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扶不了5萬單身

扶貧委員會今日公布新一份《香港貧窮情况報告》。自制定官方貧窮線(即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用來評估政策介入的效果後,政府一直宣稱多項的援助措施,如長者生活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及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等,均有效減少貧窮情况。然而一些未被界定為「貧窮」,甚或已獲援助的單身人士,卻仍然面對經濟困境,未能得到有效協助。無疑,援助措施確實減少了單身人士的貧窮情况。2014年,貧窮單身由介入前的152,600人減少至介入後的69,500人,貧窮率由遠高於整體貧窮率(19.6%)的36.1%大幅減少至16.4%,貼近介入後的整體貧窮率(14.3%)。援助措施可將貧窮單身減少五成多,可以說政策效果(即介入前後貧窮人口減幅的百分比)甚為明顯。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政策效果在一人住戶的各群組中較明顯的,是經濟不活躍者、長者及領取綜援者。圖1顯示2014年的政策效果數據,可見援助措施減少上述3類群組的貧窮人口由六成至九成多不等,高於其他群組。再追蹤近年數據可見,自2013年起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後,政策效果在長者及經濟不活躍者中,更提升了近一成。不過政策效果在經濟活躍者中卻不斷減少,尤其在失業群組的政策效果只有一成六。非綜援的援助,如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等的政策效果則遠遜於綜援,分別只有三成六及兩成。數據亦顯示,在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單身中,政策介入後仍有6500人表示有經濟需要。這批單身人士可能因各種限制而未能申領綜援,其他措施亦未足以援助,情况值得關注。上述分析顯示,以貧窮線作為衡量標準,援助措施似乎甚有政策效果。但究其原因,只是因為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所致,根本未能反映一批高於貧窮線至低於收入中位數之間的單身人士的援助需要。若僅以貧窮線作標準 高估政策效果現時一人住戶貧窮線低於多項具意義的參考金額水平。如以一人住戶開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低開支水平」的定義,有關水平為6300元,高於貧窮線3500元。同樣,以一人住戶最低四分之一開支組別的平均每月開支(4213元),甚至更低的第10個百分位的每月開支(3900元)作比較,亦高於一人住戶的貧窮線。換言之,即使在政策介入後令單身人士收入稍高於貧窮線而不被定義為「貧窮」,其收入亦不足以應付上述各項較低水平的開支。從圖2可見,若以貧窮線和住戶開支中位數的一半之間的相差,作為評估入不敷支的情况,1人、2人及5人住戶均出現入不敷支,而一人住戶的差額高達八成,其餘兩類住戶則少於一成。若以更低的第10個百分位開支作評估,入不敷支的情况更只會在一人住戶中出現,差額亦高於一成。換言之,不被定義為「貧窮」的單身人士,也可能面對入不敷支的困境。政府若仍然僅以貧窮線作衡量標準,便高估了援助措施對單身人士的政策效果。有說「貧窮線不等於扶貧線」,援助措施不止聚焦於貧窮住戶。不過,按上述分析,現時援助主要協助長者、經濟不活躍者及領取綜援者。對於經濟活躍但就業不足,甚或不能領取綜援的失業單身而言,既未能全職工作自食其力,又不能申領最近推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可見援助根本未有到位。按統計數據估計,收入高於貧窮線至少於中位數,又未能受惠於援助措施的一人住戶,可能多達4萬多人。