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冬娜:一包紙巾防衛尊嚴

在芝加哥,從河以北到千禧公園,未及一個街口就再碰到露宿者或行乞人士;風格最簡約的,搖晃着一個膠杯,內裏幾個硬幣碰撞作響,吸引途人注意,但觸目所及,願意解囊的,寥寥可數。有媽媽帶着年幼子女,用紙皮寫着簡短經歷,希望有人可以給點錢協助。四月的芝加哥,氣溫仍如香港的寒冷天氣警告,他們一家三口就瑟縮在大廈出入口通道的簷篷下,不知道怎樣熬到夏天?也有中年漢拖着愛犬,同樣拿着一塊紙牌,說需要幫忙。最印象深刻的,是從市區到機場的鐵路車廂內,一名年輕男子從膠袋拿出一包包紙巾,還有彩色影印的紙張,上面有他年幼女兒的照片,幾行字寫道,如果大家願意買下這包紙巾,他就有機會可以養育女兒。他輕輕把紙巾和紙張放在空置的座位上,走完整個車卡後再看看有誰願意買,沒有游說,沒有糾纏,只靜靜的收回紙巾與紙張。他讓我想起以前在台北鬧市,有些殘障者拿着香口膠兜售;便利店,已經梗有一間喺左近,誰還會跟一個「流動小販」買香口膠?但行乞還是小販,不論香口膠或紙巾,都是僅餘的尊嚴防線。記得在紐約的地鐵車廂內,幾乎每次踏進車廂,都看到類似露宿者之家的組織廣告,提醒人如果看到無家可歸者需要幫助,可以致電熱線。回到千億盈餘的香港,偶爾仍見到殘障者或年邁婆婆,跪坐在鬧市的天橋、隧道,作揖拱手不斷點頭,仍看到有些老伯或南亞裔工友拿着僅餘家當,露宿在隱密隧道;香港的春天已三十度高溫,冷的是什麼?[簡冬娜]PNS_WEB_TC/20180505/s00191/text/152545751944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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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執法,針對性譴責

上星期,75歲的周婆婆無辜地因$1而被食環署檢控。雖然事隔8天後終被撤銷撿控,但對於一位耄耋而基層的老人家,食環這個舉動經已足夠將婆婆嚇個半死;事發當日,周婆婆的無奈、無助,與狼狽,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事實上,食環署已非首次針對街上自食其力的基層老人作出不合理檢控*,而上到法庭的案件往往均判無罪。話雖如此,但對於老無所依的當事人而然,被捲入官門的日子絕對膽顫心驚。 容我們退一萬步。食環署的而且確有權就上述案件的情況提出檢控。縱使不近人情,縱使無甚道理;惟當局實在大可以有權用到盡。上「梁」不正下樑歪,我們都懂的。 然而,在手機店外嚴重阻街、現貨現賣的水貨佬呢?還有其他形形式式、真正進行無牌販賣活動的人士呢?何以又未聞食環嚴正執法?這種「選擇性執法,針對性譴責」、欺善怕惡的手法,跟內地城管分別何在? 那些活在貧窮線底下,甚至需要流浪街頭的香港市民,簡直是一粒粒街頭的塵埃,在公共政策方面統共被掃到地氈底下去,沒有保障,看不見為淨。然而,現在即便是在一角默默地盡自己所有氣力自力更生,都要被官府針對留難,甚至以法律作為威脅工具,使他們不得寧日。這些執法人員究竟存一顆怎麼樣的心眼?我真看不透。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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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的哀傷

政府公布統計數據後,有學者分析,指出年輕人的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整體財富的平均增長,換句話說,向上流動的能量不足,年輕打工仔沒法分享到該有的財富比例;他們的絕望與困境,不問可知。 數字有助大家看清狀况,從中籌謀對策,紓解危困,所以我們期待更多數字,方方面面的、實質具體的,以便我們把社會圖像看得更深入更周延。本欄日前談及的「後九七香港人」群體調查建議,自是一例,而針對年輕人的深入調查,當然更是急切而必須。 調查什麼呢? 例如年輕人的居住狀况吧。生活在多大的空間,和誰居住,租金多少,有沒有置業的準備和打算和可能性,諸如此類,亦即一般所謂「土地問題」,好讓我們明白他們的生活處境,並非為了好奇或獵奇,而是讓大家感受到他們的血肉存在,有助建立關懷的同理心,確切明白在空泛的「貧富懸殊」四個字背後,年輕人所承受的到底是何種對待。 聽過不少年輕人的困境故事。劏房,木板房,與兄弟姐妹擠迫陋室,種種艱難已是耳熟能詳,你在傳媒上臉書上亦應早已聽慣。我對兩位年輕人的處境特別聽後難忘。 一位男大學生,三兄弟和父母共居於上海街三百多方呎空間,冷氣壞了,沒錢修理,就這樣悶著度過夏天,關鍵是居所樓下食肆多,老鼠橫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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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60萬本港婦女走出貧窮

