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二攤

我們誰不是從娛樂版學會這三個字?港劇最熱火朝天的年代,演員紅起來時,劇接劇,大家也沒說看厭。紅人多人要,搶不到期,退而求其次,後備那一位,就變成「執二攤」。人人如是說,讀者聽慣了,很容易不以為意,更不會從補上那位的角度去想、去感受。娛樂版用詞愈來愈刻薄,雙關語大行其道,為博讀者一笑,mean到無以復加。很多年前梁文道寫過一篇評論,感嘆報章雜誌「無腰不姣,無吻不激」,我們看姣腰有年,練就了久在鮑魚之肆不聞其臭的功夫。 所以當記者以一條充滿香港特色的問題揚名奧斯卡時,她本人大概是不明所以的。換了在香港,連「執二攤」都可以直接問出口,現在已經包裝了問題,滿客氣地問影后是否覺得欠人一頓飯一杯酒,不是很醒目嗎?再說,Emma Watson是首選,人盡皆知,如果由她來演,Emma Stone不就沒有機會嗎?她多謝一下人不是很應該嗎? 機會這回事,只有掌握了才是真的。不管之前屬意是誰,最終穿上Mia的服裝,唱歌跳舞念對白的那位,所有本領都是自家的,關其他人什麼事?這道問題暗示了如非人家不要,幾時輪到你?一句說話抹煞了一個演員付出過的心機和氣力,這樣的弦外音,離開了維多利亞港,分貝擴大了,別人聽來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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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媒人自白:資訊壓力令人不似人形

我是個剛畢業,加入傳媒行列幾個月的學生。上星期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言談間我向她介紹自己的工作,剛好當日有一則中國某地區發生大爆炸的消息。我把電話遞給她看,說:「好似呢單爆炸,我今晚要寫篇稿做報道。」她說:「嘩,又死咁多人,好慘。」大概如此,其後的不記得了,因為我沒有用心地聽,我只是對她的反應奇怪。「有咩咁慘?」這句話差點順勢而出,這時她到站落車,我慣性地道個別後,想了一想,沒甚麼奇怪。災難發生、死人,她有這樣的反應是正常的,只是我麻木了,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接收各樣資訊然後把有用的、應該知道的、重要的消息傳播開去(也不只是近幾個月工作才這樣,在學習階段已是如此)。社交平台、網媒、內容農場的傳播文化更甚,從資料整合到發佈的過程時間越來越短,機械式寫作或創作充像走馬燈一樣不間斷出現在螢幕上。而死了多少人對我來說是資料數字,報道出來就完成使命,我亦不再理會,更不會記在心上。就像從眼睛看見就直接到手指頭書寫,並不通過我的血管、心臟、五臟六腑,沒有經過舌頭,我不會感到苦或其他感覺。我喜歡從地鐵站行回家的路,特別是在夜晚,這是我接近唯一停止接收資訊的時間。那條路並不短,快步也要行十二、三分鐘,是上斜和樓梯級不停交集,一般人都會覺得辛苦,但我行了十幾年已有肌肉記憶,過程不需要思考,其實在地鐵站可以轉巴士回家,但這比轉車好,因為不用留意何時要下車。這樣能夠把思緒放空,耳筒亦將我隔離外面的聲音,儘管我不會注意正在播放哪一首曲目。我經常亦很喜歡在十點後行這段路,這段時間的這段路只有我一人,沒有人有千分之一的機會騷擾到我,彷彿是為我而設的冥想空間。我會跟著步行的節奏猛力地呼吸,呼出沉積已久的負能量和糾結,加上早上的空氣是臭的,深夜的空氣我會比較珍惜。這段路程很長,而即使我拖慢到行了二十多分鐘,但總覺得不夠,我知道終點是家。回到家裏就沒有藉口放空心境,對著電腦又要忙個不停。我不讓自己浪費一分一秒,就算不是為了工作我也不間斷地接收資訊,而這個習慣令我對事物的感覺變得麻木,不論看一套電影、最近有追的美劇、大大小小的新聞、收聽節目,對我來說都只是知識與資訊。鬼片我早已不感到驚嚇,因為現實社會上的荒謬事情已經夠多,我也習慣了;「死人冧樓」是等閒事,人數多少只是數字,我只需轉化為一篇報道寫出來,這是我的工作。開首講的大爆炸,我也要翻閱舊稿才記得是發生在陝西,而這只是一星期前的事,我對多嚴重、牽涉多少人命的災難或事件都沒有上心,稿件完成後我就拋諸腦後了。我家樓下有一個地方,平日會有一些老伯坐在一角,我經常思疑他們為何不回家坐,要坐在街上,風涼水冷,又幾乎沒見過他們聊天,最多是一句起兩句止,然後又一片沉默,可能他們也跟我一樣,不同的只是沒戴耳筒聽歌。其實我有發現到「他們」越來越少人,亦猜得到離開的原因,是真的離開了,不會回來。