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麗瓊:覓地諮詢: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出十八個選項供公眾諮詢,但選項甫推出,社會共識未見,反而激化社會矛盾,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展開諮詢翌日,幾十人組成「香港高爾夫大聯盟」,要捍衛粉嶺高爾夫球場,就在聯盟啓動儀式上,其中一白衣人與支持收回球場建屋的工黨大打出手。高球場先變成政治舞台,再變喊打喊殺的擂台!高官並非蠢才,怎會不知上屆政府覓地建屋,粒粒皆辛苦,梁振英哽咽一幕呢?十八個選項各有利弊,例如填海和拓展郊野公園邊陲,好處是毋須處理業權,較快上馬,但勢必引起環保團體反對。假如和擁有農地的私人發展商合作,加快審批、提供基建等,又會惹來官商勾結的責難……點做都死!卻又不能像曾蔭權不做不錯,定會被巿民唾罵。諮詢只會暴露社會矛盾,而不能達至共識。覓地必須透過協商、折衷及讓步等,調停者需要有圓融的政治智慧及手腕。即使成功覓地起屋,萬一遇上利率上升,投資需求消失,樓價滑落,滿街負資產,便會重蹈董建華八萬五的覆轍,無辜揹上黑鍋。公眾諮詢挖出「十八個洞」來填滿巿民口水,玩足五個月,再將數據交大學研究分析,拖吓拖吓,樓巿剛好冧了,到時即使覓地得個桔,也無所謂。諮詢是釜底抽薪,雖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但起碼可轉移視線、拖延時間,是充滿政治算計的一着。[潘麗瓊]PNS_WEB_TC/20180430/s00196/text/1525025162770pentoy

詳情

楊岳橋:評《國歌法》

《國歌法》進入本地立法階段,政府在剛過去的星期五中午於立法會網站公布文件,列出建議條文。 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歌法》第一條提到立法的其一目的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政府在本地立法的建議條文則提到會「將此條文適當地列入條例草案中的弁言」。政府須緊記的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政府有責任交代引入第一條時,是否符合《基本法》有關「一國兩制」的條文。 《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提到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並了解國歌的歷史及精神。根據《基本法》,教育屬香港內部事務,教育局可自行安排課程,立法規定國歌教育未必是最恰當的做法。 在刑事細節方面,《國歌法》第十五條將侮辱國歌刑事化,而何種行為屬於侮辱國歌是很主觀的判斷。法治精神要求客觀,政府應仔細列出何為侮辱國歌的行為,而非以「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一筆帶過。如果每次疑似貶損國歌都要鬧上法庭,交由法官定奪,市民在平時會擔心自己無意間的行為是否構成犯法。假設有人五音不全,唱國歌時走音,那麼會不會誤墮法網?這樣無形中形成壓力,是極不理想的。 總括而言,《國歌法》立法須符合《基本法》,特別是保障人

詳情

吳靄儀:是否諮詢公眾「冇乜分別」?

律政司長袁國強拒絕就「一地兩檢」作公眾諮詢,稱說繼續聽社會和立法會意見,「效果同公眾諮詢冇乜分別」,輿論嘩然。 我不期然想到2002年23條立法,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那時還不至於門面工夫也省掉)提出叛國、顛覆、煽惑叛亂等「七宗罪」的立法建議,每項都引起重大憂疑恐懼,當時我和另一些議員,為了令公眾諮詢更加具體及消除不必要的疑慮,於是建議政府先發表「白紙草案」,以草擬的具體條文先行諮詢。我記得我以代表法律界的議員的身分,擬就函件致有關政府官員,親身拿着找到正在參加忘了什麼大型會議的律師會會長葉成慶聯署(其時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亦已簽署),簽署了便馬上送抵政府總部。平時,在政府眼中,兩個律師會聯署的意見分量非同小可,但那次就決定置之不理,時任律政司長梁愛詩及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當年就是同一句:藍紙白紙有乜分別?堅持時間緊迫,不容拖延。葉太還加上一句名言:反正的士司機和餐廳企堂都看不懂。其實,藍紙白紙當然大有分別,在於是否方便容納市民意見。 歷史告訴我們,強姦民意終會惹禍。愈不肯讓市民有公公道道的機會表達意見,民眾就愈憤怒,愈非強烈表達意見不可,本來不打算發聲的也堅持出來反對,屢試不爽,不獨23