1857年3月8日,一群工廠女工在美國聚集爭取權益,抗議紡織廠低薪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國際婦女節的起源。時至今日,160年過去了,在大家也普遍認同性別平等的香港,男女收入差距卻仍然嚴重,情?在基層人口中尤甚。2015年本港在職貧窮人士當中,女性的月入中位數僅為男性的六成,近四成的差距說明了什麼? 去年10月扶貧高峰會公布的《2015年香港貧窮情?報告》指出男性貧窮情況有輕微改善,但女性的貧窮率卻仍然上升。根據樂施會報告,目前本港每6名婦女就有一人活在貧窮線下,貧窮女性總數逾60萬。這群婦女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性別經濟不平等更見惡化。其實無論經濟好壞,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窮。 樂施會認為貧窮源於不公平。一個公義的社會應朝向「人本經濟」發展,不論男女、種族,都能平等地受惠於經濟發展;社會也不應單單追求利潤,而是按人的需要來發展經濟,讓最弱勢的一群獲得優先發展,從而創造一個更公平的世界,令人們能從事穩定的工作,獲得合理的回報。 社會上愈來愈多人認同兩性平等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幫助,能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經濟發展卻未能促使兩性平等。現時全球的經濟結構把財富聚集在一小撮人手上,全球八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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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稅務公義出發 跨出「人本經濟」第一步

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發表,近日社會政策建議討論紛呈,稅務問題也成為焦點。稅務是政府達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一環,而稅務透明問題近年也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與急劇惡化的貧富懸殊現象和企業避稅問題息息相關。樂施會上月中旬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前夕就發表了《99%人的經濟》研究報告,指出全球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極端不公平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跨國大企業利用各國之間企業所得稅率和徵稅原則的差異進行涉及數以億計資金的避稅行為。 稅務公義是本屆世界經濟論壇的焦點之一。當各國央行即使用盡一切銀根政策也難以改善貧苦大眾的生活質素時,要求跨國企業及富豪交足稅款的呼聲就愈發高漲。樂施會認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打擊「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BEPS)的行動計劃是邁向「人本經濟」的重要一步;但要徹底打擊跨國企業及富豪的避稅行為,必須積極地提升稅務透明。 牽涉人權和道德的問題 「人本經濟」的意思,就是不再只是追求利潤,而是按人的需要來發展經濟,讓最弱勢的一群獲得優先發展,共創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跨國企業利用國與國之間所得稅率和徵稅原則的差異進行涉及數以億計資金的避稅和利潤轉移,囤積了巨額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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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政策的闊度和深度:精準和有效

本屆政府於10月15日舉行了其任內最後一次的扶貧高峰會,以向社會各界闡述直至2015年香港社會的貧窮情况。在《2015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內,除了一如往年的恆常分析外,政府今年引用了我們的一篇學術文章,加插了一項新的分析,旨在解構2009至2015年間不同因素如何影響貧窮率的走勢。該分析量化了近年人口老齡化(年齡效應)和家庭小型化(住戶人數效應)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何抵消了原本貧窮率應有的減幅。分析顯示若撇除年齡效應和住戶人數效應,2009至2015年期間,政策介入前及後的貧窮率跌幅分別應為1.96和2.51個百分點,而非現時觀察到的0.9和1.7個百分點。另據該報告,2015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45,000人,貧窮率為19.7%;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為971,400人,貧窮率降至14.3%。