我住的是老人邨,同層的鄰居可能有一半是老人,當中有一半是獨居。鄰居去世的事我早已見慣不怪,儘管老伯出入會跟我打招呼,而我會跟他示好,但我不知亦從沒興致去查問他們貴姓,也不知如何稱呼,只是叫他們呀伯。我對呀伯相繼去世沒有感覺,他們的存在對我的人生本來就沒有任何意義,這樣想是很沒良心和人性,但我現在意識到他們與他們的去世都不屬於資訊的一種。我更意識到的,是我的人生出了點問題,我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就是我開始對任何事物都沒有悲傷這件事。短期內我不懂有甚麼辦法紓緩,現在唯一能夠做的,相信只有暫停然後休息了。剛停筆就心血來潮翻閱擺在書桌旁的《異鄉人》,發覺自己要再看一回,原來還未曾看得透。文:胡迪 傳媒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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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攝影

新聞與攝影兩者之間的關連,似乎比旅遊與攝影更為緊密。旅途上曾經看見不帶相機的旅客,他們在美景當前的那一份灑脫,真是令人羨慕,多麼希望有一天面對美景的時候,專注的在欣賞,而不是忙着研究拍攝的角度、光圈和快門。在新聞現場而不拍攝,那是難以想像的失職。新聞的生命在真實,一張現場拍攝的照片,總是能為真實的新聞提供不同的視角,添加不少的分數。二次大戰結束後,幾位西方著名攝影記者合組了「馬格南(Magnum)圖片社」,向歐美雜誌報社供應新聞圖片,掌控圖片的版權。二次大戰後歐美人民更急切要了解世界,新聞圖片雜誌順應時局湧現,《生活》雜誌就是其中一家表表者。有了這些雜誌報紙的支持,馬格南圖片社的會員,可以自由地拍攝題材,不受報社制約,也因而記錄了五、六、七十年代亞、非、印、歐動盪不安局勢下的不同面貌。在這些紀錄中,馬格南會員布列松在1948年11月到了北平,當時國共戰火已經燒到了城牆邊上,可是在一個茶館內布列松記錄了人們的生活還是如常:「……男人們拎着他們的鳥籠或蟋蟀進來,叫上一壺茶,把鳥籠掛在樑上……一位老人不停地把玩着手心裏的兩隻合桃,這兩隻合桃已被搓得又紅又亮,他們從祖上傳到他手裏已經是第四代了……這裏所有的一切都很寧靜,伴隨着鳥和蟋蟀的鳴叫聲、茶館裏的喝茶聲、善意的笑聲。」布列松1949年4月乘坐最後一艘輪船離開上海,船上擠滿難民,晚上甲板上還有雞尾酒會和手風琴伴奏。沒有不同角度的新聞攝影,我們的認知就很局限了。[張圭陽 ky@kwaiyeung.com]原文載於2016年10月30日《明報》副刊 攝影 傳媒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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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風」內容農場

早陣子,有朋友說他們想大家「杯葛」「內容農場」。「內容農場」,簡言之就是一些「翻炒」的資訊網站,他們知道網民的點擊習慣(即是看到什麼會立即按進網頁),然後就可以令他們得到廣告的收入。內容農場的文章種類繁多,最常看到的標題,大概是「十幾億人都『震精』(震驚)了!這個健康秘密你不可不知道!」、「40歲大齡剩女,跟着這5招做,3個月就嫁出了!」除了獵奇性的文章,「網絡百大帥哥揭秘」、誰誰誰賤男鬥港女那些,都是內容農場文章的「殺着」。真的認為資訊真確性重要嗎?有些人認為,內容農場文章誇大失實、毫無底線,應加以譴責。而另一些人就認為,那些散播謠言的文章就更可惡。比方說「新移民綜援月入幾多幾多」的文章,聽說是生安白造,更令不少社工頭痛。有社工朋友就說:「有新移民家庭走來問我,為什麼人家有這麼多,我得這麼少,搞得我又要處理這case(個案)!」只是,當我看到一些朋友否定內容農場文章的時候,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資訊的真確性重要嗎?抑或大家只是「因為內容農場很煩所以杯葛」呢?比方說,過去10多年,我經常在大電視台的新聞中聽到一些姓「消」的人說話。大電視台的員工們,寫稿的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認為這姓「消」的那麼有影響力,每句說話都要連名帶姓的把「消息人士說」這5字放進稿件之中。「消息人士」是誰?他在哪兒工作?他在哪家大學畢業?