構攸關。惟現今政府會認為當中的土地爭議,只會導致紛爭及拖延,故此選擇充耳不聞地「迎難而上」。但事實上,在近日我們舉辦一次民間棕土政策研討會中邀得「團結香港基金」的代表到場分享,發現爭議其實也能促進幾方面的政策共識,包括「團結香港基金」代表都表示支持政府應建立「棕土資料庫」促進民間研究、認同加重罰則規管棕土擴散至農田與自然濕地,亦承認早前指香港未來需要9000公頃土地發展只屬「blue-sky approach」(即不涉及現實情境的估算方法)。事實上,優先善用棕土一直具有較大的民意基礎,包括早前有規劃專業論壇LEAPS(躍動菁專)現場的調查,現場專業界別朋友在聽過眾多不同土地發展的意見後,有過半數(52%)支持「發展棕地」作為「政府最應從哪方向增加可供發展的土地」的答案,高於排名第二位的「開發新市鎮」(22%)。以往在未有棕土發展作為正式選項時,政府在過往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諮詢,有不少意見質疑為何沒有放置「棕土」作為當中一種土地供應選項,同時在官方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中也有46.4%不支持填海,與現時大規劃填海有很大偏差。現時亦有不少專業界靜觀其變,察視未來走向及專業領域介入的空間。由此可見,這些土地爭議並非沒有意義甚或阻礙發展,反能讓社會大眾更清晰香港未來土地發展的共同選項與實况,協助政府作出一個尊重民意而非向既得利益靠攏的土地發展選項,亦是即將步入「跑馬仔」時期的特首參選人不得不表態的土地議題。文:陳劍青(本土研究社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6日) 規劃 發展 土地 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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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SIMCITY

立法會選舉臨近,土地規劃成為一眾政團政綱中必然會提及的重點;不過,有不少政團仍然未能擺脫「增加土地供應」的偽命題枷鎖,仍走不出香港發展必須繼續興建新市鎮的思維。現時有關土地規劃的討論焦點,總是離不開是否應該發展棕地/市區閒置土地/農地/郊野公園以興建房屋的視角。這類土地分配正義的問題,自然十分重要,但未免未能觸及香港城市規劃的核心——那種以專業角度預先設計好的藍圖式規劃,把香港分割成一個個不同功能的區域,並把人口和企業由市中心分散到鄉郊的城市擴展理型。要了解為什麼土地分配為何如此緊張,交通規劃為何重車輕人,就不能不由批判這種藍圖式規劃的思維著手。筆者近日在一個讀書分享會中談及香港的城市及空間規劃時,就不得不拿SIMCITY這個例子來講城市設計。這個遊戲的奧妙之處,當然是背後預設的資本主義邏輯。例如發展就必須把一個城市劃分為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要發展一個區域,就必須要先興建相關的基建和馬路網絡;要維持三種區域的需求,就必須注意它們之間的位置是否相互毗鄰之餘,又不會讓污染影響土地價值(而不是市民健康)。玩家要在遊戲中玩得好,就必須要充份理解住宅、工業與商業之間相依互存的關係:住宅區可以為工業區與商業區提及源源不絕的勞動人口,但必須有工業區為居民提供工作。工業區又可以擔當運輸者的角色,無間斷地為商業區提供貨物以供買賣。商業區的種種貨物和產品,則為居民提供娛樂。整個循環生生不息,就是資本主義生財的奧義,亦是作為市長的玩家,政府稅收不斷的秘訣。這種城市規劃的SIMCITY思維,最遠可以追溯至1898年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概念,他所構思的城市,就是將城市區分和轉變成幾個簡單的土地利用方式,然後把每一種土地利用的安排轉變為一個個獨立的區塊。這種功能性的分區影響深遠,根據雅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評論,整個20世紀的城市規劃,不論是強調分散城鎮規模的「分散主義者」(Decentrists),還是要發展垂直城市的建築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都在強化這種威權式的、由上而下藍圖式規劃的意識形態。時至今日,香港的城市規劃,仍為一眾高官權貴與離地規劃師的專業獨斷,體現在城規會審議過程的封閉自守與專業傲慢的種種政府部門「判詞」之中。就以德輔道中的改劃申請為例,所有政府的回應都集中在有關改劃是否會影響交通,幾乎完全沒有觸及改劃在城市規劃上如何為香港帶來革新。相比起影響洋洋三大版的交通影響回應,規劃署就只有一句「the proposals would hav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 realm and enhance the street amenity in general」,原來在香港,改劃馬路為行人電車專區就等同於街道美化。