這些數字反映了2015年政策介入有效降低了整體貧窮率。那麼進一步要問,到底哪些人受益於這些扶貧政策呢?特別需要關注的一群年輕人基於政府統計處提供的2015年按年齡組別和住戶人數劃分的貧窮率和人均每月貧窮差距(即貧窮住戶每月收入與官方貧窮線的平均差距,簡稱「貧窮差距」),我們考察了政策對不同群組的影響。透過比照各組的貧窮率及貧窮差距在政策介入前後的變動,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扶貧政策在改善貧窮闊度和深度兩個維度上的效果。研究結果可見的是各個群組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都有所降低,當中尤以較年長並居於小型住戶(包括獨居)人士的貧窮率跌幅最為顯著。同時亦可以看到政策介入對大部分人口群組的貧窮差距都有所改善。在各年齡層中2人住戶錄得的實質減幅(相對其他類型住戶)是最大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介入後15至24歲及25至34歲的獨居人士的貧窮差距不跌反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群組內部存在很大的異質性:一方面,大多獨居貧窮青年於政策介入前收入遠低於貧窮線,同時需要繳付一定的差餉和租金,更沒有接受政府恆常現金資助(或只是小量,如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另有小部分青年的收入稍低於貧窮線,政策的介入較容易把他們的收入推至貧窮線以上。因此,這兩組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有小幅下降,而其貧窮差距卻被拉大。雖說這兩組的貧窮人口不多,對整體貧窮狀况的影響亦不大,但他們卻是特別需要給予關注和支持的一群年輕人。在職貧窮仍是當前一大挑戰整體來看,2015年政策介入使得本港貧窮率降低5.4個百分點,人均貧窮差距縮小約645元。以此貧窮率及貧窮差距的跌幅為參照,我們比照了各人口群組從扶貧政策中的受益狀况,劃分出了4個組別:(1)貧窮闊度和深度都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即貧窮率和貧窮差距跌幅都大於參照水平;(2)貧窮闊度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3)貧窮深度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4)貧窮率和貧窮差距跌幅都小於參照水平的一組。分類結果見附表。如表,政策介入後,貧窮闊度和深度都得到大幅改善的主要是居住於2人住戶的年輕人口(0至24歲,多為單親家庭)和老年人口(65至74歲),以及75歲或以上的獨居老人。這部分人口約有33萬,佔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的24%。扶貧政策在這部分群體上投入約5.6億元,佔總投入的38%,人均受惠約每月1695元。另外,政策介入對貧窮闊度和深度影響都比較有限的一組多為居住於3人以上住戶的工作年齡人口(25至64歲之間)。這一組的貧窮人口約有53萬,佔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的39%左右;相應的扶貧政策投入約3.7億元,佔總投入的25%,人均受惠金額卻僅為694元,遠低於其他3個組別。這部分人很有可能是那些在職貧窮家庭。他們工作收入不高,家裏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顧,入不敷出的同時,政策援助也十分有限。由此可看,在職貧窮仍是當前本港的一大挑戰。政府需因人因戶而施策今年5月,政府推出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為每月工時滿144小時的在職家庭提供每月600元津貼、為工時滿192小時的提供1000元津貼。這一政策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紓緩本港的在職貧窮問題。總體來看,扶貧政策不管在改善貧窮的闊度還是深度上都有一定的成效,令人欣慰;但是其作用卻在不同群組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為全面改善本港貧窮問題,政府需因人因戶而施策,以兼顧各類貧窮人士。此外,我們需要做一些追蹤研究來進一步考察這些群體貧窮狀况的變化,以提高扶貧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人。要令在職貧窮人士脫貧,更需要與商界攜手以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本港政府在推行社會福利政策上並不吝嗇,在2016至2017年度社福開支高達600多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19%。