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賢:杜絕濫權溫牀 警車須裝閉路電視

《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禁止酷刑公約》,保障任何人面對執法人員時不受酷刑或不人道的對待。據此,警方有責任保障被捕者不受暴力對待,包括以措施防止違規情况發生,以及若有人遭非法的濫權、暴力對待,警方有責任調查及追究責任。本文將針對被捕者在警車上遭濫權對待的情况討論。 今年7月1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示威期間被警員帶上警車,之後無條件獲釋。他投訴於警車上遭警員粗口辱罵、兩次腳踢下體、拉扯頭髮及推撞,有傳媒更拍到他遭警員拉扯頭髮的過程。然而相片未有拍到施襲者的容貌,涉事人很可能可以逃脫濫權的後果。 最近幾年,警察被不斷指控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包括毆打沒有反抗的被捕示威者。有部分個案被證明屬實,濫權警員亦遭刑事追究,在此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監警會於2015/16年度處理了共346宗涉及警員毆打的指控,佔其整體通過的調查結果10%。由此可見,警員毆打市民的指控並不罕見。然而因為不同原因,當中只有50宗指控可進行全面調查的程序。該50宗指控中,有60%的個案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判斷警員有否濫權。然而這些指控都是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因而沒有被監警會裁定為虛假不確的投訴。 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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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不能後退的底線

今年習近平訪港期間,有不少「明張目膽」的人權侵害事件正在同步發生。 警權 7月1日,有政團,包括社民連成員準備到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但甫到場即被過百人包圍及破壞他們的示威物品,警方到場後帶有關人士上警車;社民連成員吳文遠及陳皓桓則表示在警車上遭警察毆打,亦有傳媒目擊吳文達被警察抬上車後,頭部及手被按住,更拍得其被扯頭髮一幕。 [1] 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15年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早已對香港警方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並要求港府:「公布警方的一般命令和使用武力的相關準則,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第14及第15項) [2] 和平集會權利 香港民族黨本擬在6月30日於尖沙咀舉行集會,但向警方申請時卻遭拒絕;根據其面書所指,該「禁止公眾集會通知」中,第一項禁止理由為「有關主張明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及後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則指其反對是基於公共安全理由,並指有理由相信該團體不能控制集會的參與者可能進行的違法行為。 而支聯會亦稱,於7月1日上午,有支聯會成員於尖沙咀拉起「我要真普選」橫額時,被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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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的一邊

今年是1967年暴動50周年。有賴各方有心人的努力,近日社會對這件歷史事件的關注漸成氣候,特別是不少年輕人也開始對這個城市的過去產生興趣,實在令人欣慰。 關於六七暴動,我們當然還有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也有賴歷史學者繼續努力打開謎團。很多人關注的是當年示威者究竟是否出於對公義的追求,是社會改革先驅,還是破壞安寧、盲目聽從共產黨指揮的搞事分子。 當年港英政府同樣採取極粗暴手法 對於當年曾參與過抗爭甚至因此身陷牢獄的朋友來說,自然會堅持自己是為理想作出犧牲,也認為社會理應對自己的貢獻予以肯定。在抗爭過程中,他們確曾使用暴力,甚至出動過土製炸彈,但他們堅持這只是回應警隊粗暴打壓的合情合理自衛還擊。但這宗歷時半年以上奪去51人性命的歷史事件,過程中爆發出來的暴力無可否認對香港帶來了極大傷害,在這裏也難以三言兩語簡單地說清責任誰屬的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在處理示威時,也同樣採取了極為粗暴的手法,基本上以從嚴治法寧枉毋縱的態度去打擊左派。這一點,不管你是抱有任何政治立場,也是必須承認的歷史事實。 暴動早期,港英政府曾採取忍讓的態度去處理示威者。在左派群眾圍堵港督府時,警隊大致上以容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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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提出辱警罪

