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祺:虛實演講

【一】 哈佛大學諾頓講座(Norton Lectures)一九六七年的講者是阿根廷作家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講座題為 “This Craft of Verse”,後來變成了同名小書,網上還有當年的現場錄音。那時波赫斯已失明,不能看講稿,內容和引錄的詩句都靠記憶。諾頓講座有近百年歷史,每兩年在邀請一位藝術家談「最廣義的詩」,每次六講。較特別的一次是卡爾維諾,只寫了頭五回講稿、還未起行到美國就過身了,最後一講只留下題目 “Consistency”。可惜當時仍在生的波赫斯並未為之杜撰內容。 波赫斯的短篇小說,確是「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如 《虛構集》(Ficciones)那幾篇,便謂因為無心寫五百頁的小說,只好為些幻像出來的巨著寫讀後感,真假夾雜,有時像在文化網絡玩智力遊戲,比較冷。這也是讀講座紀錄的好處,至少平易近人,可看他幾行幾行地分析詩句,點出關鍵,或跑野馬地觸類旁通。談及詩人如何在「時間像河流」等尋常的隱喻形式中轉化,他便舉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十三歲寫的一行詩: “Time flow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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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仍關注諾貝爾文學獎落在誰家?

今屆諾獎文學獎頒給卜戴倫,絕對的意外,對於熟悉世界文壇人士而言,更是一個極大的失望。我的感想是:諾獎諸公對文學識見年來加速退步,面對文字世界不斷受電子傳媒蠶食,把光環套在與文學無關的歌手上,是一個錯誤。今時今日,當你打開電腦看新聞,你的注意力會放在哪裏呢?當然因人而異。不過,反過來說,十個人中,會有多少個首先要看諾貝爾獎落在誰家呢?很明顯,由於這個國際性大獎,近年令人看到偏私心態,其含金量急劇下降。和平獎與文學獎,準則具彈性,最具爭議性。會不會受政治霸權的影響呢?從前大家認為不會,諾獎這塊招牌代表了公正、公義。今天呢?最近,泰國拒絕黃之鋒入境,還把他拘留一段時間,事後,官方竟公開承認這是應中共的要求而決定這樣做。這種赤裸地、粗暴地干涉別國的內政,竟然會視為「正常」與「正當」,更荒謬的是「別國」也樂於接受而照辦。沒有篇幅談和平獎,就談2012年莫言獲獎,便引來不大不小的揣測。例如,如果不是受壓,中共本土的作家,作品素質勝於莫言,其數也不少,殘雪、余華、格非、賈平凹、閻連科,還有寫科幻小說受外國人青睞的劉慈欣,中國也包括台灣吧,白先勇、王文興、張大春、陳映真、洛夫、?弦等。不妨說,如果以莫言的水平,也能登上殿堂,香港作家也有當選資格的,不談別的,如金庸,作品影響深遠,還選為學校教材,金大俠獲諾獎,誰說不可以?今屆文學獎宣布日期最遲,外電報道是十月十三日,是因為評審員對提名作家意見不一而拖延,還是另有因由?不過,已不重要了,諾獎宣布的結果,再不是值得人們認同的一把尺了。是龍是蛇,再不是愛好文學藝術人士的一個坐標。編輯﹕張天馨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16日) 音樂 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獎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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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

