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台專訪]歡場本土派

隻身去見「鬍鬚邱比特」前,忐忑不安了一個晚上。即使提醒自己情慾追求乃平常事,但內心按捺不住的翻滾各種有關「嫖客」(被訪者建議改稱「蒲友」)的陳腔濫調——麻甩、粗野、好色。結果,眼前的「鬍鬚邱比特」就如街上任何一個男人一樣平常,說話條理清楚,還為筆者準備的問題預備了長長的大綱。「鬍鬚邱比特」是Facebook上逾一萬人like的「歡場本土派」的作者,他以文字記錄他到「卡拉ok夜總會」召妓的經歷,當中的情欲細節固然鉅細無遺,但位位女郎的描寫可謂有血有肉有個性,而且書寫當中亦帶作者對自身以及性工業的反思。親身交談過才知道,原來香港性工業曾跟佔中有過微妙但重要的關係、某程度上亦表現了中港矛盾的問題,可謂大開眼界。「我所寫的不是高登式的抽水文章。我所作的是近乎民族誌的仔細紀錄,是有營養的。」鬍鬚邱比特不似「蒲友」,更似個執著的學人。「歡場本土派」的故事不是高登裡純粹挑撥情欲但求過癮的「甜故」,也不是報紙風雨版裡的肥龍骨精強好假的歡場報告。鬍鬚邱比特所寫的首先是他光顧香港「卡拉ok夜總會」 (本地特有的色情場所)的百分百親身經歷,而且是帶起承轉合的完整紀錄他跟每一位「囡囡」從相知相遇到床上肉搏甚至後續發展的故事。「我其實到三十三歲才第一次有性經驗。」鬍鬚邱比特這樣說。他稱他本來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一生人大部分時間循規蹈距,讀書升學、全職工作。直到他離開大學,才開始掙脫束縛,追求自由——包括去光顧性工作者。他跟朋友找上香港特色的「卡拉ok夜總會」——即是以俗稱陀地的本地性工作者為主、設有k房的色情場所。「我以前常常去信和買模型買漫畫,但原來隔一條街,你付出同樣的價錢就可以『執返一劑』。 」鬍鬚邱比特仍帶點難以置信的道。上到去,先在k房跟囡囡傾計、唱k,最後才上房辦正經事。而他決定以文字方式紀錄他種種歡場經歷,是因為:「我想証明自己的存在。人死後,有甚麼可留低呢?文字是可以流傳下去的。」他亦認為能記下自己在歡場上的深刻美好經歷,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回溯的過程。「其他人看到,怎樣判斷我這個人、決定對錯,都無問題,到時我可能已死。」他說。在「歡場本土派」的部落格裡,當然,交歡過程、性工作者的外貌身材的形容等等一概不缺,但當中亦見一個個女孩子的氣質個性,如愛做趣怪表情的Joey、溫柔又聰明的溫小姐等。我們總以為夜場純粹是情欲發洩的地方,性工作者的身體就是滿足的工具——有趣地,在鬍鬚邱比特的文字裡,卡拉ok夜總會名副確實是個溫柔鄉,當中人與人的交流可堪回味。對鬍鬚邱比特來說,跟「囡囡」「傾計」尤其重要:「我鐘意同人傾計的過程,對我來說,傾唔到計就上唔到床。」在他的紀錄裡,他的確花了不少墨水描寫跟每一個「囡囡」的交談內容、甚至是所唱歌曲等等,表現她們所帶給他的感覺。「好多人覺得召妓就是這樣——有個男人俾錢,有個女人收錢,然後爆房出火,覺得整件事情好污穢。但其實當這個行為真的進行時,你選擇用甚麼態度去對待、怎樣跟對方去互動,那整件事的意義便不同。」「你不當那位妓女是妓女,那她就不是妓女。同樣地,你覺得自己當時不是嫖客,也就不是嫖客。」鬍鬚邱比特說。皮肉生涯一點也不容易。他聽說過,有客人拒絕戴套做;也有客人不斷迫囡囡猜枚,潛規則其實是囡囡必須故意輸掉。結果她們不斷被罰酒、飲到嘔吐。所以,他強調他會當每一位性工作者是人,從不會強迫她們作不願意的事情,也會照顧其感受,比如以她們喜歡的招式姿勢以配合。在香港,性工業長期被污名化,性工作者被稱為「雞」或「鴨」、嫖客則被稱為雞蟲,統統不是人。 作為「蒲友」,鬍鬚邱比特很想平反:「假設達爾文的進化論為正確的,那每人都必定有強盛的性欲,因為這樣我們才可繁衍後代。 而性工業也是因這樣的需求而生,你是不可能消滅的……沒有老泥妹,就有夜總會,沒有夜總會,就有援交妹。但是整個文明,尤其是香港,都是一個很否定人的性欲和性需要的社會。」香港人喜歡看明星慾照或走光相,同時又可把《武媚娘》裡宮女的幾吋事業線遮擋住,矛盾得荒唐。