七警案的判決引起社會關注,民情洶湧,不少人認為法官判刑過重,有人發起遊行,要求特赦減刑。兩警務人員協會的代表大會亦出現空前參與人數,逾3萬人之多,要求制訂「辱警罪」。事件背後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日趨緊張的警民關係與惡劣的執法環境。香港貴為法治之都,擁有良好的治安環境,這些與警隊的專業與效率不無關係,過去香港社會對警隊懂得欣賞與尊重;但在2014年的違法佔中時期,香港開始了侮辱警務人員的惡劣風氣。直到年前的旺角暴亂,已發展到示威者追打警員的嚇人場面。 筆者早於兩年前就收到過萬簽名要求立法會制訂辱警罪,原因是近年警員執法時常常遭到侮辱,市民看在眼裏。有些人認為,現時已有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法例保障警隊執法,因此認為毋須再制訂辱警罪。但是,這些現有條文卻未能向社會大眾發出清晰的信息:任何人均不應向執法人員進行故意侮辱及挑釁,從而達至犯罪或政治目的。 現行法例中最接近的一條乃《公安條例》第17B(2)條。筆者所見,自從佔中之後,不少滋事者認為對警察的羞辱與挑釁是理所當然,反正警隊「有糧出」。從最近正在互聯網流傳的一套短片中看到,一些人已視執法的警務人員為無物。這些侮辱警務人員的行為,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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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回警隊尊嚴 先要告別不道歉文化

歷時超過兩年,備受公眾關注的七警案終於裁決,涉事警員被判罪成入獄兩年。可是事件並沒有隨着法庭裁決而告一段落,反而引發警隊激烈反彈,更有議員提出要訂立「辱警罪」解決警員執勤時面對侮辱的問題。本來七警案是一件有關警員在拘捕示威者後濫用私刑、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案件,但過去一周的發展卻因警員萬人集會時的言論及對辱警罪的訴求,而令討論變得複雜和失焦。 曾偉雄製造不道歉文化 事實上,警方在示威場合對待示威者的手法引發爭議,並非近年才出現的事。遠至2000年以胡椒噴霧對付在政總留守的學聯成員及爭取居港權人士、以《公安條例》起訴示威者、2007年以「剝光豬」搜身侮辱示威者、2011年時任國家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打壓記者採訪及禁錮學生等,均引起社會非議。可是,真正令警民關係陷入困境、社會出現對警隊廣泛的不信任,則可以2011年曾偉雄接任警務處長作為分水嶺。曾偉雄上任後以鷹派作風示人,最大爭議在於他為警隊帶來「不道歉文化」,警員犯錯不論大小,從不道歉。當年他那句「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正正是警員施放胡椒噴霧時濺中一名8歲小童後的回應。 從此以後,曾偉雄面對外間各種批評,甚或一些明顯的指控,例如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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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止酷刑聲請咁簡單?《禁止酷刑公約》如何保障港人人權 (二) – 警權 (下)

昨天我們與大家一同了解過,監察《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下稱《禁止酷刑公約》)實施情況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過往對警方執法,包括對和平集會人士使用過度武力的關注;不過,若要有效地確保執法機關執行職務時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最重要還是設立有效的監察及投訴機制,以迅速糾正執法者的違規行為。《禁止酷刑公約》第13條亦有訂明,「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凡聲稱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遭到酷刑的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當局申訴,並由該國主管當局對其案件進行迅速而公正的審查。」