在政府或大機構的哪個職位做事?他很重要的嗎?他的說話是值得上新聞時段、佔用大氣電波的嗎?為什麼「消息人士」說的話,會被當成「事實」一般去報道呢?另外,有些泛民的支持者在網絡上,都是喜歡這樣的「留言」證明自己支持民主。比方說,我在網絡上總會看到有人說「叫蟲太唔好為咗想拎鄉事票出賣香港唔狙擊橫洲先啦」。為免你不知道,泛民的支持者(對,改花名不是建制派的低級面書專頁才做的,泛民支持者都很喜歡改人花名),叫新界西的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做「蟲太」。當你問到為什麼他會指斥鄭氏呢?他們的回應就是:「蟲太喺橫洲事件隱晒形,好難唔係令人覺得佢放軟手腳,為保鄉事票而唔狙擊政府囉。雖然佢諷刺地話自己一個人當選,可以唔受政黨影響,但佢就受熱普城影響而隱形唔支持狙擊政府囉。」當你再三問他:「證據呢?」他們這些泛民支持者就會出「大絕」:「畀你搵到證據就唔係共產黨啦。」然後,你再質疑:為什麼你可以說無證無據的話?泛民的支持者就回應我說:「我又唔係做電台主持,又唔係咩KOL(key opinion leader),亦唔係要做『五毛』出嚟撐政府,我自己講呢啲意見有乜問題。蟲太係呢啲關鍵時刻隱晒形,變相等同撐建制,唔係咩而家!」有什麼人民 有什麼媒體即是無證據就什麼都可以說?對啊,過去十幾年,有誰不是把「我收到風」、「消息人士話」當是新聞、真理,是道路、是生命?得罪講句,香港人很多人以為言論自由是「乜都講得」,就算是陰謀論風聲耳語都可以當新聞去報。然後我們恥笑內容農場誇張失實很放肆?哈哈哈哈。在香港搞媒體,不要說什麼大道理。講到底,為什麼內容農場那麼賤,都有人看?有什麼人民,有什麼議員、有什麼媒體,這是萬國通用的真理。在香港,放開一點,什麼都當娛樂新聞看就好了。你看看今個星期的政治新聞?給你選了三分之一泛民進去了、守着關鍵否決權了,在最關鍵的時候可以趕走梁君彥,梁耀忠做了什麼?梁君彥什麼時候放棄英籍的?行政機關憑什麼對立法機關指指點點?林鄭月娥又說什麼「議員令人失望」?失望得過當泛民可以控制立會的時候,梁耀忠陣前棄甲?哈哈哈,以後評政,我什麼都加一句「#我真係恭喜你呀」、「#haha」、「#wowsupport」作結,大家就好過,「堆bu堆」(對不對)?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5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新聞 記者 媒體 內容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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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皮和低薪 皆非中國新聞最大死因

「『口依』家愈嚟愈少人(記者)去內地,係成本問題多於敏感。」化名阿慧的資深中國組記者,向網媒「惟工新聞」道盡業界生態,獲同行廣泛轉載。文章開首是一幅美術圖,圖文並茂地表達中國組記者面臨少出差、少獲發證和少人入行三大問題。而香港媒體中國版面的問題還包括,連這般一目了然的視覺資訊圖(infographic),也不多見。「端傳媒」上周一篇文章,分析台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媒體,不少乃新瓶舊酒。香港情况亦然,網媒在花俏的包裝底下,內容其實傳統得很。至於中國新聞的情况更加嚴峻,連包裝也乏善可陳。香港的中國新聞愈做愈差,因為報道正呈兩個極端的方向走:政治新聞繼續曲高和寡,社會新聞則愈做愈廉價、愈報愈片面。官場風雲太離地政治新聞,茲事體大,盡顯中國線記者功架。如阿慧所言,記者可憑內地官員的年齡和省份,推斷其前途,引伸的人事變動和揣測,恒常地出現在中國新聞版面。問題是,對於升斗市民來說,幹部就是穿襯衫不結領帶的發福中年,個個一樣樣;官場變動甚至震動,與我何干?有電視台曾叫候選立法會議員,分辨7名政治局常委,結果是十問九不識。中國組行家們若到港聞的非政治組別一問,結果可能一樣。許多人嘴巴說跑中國線的記者「好勁」,只是因為他們鮮看,也讀不懂。政治新聞「離地」得連行家也不看,雖然可抬高加入中國組的門檻,但無助提升報道在大眾層面的影響力。調查報道變複製報道政治新聞一成不變,社會新聞則面目全非。從前香港對內地天災人禍的調查報道,大有作為,甚至能影響局面扭轉乾坤。但如今出於成本考慮,並因應內地媒體在報道社會新聞時百花齊放,港媒處理這類新聞,往往3招了事——「抄稿cap圖down video」(抄襲文字、複製圖片、下載影像)。