況且,現代香港難以再有「迫良為娼」的淒慘故事,鬍鬚邱比特稱固然大部分性工作者為了賺更多錢幫補生活而賣身,但某程度上她們本來是性欲較強的人,從事這行某程度上是運用她們的才能。「如果男人因為有這樣的需要而願意付錢,而女人又覺得跟他做愛是舒服開心的,那為甚麼不可以呢?」他說。香港政治上以本土利益為先的「本土派」近年火速崛起,而像鬍鬚邱比特這樣的「歡場本土派」還剩多少,還是未知之數。他之所以屬「歡場本土派」,是因為他鐘情陀地 (土生土長香港性工作者),較鐘愛港式色情夜總會。「我點解鐘意陀地,其實是一個宏觀的政治問題——是你覺得中港能否融合的問題。」鬍鬚邱比特說。不似寫下《東莞的森林》的向西村上春樹般、對內地性工作者的技能及質素充滿驚嘆,鬍鬚邱比特更欣賞陀地——「她們衣著好普通,不似內地的庸俗。而且她們不是樣樣都肯做。但她們有種神秘感,給你夢幻的感覺,因為你覺得她們好像你的同事、同學、前女友。」他說。「我這兩年才開始出來玩的時候,就是去陀地場。這段時間也剛好是中港矛盾最高溫的時候,所以這就是『歡場本土派』出現的原因。」鬍鬚邱比特亦關注越來越多「蒲友」北上尋歡、本地陀地場規模越來越小的問題,並堅持兩者為「蒲友」帶來的身心感受大大不同。而更意想不到的是,鬍鬚邱比特亦告訴筆者性工業與佔領運動期間的微妙關係。「為甚麼在旺角搞事的藍絲有這麼多疑似黑社會的人?你想想,佔領旺角最影響的是甚麼行業?就是指壓和色情夜總會。」鬍鬚邱比特說。他稱,佔領當時,有相熟的媽媽生跟他說說囡囡們也不敢走去上班。「諷刺的是,這班平時最怕警察掃黃的人,竟然走去撐警察。」鬍鬚邱比特帶點無奈的說。上得山多終遇虎,「蒲友」最怕的,可能是電影中老掉牙的劇情:分不清性交易與愛情。鬍鬚邱比特自己也曾差點「沉船」。他曾跟其中一位囡囡約會,情人節也有會面。「但是我不知道應該跟她上床嗎?上床後應付錢嗎?」他說。到最後,這段在歡場萌生的矇矓關係還是無疾而終。「做『蒲友』始終要分得好清。」他這樣總結。至今,「歡場本土派」專頁已有一萬多人like。每篇文章皆以AV女優的誘人照片作招徠,或許因此,竟有網友以為那些性感圖片為專頁作者本人,不斷的問他「做個朋友可以嗎?」;或大讚他為「sexy baby」,教人哭笑不得。從中亦可見文字仍處於尷尷尬尬的地位。但鬍鬚邱比特強調書寫的重要性:「高登甜故好多都是抄水式的,沒有營養。但是我的文章是一種精細如同民族誌的紀錄,而且是有意思的,當中有正面的力量,是講我們該怎樣去面對某些問題的。」在香港洩欲式奇情甜故、以及麻甩的夜場報告外,鬍鬚邱比特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情色書寫想像,也大可被歸納為報告文學。他誠實的剖切一個「蒲友」的內心情感經驗,讓我們在偽善的社會中,瞥見一點自然流淌的情慾。[文:吳世寧](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面對政改方案,香港的工商界群起反對更大程度的民主。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北京向香港的工商界施以巨大的壓力,務求令他們在鏡頭前反對民主的進程….你以為我講緊最近的 831 政改方案?錯了,我在說1994-5 的彭定康新九組政改方案。二十年了,這些人的論述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進步過。」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uesday, June 2, 2015 性 評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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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專訪]退聯之後,還要說的是…… — 訪問周永康 吳偉嘉