另外,如上文所言,因非綜援的援助措施效果不足,在政策介入後仍表示有經濟需要的有6500人。換言之,單身人士中共約5萬人亟需政策措施支援。要加強支援單身人士,政府應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改革為「鼓勵就業津貼計劃」,以表明支援有就業及就業不穩定的單身人士,並取消資產審查、增加援助金額至500元(半額)及1000元(全額)。政府也應設立失業援助金支援失業者。另外,政府須加強協助沒有申領綜援的單身人士,檢討及增加各項非綜援政策措施的津貼金額。最後,政府應為月入不多於1.2萬元的低收入僱員作7200元供款,以分享經濟成果。政府須研究其他更合適參考水平因應一人住戶貧窮線偏低,政府必須研究其他更為合適的參考水平,以反映政策介入措施對一人住戶及其他人數的住戶的實際效果。希望政府在公布最新的貧窮狀况後,更積極地援助身處貧窮邊緣的5萬單身人士,以免他們陷於入不敷支的困境。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5日《明報》觀點版 貧窮 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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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最痛:二次分配未解決

新一任特首競選不久將進行,有意問鼎者已經躍躍欲試,諸如「雙曾」、林鄭月娥,據說還有梁錦松,自然梁振英會尋求連任。欲問鼎新特首,當然都會自視為治港英才。但是,誰能說清當下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港獨,無疑是當下香港政局的一個焦點,不但是立法會選舉的一個主要議題,而且選舉結束後還將繼續抗爭,司法覆核的司法覆核,街頭抗議的街頭抗議,梁天琦還說要「革命」,港獨進入校園。而新一屆立法會格局也不會大變,以拉布等手法癱瘓議事會繼續是家常便飯。有人說,回歸以來的政局混亂,是因為「四大缺失」:輿論、法律、教育、青年。這是政治層面的觀察,也是符合實際的。但是,筆者也看到一組數據:2015/16學年,教育局用於內地交流計劃為大中小學生花了8000多萬元,讓6萬多名學生接觸內地;另外,內地和民間亦為此花費大量資源。但是,結果如何?中大近日的民調指,只有不足七成受訪者支持香港「維持一國兩制」,15至24歲組別更有近四成支持港獨。那麼,新特首未來還是否這般投放資源?很長時間,筆者受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影響,以為香港的政治問題歸根結柢是經濟問題。筆者曾服務的亞視,回歸前新入職的記者月薪1萬元,20年後,亞視停止播出時新入職記者還是拿這份糧,完全沒有改變。自然,亞視不一定是有普遍意義的例子。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旺角暴動的年輕人不會是有樓有車的半山貴族。事實是,回歸近20年,羅湖橋那邊的生活水準不斷上台階,而香港人普遍並沒有強烈感到回歸祖國給他們帶來顯著的切身利益上的變化。中共鬧革命,給農民分得土地,於是農民支援解放軍打敗蔣介石;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人民就擁護鄧小平的路線,極左派想走回頭路絕對不可能。香港回歸的「四大缺失」,其實歸根結柢都可以從經濟發展未如意找到根源。當下的青年人若然不「望樓興嘆」,又怎會積蓄憤懣,並派生「本土」、「自決」以至港獨的思潮。因此,筆者的結論是,香港回歸不能給港人增加切身利益,空喊再多口號也不能使他們增加對國家的認同感。不過,不久前在編著《十三五與香港》一書時,廣州暨南大學港澳所封小雲教授說:你錯了。問題根源不在經濟發展,而在於二次分配。她推薦讀法國皮凱蒂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讀完,筆者知道錯了,明白香港的當下解決二次分配的問題,比着力發展經濟更為重要。港府對發展經濟其實做不了什麼,但是二次分配就不能不做。