若要確保這些針對執法機關的審查公正,還需要一個獨立的監察制度。而事實上,那些年調查貪污的廉政公署之所以是一個直接向港督問責的獨立機構,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七十年代總警司葛柏被揭發貪污而潛逃後,民怨沸騰。當時政府委任高級副按察司(Senior Puisne Judge,另一譯法為高級陪審法官)百里渠爵士 (Sir Alastair Blair-Kerr) 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而百里渠爵士之後發表的第二份調查報告中指出:「有識之士一般認為除非反貪污部門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大眾永不會相信政府確實有心撲滅貪污。」[1]同樣道理應用於監警制度,必須要獨立,才能取信於人。其實早在2000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審議結論,已經要求港府「繼續努力使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個法定機構並擴大其職權。」 (當時仍非法定組織)。 雖然在2008年,香港政府回應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建議,訂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將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現時的監警會)訂為法定組織。不過,職權仍然非常有限 – 監警會只覆檢投訴警察課就「須匯報投訴」的調查報告;但調查權、定案權和懲處權,仍然落在警務處轄下的「投訴警察課」及警務處處長。如市民認為警方執法不當,仍然要先向投訴警察課提出投訴。最能突顯出監警會「無牙老虎」狀況的是去年7月初,監警會以大比數通過前警司朱經緯毆打途人投訴個案證明屬實,但警方投訴警察課拒絕接納,而監警會就再一次就此討論,而由於無新觀點及新證據,亦同樣以大比數通過無需重新審視 – 此事例突顯,監警會除了無調查權,而其決定更非「最終決定」,要得到警方接納才作實。[2]警方投訴警察課經過5個月諮詢律政司意見後,終同意朱經緯毆打途人投訴證明屬實 [3];不過朱經緯已經退休,亦要待司法程序完成後才會受到紀律處分,但有報道指最嚴重都只是發警告信。此外,有報導指警方於今年新春假期前才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4]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09年及2015年的審議結論中,均對監警會職權狹窄表示憂慮,報告亦關注警方投訴警察課判定證實投訴屬實的個案只是佔其須匯報投訴的少數。例如2015年的審議結論關注到,投訴警察課收到2078宗有關「佔領運動」的投訴,只有172宗被定為「須滙報個案」提交至監警會,當中有151宗是被投訴警察課認為「不成立」的個案;而監警會只有通過104宗個案的調查報告,而沒有被監警會通過的47宗個案,公眾或委員會能得到的資訊有限亦難以作出監察,委員會就此提出關注。雖然《禁止酷刑公約》的條文只提及酷刑及不人道對待;但其實在不同範疇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與我們的其他權利都息息相關,這兩天為大家介紹有關警權的各項,其實與我們行使集會自由及表達自由息息相關;而過往的《審議結論》也關注不同性別認同人士、家庭暴力以及外傭,我們下週會與大家繼續探討。參考資料:[1] 廉政公署簡介:http://www.icac.org.hk/tc/about_icac/bh/index.html[2] 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5日) 警終同意朱經緯打人屬實[3] 蘋果日報 (2015年7月23日) 監警會維持朱經緯毆打屬實[4] 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0日) 傘運期間 涉警棍打途人 朱經緯遭刑事調查 警權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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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止酷刑聲請咁簡單?《禁止酷刑公約》如何保障港人人權 (一) – 警權 (上)