這些人或許十分「專業」,為維繫香港既有的地產霸權格局,習慣在圖則與數字堆中指點江山,以為發展就是SIMCITY般把土地rezone再rezone。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從來沒有閱讀過Kevin Lynch對都市意象的解讀,不明白行人會對所屬社區與街道進行策略性連結,憑藉當下的感應與過去的經驗,共同產生可以引領行動的「環境意象」;更不消說雅布斯如何以一個雜誌編輯與格林威治村村民的身份,成功抵擋高速公路分割格林威治村與中國城的故事。專業人士尚未明白的,即便是同質性極高的單一用途街區,隨著居住者與商店的有機改造,也會把街區演化為特色迥異的眾小巷弄。人是形塑環境特色的原動力,種種的有機活動是創造吸引力和交流的基礎,是不可能藉著功能性的城市規劃計劃所能達致的。從這個角度看,改劃德輔道中能否通過城規會,根本是無關宏旨。反正城規會、規劃署與運輸署等政府部門,尚未了解計劃的創意之處,根本不在於移走汽車是否可以減輕擠塞或者是改善空氣,而是在於整個改劃的倡議過程中,公民社會的種種行動如何帶來不一樣的「都市意象」──民間團體落區挨家挨戶解說另類解讀空間的方案,各類爭取另類空間呈現的遊擊活動,將重新構造香港城市規劃中民間社會的挨打與衝擊不斷卻一事無成的既有成見。德輔道中改劃方案既有專業團體的背書,亦有民間團體注入更新動力,更獲得個別商會甚至是行會成員撰文支持,難得在這「爭勝式政治」(agonistic politic)當道的後雨傘時代,仍有一批有心人殫思竭慮,企圖突破現時官、商、民互相對立而衝突不斷的負回饋循環。政府在最近的「氣候變化持分者參與論壇」,大講社會創新如何可應對全球暖化對香港帶來的挑戰,又大談智慧城市發展與推廣環保運輸。與會的林鄭月娥司長其實亦曾到紐約的High-Line取經,香港是否可以多一個具地標意味的社會創新實驗場,一改城市規劃多年來被譏為地產發展橡皮圖章的刻板形象,就全在特區政府的當權人物,是否有心突破官僚的技術掣肘與既得利益群體的反撲,由一條一公里的街道著手,進行具真正創意的改革。 規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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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為什麼我們要自下而上的城市規劃

「我站在起居室的窗口,向窗外逼擠的小巷望去,無意中看到一個高大的男人正用手拽著一個八九歲小女孩的胳膊。女孩一邊搖頭,一邊試圖掙脫,還發出委屈而壓抑的嗚咽······我馬上警覺起來······一陣間,另一邊的窗欞處探出了鄰居油亮的禿頂。包點師傅從補頭二樓行下來,賣生果的阿婆也從檔鋪中顫顫巍巍走出來。鐵匠師傅拎者鐵錘出來——而男人太專心嚇唬小女孩,根本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被從背後圍住了······」「雖然讓我們哭笑不得的是——頑皮的小女孩是那個男人的女兒——不過也讓我明白了一個理想城市應該有的狀態,那就是街坊之間的守望相助。」上面的兩段是簡·雅各布(Jane Jacobs)在其普及城市規劃知識的經典名著《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第二章關於行人道(Sidewalks)與城市安全的論述。「大城市並不僅僅比市鎮大,亦不僅僅比郊野人口更加密集——(最大的區別在於)大城市充滿陌生人!」正是由於這一點,美國的城市犯罪率才會在1950年代城市化(Urbanization)方興未艾之際直線飆升。為此,簡提出了「眼神之下的街道」(the eyes upon the street)即「守望相助」的概念——為了維護街區安寧,店鋪老闆和居民會主動監察非常規現象,並且及時制止,而街道的規劃和設計恰恰應該能夠滿足和促進居民「守望相助」的需要。反觀香港的街區,自然車水馬龍、熱鬧繁華,但有多少人曾經過問一下街邊的露宿者?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個人憐憫心的湮滅,跟城市設計也密不可分——試以德輔道中為例:充滿鋼筋混凝土的石屎峽谷,尾氣刺鼻,燥熱四溢,怎麼能夠讓人願意停留哪怕一個字呢?這樣的情況雖然不完全是我們市民的責任,但是我們作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可以做些細微的改變?比如說:參加一次城市規劃的工作坊?參加一次為改變城市而組織的跑步活動?少揸一次車步行返工?甚至我們可以自己設計出改造城市的方法,比如下面的鏈接:https://medium.com/methodkit-stories/methodkit-for-cities-30c284d1748a#.t3oifmoog幾位城市設計者異想天開,用卡片來進行模擬城市規劃,並且已經引進不少城市設計工作室(Urban Design Studio),而筆者也報名加入他們協助卡片的繁體中文版翻譯工作。不久的將來,我們也可以在自己屋企,設計德輔道、設計香港、設計我們的未來!