即使遇上大型災難,亦只能到場「打卡」亮相,點到即止。幕後黑手、來龍去脈,還得靠內地媒體調查。同時,各大媒體為了催谷點擊率,致力將港人對大陸的歧視,轉化為收視,偏愛醜陋奇趣的題材,皆因毋須枉費心思加工,也有收視保證。美國節目The O’Reilly Factor的街訪被指歧視華人,但其實放在香港一定非常收得。我們要「呃like」,內地行家一樣要「騙讚」,各大新聞門戶網站,已充斥大量「標題黨」、假新聞和記者有份策劃的炒作。當香港媒體以此作為主要資訊來源,製成品的質素可謂毫無保證。當各個版面都在尋求新嘗試,在新聞性與讀者口味之間摸索最大公因數的時候,中國新聞沒理由敬陪末座。新聞人在facebook上打一句「好古仔要share」,不過把薪助火,有利圍爐取暖。好古仔,應該是由讀者評價的。作者是記者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1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中國 記者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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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龍鳯與老海鮮

今時今日,記者會是一場騷,如橫洲風雲政府高官大龍鳯記者會,一問一答皆成為焦點,記者的問題,也往往直播出街,被評頭品足。記者行家謂,記者會上問問題,壓力很大,因為直播盛行,你老闆、你阿媽、全香港人,一齊緊盯熒幕,不容失禮。對記者們問問題的表現,行內包括我等「老海鮮」都有微言,主要是問題不夠短小精悍、抓不緊重點、尤其是記者愛一次過問兩三條問題,容易給官員選擇性閃躲,答了等於無答,觀眾又不覺得官員在逃避;客觀效果,就是讓高官們又過一關,把記者會變成自己表演的舞台。不少人說,這是全行的通病,記者人工低,工時長,留不住人才,所以在外跑腿採訪的,一般資歷很淺。真的嗎?前綫記者提問技巧,固然可以改善;經驗相對淺,也是常態;但資深記者全部都死光了嗎?當然不是。記者行家告訴我,有些新聞機構的人手編配很特別,往日見過很多例子,明明是重要記者會,偏偏要派經驗淺或批判力弱的記者出席,難道他們不想思路清晰、熟悉議題、問題尖銳的記者發問嗎?對,就是不想,就是怕得罪權貴,就是怕尖銳,就是怕政治不正確;得過且過和稀泥一番,大家高興。再說,提問出自記者之口,但那些問題的角度、問多少題,往往是高層指定。資歷淺的記者有個「好處」,就是心裏無底,願意乖乖覆述主管要問的問題,問咗,任務完成;要他們果斷地追問有意義的問題?需要信心、勇氣、真材實料。再者,通訊技術發達,現時差不多所有重要記者會,沒有直播都有即時訊號,新聞編採中高層,安坐辦公室,完全看得清聽得清一問一答。一些新記者說,主管們追魂急電或 whatsapp,即時叫記者補充問題,一字一句,指令非常清晰。通訊技術發達,可以反過來削弱記者的自主權;有前綫記者形容,自己有時像 mic-stand (擺放話筒的「咪架」),一邊覆述主管要問的問題,然後覆述官員的答案,像傀儡、像錄音機。所以,請不要全怪幕前的記者,問題癥結,更大程度源自幕後的「老海鮮」。發佈會上問問答答,由大官到記者,背後都有人扯綫,都是一場大龍鳯。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傳媒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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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精彩十年無憾