香港回歸近20年來的問題固然經濟發展不如意是一個層面的癥結;而更深入層面的癥結,應該追到「二次分配未解決」之上。這是一國兩制之最痛。筆者相信,新特首不讀《21世紀資本論》就不要嘗試管治香港。未來不論誰當特首,即使是泛民人士,也都要用《21世紀資本論》這個敲門磚,去碰「二次分配」這堵牆。《21世紀資本論》愈來愈引起全球的注意,有人認為這是21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巨著,在很多方面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筆者認為,首先在實證方面超過馬克思。馬克思的《資本論》更多的是邏輯推理,而皮凱蒂收集了全球18世紀以來的資本變化,着重介紹了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案例,主要分析了21世紀全球範圍內國民收入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情况。在這基礎上,作者得出結論:一、資本收益率遠遠高於勞動工資收入;二、資本收益率顯著高於經濟增長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他說,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經濟的低迷反而使得前1%的高收入群體擁有了更大的國民財富就是證明;三、他沒有如馬克思提出以革命解決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財富不等的矛盾,而是對政府的調節抱有高期望,甚至提出實施全球累進資本稅的政策建議。經濟縱發展 貧富差距更擴大事實上,香港也未能逃過《21世紀資本論》的解剖刀。回歸近20年,香港的經濟沒有顯著的發展,香港多數人的財富沒有顯著增長,但是香港半山的一群的財富則是以幾何級數增長。這些數字,隨便翻公司年報可以看到。有人說,不少AO(政務主任)也是財富急速增長的一群,因為他們較易得到貸款,也較早知道政府的政策,因此及時入貨。這也印證了資本收益遠遠大於勞動收入並造成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日益擴大的結論。顯然,香港的經濟再高速發展,也不會縮小貧富差距而是更擴大貧富差距。問題是,我們不斷聽到政府官員反反覆覆重複的一種論調,就是說人家歐洲的國家搞福利主義、養懶人,導致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甚至崩潰。但是,他們有沒有試圖從正面去思考一下,人家整個福利政策是如何發展過來的、為何還要繼續實施,而且認為面對財富分配不平等繼續擴大的時候還是要發揮政府二次分配的調節功能呢?以為提供安全網就夠 未與時並進香港是發達地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堅尼系數長期以來都超過0.5,高於0.4警戒線。解決矛盾,當然不能搞革命,也不能搞內地的社會主義。那怎麼辦?無可否認,政府有為最低收入群體提供生活安全網;但是,可怕的是,政府官員的主流觀念以為這就夠了,而不是與時俱進的思考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緩和貧富矛盾。李嘉誠表示可以抽多一至兩個百分點利得稅,使窮人受惠。政府發言人第一反應則指,簡單稅制和低稅率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還有,林鄭月娥對於全民退保的守舊立場,傷了太多中產的心。她若做特首,會在這上面撞板。須知,得中產得香港。文:劉瀾昌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12日) 貧窮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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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層家庭重拾尊嚴與希望