文:甄挺良街上的佔領者離開後,有人預期運動會遍地開花,傘落四周。但下一輪運動的號角未吹響,學生們的分歧卻首先浮現。繼港大之後,理大、浸大近日也先後退出學聯。有一句叫「團結就是力量」,但亦有云不應「為團結而團結」,學界為何發展至此?我們回到起點,問問最早主張退聯的人,和捍衛學聯兩邊的聲音。不要以為主張退聯的搞手,和學聯中人一定是死對頭。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和「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發起人吳偉嘉,其實算是戰友,當周永康是港大在學聯的首席代表時,吳偉嘉則是港大在學聯的觀察員。背景不算差特別遠的二人,分道揚鑣。分歧,其實在甚麼地方種下?============================================對錯:學聯到底有沒有騎劫民意?2013年,是港大動盪的一年,時任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和評議會主席譚振聲被指親共染紅,過千港大學生在「中山廣場」集會,結果把譚振聲拉下台。就讀港大文學院三年級的吳偉嘉,當時有份協助籌辦這一場「中山起義」。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曾提出「港獨論」,被視為所謂「本土」大本營,但其實周永康也做過《學苑》的副總編輯。「中山起義」之後,周永康加入新一屆的學生會成為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兩人的過去,其實交錯連結。一場雨傘運動,催生裂縫。吳偉嘉坦言,在運動前並不覺得學聯有很大影響力,儘管未必同意它的某些立場,例如對六四的反思,但許多學生會覺得「算啦,唔好搞咁多」。但一場傘運告訴我們,學生可能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因為它很重要,於是它體制有問題,吳偉嘉發現,其實必須得提出。「當時,學聯的決策屢屢是突然間爆出來,例如說上京」,他稱,這個決定令人抓爆頭都想不明白,覺得學聯的決策來無影去無蹤。這些問題,吳偉嘉覺得源於學聯不著重典章的文化,「926後一星期情況不容許,諮詢較少可以理解。但雨傘運動延伸兩三個月,學聯已有時間召開常委會,甚至直接開會諮詢學生,讓大家辯論,影響決策。」傘運期間,學聯秘書處和常委常以學聯名義發表聲明和行動,吳指,這正是不依會章的做法,「他們說,常委散落不同佔領區難以聚集,加上大家已經有很多事務要處理,於是出現所謂『決策組』。既然常委聚集不了開會,又為何要用學聯名義行動?不論原因,如只是聚到三四個學生會,就應該以他們名義聯署,而不是學聯。「運動中,有好多現實的考量,所以我不會說Alex ( 周永康 ) 是錯的。但最後被人的感覺是秘書長在主導,而典章上,他是不應該擔任這個角色的,決策權落在常委身上。關鍵是正當性,就算秘書長有心有力,但唔得咁架嘛」。其實,時任港大學聯常委梁麗幗在運動後曾確認,共識制下,港大從來沒有被綑綁,亦同意所有以學聯名義作的決定。到底學聯有沒有騎劫同學的意見?周永康指出,按機制,其實同學應先向港大代表「問責」。有沒有循機制問責呢?吳偉嘉回應稱,有向梁麗幗反映過。但學聯沒有召開常委會,始終是學聯的責任。面對指責,周永康其實承認犯錯,他解釋,在運動期間常委工作量極大,不過,學聯沒有按會章定期召開常委會仍是「失職」:「錯了就要認。」他認為學聯秘書長的角色是協調常委間的意見,達到共識,其實和學聯在運動中的功能相近。學聯在運動期間,經常負責協調不同的團體,知悉他們看法後,居中協調並抉擇,「學聯成為左中右不同力量拉扯的平台」、「如果學聯角色不同,當然可以更激,比如在罷課前,學聯的彈性就比較大,制肘比較少。」後來學聯成了運動的中心,運動滾大,參與者多了,他稱「學聯的主體意志」,卻在運動期間減弱了。是否因這樣而變成和學生之間的聯繫不夠?周回應稱:「可說是原因之一。」傘退之後,在不同的大專院校都有人提出退聯,有人是為了表態,有人想施壓或懲罰、甚至有人希望解散學聯,箇中共通點是大家都對學聯政治上不信任,都在尋找新出路。