圖一 一個城市設計工作室圖二 德輔道的峽谷效應(Street Canyon Effect)圖三 峽谷效應在香港其他地方也比比皆是引用資料:《香港可持續發展規劃入門:概念及程序》,伍美琴、陳凱盈,2005。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社區參與研究組、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Jacobs, J. (1962)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文:趙宏生 規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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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壓倒一切:梁班子的賣地哲學

「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這是毛澤東引以為傲的名句,文革時期紅衛兵奉為金科玉律。可是沒有人想到,就是這一套把習近平父親也鬥倒的鬥爭思維,在今天香港大行其道。殷鑑不遠,上周五截標的大窩坪賣地,足可說明這套以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首的管治心態,如何把香港一步步推向深淵。本來位處九龍獅子山腳的一幅地皮,面積2.1公頃,可建樓面面積不過是60萬平方尺,雖因綠化地帶改劃屋地引起爭議,並非什麼觸動市民神經的頭等大事。但只要細看賣地章程,便明白內有乾坤,絕非發展局長陳茂波念茲在茲「搵地起屋」那麼簡單。與地鬥這片發展地盤四面環山,位處海拔160米至200米,集水區達22公頃,最高點為北面海拔450米高的畢架山,陡斜的山坡上滿佈花崗岩巨石,最大直徑達4米。根據地質紀綠,地盤四周起碼發生過10次山泥傾瀉,從山澗中下游滿佈巨石推斷,該區巨石滾落和暴雨時出現泥石流的現象十分尋常。最近期有紀錄的山泥傾瀉是2005年,當時經歷兩天暴雨後共有200立方米山泥崩塌,但由於該區沒有民居,所以紀錄並不完整。這一片滿佈地質風險的地盤是否適宜發展?1981年港英政府土力監控辦公室曾就大窩坪區的發展潛力如何受地質條件限制進行研究,結果30多年來該區北面保留作郊野公園,南面作綠化地帶,從未有任何發展計劃。去年發展局執意將地皮改劃作房屋用途,委託工程顧問完成了一份「天然山坡風險初步研究報告」,結論是「該地盤會受山泥傾瀉和巨石滑落影響,必須採取補救工程控制風險」,提議發展商需圍繞地盤興建最少20呎高的堅固屏障,以抵禦「秒速6.9米、直徑達兩米的巨石」和「秒速9.3米,體積80立方米的泥石流」,但強調不能保證是否可行,發展商需自行詳細研究。試想,為了開闢2.1公頃地盤建屋而須清理或鞏固12公頃陡峭山坡,比例是1:6,這是正常的發展用地嗎?與天鬥氣候變化是不爭的事實,今年8月8日氣溫達36.3度,是天文台成立130年以來最高溫紀錄。極端天氣的頻率增加,預示天然斜坡的地質風險也劇增,例如一天之內降雨500毫米的日子(相等於連續7小時「黑雨」) ,上世紀平均117年出現一次,到了2050年這種極大暴雨平均15年便出現一次。這對大窩坪地皮有何威脅?假設豪宅建成入伙而有50年壽命,業主在「有宅之年」很可能面對3次今天香港人在有生之年從未遇過的暴雨,周邊的陡坡巨石同樣「享受」暴雨的「樂趣」,石隨雨落不在話下,擋土屏障的設計未經考驗,身處其中有多安全真是天曉得。誰敢保證1972年12層高的旭龢大廈因山泥傾瀉而全幢倒塌的歷史不會重演?與天鬥的結果是把豪宅住客置於與日俱增的風險之中:明明政府有責任根據氣候變化進行防災規劃,為何大窩坪賣地背道而馳?與人鬥大窩坪的土地用途本來是綠化地帶,起着獅子山郊野公園與發展區之間的緩衝功能,環保團體更在區內發現小棘蛙、大頭蛙及南海溪蟹等生物,所以群起反對把地皮改劃作發展用途。城規會改劃後已招致兩宗司法覆核,但政府不僅沒有重新檢討項目可行性,反而梁振英與陳茂波先後表示不滿民間司法覆核(但未聞對地產商多次成功挑戰城規會表示異議),聲稱此舉會拖慢發展。為了突顯行政主導的權威,政府加快大窩坪賣地步伐,但很多沒有綠化地爭議並丟空多年的官地,例如元朗橫州或原摩星嶺平房區,卻遲遲未發展或推出市場。事實上,由於大窩坪地質風險極高,賣地章程規定承建商在2018年底前完成發展區周邊12公頃土地的風險評估,並在2023年底前完成鞏固周邊斜坡工程。換句話說,這批豪宅能否入伙最快也是8年後的事,究竟發展局趕急招標賣地是為了與民鬥氣,還是為了在局長落任前「交數」?與己鬥梁振英比毛澤東更「超然」的地方是在「三鬥」之上多加一鬥,即與特區政府自己鬥氣。地政總署明知大窩坪地皮的特殊性質,根據過往準則應先由政府處理好土質和司法覆核風險才招標賣地,但如此一來便無法完成特首的政治任務,所以想出了推卸責任的絕招:在招標章程外附送兩份政府不承擔法律責任的「補充資料」和一份「天然山坡風險初步研究報告」,旨在提醒發展商貴客自理,將來要做鞏固斜坡工程需先得環保署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批准(但是否批准不能保證),以及司法覆核一旦成功便可能無法在地盤建屋。