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一間書店,搞一場運動?——記序言十年

轉眼間,序言開店十年。序言的創辦人李達寧、黃天微與李文漢都是中大哲學系畢業生,都是我的師弟師妹,雖然我們在中大哲學系的日子從無交疊。2007年5月,序言開張,打正旗號以中英文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書籍為招徠。當時開舖,瞄瞄書架上柏拉圖、亞厘士多德、康德等哲學大家的必備經典,加上同樣專售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英文學術著作、苦戰了二十二年的曙光書店剛於一年前結業,只覺其路難行。 不知是否巧合,序言開店之時,剛好在皇后碼頭運動尾聲階段。雖然開店之初,看不出三位店主有何政治取態,據說李達寧更是主治新儒家哲學,橫說豎說,都似乎跟社會運動沾不上邊,但序言往後卻成為了本地社運青年的其中一處集散地。 社會思潮寒暑表 一直以來,書店都不是純粹售書之地。過去十年,除了賣書,序言就更是前沿思想的傳播站,社會思潮的寒暑表,反映一時一地的人心動向。事實上,銷書除了是營生之道,它本身就是中國過去百年提倡新思潮的重要途徑。這首先反映在序言的入書種類以及每月暢銷書榜近十年來的變化上。 序言開店之初,就入書種類而言,大多是正經八百的中英文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慢慢地,書店入手的城市空間與運動著作愈來愈多。於是,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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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時與此獨無緣

那是「翰墨軒」的寫字樓,在銅鑼灣一幢舊式大廈二樓,走上去的樓梯頗別致。在門口的書架一下就找到了《臺靜農詩集》,見旁邊還放著一排排書畫冊,當然不會買,在圖書館借來借去又嫌重,接待小姐似乎不會理我,便坐下逐本翻。其中《四妙堂藏中國近代名家書畫》,有齊白石一幅〈書卷〉,只隨意畫了本線裝書,一行題字:「少時與此獨無緣」。哈哈笑了出來。接待小姐抬抬頭。 黎佩芬來電提起,才知道周日是「世界閱讀日」。想了想,與其談書,不如寫寫自己的閱讀經歷。此生頭二十年,書就是教科書,讀書當然只為考試。由少時與書獨無緣,到今天會寫文章談閱讀,已移居加拿大的母親,一定最覺得荒謬。 從小到大,母親都擔心我讀書不成。中三學期末,學校有淘汰試,考二百以後的都給踼走。結果我考一百九十六,沒事,捱了兩年,到中五開學不久,知道會考成績差,找學校又要填表又要影證件相又要用鉸剪膠水剪剪貼貼,想起就煩,心中一驚,覺得應暫別NBA、《男兒當入樽》和籃球場,《至Goal無敵》、「實況足球」和足球場,把考試當成唯一戰場。 書桌 母親見我用心,大概覺得終於良心發現,安慰之餘,認為我在家中應有一個溫書的地方。家不大,連阿嫲和伯父住了六人,電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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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裏看小圈子選舉

在開始講我想講的話題之前,我想問你:你是經過什麼途徑讀到這篇文章的呢?這問題看似無聊,但這正正就是本文的主旨。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你的朋友在facebook將這篇文推送給你;另一個可能是,你有讚好星期日生活、明報即時新聞或陳電鋸的facebook專頁,於是這篇文出現在你的news feed,而你又對本文的主題1有興趣,所以點擊來看。再低的可能性,是你會瀏覽明報的網站,也會看點副刊的文章,於是乎看到這篇文。 也有可能是,你手上有一份實體版《明報星期日》生活,是你在公廁如廁時拾到的。本來你是在讀阿果的專欄,但卻在偶然機會下才發現到這篇文章。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以上多種讀到本文的途徑,絕大部分都是因為你或你的朋友根據自己的喜好,做過了一些選擇,這篇文才會出現在你眼前。而只有最後「想讀阿果卻偶然讀到陳電鋸」,才是真的隨緣(serendipity2)讀到。 以前的年代,隨緣接受消息和觀點,相對會較容易。例如在看電視新聞,可能你關注的只是體育新聞,但卻會偶然攝收了些本地新聞和國際新聞,大約都會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以前讀實體《明報》的世紀版,是整版的看,故此會讀到李立峯和梁啟智,也會讀到阮紀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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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的生生滅滅:讀《東京本屋紀事》有感

