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雙全:宣誓不是食生菜喎? 長毛:faith很重要,不要失去

星期五深夜,收到編輯的短訊想我訪問長毛。我問為何是我? 原來她想起十三前(2004年)我在「星期日明報」為長毛做的一件作品《發誓和食生菜》。那也是截稿前的晚上,編輯打電話來問我有冇和立法會議員宣誓相關的作品?我立即找找家中有什麼物品合用,打開雪櫃內有一個生菜,我覆編輯:「有呀,我有一件作品想做。」然後我把立法會議員的就職誓辭用科學毛筆寫在生菜上,對住鏡頭一口一口把生菜吃下去。這不是「發誓當食生菜」喎!這是一個很認真對待發誓的人,才會這麼認真對待誓辭上的每一個字,甚至標點符號,他(長毛,梁國雄議員)比誰都認真對待這份誓辭,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帶着一個什麼的身分進入議會。 一件作品有意或無意的部分都在藝術家的計算之內,每一筆每一畫或是一個停頓都有其意思。被DQ後的第一個早晨長毛沒有垂頭喪氣,他帶住太陽眼鏡仍然是朝氣勃勃的笑容,我和他回到2004年宣誓的原點,重構他當日在立法會以宣誓作為抗爭方法(他笑言當作行為藝術也無不可)的緣由?當時是否早已預示今日的結果? ■問:白雙全 ■答:長毛 formality不能改動的 問:你還記不記得04年那一屆,你當選後在誓辭中加入了什麼變動? 答:記得,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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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如果港大看得起自己

「1969 年,我們學生也曾『佔領』陸佑一晚通宵,討論大學教育應是怎樣。」林超英說,他讀大學時,大學要怎麼辦教育,學生會爭取由下而上「話事」。 當年的台上有陳婉瑩、吳靄儀。翻查資料,當年學生會會長是楊永強,還有著名人類學家科大衛。時為林超英入讀港大第二年,他自言只是「o靚」,實情曾任理學會主席。「當時學生會組成University ReformCommision(大學改革委員會),寫的報告學校又真的會收!後來有Dean of Students(即Dean ofStudent Affairs 學生事務長)都是當時提出的,你們要多謝我。」說罷,笑得得意洋洋。 坐在校園一角,我們兩個相隔四十年畢業的舊生,以記者跟受訪者的身分重回舊地,談的是最近港大理學院為「善用資源」而取消「天文學」及「數學及物理」兩個主修科,其中天文學主修,更是全港獨有。校方表示,過去5 年這兩科的畢業生每年只得1 至6 人,學院有責任更妥善分配教學資源。消息一出,林超英連日公開批評港大理學院「失去靈魂」。 說到激動處,他一拍枱面,引來路過的同學張望。「最令人火起是,理學院的Dean說the students v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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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訪談】拍好電影:杜琪峯 別讓時代主宰你

杜琪峯經常把「氣氛」二字掛在口邊。他說,香港電影需要營造創意「氣氛」,年輕人之間要有愛電影的「氣氛」,連教育制度裏也要有求知識的「氣氛」。「氣氛」這回事很抽象,難以言傳。但當你由車水馬龍的觀塘工業區,踏入杜琪峯的辦公室,你就會親身感受到,氣氛是如何營造出來﹕數千呎高樓底配上巨型水晶吊燈,懷舊屏風實木大門,牆上掛上Taxi Driver、高達、Film Noir和康城電影節的海報,有人說如像走進哈佛大學圖書館,我卻嗅到濃烈的藝術氛圍和古典味,空氣中還飄浮着淡淡的雪茄餘香。 杜sir的私人辦公室地上,放了幾盞片場用的大光燈,旁邊有隻金屬獵狗,後面有三個疊起的LV行李箱。透明玻璃櫃陳列整齊的古董相機,令人想起《文雀》裏愛四處獵艷的任達華;高及天花的書櫃和杜sir的書法作品放滿枱上,令人明白《黑社會》裏古天樂為何既是黑幫又是會到大學旁聽的讀書人;杜sir一邊接受訪問一邊悠閒地泡茶,你就會明白為何《黑社會》裏叔父輩傾唔掂數就用飲茶解決。杜sir真人享受生活,追求知識,對美感有看法。走進他的辦公室,未見其人已見他的鮮明態度:「無論別人喜歡不喜歡,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說。 杜sir近年其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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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緊張大師》電影作者眼中的作者