可是如此一來,政府表面上乾手淨腳,免除了賣地以後的法律責任,但發展商出價時自然大打折扣,到頭來政府庫房受損,將來真出問題時發展商或不幸購入豪宅的業主亦必然找政府政治問責。梁班子老老實實地把今天和明天的特區政府鬥倒在地,究竟意欲何為?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催生了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生靈塗炭。根據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的研究,光是大躍進中不正常死亡人數多達4500萬。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一旦不受制衡,為禍之烈難以估量。特首的確地位超然,因為全港700萬人中只有他才有資格與權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己鬥」。今天香港「鬥爭壓倒一切」的賣地方式是「全民攬炒」,政府市民商界自然生態集體犧牲,這就是梁振英管治哲學的輝煌成果。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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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枉死 星光大道的前世今生

長期以來,香港乃是在美國荷李活以外,全球第二個最主要的電影生產中心。在1993年的全盛時期,一年有多達242部港產片出品——此調不彈久矣,至2014年只得59部。但大家又可曾想過,現時每年多達5000萬的大陸訪港旅客,1980、1990年代都是喝港產片的奶水長大的。他們願意來港購物消費,除了由於成行成市的名牌店、電器舖、金舖和藥房外,多少也是對香港擁有一份特殊的童年回憶。這正是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 2012)一書中,所描述典型的「集體象徵資本」(collective symbolic capital),大都會特有的魅力所在。它顯然不是由旅遊業界所能隻手打造的,甚至不是電影業界本身所能建立的——它是這座城市經年累月沉澱的文化底蘊,那原是全民共享的集體文化資產。哈維的洞見在於,由於「集體象徵資本」與別不同和獨一無二,因此一旦能被「圈定」(enclosed)作為商品,將可賺取極可觀的壟斷性租值(monopoly rent)。這是後工業大都會建立城市品牌,確立區域或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的因素;亦難免吸引大財團與統治精英結盟,將酒店、商場和連鎖店進駐該區,從而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直到該區的文化特質被磨平殆盡為止。10月8日壽終正寢假如要數香港電影相關的文化地標,大家會首先想到哪些例子?邵氏片場抑或鑽石山一帶的嘉禾片場?電影資料館抑或百老匯電影中心?是王家衛電影中的重慶大廈和中環電梯?許鞍華電影中的深水埗和天水圍?抑或油麻地、旺角的果欄、茶餐廳和小販排檔?還是未來在西九M+博物館出現的各類電影藏品?無論如何,我們均很難會聯想到星光大道。兩星期之後的10月8日,只有短短11年壽命的星光大道便要壽終正寢了。追本溯源,星光大道乃是金融風暴下的產物,時任旅遊發展局主席的周梁淑怡,致力打造一些重新吸引遊客回來的新地標。回歸後內地旅客日漸增加,就更成為旅客增長的主要泉源。當2004年4月星光大道開幕之際,適逢內地自由行政策啟動不久,可說是盡享天時地利的優勢。為何星光大道會建在尖沙嘴海濱呢?旅發局當初的如意算盤,是每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典禮,都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外面行紅地氈,星光大道正好作為年度盛事的背景。但不要忘記,香港文化中心和一帶設施由康文署(前市政總署)管理,在未被「殺局」之前乃屬市政局所管轄。當年曾曇花一現全民選的市政局亦曾討論此事,具文化界背景的議員深明這只是典型的「遊客陷阱」,抄襲荷李活的手印並不會帶來具本文化特色的景點,因此並不同意旅發局這項建議。[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在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所有實景構想圖中,皆再也找不到現存星光大道景物的蹤影。[/caption]2008年:新世界中心宣告玩完結果旅發局遂發揮其靈巧的商業手腕,轉眼間便將新世界發展拉了進來,並於2003年宣布由後者自行斥資4000萬,將星光大道移駕於1980年代已落成的海濱長廊上,並由康文署委託新世界進行管理。儘管計劃好像毋須動用公帑一分一毫,因此亦可避過接受民意機構監督和問責;但實際上,政府同期亦花了1.6億元改善整個尖沙嘴海濱,實行「你出豉油我出雞」。