今年一月時特首被傳媒追問會否「退出」《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下稱《禁止酷刑公約》)時,回應了會考慮,而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更於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建議中央政府諮詢港府是否退出《禁止酷刑公約》,企圖藉此拒絕處理任何酷刑聲請,以「解決」「假難民」問題。事實上退出《禁止酷刑公約》是否就能解決有關問題?非也,因為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仍有責任審核酷刑聲請,而不能將有可能遭受酷刑、不人道待遇或迫害的尋求庇護人士遣返原居國家。此公約按《基本法》第39條適用於香港。《禁止酷刑公約》保障港人多方面人權另一方面,雖然「酷刑聲請」與《禁止酷刑公約》相似,但只是《禁止酷刑公約》其中一部份;《禁止酷刑公約》其實從多方面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包括執法機關權力有否得到制衡、執法人員使用武力是否恰當、不同政府部門對小眾的處理會否導致不人道對待、甚至有否充份防止家庭暴力等。我們一連幾日,與大家認識一下,到底《禁止酷刑公約》及其機制,關注香港那些人權狀況。警方執法一直是《禁止酷刑公約》關注焦點其實早於1992年,《禁止酷刑公約》已適用於英屬香港;而中國政府亦於1997年6月10日向聯合國秘書長表明,此公約於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後繼續適用於香港;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亦分別於2000年、2009年及2015年對公約於香港的實施情況提出審議結論,當中不少亦與警方執法機關相關;其中2009年的審議結論就關注到:「有人指稱在羈留設施內脫衣搜身時受到侮辱。」並要求警方需在有合理和清晰理據情況下方對被羈留人士進行脫衣搜身,並應以最低侵擾程度的方式進行,亦應提供獨立機制,監察該搜查行動。審議結論未有指明任何事件;不過於有關報告發表前一年2007年,七名利東街保育人士被捕回警署後,被要求剝光豬搜身,並受到侮辱;事件於當時引起社會猛烈批評,認為此舉有違人權;適值當時《禁止酷刑公約》審議在即,警方罕有快速地於2008年7月推出三級制指引,清晰訂明搜身範圍,回應社會訴求。而2015年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審議結論中,就點名關注2014年為期79天的「佔領運動」期間,有報道指超過1300名市民受到警方的過度武力(包括過量使用催淚氣體、警棍以及胡椒噴霧等),當中有約500人送院處理。委員會亦關注到,有警員被指恐嚇示威者會對其進行性暴力,以及對反佔領人士對示威者施行的暴力表示關注。於2015年發表審議結論前半年,委員會亦向港府提出其關注議題(List of issue),其中亦點名指出於佔領運動期間,一名行動者曾健超更被七名警員拖至一「暗角」毆打達四分鐘之久;於2014年7月2日提前佔領期間,有被捕人士投訴警方未有提供食水和食物,連上廁所及與律師接觸亦受到阻撓等不人道待遇。可見,委員會關注上述警方於和平集會時所採取過度武力,以及拘留時的不當行為,除了保障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亦希望能確保被補人士的基本法律保障,從而有助保障市民公平審判的權利及表達自由。但其實對警方執法的不當,設立獨立的監察體制才是有效的做法;委員會對這方面又有何監察呢?我們明天與大家繼續認識。延伸閱讀:國際特赦組織:世界看似和平,其實暗藏酷刑國際特赦組織:當市民面對酷刑或不人道待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香港政府有關人權公約的報告 警權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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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斟酌權與警察通例

大年初一的一晚騷亂,孰是孰非自有公論。筆者此文只欲從警政研究的角度分析警察開槍的舉動背後,有關警察行使斟酌權和《警察通例》的種種問題。警例的前世今生行使斟酌權是刑事司法系統的重要一環。1953年美國律師公會的研究發現,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運作並不完全符合法律條文,結果震驚當時美國的司法界。背後牽涉的,是維護法紀和社會秩序之間的差異——法律寫明社會秩序的定義,而維護法紀則要求警員完全按法律行事。他們對社會秩序的理解和如何行使權力,受現場情况、警隊文化、資源等等因素影響。前線警務人員在下是否拘捕、拘捕誰、用什麼程度的武力等決定時,往往未能完全跟從法律條文,需自行按環境和個人理解斟酌行事。他們行使斟酌權後,也經常沒有留下紀錄,變相產生濫權的機會。報告出爐後,有學者認為警員只可以完全按法律執法。但部分學者則認為沒有可能抹煞使用斟酌權的空間,但刻意要事後問責。這些討論最後促使美國展開訂立警察指引的運動,為各地訂立警例開了先河。香港警察通例和公眾知情權在眾多的斟酌權中,最具爭議的無疑是對使用武力和槍械的限制。香港警察使用武力和槍械,受《警察通例》第29章規範。