要離開生活十年的廣州,最煩惱的事情莫過於要把累積多年的個人物品搬離,工程可大了,結果用上十一個大帆布袋、六個紙箱,租用一架中港七人商務車把後座拆走,才勉強把行李塞滿車廂,由廣州驅車直奔香港。十年的累積是難以跟一兩年生活的搬家去比較,同樣地,在內地駐站十年,心態上也不能與一般在內地短暫工作或旅遊或讀書的心態去比較,但毫無疑問這十年是我活着至今人生最精彩的日子,為這些年走過的採訪歲月,所留下的影像與認識的人們朋友,充滿感恩。十年回望,到底走了多少公里路真是無法計算,坐了多少轉飛機,恐怕只能找會計部同事翻查歷年開支紀錄,每一輪的驅車往現場,每一次趕赴機場,意味着為這中華大地所發生的諸多事件記錄並存留影像檔案,今天這些累積的記錄也許只放在檔案室,卻不知不覺地已成為見證中國大陸民生、政治、社會變化的重要憑證,作為前線記者的我們,今天採訪的新聞則成為明天歷史的記錄者,是這時代給予我們的機會。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常言十年人事幾番新,2006年最初的駐站,手機網絡仍處於2G時代,那時要收一封電郵,也費上無比力氣,帶着手提電腦到處找酒店的商務室,有時甚至要花上近百元一小時去連線上網、查電郵,把影片傳送回公司。CDMA網絡制式的出現,為採訪帶來微微的方便,無線上傳影片網速每秒達16K,與今天4G網速可以達每秒4MB當然無法比較,但當時對我們前線人員花半小時傳送一段15秒的受訪者講話,已是莫大的喜訊。繼而3G智能電話面世,到4G的覆蓋,到今天每個電視台的標準配備就是TVU,把十隻無線網卡插上儀器,變成一條網絡大水喉,即時把影片傳送回香港,省卻不少時間。長年累月的駐外,體會最深刻的,是工作與生活融合而不能切割,三、四部手提電話常伴左右,就算睡着也要把電話放在枕邊,無時無刻留意着外面發生的事情。當然這種工作結合生活,換來的負面後果就是生活愈來愈單一,為了怕走失新聞或外出太遠遇有突發事故無法趕返公司,往往就令自己變得更「宅男」,終日躲在房間,除了上網,或偶然閱讀,生活社交圈子則愈來愈狹窄,簡而言之,駐站之路並不孤單,卻是寂寞。見證民間疾苦十年,足以把神州大地走遍,然而無論走過多少路,看了多少如畫風光,沒有人與事件的介入,也會顯得乏味。在茫茫大地中,最令我感受深刻的,始終離不開黎民百姓,他們絕大部分純樸,不詭詐,亦因為這種品性,老百姓往往就成為上層官僚打壓欺負的群體。在江西,採訪了沒錢沒權力的女村民,被強行帶去做結紮手術而身體和心靈帶來永久傷害;08年毒奶粉事件為禍全國,跑到南京的醫院看着家長哭訴無門,今天仍有人因為子女的身體後遺症問題而奔波追討;汶川大地震的地動山搖,衝下來的飛沙走石沒有奪走我與團隊的性命,卻奪走了我對這個政府的信任與希望,地震一年後,眼見豆腐渣工程遇難學生家長的被打壓,追究責任的維權者一一受諸牢獄。這種失望始於對希望的幻滅,是很容易把一個正常人的性情和價值觀扭曲,四川作家譚作人刑滿出獄後一年,接受我採訪時曾慨嘆:「在中國做一個正常人很困難」,他所指的正常人,是指追求公義良知不必說違心話的「人」。十年來,中國也經歷了不下幾場國際金融動盪事件,始終也能憑藉龐大的外匯儲備抵禦了衝擊,其金融政策與應對措施,也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當局的應變能力,曾在一段時間,連續三、四天早上都跑到廣州的證券行,看着散戶股民抱怨自己多年的積蓄一夜間變成廢紙。維權之火不熄內地維權律師一般以2003年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收容所被毆打致死事件為中國維權運動的元年。過去十年,維權運動經歷着起起伏伏,在前進與倒退中跌宕,2011年的中國茉莉花事件,把網上發聲的意見領袖打擊得體無完膚,但更多法律人士甘願投身維權律師行列,成為另一股力量。2015年七月發生的「709大抓捕事件」的出現並非偶然,但有趣的是,當愈來愈多律師或律師助理被捕的時候,過往柔弱的律師太太們,則變得更勇敢無懼走到維權最前線,到底是可喜還是可悲,或者我們不能此刻判斷,但正如一位維權律師所言,今天抓了一個維權律師,自然會再多三位律師走上維權行列,這是絕大多數追求公義的法律人士,對渴望中國邁向真正法治所甘願付出的行動。2011年粵東發生的汕尾烏坎村維權,目睹當年村民一人一票選出村委書記,五年後民間直選被推倒了,當天的精神領袖,與其他著名維權者一樣遭遇「被上電視認罪」,未審先判的同時,家人找律師也遭阻撓,「法治社會」在基層地方似乎仍屬空談。微小收穫 心裏富足作為香港記者進入內地採訪,於我而言或多或少希望自己的採訪能為弱勢者帶來些許改變,當然這種帶着理想主義的態度往往不能勝過現實,但偶然也能為他們帶來少許幫助。有一年走到廣東河源採訪某間學校,學生貧困連文具也買不起,一個月後,忽然收到該校校長來電說有一香港人見我的報道,捐了一大批文具給學校,特此來電感謝,我聽罷感到非常喜悅。2010年六月,廣州《南方都市報》的攝影記者拍攝到一名媽媽每天抱着行動不便的兒子坐巴士到學校,相片登上頭版,被媒體形容為「抱子媽媽」,後來我找到這家人,認識了母親龔桂花與兒子劉志勇,並拍了一集半小時的專題報道,龔桂花喪夫後獨力養活患有「脆骨症」的兒子小勇,報道播出後,收到一封由公司公關部門轉過來的觀眾電郵,交談下得知對方希望能夠資助小勇,聽着熱心觀眾的懇切,我便先代她支付二千元給予龔家,小勇還親自寫了一封感謝信託我轉交,不過多次電郵找那位熱心的李小姐,都沒有再回覆,我也只好把這些資助當作是為朋友的付出。