紀錄片《解構緊張大師:杜魯福vs.希治閣》(Hitchcock/Truffaut)是每個讀電影及喜歡電影的人都要看的一部戲,認識兩位作者的誕生,一位是杜魯福,另一位是作者眼中的作者——希治閣。 好一個「電影作者」論,由五十年代開始提出至今,影響電影研究近六十年,今天討論電影的,不理三七廿一總之從導演風格去說電影,今天拍電影的,有理無理把個人偏好放大再在自己名字後加「作品」兩個字。「電影作者」真是一個光環,但光環要由別人戴上,才算實至名歸。 杜魯福仍在《電影筆記》(Cashier du Cinéma)當編輯時,看了不少英美類型電影,他和尚盧高達、查布洛三人,對美國黑色電影的主題與美學着迷不已,對希治閣電影的風格手法,更是日思夜想,逐部逐部戲,逐個逐個鏡頭拆解、分析。那個年代,希治閣電影雖然受觀眾歡迎,但在電影記者面前,並非得到一面倒正評,相反,不少電影寫作人,都喜歡在希治閣電影裏挑骨頭,說《觸目驚心》太過暴力,說《迷魂記》燈塔一場不合邏輯,說《北西北》的驚險場面根本不可能發生。 杜魯福訪問希治閣 杜魯福於1959年完成《四百擊》,及後陸續拍成《射殺鋼琴師》及《祖與占》,當時他已是康城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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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張超雄談香港殘疾人權利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張超雄博士(立法會議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攝影師:戴毅龍 問:為何你會致力爭取殘疾人權利? 答:因為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女兒,亦是社工,更應利用自身位置,彰顯殘疾人權利。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問:就「康橋之家」智障人士疑遭性侵犯事件,你對香港保障殘疾人法律身分(legal capacity)的情況有何評論? 答:就殘疾人法律身分而言,香港保障相對落後,因為仍然採用醫療角度,視殘疾為疾病,需要治療。當某人的殘疾達至不能自理的程度,無法為自己打算,可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法律權利,亟需檢討 在康橋事件,「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身分既是保障,亦屬剝削。當局基於公平審訊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用同一把尺,要求智障受害人接受辯方盤問,但這樣對她相對不利。性侵犯受害人可能會難以啟齒,智障人士更難以應付盤問。到底是否有制度,既可揭露性侵真相,同時減輕對智障受害人可能造成的傷害?我正在研究外國做法。至於本地保障,一九九三年,有一宗聾啞智障女生疑遭性侵犯案,當事人於庭上情緒崩潰,法官出於保護她而終止聆訊,被告無罪釋放。律政司遂於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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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達人石永泰﹕奪回輿論陣地 戰勝沉默的人

星期四早上,摸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位於金鐘的 Chamber,時差關係,接待處的小几上平攤着的還是早一天的英國《衛報》,希拉里一臉躊躇滿志的相片填滿頭版大半,標題是「American Decides」;副題是「Presidential rivals in final push as polls give Clinton the edge」,一天後,美國總統卻換上同一版面上,只獲分配一小格的特朗普。「好多事情也恍如隔世啦,你看昨天之前,同昨天之後已經很不同啦。那會令很多人反思,我們說這麼多『膠』嘢,有什麼用呢?你班人自high,寫這麼多『星期日明報』,那麼多文章講自由法治,但到頭一選出來,是阿Trump,原來那麼多人收埋收埋。」訪問甫開始,石永泰便亮出他的agenda︰「香港可能也有一大班沉默的人,你如何去win them over,告訴他們關他們事?」過去一星期,石永泰很忙,一口氣接受幾間媒體訪問 ,就千字釋法內文逐點反擊,引來相反意見,他再反擊,乒乓球桌上一輪你來我往之後,他沉澱下來︰「你從條文上去說,可以講十日十夜,但會畀心機看很多論述的、仔細咀嚼的,是社會上某部分人;我用英文說是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從前從政者相信,得輿論得天下,希拉里選前一星期氣勢磅礴,獲多份大報歸邊背書,結果全世界一同跌眼鏡︰「你睇Trump就知,所有所謂知識分子報都話Hillary贏,但原來中間有班人,他們也會看電視,可能好膚淺地睇,不會仔細分析,最重要是荷包和搵食,Hillary講『stand for human right』,在他們來說與他們完全無關;所以我條主線是,要抽高一點來講,中國講法治和我們香港法治是兩回事,要強調是兩回事,和點解是兩回事。」當釋法已成事實,奪回輿論陣地便是義務。打一場文宣的逆轉勝,資深大律師石永泰要由法治ABC講起。