社福開支的大幅上升固然表明當下政府改善本港貧窮和民生狀况的決心,但是可能治標而不治本。正如《2015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所建議的,改善就業才是最有效的扶貧策略。筆者盼望政府可以更多投資於人力資本,鼓勵自力更生,從根本上減貧的同時,亦可節約政府的社福開支。(鳴謝:此項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的支持,以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相關數據)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浩傑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員,陳夢妮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1日) 貧窮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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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cares:樂善好施,然後呢? 從制度到出路

我最近在看大台重播的1990年代神劇,劇中一句「公平咩」,令今天的香港人仍然滿有共鳴。共鳴不單單因他講出了港人的憤怒,更因為他正指出了社會問題的癥結就是制度的傾斜。樂施會在1996年就提出「貧窮源於不公平」的口號,在20年後的今天,香港以至全球,貧富懸殊問題可有改善?在1比99的財富分配中,貧窮人是否還有公平的發展機會?要從根本解決貧窮問題,必須由推動政策改變入手,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的力量並不足夠,幸而我們有許多同樣懷抱不平的伙伴。除了由學院走入立法會的張超雄議員,也有在社區前線,透過假日墟市助婦女就業的社工黃穎姿。政策倡議並不容易,有前輩曾打趣跟我說,如果一個人在一生中能推動三個政策改變,他定必是十分長壽了。但我們仍要堅持,因向前每步,都對基層工友意義深遠。張:張超雄 姿:黃穎姿 紅:黃碩紅張:記得我1996年從美國回流香港時,看到全香港都在裝修,股市樓市交投熾熱轉手極快,全港都陷於一種亢奮。就在這時候,我在地鐵看到一個樂施會的燈箱廣告,寫着「貧窮源於不公平」。那是多掃興的一個廣告!但卻正中問題核心,從那時起我就由心敬佩樂施會,不會為了討好大眾,而放棄為貧窮人說真話。紅:我對這海報也印象深刻。那時我尚未加入樂施會,是關注受重建影響社區的社工。每天也有許多街坊前來跟我說到生活上的需要,種種的不公,但社工能做的如此有限,在街上見到這海報,提醒我相對一些補救式的工作,從根本推動政策完善,更為重要,也令我之後加入樂施會。原來你也記得呢!貧窮源於不公平張:記得啊!當年這句口號有相當爭議性,很多人也不明白,甚至覺得激進。但現時社會向窮人傾斜的政策乏善可陳,壟斷令小市民生活日見艱難,大家終於看懂了,也是可悲。紅:在提出這口號的前一年,樂施會和呂大樂,留意到在當時一片昇平背後,香港的工廠已大量北移,已令許多技術勞工失業,於是在1995年推出首份關於香港貧窮的調查報告。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企業倒閉成潮,令更多工人失業,政府卻帶頭將大量工作外判,外判商剝削情况嚴重,問題禍延至今。張:記得我頭一回和樂施會合作,就是2001年在理工大學任教時,做外判清潔工薪酬調查的研究員。我們走訪了十多條屋邨,和工友聊天,發現近六成清潔工實收工資遠低於房署所公布的薪酬。我們公布調查報告後,房署才要求承辦商在工作地點張貼出標書,保障工友不會再被食夾棍。但時至今日,政府外判工的待遇,仍然欠佳。紅:的確,外判推低工資,有法律效力的全港性最低工資保障變得很重要。90年代尾起,公民社會開始爭取最低工資立法,商界、經濟學家不斷提出驚人的數據挑戰,卻沒有人為基層工友計一計拿着如此微薄的薪金如何過生活?由那時開始,我們持續發表有關貧窮狀况的報告,為貧窮狀况把脈。外判制度與最低工資姿:當香港的經濟發展愈趨單一,最低工資變得愈重要。就如我本身也在低收入家庭成長,80年代初搬入新落成的屯門屋邨,那時附近的工廠尚未北移,爸爸在製衣廠工作,媽媽還可以「計件頭」在家車衣幫補家計;但到了90年代尾落成的天水圍只是睡房社區,區內除了屋邨,就只有商場,基層居民除了拿最低的工資做清潔保安,還可以做什麼?當社會上陷入弱勢的人增加,立法保障變得很重要。張:最低工資是公民社會重要一役,爭取了逾十年,當中我們也曾氣餒,說實在我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何政府突然會轉軚支持。但這件事提醒我們,千萬別因事情看似沒轉機,就變成沉默的大多數,這樣只會令社會變得更不公義。紅:可惜的是政府像是訂立了最低工資,就算盡了責任。最低工資兩年一檢,始終追不上通脹。現時最低工資32.5元水平,只相當於2010年26元的購買力,其實是變相減薪。你去街上看看,清潔工多是白髮斑斑,我認識一名清潔工,她做到工傷手指也變了形,不能伸直,但仍然很認真對待她的工作,她說「希望每個光顧她的廁所的人也感到這裏舒服」。