〔「Wewah 音樂家」於2011年年初成立,由一班有志為基層兒童提供免費鋼琴教育的年輕人組成。有關本組織服務可參閱本系列首篇:http://wp.me/p2VwFC-hQS〕梁振英數月前出席一個對象為中學生的「體驗貧窮」活動。為活動致辭時,他問學生窮人生活最大壓力是衣、食、住還是行,又不忘吹噓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努力」。(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leung.cy.108/posts/235462436816241?pnref=story)事實上,「貧窮」是一個立體的觀念。貧窮人士面對的不僅是糊口、住屋等較實在的憂慮外,亦因為長期過著缺乏尊嚴的貧窮生活,所以會衍生出家庭及心理問題。所以,如果我們只著眼於「衣食住行」等物質的匱乏,很可能忽略了他們的精神需要。所以,如果要回應「我們是否更應推動與基本生活需求相關的服務(例如學業成績、食物銀行),而並非行有餘力才學的音樂技能」的話,我們會指出,義務音樂教育,尤其是「一週一學」的持續鋼琴教學計劃,可能對貧窮家庭有意想不到的支持曾經有一位學員,據他的媽媽說,他每天都在電子琴前彈《孩子心曲》哄媽媽睡。為甚麼他選了這首歌呢?因為他在我們為有興趣加入義教的人士舉辦的分享會中,看過一位高小哥哥和一位同齡小妹妹表演《孩子心曲》後,說自己也想試試。於是,他親自遞上樂譜要義務琴老師教他。不過他卻不太努力練琴。家長詢問我們如何是好,但她自己不知道,其實已做了一個不錯的示範:「我不懂得音樂呀,唯有他彈完後,對他說好聽」。不少成長於貧窮環境及破碎家庭的小朋友,缺乏來自長輩的肯定,所以會嘗試從其他途徑獲得成就感,例如欺凌同輩、沉迷電玩等。我們再問她還觀察到甚麼,她說孩子好開心見到義務琴老師。教育不限於技藝是否有效傳授,還有教師的陪伴、鼓勵與說教的「經驗」元素。我們的社會太著重績效,忽略了過程。基層父母過著被壓迫的生活,看著子女接受義教,不一定會「貪得無厭」,而可以是感到安慰,老套地說就是讓他們相信「人間有情」。小朋友的成長很受家庭情況及家人情緒影響,而我們提供的服務有機會紓解父母的心理壓力,令他們「想開一點」。這些服務是否真的「有效」讓他們脫貧呢?說到底也要靠小朋友未來的努力及際遇,以及我們這一代是否有勇氣改變有缺陷的制度。我們希望透過音樂教育與師生情誼,提供一個機會讓喜歡音樂的小朋友證明自己的能力,父母可為小朋友有勇氣在台上表演而感到驕傲。物質補助未必可提供這種情感上的支持。正因為我們留意到小朋友以至家庭的轉變,所以我們不甘於只做「鋼琴義教轉介」機構。下篇會介紹其他配套工作,如何配合我們的理念。 貧窮 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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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叢林法則與精英主義

〔「Wewah 音樂家」於2011年年初成立,由一班有志為基層兒童提供免費鋼琴教育的年輕人組成。有關本組織服務可參閱本系列首篇:http://wp.me/p2VwFC-hQS〕上篇(http://wp.me/p2VwFC-hUg)提到有關「免費才藝教育」的質疑。幹事們發起了討論,是因為2012年7月的一則新聞。當時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學聯)發現,基層學生只可倚賴短期津貼參與興趣班,又少談理想及變得自卑,面試時不懂答自己有甚麼專長。關學聯建議把興趣班列入恒常資助學生項目,被批評為過份照顧基層。社會文明水平亦取決於關顧文化我們的討論始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過份強調「自力更生」以至否定一切高於基本生存需要的福利(即類似上篇的第二點)。