眾所周知,原來的海濱長廊除了有無限時間談心的情侶,又或習慣在該處跑步健身的市民外,很少人會老遠繞一大圈跑過去。當年新世界中心不少較為偏遠的商戶,包括大型日資東急百貨公司,均由於沒有足夠客源而無法營運下去。這便說明新世界願意斥資4000萬,確亦是「順理成章」之舉;亦難免種下了現時由新世界「活化尖沙嘴海濱」,所謂「順理成章」的禍根。當然,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儘管每日有數以萬計的自由客,「迫爆」星光大道拍下「到此一遊」的照片,還是無法令新世界中心起死回生。原已病入膏肓的劣質規劃,無論如何救亡也藥石無靈,最終於2008年藉着與地政署協議,在完全違反城規標準的高度限制下,拆卸重建成一幢高達70層的大樓。重建樓面面積多達320萬方呎,但據稱只涉及98呎的新增面積,故補地價總額只需14.38億元,每呎補地價僅為449元。不說不知,同年亦發生了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前常秘梁展文,出任新世界中國董事的事件。而《壹週刊》則由於標題為「$400呎補地價,梁展文再醒新世界,尖沙咀起63層屏風樓」的文章,被梁展文聲言會控告誹謗。[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3" align="alignnone" width="450"] 2013年新世界文件顯示,整個尖沙嘴海濱一併考慮。[/caption]2013至2015:銅像手印怎樣處置?既然新世界中心已經歿了,星光大道還有它的生存價值嗎?到了2013年1月,星光大道啟用不足九年光景,康文署和新世界在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同一會議上,已分別提交梳士巴利公園和星光大道的活化計劃。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當時已「老實不客氣」,把文化中心至尖東海濱長廊、整個尖沙嘴海濱範圍涵蓋在其概念方案之內。文件並對梳士巴利公園、星光大道、尖東海濱長廊和文化中心廣場分別提出具體改善建議。惟在2015年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文化中心廣場卻不在康文署和新世界所謂「伙伴合作」範圍之列。此外,無論是康文署和新世界2013年分別提交的文件,梳士巴利公園均建議用作藝術廣場和活動草坪,主要目的是提高公園的通達性、增加綠化和草地的面積,以及提供演藝活動的開放場地。康文署作為向公眾問責的政府部門,在文件中更隻字未提將會增加飲食設施。但在2015年兩者共同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綠化和草地的面積卻大幅減少,新增了大量的商業和飲食設施。 整個活化尖沙嘴海濱計劃的地面建築面積,更是現存的接近四倍。最為耐人尋味的是,在2013年新世界的文件中,曾詳細描述了星光大道的改善方案,包括增設噴泉、座椅、植被和吊橋等設施,而大道上的銅像和手印等,則明確將會擺放在原有位置上。但到了2015年提交城規會的文件,儘管多次提及「星光大道」的名字,但對於銅像和手印的具體擺放位置卻語焉不詳。在所有實景構想圖中,皆找不到現存星光大道景物的蹤影。反倒是在尖沙嘴中心對開的尖東海旁,卻會「作為展覽場地以展出香港電影業的發展歷史」。2015年9月15日,康文署表示會與新世界就尖沙嘴海濱的具體設計和日後運作安排,加強及深化公眾參與,為期長達九個月。新聞稿中同時提到星光大道將於10月8日起關閉,以進行大型整修及改善工程。「工程期間,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銅像、『世紀之星李小龍』銅像、『香港的女兒梅艷芳』銅像及麥兜銅像等,將暫時遷移至鄰近的尖沙嘴東海濱平台花園,由11月15日起供公眾參觀;該處亦暫名為『星光花園』……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為什麼新聞稿指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而不是「星光大道」呢?究竟「星光花園」乃如官方所言只屬暫時,亦或明修棧道之餘,最終卻暗渡陳倉,趁三年後市民記憶變得模糊,便改口將它轉作永久設施呢?碰巧在早前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亦隻字不提銅像手印的具體擺放位置,十一年前打造的「世界級旅遊景點」,未來又會以怎樣的方式處置呢?一直支持活化計劃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尤其是作為新任主席的爾冬陞,又是否已經知悉箇中的玄機呢?[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2015年文件(圖2)梳士巴利公園的綠化及草地面積,較2013年文件(圖1)大減。