而《通例》並非法律的一部分,是警務處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第46條所訂的指引。現時警務處並沒有公布完整的《通例》,其中包括第29章。筆者查閱立法會文件(檔案編號:CB2/PL/SE;2003年6月18日),發現保安事務委員會曾經討論有關公眾人士取覽《通例》的事宜。文件指警方曾經一度中止在警署擺放《通例》,因為「《警察通例》是一套專供曾受訓練警務人員使用的內部通令,因此,市民未必能完全理解該份文件的內容」。他們強調可按照市民的要求,供市民翻查《通例》。警方此舉遭嚴厲批評,最終被迫公開道歉。警方和保安局商討後,承諾將部分條文上載讓公眾查閱。部分條文不公布的原因,是警方認為「如披露該等章節,可能會傷害或有損警隊在防止、調查和偵查罪案及罪行方面的工作,或損害警隊的正常及有效運作」。筆者明白部分條文敏感未能公布,但武力使用守則又應否屬其中之列?其實,不少警隊的武力使用守則都可以在網上查閱到,如英國警隊、美國的柏克萊市和三藩市警隊等等。而筆者在本科修讀警政社會學時,曾找到一份1996年完整版《通例》第29章。該文件是1996年香港大學犯罪學碩士陳樂榮的畢業論文附件,論文題目為〈警察斟酌權:致命武力的應用〉(”Police discretion: application of deadly force”)。該文是筆者找到唯一一份研究香港警察武力斟酌權的論文,而陳樂榮是一名警員,與剛擢升為總警司、曾任元朗警區指揮官陳樂榮的中英文名字一樣。陳樂榮是否因為任職警察而被允許公開《通例》?是否「只許警司研究,不許百姓查閱」?如果1996年時該條例能被公開,之後又為何改變規定?警隊的做法是否自相矛盾?鳴槍示警的爭議不少人引述時任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鍾錦華的講法,指警例「不容許人員對空鳴槍示警」,因此鳴槍示警是非法行為。首先,《警察通例》並非法律,而違反只會受內部處分。第二,根據陳樂榮的研究,禁止鳴槍示警的條文均見於六七十年代的《警察通例》第29章。然而,該章在1993年被大幅刪改,其中包括鳴槍示警、向移動中車輛開火和瞄準位置的規定。陳樂榮引述當時的槍械訓練科主管李揚志警司,指當年牽涉使用槍械的罪案上升,而以前的條例限制太多,不利前線警員們隨機應變之餘,也讓他們負擔太大心理壓力。故此,他們決定將有關規定放入同樣不公開的警察槍械訓練課程、《程序手冊》和《戰術訓練手冊》等等,以增加警員的斟酌權,並減少相關的刑責後果。現時,我們無法知道該規例出現在什麼文件。其次,是有關鳴槍是否適合的爭議。根據《警察通例》第29章第一節,警務人員只能在合理情况下使用武力,亦只能使用最低武力達至目的,而達到目的後必須停止。在使用武力前,在情况許可下,警務人員也應當就使用武力和其形式作警告。而在第二節,警務人員可在下述情况使用槍械:(1)保護任何人,包括自己,以免性命受到危害或身體受到嚴重損傷;(2)有理由相信某人剛犯上嚴重及暴力之罪行而須加以拘捕及/或干犯該等罪行之疑犯企圖拒捕;(3)平息騷動或暴亂。第二節同樣指出,警務人員若不能以較低武力達到其目的,才可使用槍械。第三節則指出,當警務人員展示或拔出槍械作警戒,也必須符合上述第二節的規定。那麼,警察使用武力有沒有分階段的準則?在尼泊爾裔居民Limbu 2009年被警員開槍射殺一案,警方向法庭呈交了部分有關動武指引的文件,當中包括《程序手冊》的「武力使用進階列表」,而6層中的最高3層為:(1)個人的「消極抗拒」——使用胡椒噴劑;(2)「主動攻擊」——使用胡椒噴劑或者警棍;(3)「致命攻擊」——使用槍械。按照警務處長盧偉聰的回應,當日該名警員是「在別無選擇的情况之下……為了保護同僚免受生命威脅的襲擊及自身安全,根據警隊的武力使用守則而使用了槍械」。盧偉聰的回應,強調該名警員按情况而做出決定,並沒有談及鳴槍示警是否符合現時的《通例》,或者其他文件的建議。回看當日片段,警員已經使用了警棍,而開槍的該名警員也大可以用同僚和自己生命為由解釋為何鳴槍。但有幾點他們頗難解釋:(1)當時聽不到警員開槍示警前有任何警告或近距離以槍嘴指向示威者警告。(2)開槍的警員離倒地警員甚遠,反而在倒地警員附近的警員沒有拔出槍械。(3)當示威者散開後,該警員繼續使用槍械指向附近無武器的示威者,為時10多秒,亦無作警告,直到被同僚勸止才收回。筆者沒有任何使用槍械的經驗,希望有執勤經驗的紀律部隊人員能在媒體上詳細解釋相關的所有規則。前線警員對有關條例的理解盧偉聰的回應稱警方「有嚴謹的武力使用守則,亦有嚴格的訓練」。但根據當年陳樂榮訪問同僚的結果,警員對「最低武力」和「合理情况」往往有不同演繹,甚至有人認為警察本身就屬最低武力;而在有關使用槍械的規定,10名受訪警員中僅有1人能提及,只有在不能使用較低武力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槍械;在談及開火的目的時,不少警員根本就沒有留意有關規定的更新。而他們並非新入職的警員,受訪的警員至少有13年的年資。筆者無意以10名警員代表全體的警務人員。但多年來,我們卻看到不少前線警務人員對《警察通例》和其他相關法律不熟悉的新聞。退一步說,陳樂榮的研究也顯示,即便是多年的「老差骨」,也不一定完全熟記使用武力和槍械的所有規則,亦未必留意相關的修訂。經歷近年的警民衝突,筆者對警務人員執法時能否嚴格遵守武力使用守則,又或有否留意相關的修訂,是十分懷疑。結論近幾年的警民衝突愈演愈烈,不少港人已經對警隊完全失去信心。