今天她已太老,做不下去,生活變得更艱難。其實在香港,仍然有很多人,每天也在生活中奮鬥。姿:政府外判的不單是保安、清潔,還有我們社福界的工作。政府對社福界撥款模式的改變,令愈來愈多社工要跑數;搞活動、派禮物等可以量化成果的工作成為主流,但需要深耕細作,向受眾賦權,推動政策改變等沒有即時效果的工作,卻愈來愈難申請資助。樂施會是少數願意支持基層團體進行社區組織工作的機構。我在天水圍開展的第一個項目就由樂施會資助。紅:以往我們較聚焦全港性貧窮問題,天水圍和東涌是我們首兩個地區項目。因我們發現,老區的重建過程中往往把貧窮人從市區搬到偏遠新市鎮,令貧窮問題更為隱性,往往要到發生大新聞才為外界關注。協助家庭在新社區重新建立社區支援網絡,是脫貧重要一步。天水圍與天光墟姿:2008年我來到天水圍工作時,天水圍仍然被標籤為悲情,但當我們和樂施會走入社區,就發現天水圍的居民好犀利。最難忘的一幕是鬧哄哄的天光墟,大家把自己家裏造的,在田裏種的,什麼都拿出來擺攤,就像60年代的香港。我們問街坊,為什麼要冒着被捉的危險都要來天光墟做走鬼檔?他們說,我有手有腳要靠自己。那時我就明白,街坊不是要機構來派物資,而是一個發展的機會。原來區內有很多低收入家庭,丈夫從事散工,時常開工不足,妻子又需要照顧孩子和長者,所以不能做全職工作,擺墟就成為了她們出路。張:金融風暴後,政府除了推行外判,還因資金不足把已規劃的社區工程停掉,所以天水圍北的警署沒了,公園也沒了,走在區內會發現空地特別多。居民就在空地上凝聚擺墟,卻又屢遭掃蕩。姿:我們為了證明社區經濟是可行的,決定組織假日墟市,讓街坊合法擺賣,由2008年至今天水圍和東涌已舉行過逾百場假日墟市,參與過的檔主超過4000人次。紅:2015年我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受訪的假日墟市檔主平均每月可賺得2600元,相等於家庭收入兩成。九成人認同參與墟市可維持工作動力。我們相信先導計劃旳實踐,正是政策倡議的最佳方法。姿:除了實質的收入,墟市更是重要的社區空間,讓婦女分享婚姻、子女教養問題,互相支援;以往天水圍南北割裂,墟市把住在私樓和公屋的街坊連接起來,配對雙方的需要。我最深刻的一位檔主是萍姐,她從前在內地小學任教中文,來香港後資歷不獲承認,丈夫又開工不足,生活最難難時,半夜也要走到超市做執貨員。她參與墟市後,屢敗屢試,還不停充實自己,看書、上興趣班,早前還去學中醫,現在在墟市賣紅豆、薏米等健康食材,不時也給我發來健康資訊,積極得令我汗顏!原來只要有一個平台,街坊就能向前走出很多步,掌握改變。除了擺檔,街坊還組織起生產小隊,連結一些願意在閒置時段借出廚房的小店一起生產。幸好近年社區互助意識提高,有愈來愈多人願意和街坊一起多行一步。這一年我們已出品了端午糉和中秋月餅,味道拍得上專業品牌呢!墟市就是出路紅:我有吃過你們造的月餅,味道專業,蓮蓉很香!家廚原來是大師!姿:你吃得出來啊!我們可是試了十多款蓮蓉找到我們想要的味道,還經過很多討論啊。在現在的社會氣氛,任何計劃要成功也不容易。張:哈,希望你們的討論,不會像立法會內的激烈。我很明白你所講,今時今日香港社會分歧很大,所有大愛想法也似乎不合時宜,凝聚共識困難。但我是一個社工,在討論問題時習慣回到人的需要去看。現時龐大的分歧是源於社會上的矛盾,反對共融;反對社會福利政策的人,往往是因為目睹生活上的資源也被奪去,只是族群的問題讓他們模糊了焦點。換一個身分來說,他們和基層工友一樣也是傾斜政策下受害者。因為這些的情况,持續的政策倡議才更重要。紅:在社會分歧中,政府其實更應拿出承擔,就如當年最低工資立法前,港府曾推出過工資保障運動,帶頭用相關行業的入息中位數作為最低工資聘請員工,擔當企業榜樣。雖然很多人已經忘記這件事,但今天政府也應帶頭取消政府外判工友的強積金對冲,推動鼓勵墟市的政策,讓貧窮人有公平的發展機會。貧富懸殊已經是不爭的現實,樂施會所聚焦的不是富人得到多少,而是在這環境下,貧窮人是否有公平的發展機會。(標題為編輯所擬)[整理.黃碩紅]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世紀版 貧窮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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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匱乏指數

扶貧委員會在2013年的扶貧高峰會公布本港的首條官方貧窮線,採用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高峰會亦發表了一份長達160頁名為《2012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詳述貧窮線的分析框架、貧窮線的局限和制訂貧窮線的其他技術性細節。報告提到「扶貧委員會認為作為制訂貧窮線的第一步,制訂相對貧窮線是合適的做法」。言下之意,制訂貧窮線將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發展下去。而且「委員會決定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的標準,在未來可再就其他標準量度貧窮作出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已經過了4年,委員會仍未定出以其他指標為本的貧窮線。