周永康這樣解讀:「運動爭取不到民主,又沒有明確下一步,學聯亦說不出下一步是什麼。對部分人而言,既然學聯不是答案,就是問題一部分…這涉及一個政治選擇:改革學聯,還是唾棄學聯?港大學生的選擇是唾棄學聯」。不過,他覺得唾棄本身不是答案,「期望學聯行動,你自己做了什麼?」周永康指,即使選出了代議士,也不代表大眾就無責任,「完全將自己的決定交給他,那和過去30年民主運動有什麼分別?大家過去不斷批評,『泛民不做嘢』,咁過去30年來,香港是一個700萬人的城市。泛民唔做嘢,我哋做過什麼?這是同樣關鍵問題。當初選了一批人上去,是授權他們按政綱做事。如果不能好好代表自己,就應該問責,而不是退出。」 決策:從何而來?如何可以不騎劫?雨傘運動的規模之大,令人始料不及。人多了,聲勢壯,但人多也有壞處,就是意見紛陳,而且分歧不可謂不小,這些分歧,可以如何處理?民主運動往往面對一些難題,自由的運動,當中聲音必然多元,遇上問題,每次都表決討論,效率就低,現場情況瞬息萬變,這樣似乎不太實際。但如果主導的團體獨斷獨行,成功了還好,失敗了就難逃千夫所指。要解決這些問題,到底我們是要擁抱「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還是仍然需要一個「統一戰線」?再問下去,又會洐生出更多的問題:如果「統一戰線」是需要的,到底「大台」應該肩負「領導」抑或是「協調」的角色?應該由何人去掌控,用甚麼機制去選出?如果「統一戰線」不是必要的,那麼最終運動會是遍地開花,還是會面對「碎片化」的危機?學聯中人顯然主張仍然需要協作,周永康認為問題只是體制,「大家不是希望沒有學聯,而是不希望由上而下做決定,就好像運動中的『大台』。相信由下而上的溝通平台,讓不同意見得以交集換,處理不同的事,各界都會歡迎。這件事在運動中,是一直未能處理好的。」學聯挑起大樑,他也覺得是時勢造成。「當時的社會形勢就是…好多人將期望放到學聯身上,先不論是否公平,但這肯定不是一個健康的情況。市民對泛民政黨信任低落,他們自然也會驚,不敢負起責任。佔中三子在過去兩年,和市民的互動上不足的地方,負面效果亦爆發出來。只剩下學生成為香港人的寄盼,我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情緒投射,認為『學生是社會的希望』,繼而將信任放到他們身上。同時,例如我們衝進公民廣場,令到人覺得『我們要撐學生』。政府選擇學聯做談判對手,亦令到傳媒聚焦。」知易行難的做法:「由下而上」周永康指出,「大台」曾嘗試建立機制收集意見,「例如透過不同物資站,一層層諮詢,但不是大部份人都認同,有人擔心會不會『被代表』。」最終,諮詢只能以「傾偈」形式處理,因為有100個人,就有100種聲音,「保守的,激進的,都希望學聯聽他講 。」他又認為,香港先前沒有這種文化,好難突然變出來。「有人希望有團體『lead我啦』,其實是平時生活的延伸。」,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在各方政治力量拉扯下,學聯在那一刻成為「代理人」,儘管未必人人稱心。是否所有人都承認大台領導?「當然不是 ,看場內民調都知道意見紛紜。事後回想,學聯基本上只是期望做居中協調,難以做全盤領導的角色。部份人對你有期望,亦有人不認同你,但他們都是運動參與者,這是客觀上面對的挑戰」。他期望以後,學聯可以在大型運動中少點主導。「有人認為,由單一團體下決定可以更有效率。但決定是否精準?是否可以解決各方不滿?事後會否因而反噬社會?未來的運動,我是不贊成只有一個團體承擔決策責任。如設立由下而上的機制,讓不同團體之間有比較legitimate的平台去傾的話,大家講嘢會放一點」。但知易行難,這個由下而上,成功綜合各種如此相左的意見的「平台」會如何建立,難度實在非常高。諮詢的失敗,可能也反映了要處理的群眾本身的矛盾非常難以協調。不少運動參與者不滿「大台」以「社運資歷」決定話語權,只能面對「窮得只剩下經驗」(亦未必是「成功經驗」)、「無功都有勞」的領袖;運動組織者卻覺得,不希望再肩負這麼沉重的責任,希望社會分擔。前路維艱,未來民主運動的出路在哪裡?