[/caption]2004至2015:見證佛地魔復活回看香港2004至2015這十一年,其實亦是一段翻天覆地的歷史。由於回歸初期遇上金融風暴,香港地產市道一落千丈,董建華政府急欲尋找經濟出路,便不問情由,藥石亂投,不少所謂創意、文化、旅遊的項目,都在那個時候倉卒上馬。但自2003 SARS過後不久,董建華黯然下台,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已落在中央主導的新方向上。儘管十多年來,自由行政策仍一直成為香港依賴的收入來源,但實際上整個經濟結構並無根本改變。在2006年曾蔭權上台之後,就更與大地產商過從甚密,很快又令香港重新回到地產主導的老路上。然而,董治時期一手推動的大量「公私營部門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卻並沒有適時同步被淘汰,不少保育和文化項目仍原用此一模式,例如昂平360、啟德體育城、西九文化區的演藝設施以至多項活化歷史建築項目,斷斷續續惹起不少爭議之餘,政府亦早於2008年修訂相關指引,特別着重防止官商勾結的潛在風險。反倒是康文署現時砌辭「伙伴合作模式」,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無論如何,筆者已就活化尖沙嘴海濱明顯違反公私營合作指引,包括須進行具競爭性的招標程序,擬備清晰及具透明度的評選準則,即使是財政獨立項目,亦應先向立法會諮詢等,向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並獲受理,相信專員亦會還公眾一個公道。星光大道至今仍吸引大批自由客,作為他們童年回憶的一種廉價補償;但對特區政府和大財團來說,這只是董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雞肋」。它和香港的電影業一樣,均被權貴視作早已遠去的集體回憶,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的社會經濟價值。至於抄襲荷李活的銅像和手印,就像傳說中的「食死人」一般,在「黑魔王」復活之後,已再無生存的必要。(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維港海濱關注組成員)■【延伸閱讀】鄒崇銘:《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2015年。康文署九月十四日新聞稿節錄﹕康文署加強公眾參與尖沙嘴海濱設計現時由新世界管理的星光大道將於十月八日起關閉,以進行大型整修及改善工程。發言人指出,該處的橋樑結構建於一九八二年,至今已落成三十多年。由於自然損耗及橋台上設施老化,故須進行整修及改善工程以應付訪客和運作需要。工程約於二○一八年年底完成。工程期間,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銅像、「世紀之星李小龍」銅像、「香港的女兒梅艷芳」銅像及麥兜銅像等,將暫時遷移至鄰近的尖沙嘴東海濱平台花園,由十一月十五日起供公眾參觀;該處亦暫名為「星光花園」。星光花園亦會展示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明星手印,其中十至二十個手印將由十一月十五日起展示,而全部一百零七個手印則會於二○一六年第一季起在花園內重現。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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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管理公共空間的3個問題

文:李浩暉康文署聯同新世界發展優化星光大道的計劃引來眾多爭議。市民關注安排是否真正保障了公眾利益。事件反映政府現時管理海旁的方式有3個問題。問題一:以非牟利之名佔用公共資源1990年代開始,政府引入新公共管理思維,委託私人機構參與管理公共設施,以提高行政效率及節省開支。為免被指摘為「官商勾結」,政府傾向找非牟利團體(non-profit organization)作為參與管理的機構。那麼,政府眼中何謂非牟利團體?公眾多將非牟利團體等同慈善團體,即不賺錢的機構。然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非牟利團體只需在其會章列明該團體不會把任何賺取的利潤分予持份者、會員或董事。值得留意的是,團體從活動中賺取利潤是可以的,只是不可在持份者、會員或董事間分發,並必須把利潤用於團體營運(包括員工薪金)或團體成立的目的之上。不過,市民平時很難查閱團體的會章,香港現時亦沒有官方機構登記非牟利/慈善團體。市民較容易查閱的是非牟利團體是否已經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得豁免繳稅,成為慈善團體。該名單由稅務局負責。根據法律,慈善團體必須從事促進教育、宗教、扶貧或其他公益活動(如環保)(註一)。稅務局的職責便是評定申請團體是否符合免稅的資格。不過市民無從得知稅務局行政審批的尺度。