詳情

普選特首以外 擴大公民參與空間

可以預見,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方向,將會傾向少談政治、迴避爭議,把重點放在民生問題,並配以相對靈活的財政策略,以求確立政績爭取民望。林鄭月娥也一再明言,要在任內重啟政改難度甚高,也並非她的優先處理事項。 坦白說,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要解開特首普選這個結,確實非常困難。中央聲明任何改革,必須在8.31框架之下進行,在這個原則問題上絕對沒有什麼讓步空間。而且在看見泛民竟然有能力在選委會中突破300票後,北京更是未敢再有絲毫放鬆。另一方面,泛民目睹曾俊華在選戰中的遭遇,也更加肯定絕對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篩選安排。在雙方在原有立場上企得更硬的情况下,期望中央會重啟政改,實在有點妙想天開。但即使普選特首難以在短期內出現突破,也並不表示林鄭月娥在未來5年,完全沒有空間去擴大公民參與程度。在這個環節上,新一屆政府至少有3個範疇可以有所作為。 下屆立會增直選議席 第一,是立法會組成的進一步改革。 普選議題,不單涉及特首產生辦法,也關乎立法會的議席分佈。在人大的決定下,立法會全面普選只能在特首普選落實後才可進行,但這並不表示在此之前不能逐步提高立法會的民主成分。人大決議也定下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產生議席數目必須

詳情

程序理性

西九文化區建設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風波愈滾愈大。爭議重點之一,是西九管理局當局,有否按照《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的要求,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無論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文化價值有多高,假如最終被認定沒有按這條款的要求「諮詢公眾」,則於程序上有機會受到挑戰。條文內有不少模糊的用詞,諸如何為「適當」的時間和方式。此外字面看來,條文亦給予西九管理局頗大的自主權——對「適當的」、「合適的」理解,均是西九當局「認為」即可。這些就條文內容「咬文嚼字」的爭議,可能會繼續於相關爭議中發酵。現代社會科層化產物講究有無跟足程序做、依足條文辦事,以至研究條文中每一個字的解讀,乃是程序理性的常態。程序理性,是現代社會科層化的產物。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人類社會的分工及專職愈來愈仔細、社會組織愈來愈大,於是科層制度亦應運而生。科,是指專責分工;層,是指等級上下。科層組織的發展及歷史因地而異,但不同社會的科層組織模式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一是「非人化」,以組織規章代替個人的主觀意志行事。社會組織愈是龐大、事務愈是複雜、人員組成愈是來自五湖四海,便愈要以規章法度取代個人意志作出決策和行事。不然的話,一人一張嘴、人人行事章法不同,組織亦難以有效管理。把爭議「非政治化」的利器其二是漸漸以程序理性取代道德思辨,作為辦事依歸。道德思辨難免涉及按個人的信念及意志,就不同的個案及處境予以酌情。而在龐大的社會組織中,不同人當然會有不同的道德思辨。要理順組織內的矛盾聲音,程序理性便成了把爭議「非政治化」的利器:面對任何意見及矛盾,均透過一套又一套的程序談判、表決,並依法規執行。要讓對方服從,靠的並不一定是思辨理據,而是討論及表決過程是否按程序辦事:只要提案是依程序做事,無論結果如何,大家都要服從和執行。於是,對規章條款咬文嚼字、推敲每一個動作的先後次序,便成了組織如何行事的重要依歸。一把雙刃劍程序理性能夠制約公權力、限制長官意志對組織的影響力,以至是緩解組織內部矛盾的張力。即使是西九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在西九管理局條例及相關內部架構的規範下,也未必能隨心所欲。一旦其決策被指出有違程序理性,則無論是多「英明」的決定也會落得「不守規則」的下場。不過,程序理性也有其爭議的一面。早前發生智障院舍「無聲吶喊」的醜聞,有智障女院友無法出庭指證涉及性侵案的前院長,結果後者被當庭釋放。事後社會輿論怒不可遏,惟司法界秉持對公平審訊程序的執著,對「傳聞證供」(由專業人士替代無法出庭的證人作供)仍有所保留。此外,在審批社會福利以及不同的公帑資助項目時,為求達到程序理性,其審批過程及結果亦不時被輿論責難,例如要求新興民間團體或計劃提交參考往績和財務擔保。程序理性是一把雙刃劍:它制約公權力及長官意志,但亦有其僵化的傾向;它既可解決社會組織的內部矛盾,但本身亦可能是問題的根源。程序理性,大概是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最妙的現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程序 西九 故宮 諮詢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