原本以為會大到不倒的Page One 竟不支倒閉,逢時也註定生不逢時。前仆後繼,經營小書店,是幾近最浪漫的慢性自殺。無奈不單是香港,日本作為擁有全世界最多小書店的國家之一,也不能倖免,小書店也在迅速消亡。 旅居北京十多年的日藉女作家吉井忍,花六年時間訪問、寫成《東京本屋紀事》(本屋即書店),四百多頁沉甸甸,比之其他寫獨立書店的書,來得情理兼備,分析詳細,趣味盎然,令人看得津津有味,絕對值得愛書的、愛逛書店的、經營書店的、哈日的,甚至人生有點迷惘的人細讀。 全書結構看得出作者的心思,介紹了的十間各具特色、規模不一的書店,一位編書師和一人出版社,背後都各自有有趣的故事,被訪者都慷慨分享自己做生意或求存之道。 有十分乾淨明亮、甚至近乎有潔癖的二手書店;有兼賣啤酒的,甚至二手傢俬的書店;有十分勤懇、用盡每一吋地方的街坊書店;有用書連結商品、牽引顧客從書動起購其他雜貨念頭的Muji;當然少不了精緻有品味的、兼營展覽或gallery的書店;也有以「本週的一本」,即每星期只賣/ 推介一本書的「獨一無二」書店;也有爸爸傳至兒子一心一意在機場專賣航空書的書店。 流動書店的代表則是其實已擁有了實體書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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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 所以 選擇威權

有一種自由,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自由。 《逃避自由》一書,解釋了現代人為何相信和支持威權主義。自由帶來孤獨和不安,人害怕為決定承擔責任,於是選擇逃避自由,把生命交託給權威者,減低焦慮。早前崑南君在專欄介紹《一九八四》,筆者認為今天也應重讀《逃避自由》。 作者Erich Fromm在德國出世及長大,1920年追隨Max Weber兄弟Alfred Weber學習社會學,後來完成精神分析訓練並執業。1934年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定居美國。著作因而見到馬克思早期和佛洛依德的影子,同時批判二人的經濟及人格決定論。 作者首先釐清兩種自由的概念: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是擁有自由以免受某事物之侵擾。後者是擁有自由去進行某事物。 人類要發展,必定要經歷個體化(individuation)。這是指個人從整體世界的初始連結(如母嬰、親族、大自然、天主教會等)。個體化的路不是單程。人在掙脫枷鎖的同時,當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無法提供基礎,就會感到孤立、無力、微不足道。他們希望逃避自由而順從權威,尋回安全感,最後犧牲了自由。 孤獨源自宗教改革、資本主義 Fromm研究的時期是歐洲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冒起,直至納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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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局正視閱讀的重要