周永康的回應是,不應苛求學生提供所有答案,這個問題應一起問學者、問泛民、也問每一個自詡已經「覺醒」的香港人,下一次運動由誰領導?愈縮愈小 或根本不存在的交壘共識今時今日的香港,不但黃藍水火不容、民主派當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撕殺可能更劇烈。學聯一向的決策體制叫做「共識制」,任何行動都需要院校達致共識,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在院校代表之間,理論上這比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更民主;壞處是,學聯代表要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如果意見分歧之極,那就甚麼都不用做。[caption id="attachment_4878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吳偉嘉[/caption]吳偉嘉直言,這種制度令內部改革很困難,「如果要改變status quo(現況),先要達到全部意見一致,令改變現狀幾近不可能…肯定的是,退出學聯,港大在政治立場上可先回歸中立,如未來幹事會和學聯理念接近,可以和他們合作。不合則各自努力。」對於這個指控,周永康回應指,「社會情緒高漲,對方的路線你不認同?他就是敵人,是要擊倒的」他認為,其實學聯從來都很本土,「過去一年,學聯幾時有行大中華路線?我自己看不到。反而9月開始提出的口號『命運自主』,本土到不得了。我們關注的議題,從政改、東北、新聞自由,外界批評學聯『左膠』、『大中華』時,是在批評甚麼呢?標籤式的討論,其實無助討論,不如直接說,學聯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實事去討論。」港大退聯關注組去年12月底成立,吳偉嘉稱原意是希望拋出問題讓同學探討,「至少我自己不是一定覺得要退聯」,亦有人在關注組內認為,公投是有機會贏的。結果,截至今日,港大、理大、浸大三校退聯。吳偉嘉說,預料退聯會得到關注,但迴響之大,超出預計。「對學聯路線不滿是初衷,而體制的不足被揭露之後,負面觀感更加大,這是源於同學與學聯在運動中親身接觸後,非常失望,不是一兩個人甚至不是關注組可以改變他們的。」吳偉嘉認為,令退聯風潮愈演愈烈的,是學聯的應對,「我不明白為何學聯會如此冷對待。」吳偉嘉坦言,退聯前後自己常有掙扎,「到底是否已經用盡體制內方法?學聯內部是否有改革的可能呢?」他稱,學聯在這幾屆已有改善。「但他們又真係唔抵爭。網上陸續有好多前學聯成員嘲笑退聯,又有惡搞page,加深矛盾。如果他們不是一開始咁敵對,將我們打成『本土派/熱狗/勇武派』,成件事會好好多」。不過,在改革這點上,雙方其實不是完全沒共識。連周永康也認同,改革是有必要。但雙方的方向和進度,大大相異。「例如港大退聯組的意見是廢除秘書長,中大有聲音希望普選秘書長…如果要做學界的檢討,得出大家希望有怎樣的聯會,起碼要一年,涉及校內討論、收集意見,然後再到學聯討論。最實際的做法是,將問題帶入學聯『修章委員會』討論,再在週年大會提出。」這個建議需時甚久,到底能否切合「民情」?周永康有一個回應:「到底是要做正確的事,還是依照情緒做事?」是否接受,看倌判斷。 退聯之後,獨立自主?港大退聯,最終只以200票之差成功。吳偉嘉認為,其實退不退聯的意見,未必是壓倒性。「一定不是一個好強的民意授權,顯示大家都好掙扎,未來一兩年,港大都會想是否要再加入學聯」。「老實說,無人會記得退聯前後如何如何。退聯後,只是多了一點空間。」他直言,港大學生會做了什麼,對社會是否有正面幫助,更加重要,有一點辯證的色彩,「講真,重要的不是關注組怎看,學聯怎看,而是歷史結果如何,永遠要從後果去看。」 身為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成員的吳偉嘉表示,經過初步討論,會內普遍認為,港大未來應該是本土優先,但承認這只是口號,未來如何抗爭,如何可以和學聯在論述上互相交鋒,還要構思如何落實。