就算警方全面公開其守則,一再擔保警方有嚴謹的武力使用守則和嚴格的訓練,也是無濟於事。冰封三尺,實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實非一日之功。但無論如何,警方需要檢討使用武力和槍械的訓練是否足夠,並盡可能公布相關的守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12日) 警權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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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抗爭的雞蛋與高牆

近年,韓風來襲,流行文化的韓風,氣勢不可檔;但在流行文化之外,不少朋友對南韓民間團體的抗爭,相信都有一定的印象 – 十年前反世貿的韓農,還有近年電影《逆權大狀》、《逆權師奶》中所勾勒的種種南韓人民的抗爭,還有,他們抗爭時所要面對的高牆。南韓人民從獨裁政府一路走來,面對社會的不公義,往往會不平則鳴;剛過去的週末,53個勞工團體及公民組織發起遊行,反對政府提出有利商界的勞工改革,以及新的國教政策 – 強制統一修訂歷史教科書而有粉飾過往獨裁統治之嫌;主辦方表示,約有13萬人參與示威;這是繼200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 當年南韓人擔心美國牛肉會傳入瘋牛症,於是在首爾舉辦燭光集會,反對南韓政府恢復美國牛肉入口。示威持續近兩個月,高峰期有十萬人參與。直至內閣總辭、總統道歉、政府與美國達成協議,拒絕入口逾三十個月大的牛隻,以減低瘋牛症風險,示威才告一段落。其實南韓人的不平則鳴一點也不容易,他們也面對著重重的高牆;2008年的示威,南韓警方出動警棍毆打示威者,亦多次近距離發射水炮及滅火筒驅散和平集會人士,甚至將水炮直射示威人士的頭部,令其受傷,有些人甚至視力、聽覺永久受損。而上週末的示威,亦有報導指南韓警方向和平集會人士發射化學水炮,示威者需以以雨傘抵擋,部份更是身穿校服的中學生;而水炮更導致一名69歲參加者昏迷,需要進行腦部手術。執法人員的國際標準國際社會對執法人員有嚴格的規範,譬如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訂明,警方驅散被視為非法的非暴力集會時,應避免使用武力,或在實際無法避免時應將使用武力限制到必要的最低程度。據悉,上週末的集會大致和平,但警方卻向示威者近距離發射水炮,而事實上亦有示威者因此腦部受損,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地區總幹事Nicolas Bequelin亦指出,負責相關命令的人應受到獨立而全面的調查。警方使用警棍以及水炮等武器作為武器驅散示威者,一直備受爭議;香港早前亦曾經就購入水炮車進行討論,當時有議員曾指出水炮只會令示威者「濕下身之嘛」,但事實證明,當手握武器者魯莽使用,就算看似無威力的武器也可造成重傷。而事實上,南韓防暴警是否有足夠處理示威集會的訓練,一直備受質疑;南韓有三萬七千名防暴警,均是強制服兵役的青年。他們僅接受六星期軍事訓練和四星期警察訓練,他們是否有足夠處理示威集會的訓練,特別是有關使用武力的相稱性、合法性、必要性等的問責原則及國際標準等,一直備受質疑。2008年的示威,便是由防暴警負責前線,當年亦出現不少濫用武力的情況。加強執法人員人權培訓執法人員面對衝突場面能否處理得宜並付合國際標準,不是光憑經驗和判斷,還需要相當的人權培訓。《基本原則》第十九條亦有訂明各國政府及執法機關應確保所有執法人員熟悉使用武力的原則;但各國執法機關有否做到呢?下次面對執法人員時,不妨考考他們對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的認知。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BBC: S Korea protesters clash with police in Seoul (英文)● 國際特赦組織對首爾警方使用化學水砲,對付參加韓國「反國教」集會人士表示遺憾 (韓文)● A farmer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by a police water cannon in Seoul, S. Korea● 南韓—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警政與人權」專題●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警政與示威」● 國際特赦組織2008年10月報告: Policing the Candlelight Protests in South Korea圖片為網上圖片,取自Hankyoreh facebook專頁 警權 警察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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