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可以忍受「跨代貧窮」的不公平,卻不能忍受「對花錢買興趣班服務的人不公平」。他們將「跨代貧窮」單單歸咎於個人能力不足與不夠勤力,忽視社會上缺乏促進「上流機會均等」的措施。我們相信基層人士應有接受老師指導、發揮潛能的機會。再者,窮人與富人同處一個社會中,兩者難以完全分隔,有著微妙的互動──既互相依存,也互相抗衡。除非政權有本事以教育及威權使弱勢社群滿足於他們缺乏尊嚴的生活,否則若從功利角度考慮,要維持社會穩定發展,政府以至生活裕餘的公民應有責任關顧他們。如果我們相信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不應僅由GDP定論,也應反映在它如何對待弱勢社群的話,那免費才藝教育可以彌補了香港社會這方面的不足。因為我們認為現時社會過於單一地信奉「現代版叢林法則」,忽視了其他社會運作模式的可能性,所以我們願意身體力行,讓基層學童可不用花錢追尋夢想。不過我必需指出,由公民自發向基層人士提供免費服務與政府付出納稅人資源做同樣的事有本質上的不同。信奉「小政府大市場」的人士大概只會反對後者而不太反對前者,雖然他們可能難以理解前者為何願意付出。他們有他們出錢學鋼琴,服膺於市場對學費的定價機制;我們則有我們向弱勢學童提供服務,實踐另一種社會倫理。假如社會上根本沒有人認同我們,我們自然會面對義工短缺而被「市場」淘汰。提防「起跑線」被社會風氣扭曲至於有人指出「提供免費興趣班會鼓勵惡性競爭,爭相提前起跑線」,我們認為把這個責任推卸給我們是荒謬的,因為我們身處的社會根本慣於服從不全面的「評核機制」,機制認可的技能與價值很容易被盲目追捧。就算很多學童懂彈琴又如何?難道要突圍而出,就必須要求學童學習生僻技能,甚至要周身刀張張利,卻忽視學童的天賦能力、學習過程與水平?隨波逐流、過於狹隘的精英定義,不僅容易使基層學童妄自菲薄,更對生活水平高的學童造成不必要困擾,失去了無憂的童年。其實切入點不一定是音樂教育,其他興趣技能也可以。我們選擇音樂,是因為這是我們的專長,也相信音樂本質的力量。我們無法控制中產及上流家庭定義「起跑線」去鞏固其階級的優越性,但我們可藉服務傳達以下訊息,以抗衡「惡性競爭」:不懈學習、演奏及分享的經歷是很獨特、很實在的,誰也不能貶低其價值。我們鼓勵基層人士要有自信,創造更多元化的「成功」定義。否定精英主義並不等於主張平庸,而是致力於建立公平與機會均等社會之外,也肯定各階層公民的價值與貢獻。從義務工作反思社會風氣上述駁論集中批判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充滿歧視的「精英主義」,並未具體指出服務帶來的正面影響(例如社區的關顧風氣、透過教學建立階層間的交流所帶來的好處以至分享音樂的本質)。這些正面影響亦可作為反駁「無須資助興趣班因非關基本生存需要」的部份理據。我將於往後篇章再提及這點。義工們參與義教鋼琴的初衷可能很單純(例如我就是喜歡分享音樂、幫助基層!),不過當他們接觸過小朋友及家長後,很容易會觸發以上反思。對於本篇探討的議題,幹事們的看法較一致。可是對於「免費服務使受助者可亳無代價地予取予攜」的回應,我們的看法則有些分歧;而且,我們曾經面對學生學習態度欠佳的情况。下篇再談。相關文章:鋼琴真的「太普及」嗎?(http://wp.me/p2VwFC-feK) 貧窮 學生 精英主義 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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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計公屋租金轉移好合理