兩種法治「With all due respect,內地近年經常講依法治國,他們也會用『法治』兩個中文字,但和香港或西方社會經常講『rule of law』,雖然中文同為『法治』,但概念是不同的。」西方社會崇尚的法治精神,以限制政府權力為尚,中國對「法」的理解卻流於「執法守法」;「rule of law」或「rule by law」的分別,佔領期間不厭其煩地講了千萬次,但縱然沉氣,仍然要講,石永泰隨手在辦公室拈來一部Sydney Kentridge的Free Country,作者引一九五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Owen Roberts講解何謂「高度文明國家」,劈頭一句便是「A country where individual liberty and freedom are protected by law; where there are bounds to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to an individual」。以法限權,是刻鑿在西方文明基石上的金科玉律,不同於中國將「法」視為管治的工具︰「兩者之間南轅北轍,內地法官比較像一些中層的公務員, 等於是『一個為百姓排難解紛的政府部門』,it’s almost like a department。」過去與內地法律單位交流,他感受更深︰「他們也會有司法獨立的字眼,可能也有民告官成功的例子,但肯定傳統不強,法官覺得自己可以向政府作法律監控的心態也不強。」歪論 講講吓變事實近年香港也有人流行講這種「中式法治」,認為警察拉人,法官便一定要釘人,梁特數月前在一個大學生軍事體驗營結業禮上猶如領導上身,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必須知法和守法」,當中對法治狹隘的解讀令石永泰打個「突」,他邊說邊翻開書案上一枕頭般厚的資料夾,以為是打官司的武器,卻原來是某一天應邀到大學講解「rule of law」時準備的資料,因為太重要,所以不容有失,尤其近年在對方凌厲攻勢之下︰「這些歪論相當『擇使』;『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講這一番話的人很懂得把握群眾心理,八個字,有些人用打油詩添,這個年代還用打油詩,都幾『長輩』,你聽過『長輩圖』這個概念?所以我話一些極權國家的文宣系統是很厲害。」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謊言連連,他說全球暖化是騙局,不知道最後有多少人信了,美媒後來後知後覺搞「fact check」卻已是無力回天︰「現在日日看報紙也會看到有人登全版廣告,登登吓就變成事實的嘛。」有權,就要用盡?要駁斥鋪天蓋地的文宣,落點要準,不能落入對方的語言陷阱。石永泰說,自釋法以來,官媒黨媒的策略是將對方的論點「扭曲、醜化、射低」︰「將反對釋法的人,扭曲成否定人大常委的釋法權;所以對於對方抽秤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抽走你的唯一論點︰我無否定你有權,但不等於我同意你應該要用。」有權是不是要用盡,this is the question。英國有「國會至上」的概念,再嚴苛的法例只要獲得議會通過,便可作為打壓民權的工具︰「就算立法機構好大權,他們所講的便是克制;立法機關寫法例,由司法機關解讀演繹,同樣地在香港一路是行之有效,因為權力制衡嘛,但如果立法機關可以立了法然後改口︰吖其實本來我個意思是這樣。大家咪驚囉。」警惕 中港的安全距離「所以要警惕,令到群眾有個警戒性,等當局知道如果有人搞我哋,我哋係會知的。」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石永泰在演辭中已經說過︰「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鏗鏘有力的「警惕」二字,原來啟蒙自他成長期間對祖國的探知和了解。「我成長期間,都係一個文青。我仲係一個真文青。」說畢在書架上抽出三本書,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秧歌》和陳若曦的《尹縣長》︰「中三四看了這三本書,你可以說是一種傷痕文學,講中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鬥爭,拉一派打一派,製造人民之間的公敵,令到大家憎一些人,然後用一些手段去打壓他們,打完一派就打下一派。」人類不一定重複同樣錯誤,但《赤》中一段對白「幫助羣眾,進行思想動員」,石永泰認為引以為鑑總是好的︰「今天很多領導說不要再講,但裏面很多以政治壓倒一切的想法,有沒有一些是遺留至今呢?大家係咪要警惕呢?所以我們要強調香港一向的法治精神,或者與大陸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呢?」香港和深圳河以北,隔着的何止一道河,兩地的文化差異、對法治的認知,是鴻溝也是屏障︰「一國兩制就是想遠離中國一些無咁好的事,隔住內地,因為知道兩者仍然是有分別。」談區隔,石永泰可以很本土,另一方面又自言很大中華︰「我讀『番書』,讀聖若瑟書院,會懂國仇家恨,學校會帶我們去看《慘痛的戰爭》。