教育局長吳克儉去年曾鼓勵年輕人多閱讀,豐富人生閱歷,又指在大學畢業後要求自己每月閱讀30本書或雜誌。然而,教育局卻在本年8月決定停止向學校發放廣泛閱讀計劃津貼,學校於本學年起將失去為數約8000至3.4萬多元不等的資助。由於教育局沒有按慣常做法以獨立通告的形式通知學校,只將有關決定以附註形式加插在營運津貼的運用指引內,以致大部分學校於開學時仍未知悉。及後有圖書館主任準備動用該筆津貼舉辦活動時,才發現津貼已被削減。事件令學校措手不及,更有校長表示教育局於事前並無廣泛諮詢學校的意見,惹來很多校長和老師的不滿。削減經常津貼 牽一髮動全身廣泛閱讀計劃津貼自1997年起成為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經常津貼,供學校每年作購置圖書、期刊及多媒體閱讀材料之用,讓學生盡量多接觸中文和英文書籍,以落實教育局「從閱讀中學習」的教育目標。雖然津貼資助金額不算多,但教育局突然取消這筆津貼,卻會對學校造成嚴重影響。首先,由於大部分學校早於暑假期間擬定下學年的閱讀計劃,但教育局於8月才向學校公布停止發放該筆津貼,故學校需要急忙重新制訂閱讀計劃。教協會於9月進行問卷調查,有近六成學校表示需要刪減在推廣閱讀上的計劃,當中近兩成學校更要大幅刪減甚至全部取消。有七成半學校表示津貼削減後,學校推廣閱讀的難度將會增加。富了政府 窮了學生有消息指,教育局因應財政司長要求各部門於2016/17年度開始「節省1%開支」的指令,決定於新學年停止或減少發放一些經常性津貼,包括這項津貼。因此,我致函教育局查詢有關詳情,吳局長回覆稱:「在不影響教育質素的大前提下,進行了檢討及調整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率,包括檢討資助撥款的計算基礎,整合及理順現有資源,以及減省部門內部運作開支。」明顯地,吳局長沒有否認因為節省而削減津貼,但是否影響教育質素,不是由他一人說了算。教協會的調查已經明確顯示,超過九成學校不同意削減津貼,並且需要用其他範疇的資源補貼計劃。另外,吳局長也沒有回覆我在信中質詢教育局有否首先檢視局方工作的優次,從而評估哪些項目或開支可以透過局方內部節省,而不是削減學校資源,直接影響學生利益。事實上,削減閱讀的開支,給外界的印象非常差勁,讓人以為學校以至政府不重視學生的閱讀風氣。雖然電子刊物漸趨普遍,但印刷書籍對成長中的兒童更形重要;教育局所辯稱的,指有關計劃已推行20年,學生閱讀模式已改變,圖書已非唯一閱讀方式,非常站不住腳。教協會的調查也反映,津貼對學校推廣閱讀十分重要,教育局顯然低估了有關計劃對學校的重要性。而削減該筆津貼後,不單影響本學年的閱讀計劃,長遠更會增加學校推廣閱讀的難度,甚至影響學生在其他範疇上的資源,學生的利益將被犧牲。况且,有學校更反映,倘若事實真如局長所指,學生的閱讀模式已由紙本閱讀改變成電子閱讀,那教育局更應增加資源予學校而非削減。我們促請教育局立刻收回成命,重新向學校發放廣泛閱讀計劃津貼,讓學生能於求學期間享受閱讀的樂趣。作者是立法會教育界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5日) 教育 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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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厄中讀書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的陳獨秀,一生因為不斷與強權抗爭,曾經5次被捕入獄(1913、1919、1921、1922、1932),最後一次更一關就是5年。1935年,國畫大師劉海粟到獄中探訪這位老友,原本擔心老友會一蹶不振,但卻只見陳的牢房裏書籍堆積如山。原來他雖然身陷牢獄,但卻沒有懷憂喪志,反而趁這機會可以暫且擺脫塵網、專心讀書、追求學問。劉見狀不禁驚歎老友之剛毅。到劉要離開時,陳更提筆寫了一副對聯相贈:「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結果,數年鐵窗歲月,反讓陳獨秀可以專心讀書,思想因而更加成熟,最後更出現了突破,看透了共產主義,改信民主政治。在監獄中讀書其實,獄中讀書的又豈止於陳獨秀一人,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Gramsci)、前南斯拉夫國父狄托(Tito)、南非政治領袖曼德拉等,都是獄中博覽群書之輩。而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位內地已故民運人士陳子明。陳子明當年因八九民運而被判13年,他在獄中的唯一要求,就是能夠讓他讀書與寫作。他的太太王之虹為了每次探監時能夠為丈夫帶去足夠的書,於是辦了10多個借書證,每次探監都要拿去兩個大大的旅行袋,一袋是食品物品,而另一袋則是書。王之虹不但為丈夫借書,更為他查閱文獻資料、為他帶來外界信息,好讓他不與世界脫節,甚至在每次探監之前,會與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朋友見面,聽他們分析時政,再一一用心記下,然後回家死記硬背,見丈夫時再一一複述。結果,在最初4年牢獄生涯中(之後他曾一度獲得保外就醫),陳子明憶述自己共讀書2000冊、筆記百萬字、寫作40萬字、翻譯了30萬字。對於很多正在念書的人來說,學校就像一座監獄;但相反,對於另外一些堅毅的人,監獄卻反過來可以成為一所學校。其實,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困厄,又豈會單止於獄中。在病牀上讀書劉進圖是我多年的朋友,彼此因《明報》而結緣。近年他人生路上並非一帆風順,屢有顛簸,先是要從《明報》總編輯的崗位退下,之後更遭逢血光之災。我還記得他遇襲的那一天,聽到消息後,我心焦如焚,不禁從新界中文大學趕了過去他正在被搶救的港島東區醫院。當時當然不能幫上什麼忙,只能夠和現場其他朋友一樣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但能夠在醫院裏的小教堂,由朱耀明牧師帶領我們一起為他祈禱,心裏才踏實了一點。雖然我不是教徒,但那一刻卻也感受到祈禱的力量,尤其是如何能夠撫平大家的心靈。後來幸好他總算性命無礙,但大家轉為擔心他康復是否順利,尤其是,日後能否行走自如如昔。但病牀上的他,卻沒有懷憂喪志,反而用「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兩句說話來安慰和鼓勵大家。結果,在他身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奇蹟,他以一年時間極速康復,如今行走無礙。在他身上,體現了什麼是「意志的力量」。劉進圖後來告訴我,在醫院裏,除了不斷投入復康治療和鍛煉之外,他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讀書看報之上。以往雜務纏身,如今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多看書,也可算是塞翁失馬。獄中5年,陳獨秀讀了很多關於西方民主理論的書,參透了政治;而狄托在獄中讀了很多關於共產主義理論、歷史與實踐的書,這完善了他日後的立國哲學和方略;至於曼德拉則愛閱讀法律、政治、經濟學的書,獄中他嘗試思考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而有一次,我幫香港電台主持一個讀書電視節目,有一集訪問了資深記者程翔,談談他被關在大陸牢獄時,他看的是什麼書。他告訴我,在獄中讀的書包括《易經》、《佛經》、《老子》、《莊子》,以及一些心靈治療的書,例如The Will to Meaning等,反而大塊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書欠奉。或許,被他一生所鍾愛和相信的所囚禁,結果換來的是莫大之打擊和傷痛,亦因此讓他更需心靈治療。劉進圖對人生、對生死的感悟那麼劉當日在病牀上,又看過哪些書?而這些書,又有否為他帶來什麼啟發?會否是其意志力量的根源呢?他告訴我,當日在病牀上,看了很多探討人生、教人參透生死的書,例如《凝視死亡》(Being Mortal)、《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Proof of Heaven等,讓他在病牀上、在困厄中,對人生又有了新的體會和感悟。舉個例,在《凝視死亡》一書中,劉看到葛文德(Atul Gawande)醫生,講述其女兒那位不幸患上癌症的鋼琴老師,在離世前生命最後日子所選擇做的事之故事,讓他自己如何參透生死。他說:「在死亡陰影下可發現生命的意義和動力,我有切身體會。去年遇襲受傷後,我在醫院住了5個月,在那最艱難最脆弱的時候,支撐我努力下去的,不是我的考試成績,不是大學學位,不是專業資歷或職場名位,而是我對那位全能的創造及救贖的上帝的信仰,以及親人和摯友的陪伴,還有內心對人生使命的一份無悔執著,這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生總是無常,世事往往未能盡如人意,困厄總像如影隨形。但只要一個人意志堅毅,無論牢房、病牀,又或者其他地方,或許可以困住他的身體,但卻不能幽禁他的心靈。若然手中有書,仍是可以「胸中海嶽夢中飛」。(劉進圖近日推出《書海迎風》一書,這是他的一本讀書筆記,當中與大家分享了他的閱讀經驗與體會。本文其實是他邀請我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在本欄這裏再作刊登,也想藉着這個機會,向讀者推介進圖兄的新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11日) 書 讀書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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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看書