退聯前,不少人憧憬港大學生會能和學聯和學民組成「三學」,互相輝映,但吳偉嘉認為港大現時影響力比不上學聯。「退聯之後,港大影響力是否可以和學聯媲美?有時候是時勢造英雄,他們講一句說話,有人注目,我們行不同路線,講的說話是否會推動社會輿論?客觀現實是,學聯有這個能力,而港大學生會暫時無」。自己「揸莊」,有機也有危。學聯常被批評,行動可以更激進。港大退聯,會否行更激進的路線?吳稱,亦有人擔心退聯後社會期望會高了,期望要發起更多行動,「根據我理解,部分評議員和幹事都擔心學生會或要負責的法律風險,例如取消社團註冊。最壞情況是港大學生會被迫解散,影響各屬會運作。」退聯關注組事前其實明白這些限制,但仍然「上路」,是因為不看好學聯的改革。「學聯問題太多,而且是文化、體制、風氣上的,老實,我看不到他們的改革方案會是如何。」「我自己都同情學聯,被人推了上去,不容易。學生組織不用去討好社會上所有的人,最重要是能代表到你的同學。」但港大和學聯,並不會反目成仇。「會和學聯保持友好關係」,即使未來和對方有分歧,不論是路線上的還是議題上的,最重要是政改問題上保持互信,「我們不是激進的一群,就算不是同一路線,但是尊重對方」。周永康指,過去10多年是學運低潮期,沒有人認真關注學聯,致令問題積存,但他也認為,雙方未來合作走不掉,但質疑「斬件式交流」的成果,「如果無聯會,學界由商討日、提出學界方案、罷課等等都不會成事,聯會確實能凝聚學界力量。」被時代選中的學生?學生打前鋒做「大台」如此艱難,學生組織日後還會在各種運動中挑大樑嗎?周永康認為,學生的角色應是「政治先鋒」拉動社會前行,但卻沒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學生提議新出路,卻不可能完全要他們『孭晒』執行。「鋪路的角色都要學生組織做,是不合理的苛求。」[caption id="attachment_48781"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周永康[/caption]他稱,這種心態是等於學生組織當作「執政黨」,並不健康。「公民社會中,學生有其位置,可以打破禁忌,但社會上其他階層,亦有義務填補。個個都望住學生,如果學聯是執政黨,當然可以。但學聯從來不是執政黨,為何要提供所有答案?這涉及不單單是個人的期望,而是社會問題。為何社會會有這個期望?」他舉例指,早前的光復行動,學聯便沒有以組織名義參與,就是不同抗爭路線分工的體現,總不能「因社會有期望,就行動」。是否代表學生在抗爭路上未必繼續牽頭?學生不再獨挑大樑,這點上,兩人非常一致。吳偉嘉直言是學生組織的性質所限,「學生組織機制上好多諮詢,行動不迅速,體制上不適合搞社運。學生組織是由下而上,社運組織是由上而下。」所以,他期望港大之後的首要工作,是「鞏固內部組織」和「帶動輿論思潮」,可能會反思今年六四和七一的參與行式,但實際行動上叫大家不要期望太多,「未必可以想像港大會像搞好多遊行,搞的是論壇,報告書,登報」。和一般人的印象相異,退聯者其實也不一定是激進派,「『和理非』本身沒有問題,但永遠只相信遊行集會,而集會又不是讓人反思下一步如何走,只是叫人回到社區,看長遠,因為『短期內我們不會成功』,是癱瘓和麻醉社會」。那短期內可以怎樣成功?甚至下一波抗爭時,港大會做甚麼?吳也未必有答案,「就政改議題的衝擊行動,港大學生會或會持旗出現,時委和幹事亦會持盾穿甲帶電單車頭盔。然而現階段未有能力,內部亦未有充分民意,希望港大學生會牽頭。我認為,觀乎佔領時的旺角游擊到反水貨抗爭,大台或主辦團體未必再適合新的游擊抗爭。二次佔領有機會化整為零,人人都是抗爭者,港大學生會成員必在其中。」香港社會近年愈來愈焦燥,香港近年的大型群眾運動,自03年七一後,可能要數到09年的反高鐵,但不過短短幾年間,群眾對於傳統社運界就失去耐性。周永康直言所謂「本土路線」,也面對實際運作問題,「情緒上你討厭中國的政權,但實際運作上你可以如何應對呢?這個是更逼切的。」如果,退聯的成敗要由後果看待,那香港留給退聯者的時間,也許未必太多。