兩成八長者活在貧窮線下其實報告中已經提出由於貧窮線以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的指標,並無考慮資產的因素,因此有一些被界定為「貧窮」的長者,其實可能是「低收入、高資產」的。另一個國際上認可、直接量度生活水平的貧窮線是「匱乏指數」。筆者於去年用面談方式訪問了2339名60歲或以上的長者,了解他們的生活水平。結果顯示超過一半長者認同我們列舉的28項為本港生活必須條件,只兩項例外(見表1)。而在28個基本生活水平項目中,超過一成長者因不能負擔而沒有擁有9個的基本生活水平項目;有2項是關於衣食的,3項是關於醫療的,亦有3項是關於社會聯繫的。筆者將每一個長者因負擔不起而沒有的基本生活水平項目加起來,便是他們各自的匱乏指數。根據學者Peter Saunders的方法,我們發現匱乏指數超過4的,便應界定為「貧窮長者」。依照這個定義,本港有約兩成八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下,情况令人關注。我們亦發現匱乏指數和其他客觀和主觀的經濟狀况指數的相關性非常高(表2)。量度貧窮標準何時才可改善?研究亦發現本港長者匱乏指數平均數是2.96。獨居、未受過教育、沒有應急錢、領取綜援、沒有就業家庭成員和住公屋的長者,他們的匱乏指數都顯著較高(表3)。最後筆者希望指出,根據匱乏指數界定為「貧窮」的長者,只有6.7%擁有超過50萬元資產;但是以入息界定為「貧窮」的長者,有兩成九擁有超過50萬元資產(表4)。結果顯示,相比起以收入為量度標準的貧窮線,以匱乏指數界定的貧窮線,更能排除「低收入、高資產」的長者。第四屆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已在10月15日舉行,但究竟我們量度貧窮的標準,何時才可以有所改善呢?文:周基利(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7日) 貧窮 長者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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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貧窮率比北韓高?從貧窮線的定義看梁振英的語言偽術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憑直覺去回答的話,大家覺得香港還是北韓的貧窮率比較高?雖然筆者沒有北韓的數據在手,但根據香港政府的定義,幾可肯定,香港的貧窮率比北韓高。為什麼呢?因為所謂貧窮線,其實是硬性地定義在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換句話說,只要社會上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無論他們是均富還是均貧,貧窮人口都是不存在的。在偉大的黨領導下,相信北韓人民無論是政府高層還是平民百姓,他們的收入也是大致相約的,那當然沒有貧窮問題。昨天,政府扶貧委員會舉行會議,宣佈按照 2015 年數據,香港的貧窮率維持在14.3%。特首梁振英表示「對此感到欣慰」。筆者看見他沾沾自喜的面容,實在感到不可思議。先姑勿論貧窮率維持不變是否值得自誇,單從數字來分析,這樣的統計是充滿誤導成份而且不能反映現實的。首先,貧窮人口的定義只考慮收入而沒有考慮支出。近年劏房租金急升,小店被領匯趕絕,港鐵的「有加冇減機制」令交通費持續高企,基層市民的生活越見困難,這些因素都不能在貧窮人口的數字上反映出來。再者,用這樣的方法去量度貧窮人口,政策制定者將會有很大的誘因去協助僅僅低於貧窮線的一群,卻反而忽視了最貧窮的一群。舉實際數字為例子,四人家庭的貧窮線定於$17600,如此一來,政府就很有誘因去找出家庭收入落在 $17000 上下的家庭並提供津貼,因為只需付出一千數百元就可以幫助此等家庭「脫貧」,從而美化貧窮人口的數字。相對來說,假若政府需幫助家庭收入 $7000 的四人家庭脫貧,政府需付出十倍金額才成,政府幫助他們的意願自然低。事實上,政府上年所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正好是在這種思維下所衍生的產品。貧窮問題不是透過搬弄數字或語言偽術可以解決的。從過去四年的經驗已經可以清楚看見,梁振英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向弱勢者開刀,向地產霸權及鄉黑勢力進行利益輸送,只懂透過語言偽術誇大自己的政職,但同時欠缺長遠規劃和願景。要真正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無可避免地需要由換特首開始。文:賀穎傑@前線科技人員 梁振英 貧窮 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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