政府與非牟利團體合作管理公共資源並非新鮮事。這在政府處理古蹟活化時可見一斑。在保育天星皇后碼頭的風潮後,政府推出了活化古蹟計劃,把部分由政府持有的古蹟招標,讓社會大眾參與管理,條件是參與的組織必須為非牟利團體,如能自負盈虧更好。部分地產商看準機會,立刻成立子公司登記為慈善團體,以符合政府的條件。大澳警署活化的項目正是一例。現時成功申請的非牟利團體名為「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是某大地產商旗下的子公司,由該地產商的主要股東成立及管理。根據公司註冊處的紀錄,其前公司於2007年12月成立,並於2008年3月改為現時的名稱。從稅局的網頁可見,兩個月後該公司團體得到稅局確認為「慈善團體」。前後連半年時間也不夠。同年2月,政府的活化計劃接受申請,結果該團體亦於2009年2月成功獲得大澳警署的管理權,並把它活化為精品酒店(註二)。且不論該酒店收費是否昂貴,子公司得到該項目後,大地產商已在其網站大力宣傳,為其國際品牌穿上一件文化及社會責任的華麗外衣。前車可鑑,由於政府審批慈善團體時缺乏透明度,營運團體背後的大財團亦有其自身利益,因此政府所說的「非牟利團體」或是「慈善團體」也不一定是慈善家,而由這些團體營運公共資源不等於市民沒有「蝕底」。問題二:官僚對公眾利益的理解單一到底市民有什麼「蝕底」?以官員的論述來說,政府在過程中保留了監督權,而且分文不出便可優化旅遊設施,連同私營公司的靈活彈性及回應市場能力,如果不是「賺咗」,也定是雙贏,所以這個安排保障了公眾利益(顯然,招標引入競爭會不會多賺不是官員們的考慮)。然而,善用公帑只是其中一個理解公眾利益的角度。讓不同市民可以享用香港罕有及優美的海旁,以至親身參與討論和決定如何使用海旁,提高大眾對香港的歸屬感,也是公眾利益所在。由管理團體決定如何利用海旁吸引遊客固然賺錢效率第一,但犧牲了無形的公眾利益,難道讓香港市民以折扣優惠價享用海旁設施便可作為補償?還有,康文署轄下的公園經常掛上多張大大的「不准××」橫幅,官僚們管理公共空間以安全至上。由康文署負責監督管理,難以想像有所突破,滿足市民對減少管制丶多點自由享用公共空間的訴求。問題三:諮詢市民不應只涉區議會雖然政府就是次優化計劃已先詢問當區區議員的意見,但最後仍避免不了爭議。原因是區議會一般對發展當區旅遊業是十分支持的,不過海旁作為全港性的公共空間,持份者遠多於油尖旺人口,但制度上區議員並不需要考慮其他區人士的需要。即使區議會真的支持計劃,也不等於做了充分諮詢,重點是先要找出誰是持份者。尤其當計劃的負面影響落在區外人士身上,諮詢時更要多考慮如何減輕這些影響。沒有人反對改善尖沙嘴海旁的設施,分歧在於如何去做。世界上還未有十全十美的方法,但至少我們知道不能再靠官僚或私人發展商的思維去管理公共空間。作為其中一個方法,筆者大膽建議將來重新設立民選的市政局,讓具有區域性思維及積極回應港人訴求的議員組成跨黨派的決策團隊,監督官員執行情况。有權有責,相信議員不會令港人失望的。註一: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http://www.ird.gov.hk/chi/tax/ach_tgc.htm註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https://www.heritage.gov.hk/tc/rhbtp/ProgressResult.htm作者是香港大學 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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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應學習薛國強

這個八月城規會很忙,關注香港城市地景的市民都好忙。繼兩周前一間顧問公司向城規會申請取消中區電車路段,到城規會有條件批准尖沙嘴海旁交由新世界附屬的非牟利公司改建並營運,並獲得康文署沒有經過任何招標下背書。最終電車爭議被發現原來所謂的顧問公司申請,只是一名政府退休規劃師在沒有任何數字和研究支持下的兩頁紙;而看似有完整規劃圖和政府背書的尖東海旁計劃則獲通過。上周為「星期日生活」撰文的陳劍青及時提醒我們,政府、發展商和一介退休規劃師跟你我都有權向城規會遞交申請,最後城市面貌由誰來決定?關於電車我就不多說了。那所謂申請只是幾頁毫無研究支持的紙,其後提出者公開露面的言論,亦早已被不費吹灰之力地駁到。有人說不如申請反對這項取消中區電車路段的申請,應當也不必費太多心力,因為這個申請離十劃還未有半撇。但這並不代表討論沒有意義,因為這個一石激起千重浪的申請,令一些關於香港市區的想像如鬧市內的行人專用區、只准電車駛入、公共交通工具政策、限制私家車數量等,重新進入普及的公眾討論之中,也不是一件壞事。新世界管理好在哪?關於新世界獲康文署支持,向城規會申請將本由新世界管理的星光大道,連同梳士巴利花園及尖沙嘴海濱花園,交由新世界附屬的非牟利公司營運,據指新世界會負責所有翻新(我堅持不用優化)支出,並建食肆、商店和電影館,將管理年期再延長至少十一年。康文署並無招標便支持跟新世界伙拍,當中新世界在尖沙嘴海旁有多個項目,引起利益輸送質疑,很多傳媒和評論都有討論過,我就不重複了。