扶貧委員會計劃修訂貧窮線計算準則,將公屋得到的實物得益納入住戶收入,有團體質疑是造細貧窮人口條數。事實上,這是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所謂貧窮線,量度的是人的生活質素。社會福利轉移除了現金轉移當然包括實物,公屋這些只有部分人有的福利,而且是指明戶口的,當然要計算在內。以一間400呎的港島區公屋為例,與私樓租金相比,每月租金轉移平均達12,000元,九龍區9700元,新界區則是7000元(註)。試想,一個月入8000元住在公屋的家庭,與月入20,000元但沒有公屋的家庭,所享受到的生活質素相若。而其實,除了劏房和偏遠地區外,沒有10,000元根本不可能租到理想的私樓。有團體質疑以私樓價格來計算公屋租值轉移不公平,因為私樓質素較好,但跟劏房相比公屋的質素又較好,參照市場同類價格符合國際慣例。社會最應關注「三無」人士根據歐盟統計局計算國家開支的指引,那些由政府供應的服務,如果沒有市場價格參考,可以用生產成本計算開支。但房屋有私人市場,建公屋的地和公屋本身是政府的資產,這個資產不作社福用途可以拿去私人市場出租或出售,所以計算公屋的機會成本來入帳是正確的。不將公屋租值計入貧窮線,是誤導了公眾貧窮人口的數目。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未必是公屋住戶,他們已經享受了政府每月上萬元的福利轉移,還有很多圍繞公屋居民的福利機構和政黨服務他們。那些「三無」人士,無福利又低薪或無工作,又無容身之所的人才是社會最應關注人士。再制訂貧窮線,將福利準確入帳,可以協助我們幫助真正窮人。註: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統計數字2015》的各區平均租金數字計算原文載於2016年4月26日《明報》觀點版。 貧窮 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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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貧窮未變

在拜訪明哥之前,我在福榮街客似雲來的維記咖啡粉麵吃了三十元一碗的豬膶麵。踏出麵店後,回頭一看,維記兩個分店之間,夾着一間新開業的咖啡廳,那職員推銷的下午茶餐,盛惠六十五元一份。新舊交錯,有人說發展無可避免,也有人爭論深水埗是否正走向士紳化、蘇豪化,事關講究更多品味文化的新店,無法滿足本區居民之外,還可能推高租金趕絕服務貧苦大眾的廉價商舖——早前燒臘飯店才被加租兩成的明哥,說深水埗的貧窮狀况其實沒怎樣改善過,「社會發展始終是好事,但最好慢慢來」。八年前,明哥與機構合作派飯券給區內長者,三年後,他開始到通州街派飯給露宿者,人人以為他的飯店賺大錢唔憂做,他說「北河燒臘飯店」本來其實走中價路線,但因為飯店開始虧蝕,才開始轉做深水埗需求最大的基層路線。沒人想到,用最低的價錢做生意,收穫才讓人更意想不到,他推出十五元一張飯券讓長者買二十二元的飯盒,引來傳媒廣泛報道,飯店開始走上軌道,現在有兩間店。最窮租飈 日用品最平在深水埗四十年,明哥說,深水埗的貧窮,沒怎樣改善過。「很難的,深水埗從來是一個住滿新移民的地方,自五十年代,就沒有停止過。」四十年前,明哥從內地來港,先在港島住了七天,然後朋友介紹他到深水埗的酒樓打工,就從此沒離開過。「我們都是在這裏捱過日子的。」這天,明哥帶我繞了一圈深水埗,說區內的核心,是圍繞北河街街巿的幾條街,鴨寮街、北河街等的唐樓有大量板間房劏房,聚居最多窮人、人流最多、租金升得最快,但弔詭的是,這裏售賣的必需品也幾乎是全香港最廉宜。明哥的飯店位於街巿對面,後街的分店早前收到通知,月租由四萬變五萬,但他一直堅持對抗通脹,「凍檸茶仍然是十二元,附近餐廳都升至十五元了。最近我們的飯盒加了二元,我們已五年沒加價,但五年的通脹其實有8%!」(明哥說,今後的北河街,以荔枝角道為界,以南的樓宇,將陸續重建,屆時更多基層家庭搬遷到以北的街巿一帶居住。(圖﹕陳嘉文))新樓盤文青舖湧至 士紳化北河街南北兩端盡頭,一端是南昌邨,另一端是石硤尾邨,前後包圍的都是基層群體,但這個格局,或許即將改變——自二○○九年重建計劃通過後,西九龍走廊旁邊的海壇街一帶,舊樓一幢幢被拆,進一步的收購行動將令更多基層家庭搬至街巿附近。明哥站在荔枝角道交界說,「到時候就更明顯了,前面全是高樓大廈,街巿一帶就全是幾層高的唐樓」。(荔枝角道以南(圖右)的地方陸續建新盤,明哥說:「不少是跨國公司買下,給來港的外籍員工當宿舍。