所有影響過我的,或者說我愛過的同時代人之中,卜戴倫(Bob Dylan)是最矛盾的一位。他的矛盾在於他不斷否定前一個自己,但他沒有因此遁入虛無和分裂,一如他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這張專輯的名字所顯示,他發現了一面又一面的另一面的卜戴倫,因而日漸豐滿、日漸拒絕定義,正因為此,他完成了一個偉大詩人所需要的自我革命,把命運與作品通過各種撕裂而融合為一體。因此聽到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斯德哥爾摩此舉直接向世人宣示了詩歌不應畫地為牢,在學院以外草莽生長的各種詩意應該衝破文學史的保守,為未來的詩歌增加更多出入口。悲的是諾獎無疑要為卜戴倫的多重身分進行一種總結,以後大眾看他聽他首先會想到「那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明星」,這有違多年來戴倫與各種戴在他頭上的帽子的搏鬥。年輕的時候,聽戴倫音樂讀其詩歌,最強烈意識到的就是這個詩人與我之前學習過的詩人都不一樣。當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對這個亂七八糟的繁雜世界,他能夠從容的開口歌唱的態度,因為他把自己放置在漩渦當中,而不是旁觀和逃逸。我覺得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詩人愈來愈缺乏的,一種坦蕩但是同時又毫不妥協的態度。我曾用「出入大千相」來形容他早中期作品中那種擁抱世界的勇氣與自在,惠特曼之後,久違矣。另一吸引我的是:他的歌裏總是有懷疑主義的精神,那是超越別人加給他的理想主義成分的——我們不要以為他就是六十年代美國那種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懷疑主義者,他和卡夫卡、齊克果、卡繆等不安但清醒的獨立作家更接近。純粹從文本的角度講,對他的文學影響最大的是詩人迪倫.托馬斯和蘭波。迪倫.托馬斯是英國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但是卜戴倫把他的黑暗的一面挖掘得很深,把語言上的非理性實驗走得更遠,且加入了很多貌似遊戲的成分,我稱之為雜耍風格;然而愈是遊戲愈是讓人覺得有弦外之音、驚心動魄,這是熟悉黑暗童謠的讀者都懂的。蘭波的「詩人就是通靈者」這一神秘主義觀念,帶領着戴倫在六十年代擁抱迷幻文化,然後抽離,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同道人,他經營詩歌中的幻象與隱喻並非為了獲得共鳴,而更多是對日益固化的想像進行挑釁——這是他和整個強調共享的嬉皮文化的最大不同,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期待着他去成為,而不是回歸那個已經被接納的戴倫。對想像的大眾說話為什麼五十年來他都沒有得獎,或是現在得獎讓很多文學評論者不知所措呢?因為他完全是在文學史以外的一種寫作方式。他超越了現當代的文學理論,拿意識流、超現實主義這些東西去套他會顯得似是而非。他和美國垮掉一代文學有近似的某種合流,但是也是若即若離的。因為畢竟卜戴倫是民謠歌手出身,他深知詩歌跟民間的關係更密切,他對想像的大眾說話,學院對他束手無策。你能夠感受他的魅力,但你沒辦法解構他,他令詩歌回歸到某種初心——因為詩歌來自於對時代的敏感直覺、人對他人的情意與夢想、欲求,不是說通過某種教育而來的深思熟慮、對某種體系的認識等去寫作就能寫出好詩的。諾獎的評委把卜戴倫和荷馬、薩福相提並論,說他讓人回歸到古老的史詩傳統,這也存在誤讀。其實卜戴倫的抱負不是去承接一種文學的傳統,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文學裏面;另外他不是以史詩的野心去寫作的,如果說到荷馬和薩福,他是介於兩者之間——薩福是更私人化的抒情,荷馬則是面向一個時代、面向一個國家的命運這樣去寫作。卜戴倫一直都很反感別人說他是時代代言人,但是他又無意的做到了這一點——我想他沒有敘述這個時代,反而是讓時代在他身上發生化學反應一樣。說到時代,戴倫有他的時代,我們有我們的時代,兩者相遇也是必然,在詩的魔法下。有什麼比雨傘運動時期在金鐘街頭看到「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更激動人心?我們記得《答案在風中飄》是戴倫的起點,你可以想到當年的反戰、反極權,也可以在今天香港想到我們的困頓我們的憤怒,政治從一而降,我們要掌握的是獨立的態度,正如戴倫另一句名言:「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既然答案在風中飄,我們就自己去創造答案,不用再問了。在對卜戴倫獲獎的反應之中,英國小說家Will Self說得最有意思:「對於這個獎,我唯一告誡的是:這個蘊含着巨大財富的獎其實降低了戴倫的身價,這個獎幾乎是文學圈的輪流坐莊,而不是獎勵世界級創造性的藝術家。是的,就有點像當年薩特被授予這個獎——他是一個哲學家,有理智去拒絕它。很可能,鮑勃也會這麼做。」我不禁也期待起卜戴倫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一輩子對主流定義的反抗,將有一個完美的句號。但我們也知道戴倫拒絕句號,無論它以什麼形式畫上。(照片攝於佔領現場)文、圖.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10月16日) 音樂 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獎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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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稀罕諾貝爾獎的男子

村上春樹談文學獎時,引述過美國作家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在一封信內的小牢騷:「我想當大作家嗎?我想得諾貝爾獎嗎?諾貝爾獎是什麼?這個獎頒給太多二流作家了。頒給引不起閱讀興趣的作家們,得到那樣的東西,必須到斯德哥爾摩去,穿上正式禮服,發表得獎感言。諾貝爾獎值得這樣麻煩嗎?」真是調侃到家了。錢德勒活了七十一歲,四十五歲才開筆寫小說,為的並非文學而是鈔票。他在芝加哥出生,在倫敦成長,回到美國後,發過財,曾做石油財團企業高層,卻因酗酒和企圖自殺而被炒魷魚。走投無路下,唯有在廉價雜誌上寫所謂廉價小說,即係pulp fiction,闖出了名堂,繼續寫寫寫,甚至到荷李活做編劇,但最終沒法抵抗酒精誘惑和憂鬱打擊,晚景潦倒,能夠活到這麼高齡已算幸運。一直都說錢德勒是closet gay。他有老婆,比他年長十八歲,但另有基情傳聞,卻無人能夠證實,只能姑妄聽之。錢德勒筆下的犯罪推理小說,號稱「冷硬派」,主要角色馬羅甚至經常自稱「硬漢」。冷靜、堅強,卻對最墮落的人性仍然懷抱期盼,彷彿當全世界都懷疑某個人渣是罪犯,唯有錢德勒透過馬羅的口說,不,不是的,他雖壞,卻不至於這麼壞,真正犯罪的其實是那些衣冠楚楚的所謂正人君子。硬漢偵探如鐵鎚,狠狠敲開君子的厚厚假面。錢德勒只寫了幾部長篇,最受喜歡的恐怕是《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僅是書名已有戲。難怪寫作人常說,書名便是全書的第一句,如同標題是全文的第一句。《漫》書開場即寫馬羅認識了藍諾,兩個男人,沒有戀情卻似更勝戀愛,相知相惜,願為對方捱刀捱槍捱關捱打。兩個男人的「談情」場所通常在酒吧,用酒精做掩護,互相訴說最壓抑的擔憂。冷硬派作品必見酒吧場景,透過馬羅的眼睛,錢德勒輕描淡寫卻又深刻呈現常見的這類獨斟男子:「他下半輩子都會這樣,一生也就這樣了。你永遠不會知道他怎麼變成這樣的,就算他告訴你,也不是實情,充其量只是他所知事實的扭曲記憶而已。每世界每一個安靜的酒吧都有這樣的傷心男子。」如果錢德勒是closet gay,對他而言,沒法暴露身分認同或許遠比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來得讓他傷心。他只能化身為筆下馬羅,頑強地、堅毅地,找尋他的心儀男子,替他欣賞的男子仗義執言,讓男子跟他一樣,在文學史裡不朽。去他的諾貝爾獎,世上有這麼許多人,並不稀罕。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17日),圖片為網絡圖片 文學 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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