書展人頭湧湧,在公共地方,卻愈來愈少看到人一書在手。香港的讀書風氣本來不盛,加上今天人人手提電話不離手,實體書更加無處容身。科技發達不過是藉口,香港人不愛看書才是主因。其他文明社會,台灣、日本以至很多歐美國家,論手提電話普及率,比香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看看他們的國民,在公共場所,還是經常與書為伍。雖說是老生常談,還是與教育攸關。孩子讀的學校,老師不斷強調,除了讓他們玩得開心,最重要培養他們看書的興趣,這也是大部分國際學校的宗旨,只要喜歡看書,一生受用不盡。香港的大中小學教育,從來沒有真正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一切都是從實利出發。讀書,為了考試,考試,為了升級,升級,為了入名校,入名校,為了將來搵好工、賺大錢,而好工只有幾種,三司一醫,成功也只有一種,有樓有車有錢。從小至大,學生不會被鼓勵為興趣而看書,所有與考試無關的書,都被歸類為「閒書」。與其看《神鵰俠侶》,不如多讀幾本會考神算;與其看Steve Jobs的傳記,不如參考坊間名校指南,更加勵志。不少學生畢業了,他們就覺得「我終於讀完書了!」脫離苦海,擺脫讀書壓力,不要說終生學習,連看書的興趣也沒有,或者不曾有過。畢業了,只想早早遠離書本。書是因為考試要看的,科目是因為父母要讀的,這就是不少年輕人,到了大學畢業一刻,依然無所適從、沒有方向的原因。[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原文載於2016年7月23日《明報》副刊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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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前世,香港今生——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是一部相當獨特的香港史著作。這本書談的是新亞書院由 1949 年創校到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前後二十年不到。這難免令人好奇:新亞書院這短短十多年的歷史,到底有甚麼好講的?但只要細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確是一段有趣的歷史:當時圍繞新亞書院和成立中文大學的政治角力及其結果,都為香港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觀念的形成,留下了伏筆。如果沒有讀過周博士這本著作,我們大抵難以想像,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爭逐,竟曾經如此驚心動魄過。這是一段中大官方不會談的歷史,也是一段香港人從未注意過的歷史;但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卻能對中大和香港,都有更豐富的想像。 花果飄零到吊詭之地 為什麼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政策會如此敏感?這和一河之隔的共產中國有關,周博士在書中的第二、三章便對此有相當精彩的勾勒。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群的難民,這群難民中的年青一輩、以及下一代,會往何處去?大陸已被中共控制,中共且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以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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