好多人埋怨話香港人受了奴性的殖民地教育,無家國情懷,這些是廢話,搵藉口,說話駁斥唔到你,就將整體香港人醜化。」從一九八四 到一九八九那些年,石永泰讀中國歷史,滿清腐敗、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近代中國罄竹難書的苦難,他琅琅上口︰「所以你話知不知中國受辱,畀人話支那,當然知啦。你知道什麼是『震旦』嗎?」七十年代,日本的一套《幪面超人》劇集裏的壞人幫會叫震旦幫,原來「震旦」與「支那」同義,同樣是對中國的貶稱,結果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所以你話咩家國情懷呢?我屋企人會話,不要買大丸,日本人公司,不要買樂聲牌電器,不要看日本超人。我是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七十年代末,四人幫倒台,當時大家很開心,又有點戰戰兢兢,因為接下來是更好或更衰呢?無人知道。」一九八三年,十九歲的石永泰接獲英國劍橋大學通知,收錄他讀法律,旁人七嘴八舌︰「當時中英聯合聲明未簽,身邊的人會說︰喂前程不太明朗喎, 怕不怕回來後無得『撈』?」石永泰去信劍橋表達憂慮,校方容許他轉科,一輪反覆思量,最後他維持原判︰「當時我選擇信,我一九八四年選擇信你。」「信啱信錯,你咪由現在的小朋友講囉;但當時的氛圍是對中國審慎樂觀的。」之後心態上的改變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一切由一九八九年後改變晒啦。」因愛故生憂、故生怖,警惕的習慣由是煉成︰「同一班人八十年代對大陸審慎樂觀,近十年八年開始感覺不好;你問我,一切都是觀感。」由專制到自我控制石永泰記得從前不是這樣的,那年他在劍橋讀書,遇上來自南京的博士生,雙方碰頭談的是內地近况,如何回去報效祖國︰「以前他們好開放接受外面的看法,現在你講內地,他們裝晒鋼,可能是十幾年的indoctrination已經生效。」他引陳冠中年初寫的一篇文章︰「今天中國不是匱乏,而是『太多』…五花八門的資訊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了。我們的年輕朋友很聰明,以為自己什麼都看得到,真以為自己能翻牆,能通天…在今天你真的很難告訴大陸朋友『你們知道的東西是不對的』。」控制最厲害的一點,是讓人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牛津大學教授Stein Ringen近日出書寫中國,形容今天中國已由專制(Autocracy)走向「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人民不需要被命令去做某些事情,反而是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我不會怪這些人,我反感是那些代表中央講說話的人;你說他狐假虎威好,知少少扮代表好,觀感上大家將他入埋阿爺數;阿爺又不方便出來disown這些人,放下身段話︰阿A阿B阿C,不要假傳聖旨;還有一些official的舉措也令香港人與內地愈來愈遠,比如書店事件,有一次律政司長組團上去交涉,佢開記者會,當住全世界面前播段懺悔片出來,這些不是公然落面是什麼?」「港獨是偽議題」但石永泰仍然傾向假設真正的「中央」不會刻意去「screw」香港︰「你可以說我是一個投降主義者,我覺得中央的心態是,最好香港照繁榮,照講六四,照賣禁書,大陸有人來到,個心開咗,無問題,因為他有自信幅牆已經將內地洗得貼貼服服;我又信大陸有好多疆獨藏獨是來真的,最好香港不要搞到他。」那「港獨」又如何?梁愛詩為釋法解畫,說中央要對港獨表態,向新疆西藏代表交代。「港獨是偽議題。」石永泰斬釘截鐵︰「 我看過《香港民族論》,用很多好堂而皇之的學術名詞,很多jargons,但坦白講,我看不明白;不要說學術上我不明白他說什麼,你問好多年輕人,說要自決獨立,但說不出實際會如何做。你武裝革命,死硬啦,由你拎支槍開始籌組已經犯咗法,解放軍啊大佬,十三億人;你說你不用武裝用什麼形式?裝晒鋼想去說服阿爺?你連香港人也說服不到。」「我試過主持一個後生的座談會,一些支持港獨的同學出席,他們很怨我們那代,不,應該是我之前那代的人,但你怨又如何呢?一九八四年加上一九九○年基本法,我覺得是the best you can get in the circumstances,有些事情中央無論如何不會讓,他要拿回主權,中國百年苦難,碰巧遇上一九九七,他不會放過這個弘揚返中華民族復興的契機。第二關於釋法權,任何一個地方的憲法解釋權,對那個地方有相對重要性,中國一定是守得好緊,不可能negotiate到。」警惕 以民意抗衡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中的人大釋法權,石永泰形容是政治妥協下寫出來的產物,如何去靈活運用,是政治智慧的考驗,於是又回到「警惕」的命題上︰「那別人會說,他搞你,你有反抗的餘地嗎?他喜歡可以釋法將所有事情釋到返轉頭,他用槍用炮,你警惕也沒用;但警惕的用處是,你要用民意抗衡,比如今次,如果大家缺乏警惕,上面便好容易identify到兩個『鬼樣』,拉一派打一派囉。現在街邊很多人這樣想︰抵死啦,釋你法啦,這些便是不夠警惕。警惕就是你要看穿一些事情,民情才不會容易被人煽動。」