這裏方便嘛,在九龍中心點」。(圖﹕陳嘉文))至於近年有說年輕藝術家設計師陸續湧至深水埗,其實集中在深水埗東邊、即南昌街以東,有店舖坦言,顧客大多都是區外人。這裏或逐步成為高消費的文化藝術地帶,明哥說,發展未必是壞事,但最好慢慢來,這個區才能好好適應。(這類講求風格的新店,在大南街隔幾個舖位就出現一間,來這裏的人大多不是本區居民,學生、婦女、退休人士、外國人都有。(圖﹕陳嘉文))文藝風殺入 好定壞?談深水埗,現在不止談貧窮,還談文化藝術——最近,有團體在深水埗辦藝術遊,聯繫約十間新興店舖,包括皮藝店、咖啡室、概念旅舍、手作工作坊等,位置主要在北河街以西的南昌街一帶。南昌街一帶的基隆街、大南街,幾十年來一直是皮革、布料的批發集中地,近年,不少年輕藝術家和設計師進駐,單是從南昌街起步的大南街,已有超過十間新店。傳統店舖一般做批發生意,黃昏六時就準時打烊,但現時製造皮袋已不止是一種工業,還是一批講求生活態度、業餘愛好者的手作,所以新店的關門時間一般較晚,就是為了讓客人放工後仍可買到所需用品。開業半年、最「年輕」的新店Teepee員工Kelvin說,這些新潮店舖的客人,來自五湖四海,「什麼人都有」,外國人佔了三分之一,而最早嘗試在大南街的傳統店舖之間開新店的「兄弟皮藝」,店主陳志安說,客人包括學生、OL、主婦、阿叔。陳志安認為,傳統店舖大多只做買賣,新店則可以補足,由買材料,到處理皮革、如何剪裁,他們提供的是一條龍服務。吸引更多區外人到深水埗,當然是一種成就,不過陳志安進駐三年多以來,看到的深水埗其實沒什麼改變,貧窮問題仍舊。問他新式店舖與深水埗能融合嗎?「雖然本區居民未必光顧我們,但你不必買我的東西,我們的手藝,也是溝通交流的話題。我們也獲社區中心邀請去辦工作坊。」(兄弟皮藝是大南街新店先頭部隊,進駐三年,客似雲來。(圖﹕陳嘉文)舊樓重建 窮人逼遷去邊?二○○九年,巿建局關於深水埗海壇街一帶的重建計劃獲批,項目位於海壇街的三個位置,三十七幢受影響的舊樓,將變為五幢約三十層高的新樓和公眾休憩用地,據稱會在明年及後年陸續落成,由原本住有一千二百多人的地方,改為容納八百多個家庭。明哥說,近海壇街的一段北河街,也會陸續被收購重建,住在那邊的人,很大機會將搬到近北河街街巿一帶的舊樓,「以後窮人就更集中聚在一邊」。既然街巿也舊樓林立,為何重建選在海壇街?「那裏個景靚丫嘛,起得高可以望到海。」(新樓盤空降(圖﹕陳嘉文))露宿者的「家」通州街西九龍走廊的天橋底,堆滿雜物、「架牀疊屋」,露宿者視此為「家」,至少有二十年。因為烏煙瘴氣品流複雜,政黨政客久不久就以整頓美化為由,要求政府驅趕露宿者,可是由於無法負擔房屋牀位、輪候的公屋又總沒有下文,無家的露宿者最後還是要留在街頭。雖說烏煙瘴氣,這天明哥帶路時,天橋底其實比地盤外的街道更整潔,露宿者為免被驅趕,自律地把雜物堆放在一邊,讓出比一般行人路還要寬敞的通道。「欽州街那一邊的街尾,住的大多是越南人。」這裏的人,對明哥尊敬有加,看見他路過,會對他點頭微笑。(近通州街公園的一旁,住了近百個露宿者,明哥經過時,露宿者都向這個派飯的茶餐廳老闆點頭微笑。(圖﹕陳嘉文))研究安置露宿者不過,新樓盤毗鄰通州街,可以預期,真金白銀買新樓的住戶只會更厭惡通州街的狀態,對露宿者的投訴肯定有增無減。明哥說,他正與學者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天橋底的臨時街巿,安置露宿者,讓他們前舖後居,所謂的舖,可能是替老人家剪髮,可能是修理電器,每份工作都不以金錢交易,服務過後可以儲分換飯票。(臨時街巿已清場,明哥說,這裏或許可以研究把露宿者遷入,前舖後居,讓露宿者有貢獻社區的機會。(圖﹕陳嘉文))原文載於2016年4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貧窮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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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的價值?