兩人在訪問尾聲都直言,當今香港不同陣營派別的人士,從社運人士、學者、泛民、建制、甚至政府,也不會能明確告訴社會,香港未來會怎麼走。周永康有一個樂觀的說法:「社會是一個辯證過程,按發展向不同方向擺動,去年試過公民抗命,今年暫時就是光復,大家都在不斷地試,摸索那條路。大家會知道現在就是動盪中,是一個過程。」============================================後記:幾個月前,聞說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街上等巴士亦會被人狙擊,痛罵他在金鐘「搞亂香港」。和周約在茶餐廳,甫坐下,鄰座大叔說的已經是「光復人士」打警察,「好狼死,一定食過夜粥」。雨傘運動後,社會一天也未有停下。學生不容置疑是先鋒,重開缺口之後,社會再望向的,可能不再是一個政治上的代理人甚至組織;而是正如928那天,真正敢於走出新路的香港人。 學聯 評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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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台專訪]陳景祥專訪——我見證傳統媒體沒落

文:甄挺良香港新聞界有一種傳統。傳媒人不喜歡成為新聞事件的主角,我們喜歡做紀錄者,走在最前,但保持距離,描述今日的新聞,即是明日的歷史。公眾天天看新聞,但對於新聞機構高層的認識不多,這個自然,因為認識多了,通常都不見得是好事。陳景祥去年以「道不同」為由,辭去《信報》數碼媒體總裁一職,離開工作了近30年的機構,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漣漪下有甚麼暗湧,引人入勝。前途談判的政治啟蒙陳景祥確實符合大眾傳統上對《信報》的一些想象:低調、謹慎、對時局有些批判。但這位前老總,最後卻「道不同」了,是他變了?一間機構變了?還是時代變了?他由入行時開始談起…80年代中期,香港前途談判展開,政治氣候變化極大,傳媒開始關注政治新聞。陳景祥在這當時大學畢業,1986年加入信報。當年傳媒的制度和生態,和今日差天共地,當時在《信報》,政治組還未成形,只有兩三人負責編採工作。「試過寫一篇關於基本法的評論,當時一位編輯前輩完全唔睇,純粹因為覺得無癮。」當年社會只關注大眾化新聞,對所謂「政治評論」、「公民社會」無甚興趣。後來香港前途談判轉趨熱烈時,公眾慢慢明白政治有多重要,原來影響可以深入其他方面,「例如前途談判不利,港元就會跌;大家就知道政治不是得個講字,原來真係對生活有影響」。你不理政治,政治仍會找上門來,這個「啟蒙」過程,一代代輪迴不止。《信報》多年來定位為財經報紙,但它的影響力卻大多由政治而來,陳說是因為「當時林行止夫婦夠膽講」。他憶述,在前途談判過程當中,信報評論既會談中方對香港的盤算,也敢於批評英國不肯保護港人利益。「當時作者放膽寫,因為感到這個園地是自由的,林生林太又身體力行,夠瞻講夠膽寫,所以得到各界關注」。八九學運之後,報章被時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點名批評。「當時信報被稱作『外部干擾勢力』,其實和現在打壓手法是一樣的,幾十年都係同一條橋。之後陳希同倒台了,但信報仍然喺度」。[caption id="attachment_3939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48"] 前北京市長陳希同[/caption]「睇下同你friend唔friend」自由從來不是賦與的,而是爭取而來。能夠爭取的空間有多少、難度多大,卻會隨政治氣候改變。報章敢言,在回歸前早有政界傳言指它「過唔到97」,陳景祥透露亦曾有中資銀行私下表明「不想在《信報》出現」,又試過要求在一般的商業版面中抽起該銀行的名稱。這種改變,他解釋是因為回歸前,中英兩個政權在香港各有影響力,市場亦不是中資「霸晒」;但隨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日漸壯大,傳媒老闆自然會有更多顧忌。