一年後我回訪龔桂花時,小勇已就讀大學一年級,並且用電動輪椅代步了,再問小勇,原來是一個香港觀眾看過我的報道後,再通過一些渠道把一張電動輪椅送贈給小勇。感恩家人默默付出在今天記者往往被視為最沒有前途、收入最低工時最長職業的當下,慶幸自己仍然守着這崗位,說是阿Q精神也好,說是離職也不知可以幹什麼職業也好,畢竟要堅持下去,不是一個人的勇氣或責任便可達成。如果沒有一個容許自我發揮的工作空間,無論我如何甘心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這點必然要感謝公司所提供的資源與自由度,還有十年來對我信任有加的上司與同事,不嫌我個性上的缺欠,始終包容着我走到今天,說自己是幸運兒一點也不為過。為我這十年付出巨大的,當然也包括自己的親人,七月廿二日那天正式離開廣州返回老家澳門,翌日母親特意買了一條大石斑,一家人享受家庭飯菜,慶賀不用再經常擔心我在內地的工作,整天笑容掛在臉上,過去多年家人一直擔憂卻仍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此時此刻,深深感受到與家人和所愛的人在一起,比工作成就與滿足感更重要。文:林建誠圖:林建誠編輯:蕭麗雯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31日) 傳媒 中國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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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記達人: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

我們永遠不知道,生命何時會突然甩個急彎,直飈高速公路,向未知的風景進發。一九六六年,非洲烏干達山區一個小帳篷。牛津畢業的地質學家,帶着驚訝,拆開皺巴巴的信封。「我的建議很簡單。若你覺得自己能寫,那麼,收到這封信當天——不是明天,也不是下個月,辭職回英國,找份地區報章當記者去。」接到信時,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二十一歲,今年七十二。這半個世紀以來,他掛着英國《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記者證,差不多跑遍所有國家,寫了二十多本書。二○○六年,因對新聞及文學的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勳章。「這輩子,我活得再愜意不過了。」一頭白髮(用他的話來說「所餘無幾」)的文思淼,眼鏡後的藍眼睛,笑意慧黠。一封回信改變人生他長駐過愛爾蘭、美國、印度、南美、香港,其間周遊各國,由政治、科技到旅遊、美食都寫過,也為《孤獨星球》供稿。在美國華盛頓報道過水門案,是唯一目擊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的英國記者,在南美的英屬福克蘭群島坐過三個月牢,也試過由英國牛津一路開車到印度新德里,由倫敦坐火車到香港。這一切,都緣於旅行文學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變性前為James Morris)寄給他那封信,確切來說,是回信。當年文思淼大學畢業,被採礦公司派去非洲找銅礦。丁點銅都沒找到,卻讀了隨手借來的書《珠穆朗瑪峰加冕》(Coronation Everest)。作者莫里斯隨首名征服珠峯的人、英國攀山家希拉里(Edmund Percival Hillary)出發,記錄其攻頂經過,與同行鬥智鬥力,將報道傳率先傳到英國,趕及在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當日刊登。「生命中某個剎那,會改變你一生。讀了這書,我想當作家,去有趣的地方,認識有趣的人,環遊世界,拿的不是地質學家的小槌,而是鉛筆跟筆記本,像你現在般。」於是,他寫信給莫里斯:「我能變成你嗎?」想不到,曾為記者,當時已是名作家的莫里斯,竟認真地給這位陌生的年輕人回信。收到信翌日,他就辭了職,坐車到機場,上了當天的飛機回倫敦。