一代人做一代事有人形容自人大頒下八三一以來,年輕人感到絕望被迫走上街頭︰「我不會覺得他們絕望,而是寫定劇本,以前七一和平抗爭,像嘉年華會,大家話行禮如儀,但其實你睇多一兩年,他們不也是在行禮如儀嗎?衝兩下,扔兩下,耐不耐撬兩嚿磚。」釋法前夕,中聯辦門外上演一整夜的攻防戰,石永泰說「預咗」︰「其實你用一日的片,扮是第二日的片都一樣,個個場面都一樣;只不過他們不妥你班人行禮如儀,要拿回個主導權行禮如儀罷了,本質上無分別;你覺得我好涼血,但撫心自問,你不是打算整一輪就走咩?你絕望得去邊度?一是你願意殉道,你咁威。」談對今天年輕人的看法,石永泰所說的應該不會受歡迎,但他仍然要講︰「有些德高望重、受人景仰的意見領袖,同學做什麼都是對的;坦白講,我哋應該對年輕人包容,但容忍不代表無限容忍。」他抽出一篇文章,標題是It’s time to say No to our pampered student emperors(是時候對我們寵壞的學生皇帝說不),抨擊早前牛津學生要求校方拆除奧里爾學院內一座羅德(Cecil Rhodes)雕像,因羅德生前主張殖民主義,又續說起早前港大衝擊校委會事件︰「我不贊成,你覺得校委會veto陳文敏的決定,是『膠』的,我也覺得是『膠膠』哋,但你去圍人哋有用嗎?他會因為你圍他而取消決定嗎? 你一個衝擊場面,已經蓋過了背後十個駁斥校委會的論據。」win over中間浮游的人石永泰今年五十一歲,關於香港前途問題,他坦言自己的一代是「miss out」了,當年李柱銘等人走上談判桌時,他們一群年輕人在外邊看︰「如果現在的年輕人在八十年代,他們會堅持入去開會,討論聯合聲明。」然而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李國能說二○四七問題必須在二○三○年代解決,今天街上抗爭的年輕人,屆時當值盛年。一代人做一代事,問石永泰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應該做什麼?「我會話,像當年曾慶紅同民建聯講,『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因為你要win over的是中間浮游的人,他們相對務實,要穩定,理性地想搵兩餐,茶餘飯後會留意下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深信,即使改朝換代,香港和大陸仍然有分別,你要攻陷的便是這班人。」石永泰的說法也許很「上一代」、「很務實」,倒也問了一個很久沒有人敢問的問題︰「撫心自問,你走去衝擊,身邊自high的人咪buy你囉,但那班是基本盤來,你贏到幾多?你話畀我聽?你話比我聽?」文﹕梁仲禮圖﹕黃志東、資料圖片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13日) 法治 石永泰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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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

25年都過去了,還記憶着「八九年的歷史」,到底還有沒有意義?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還是不是要去?應該放下包袱重新上路,才是正途嗎?還是要把焦點放在「六四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才算屠殺?」的爭抝上。最近訪港的美國普林頓大學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六四的意義不在數字上!」 在中大前兩天的一個論壇上,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簡潔有力的展開了他自己對六四所帶來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他不止一次的提到六四的意義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不止是一個中國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六四對於每一個當時的香港人甚或未出生的九十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他的六四故事 當我一開始問他此時此刻對25年前發生的事有什麼感受?這名和我促膝而坐、思想敏銳的著名學者停頓了半分鐘,一時間沒有答上話。然後他慢慢的說:「在記憶裏頭是很近的。當時shocked(震動)的感覺過去了,可是這個事情好像還是發生在前幾天,非常relevant(相關的)。」他回過神來,又侃侃而談。「這是情感上的。理智上,六四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個很重要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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