「作為老闆,有其他的政治商業考慮自然不過,但導致傳媒言論空間收窄」。陳景祥直言,近年媒體已經逐漸不是根據市場規則運作,而是看「和你friend唔friend」作界線。陳景祥指,回歸後不少報道明顯「唔夠放」。例如對內地的報道,媒體中避重就輕的有,報喜不報憂的亦有,「自我審查情況都幾明顯」。他說,影響最先可在評論看到,「例如有些報紙會覺得要少用某些評論,自然影響輿論對社會的影響力」。陳景祥稱,對於《信報》而言,2006年是分界線。2006年,林行止夫婦將信報股權轉手售予商人李澤楷。「轉ownership之前,我自己做咁耐,未試過一次係因為作者的政治立場、或政府鍾唔鍾意,而要改、抽稿,或者俾條line叫作者跟住寫。我可以現身說法,力證未發生過這些事。當時是尊重編輯、評論員和記者的主動性,當時確係幾放。」最後,陳景祥於2013年由總編輯調職至數碼媒體總裁 ;2014年,「道不同」得要選擇辭職,離開信報。「做新聞,要諗計去做」陳景祥說現在大部分記者的基礎其實較上一代好,起碼受過大學訓練,而難得的是「搏殺」傳統在新聞界仍舊不變。「做記者待遇不及其他行業,為什麼仍能吸引人?因為入行的都有野想講。」堅持新聞自由,講真話,仍是主流。「只要有記者勤力,找到有證據的故仔,編輯無得唔去馬。說到底,新聞相比評論較難被控制,關鍵是看記者的功夫。」作為傳媒前線人員,大概所有記者永遠都覺得資源和空間不夠。當然,管理層可透過行政操作,決定是否放資源給記者,但與其犬儒地放軟手腳,陳景祥認為不如問問自己崗位上的優勢是什麼,不論環境如何,都總會「做到啲野」。他說即使在「左報」任職,靠內地關係照樣可寫出好新聞,「出唔出到是一件事,但料你係攞左先。做新聞,要諗計去做。」陳景祥說,自己一直鼓勵同事在日常的報道外發掘更多新聞。「好老實,跟大圍做新聞,做不做其實無分別,抄都抄到。一定要畀權力前線同事選擇咩做咩唔做,而且要有意識,唔好人有我有。記者有準備的話,只要問到一兩個問題,就有故仔啦」。「信報現在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始終離開太久。不過這個問題是所有傳媒都要想的」。傳媒末路?除了言論空間收窄外,新一代記者面對的挑戰亦包括處理海量般的資訊。「以往渠道不多,所以我們要爭取找特首、官員專訪;但現在這些報道可能正正是票房毒藥,讀者最不喜歡,覺得他們講廢話。」陳景祥說現在資訊比以往多,記者要恆常關注,以外國傳媒人為例,記者會透過社交媒體和讀者互動,「一方面是報道者,但另一方面都係輿論領袖。」雖說傳統媒體沒落早聞樓梯響多年,但從一個前老總口中聽到一句「紙媒一定沒落架啦,問題係有幾快」,仍是有點驚詫。「作為讀者,都真係好少揭報紙。我自己無做報紙,可能只是剪下《信報》林生的評論,而且回去不是即時讀,隔兩三日先看。」陳景祥指,在去年的佔領行動中,「至少我未聽過有人會引述咩報咩報,改變得太快,傳統媒體有做得不夠好,尤其是年輕一代可能會漸漸遠離,日後可能再無影響力。」不過,網絡世界風高浪急,有人稱,網媒立場先行,而且報道門檻低,人人都是「記者」,資訊這樣爆炸,還可為嗎?陳景祥堅稱媒體不是死胡同,他對網絡媒體相當樂觀:「資訊永遠是有價值的,每個年代都有新機會」,又認為網上不同觀點會自然平衡,只要有一面既聲音,另一面亦會出現,又認為即使立場不同,香港仍會尊重文章寫得好的人。想走出傳統,但某些方面,他仍有所堅持。陳景祥強調,不論寫評論或做報道,應該用真名。「用真名表示你承擔責任,面對他人挑戰。否則你講到大大聲,別人都不用理會。要講,就出來講清楚,唔好躲起來」。「這是表達自己的年代,不只要講,更要敲鑼打鼓地講。以往的資訊系統已經被『打到亂晒』,老闆又變得咁快。你用傳統低調的方法,可能一下子就被沖到不知所蹤。不是說要故意做勢,而是真真正正做好工夫,這樣成件事便是值得的。」 新聞自由 傳媒 評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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