以為牛津畢業,入行不難,卻花了半年,才有地區報紙肯請他當初級記者,報的都是綿羊今季賣幾錢等小新聞。「但這些訓練,讓我掌握新聞的基本原則。」「你要力爭上游,名字要印在大篇幅的報道上。」他有科學底子,因此專寫科技專題,賺來更大的版面,兩年多後,轉到有百多年歷史、記者跑遍全球的《衛報》。入行時,他寫信給莫里斯。對方回信:「不是吧?你來真的?」然後給了他三個錦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永遠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sense of wonder)。你會見到不同的人,很容易會厭倦,憤世嫉俗,千萬不要這樣。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每天都有驚喜。」文思淼盯着我手上的筆記本,眨眨眼:「第二,是別顧着寫筆記。若我來做這訪問,就一個字都不寫,到你出門,就立即寫下要點、談話的氣氛。當然,要公正準確。」莫里斯最後一個錦囊,是叫他每月把見報的文章寄上,「批改」後寄回給他。「你要盡量用不同角度看事情,公正持平(fair)。」文思淼說,這是當記者最重要的事。說真話的記者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被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他在現場目擊全程,在報道中寫「軍隊對人群不必要地(needlessly)開火」。上至國會,下至公眾,都對他口誅筆伐,「軍隊不會無故開火」。當年他才二十七歲,「我只是個嘗試說真話的記者。報社很支持我,但那感覺是,孤身面對全國壓力。」惟他一直堅守立場。二十六年後(一九九八年),首相貝理雅要求重新調查事件。二○一○年,報告出爐。首相於卡梅倫在發布會說,軍隊「不必要地」(needlessly)向人群開火,向死者家屬致歉。一周後,他收到一位老太太的信,其丈夫是他家的家庭醫生。文思淼這才知道,當年的報道見報後,祖母每次去看病,都被人辱罵,說你孫子膽敢污衊我們的軍隊。「她守口如瓶,只對我先生說過。我希望你知道,她在天上,一定為你感到欣慰。」採訪戰爭變階下囚他跑遍世界角落,曾在西非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採訪,睡在倉庫,吃香蕉和老鼠度日,染了瘧疾,也試過坐破冰船去南極為《國家地理雜誌》寫專題。但最深刻的,要數在南美英屬福克蘭群島,因採訪戰爭而下獄。一九八二年,他在印度收到電報,急召他回倫敦。國際版總編說:「南大西洋有點小麻煩,阿根廷要攻打英屬福克蘭群島,你去瞧瞧。」於是他到那邊,找當外交人員的舊同學吃飯,「我知道他為英國當間諜,就問,阿根廷是不是要打過來?他答,明天有飛機去島上,你可以上機,但不知道能不能回來。這已是明顯線索。」於是他上了當天的飛機。稿件被即場撕掉過了兩天,正吃着早餐,英國駐當地總督打來,着他趕快去總督府,「用跑的!」到了總督府,士兵的臉都塗上了油彩,嚴陣以待。總督給他看電報:「情報表示阿根廷的軍艦正駛來攻打群島,祝好運。」阿根廷於翌日凌晨攻入總督府,「我躲在總督的牀下底,躲機關槍子彈。最後他的首席秘書,用牀單綁在棍上,舉白旗投降。」兵慌馬亂間,文思淼拍到不少照片,還寫好了報道。阿根廷切斷了島上通訊,他把報道交給即將被遞解出境的總督,着他挾在長靴裏帶出去。到了機場,稿件卻給搜出來,即場撕掉。於是他問總督的十七歲兒子:「我知道這很私人,但你穿平腳還是三角內褲?」「三角。」「很好。我有捲菲林,你幫我藏在內褲裏偷運出去。」英軍被繳械的獨家照片,隔天晚上登在倫敦所有報紙上。被判間諜罪文思淼在三天後去到阿根廷本土,打探當地海軍如何備戰時,跟兩名記者在巴塔哥尼亞(Patagonia)被捕。阿根廷政府在他的筆記本上發現其間諜朋友的電話,以間諜罪判他入獄。「你每早跟殺人犯一起刷牙洗漱,感覺像活在另一個時空。最難過的是孤單寂寞。」三個月後,英軍戰勝,文思淼才獲釋。當年的驚險,這位記者前輩說來不無自豪:「像莫里斯說的,你不會很有錢,但會過很有趣的人生。」他微笑道:「我希望你也會。」在別人生活中參演一角看他的書,聽他講故事,像看電影。也許每個記者都有這樣的一個場景。一九六九年,我還在紐卡素的地方報紙工作。有個大人物遇刺,要凌晨停機改版。雪很大,回家路上,走過一間間房子,裏面的人各有生活。兩小時後,他們會收到報紙,看到我的文章,有人會哭,有人會沒事兒繼續過日子,但總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一些改變。