康文署公布他們支持新世界的理據,有一些引起注意。康文署指新世界管理星光大道紀錄良好,經驗豐富,而且新世界支付翻新和管理成本,可為政府慳錢。而尖沙嘴海濱的地段仍由康文署擁有和管理,但會委託新世界轄下的非牟利機構負責日常營運工作。腦子裏蹦出第一個問題﹕新世界管理紀錄良好,好在哪?以一種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說,我這種沒有管理系統知識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作為一個跟私營機構合作的政府部門,好的管理實質指的是什麼。是新世界不收分文、成本低?新世界旗下有很多商場和酒店,能將經驗應用至公共空間管理?是新世界一腳踢,康文署把它外判出去便乾手淨腳?從官僚或行政角度考慮,這些優點實在無可厚非,畢竟它的確令康文署節省心力。但尖沙嘴海旁正如康文署和大眾認知所言是一個公共空間(雖然兩者對公共空間的定義可能有出入),那新世界的紀錄有多良好?尖沙嘴海旁本身不夠好嗎?沒有人反對維港是香港珍貴的天然資產,天氣舒服之時,誰不想沿着海邊散步,多坐一會?尖沙嘴海旁座椅不多,但其欄杆的斜壆一直是與生俱來,讓釣魚客、吹風人或情侶而設的座椅。但今天我不知道有誰跟我一樣,行過只想快點走人。星光大道有些段落,例如洲際酒店以外,其實頗窄,遊人把路段擠得水泄不通。如果為了旅遊業,先不提香港旅客是否太多,我或者可以忍。但當CNN將星光大道選為全球最令人失望景點第二位,星光大道亦只有手印和李小龍像,無助讓旅客了解更多香港電影業,新世界的管理對用者而非合作的政府部門而言,紀錄到底有幾好?尖沙嘴海旁本身不夠好嗎?為何維港和東方之珠的天際線不夠吸引力,要靠星光大道、遊玩區、休閒區、美食區來增強自信?新世界付錢翻新海旁的設施,令旗下物業價值提升,基本上我沒什麼意見。但康文署亦將海旁地帶的管理權交予新世界。二○○八年時代廣場前空地被揭發是公共空間,卻被發展商用來租借得益,之後傳媒和公眾搜尋全港到底有幾多由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令林鄭月娥後來宣布,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應將公共空間交由私人公司管理。為何我們明明汲取過教訓,還要走回頭路?公共並不是露天自從天星、皇后碼頭保育一役,加上上述時代廣場外空地引起的爭議,「公共空間」這四個字不斷出現在媒體、公眾、甚至政府文件之中,幾乎大家都覺得公共空間是好東西,把這四個字祭出來便能搶佔道德高地。問題是似乎政府只是挪用了公共空間的字面意義,大家沒有將實質意義深究下去。以為只要位於室外,就是公共空間,所以起公園、廣場,就是提供公共空間。但公共並不是露天(open),公共背後還有是交流、自由、協商、共同等意義。所謂的公共空間出現了很多變奏,例如是以前時代廣場之類、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Privately-owned-public-spaces, POPs),變成今天政府擁有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間,這些都是真正的公共空間嗎?當私人公司對空間行使管理權,它便能限制公共空間的活動,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這種空間是否能呈現交流、自由、協商、共同等的精髓?這方面新世界紀錄良好嗎?哪如果康文署全權管理,海旁是否變成更好的公共空間?根據康文署在公園樹立多個「不准××」標記,康文署的紀錄也不良好。塑造城市的權利所以如果我們真的關注尖東海旁,關注公共空間,關注電車,關注城市地景,對於城市規劃、對於公共空間管理和使用等這一切,根本無法交到誰手上便一勞永逸。新世界在營運公共空間的紀錄不良,康文署也沒好多少,最後唯有靠自己。建議廢除中區電車的薛國強的示範倒是有意義,原來(沒有研究、數據)的孓然一身也能令社會關注城市議題。這不是炒作,這是一種權利。當我們在談投票權、經濟權、表達自由時,大衛哈維提醒我們「創造和再創造城市的自由,是其中一種最珍貴卻又廣受忽略的人權」。而幾代的城市學者如Lewis Mumford、Doreen Massey也說到,市民要塑造城市,通常是在具有平等、自由、協商等精神的公共領域下發生。在這種公私合營、由私人甚至是由康文署管理的空間下,我們行使塑造城市的權利被限制。而當我們珍重言論和示威自由,卻發現在現實連表達異見都不為空間管理者所容許(曾經在九龍站上蓋跟十多名學生考察城市設計而被警衛勸離,另一個例子自然是佔領運動),當尖東海旁有三座新世界物業懷疑可能有理益輸送,而我們卻對它如何改造和翻新海傍無從置喙,電車和尖東海旁的爭議反映了我們一直忽視的塑造城市的權利,其實也跟受珍而重之的投票權、言論自由等密不可分。或者,人人都應學習(沒有那麼膠的)薛國強。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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