我覺得很有力量(powerful),同時也有種責任感。無數人,素未謀面,你卻能在他們的生活中參演一角,這是當記者最美好的事。被邊緣化的香港文思淼熱愛中國文化,喜歡活字印刷,曾自學中文。我拿出他為漢學家李約瑟寫的傳記《愛上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的中譯本,他笑說:「別說英文書名,我先猜猜是哪本。」因喜歡中國,一九八四年,文思淼由倫敦利物浦街站的九號月台上火車,一路坐到紅磡的二號月台下車,留在香港,直到一九九七後才離開。到現在,他來香港,還習慣到半山跑步。鄧永鏘爵士創立的中國會,裏面的圖書館,是文思淼選的書。聲援書商 爭取言論自由八十年代,他隨英國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就香港前途問題訪京。他曾在其他訪問表示,認為北京會變成中國的華盛頓,上海是紐約,香港卻只是新奧爾良,是對外窗口,卻僅此而已,當時港督彭定康並不同意。回首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他說:「我覺得香港正在被邊緣化,一如我所想的。」最近,銅鑼灣書店五人因賣內地政治禁書,被中共拘禁,書商林榮基仍躲在安全屋。「這是為什麼我答應來書展——為了幫忙聲援書商,並提醒這裏的人,他們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外面的人全都感受到。」他在書展出席鄧永鏘爵士主持的Open Public Forum,回家會繼續埋首新書History of Precision(精準的歷史),「精準這概念,源於一七七五年的英國,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很少留意。我會追溯它至今的歷史。」留守抽屜的信紙當年莫里斯那張薄薄的信紙,還在他家裏的抽屜。「這就半個世紀了,像過了很久,又沒多久。我今年七十二歲,我猜到你七十歲時也會發現,我都去了哪些地方呢?生命像不停加速。我活了精彩的一生,多謝珍跟她的書。」我說,真羨慕。他大笑:「不用。我的人生在走向終點,你才剛開始呢!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圖:李紹昌、網上圖片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訪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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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新聞

同事得知有愛國人士訪京交流期間夜蒲夜蒲再夜蒲,經追查核實,再在香港向當事人求證。主角避答走樓梯,同事們連追帶跑十六層跟到貼一貼(最後行足二十三層),還邊拍片(鏡頭好穩定)邊發問,加上後期剪接手足的努力,這短短的新聞片段點擊率極高,迴響亦大,不少讀者同行交口稱譽,欣賞佩服記者鍥而不捨,連醫生也開腔,驚訝於同事及受訪者體格之佳。後來我向採訪同事打聽,他謙遜的答案只有令人更肅然起敬(基於私隱,在此不贅)。記者與好多行業一樣要日曬雨淋餐風飲露食無定時,我們便經常聽攝影大佬說,哪年哪日哪個兄弟在山頭餵蚊幾天,就為捕捉某人經過一刻,這些「濕濕碎」的幕後故事真的說不盡聽不完。又某位全公司都好喜歡的前輩告訴我們,當年他去非洲採訪,親歷種族清洗,全程只能吃梳打餅。更久遠一點,還有「花仔」李廣榮半世紀前攀山越嶺報道大陸抵港難民潮。而說到跑樓梯、身體好……又自然地想到前老總。早幾年在明報待過的人應該都被他溫馨提示過,在大堂、在「車立」內、在飯堂,聊不到第二句張波就會問:近排有無運動?然後建議你每日多走路,或行樓梯上編輯部。他自己一直身體力行,退下工作崗位,氣功跑步踩車游水健身,現在已不知道升了幾多個level。別人說,在這個世代還在真正「跑」新聞,都是傻傻哋的。執筆之際,開張一陣子、不受商業干預的FactWire傳真社,發布了第一個調查報道,無論如何都值得你我支持。看着這班傻更更的同事與同業,每次的「傻人發現」,都愈來愈稀罕。文:馮肯原文載於2016年5月27日《明報》副刊 傳媒 新聞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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