今午有一間中學的學生在旺角區某道行人天橋上進行街上模擬露宿體驗。當體驗將近尾段時,突然有一位滿帶怒氣的女士,走到其中一位仍臥睡在地的同學身邊,大聲地查問他學校的名稱,並說要見負責的老師作出質問,更準備用手機向這位同學影大頭相。於是,自己立即上前制止這位女士有關的舉動。對方見狀,立即衝着而來說:「你是負責的老師嗎?」我:「你好!請問有乜嘢事可以幫到你?」她:「你地係啲乜嘢學校?乜嘢中學呀?為人師表,竟然唔係教佢地向上流,出人頭地,反而教佢地做乞兒?」這位女士旁邊站着的一位婆婆,亦跟着話:「係啦,真係冇陰公!唔讀好書走去學做乞兒。我個孫而家就係聖XX讀小學喇,睇吓幾叻仔!」而這位婆婆口中所言的孫仔,他的手正拖着的,就是眼前這位女士。而我卻隨即回應 :「點解一定要向上流呢?其實過往有不少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也參與過同樣的關懷貧窮街上露宿體驗了。」而身旁負責的老師也開口說:「今次的體驗活動,校方及同學的家長是知道及認同的。」這位女士聽完之後,變得更為激動,認為我們在講大話。更不斷吵嚷着說,一定要知道學校及老師的名稱,並會向教育局及吳克儉局長投訴,指有關「學做乞兒」的活動是不知所謂,誤人子弟。最後,我把自己的中文全名及機構名稱告知了她:「如果你真係去投訴,就去投訴我啦!多謝晒!」或許在這件事情上,這位女士的言行態度是過份激動。但無可否認,她言談中所提到「向上流」的人生價值觀,卻好像這個老中青的「身教」榜樣模式,潛移默化地,一代一代承傳下去。他們透過功能論,認為社會必需要有貧窮的存在,因為唯有貧窮的存在,才能夠使一般的社會大眾了解到必須努力工作,才能夠避免成為貧窮的狀態。「貧窮」就是羞恥、卑微、無能力及無貢獻的代表意思。事後在debriefing中,問同學們對經歷這件事的感受。他們都說感受很深刻,很真實地體會到真正的露宿者和貧窮人在社會上,所面對及承受對自己不同的標籤、欠知及誤解,心情是沉重與無奈。但同學們最後話:「雖然縱使有人不認同他們所做的體驗,但卻好清楚自己做緊乜,為乜嘢而做,就係要感受社會上好多仍然被歧視嘅人,呢份灰色的感受。」而我自己亦希望,能夠繼續在這「誤人子弟」的崗位上,獻上點點綿力。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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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本港扶貧工作的啟示

在政府的扶貧高峰會召開後兩天,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迪頓教授(Angus Deaton),特別表彰他對消費、貧窮、福利的研究。兩者的時間是巧合,但也反映對縮減貧富差距的關注不僅是本港,也是全球公共政策研究的重點。財閥壟斷 難保障市民權益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一度偏愛褒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但在近年數次頒給對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經濟學家,令大眾感受到全球經濟學界的範式調整。迪頓本身即認為政府須對貧困問題負責,要有作為,保障民主法制的良好運作,保護創意能夠得以轉化為生產力,並得到合理的收益回報,才能夠有效地應對貧困問題。此觀點對香港亦有啟發意義。本港一向以自由港身分自豪,也確實曾從此種制度中獲得收益。在周邊地區包括內地尚處於較封鎖的七八十年代,自由貿易的優勢令香港迅速起飛,成為國際都會。但現在周邊地區逐漸開放,內地也開始嘗試自貿區,單純的自由市場是否仍是香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本港在法制完善、司法獨立公正方面仍處於相對優勢,如果能進一步加強,或仍可以令香港保持魅力。此外,曾令香港獲得活力的自由市場在積年累月之後,逐漸發展為財閥壟斷。從地產、超市、食肆,到街道清潔都主要由幾家大公司掌控,現下的香港是否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普通市民除了給大老闆打工之外很難自謀出路,與老闆的議價能力很低,權益自然難以得到保障。近年來社會上不斷有人倡議設立反壟斷法,確實值得決策者們考慮。另外,迪頓的另一重要觀點是衡量貧窮問題不僅應看收入,更要看消費支出。扶貧高峰會發布最新的《2014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顯示2014年的貧窮率較往年有所下降,但總貧窮差距卻加深(詳細分析見〈拆解扶貧數字——「闊度」改善 「深度」加劇〉,刊10月30日《明報》)。這顯示處於相對貧窮線之下的人數減少了,但這些人以及靠近貧窮線的人士的生活卻更加艱難了。本中心利用政府統計處1999/2000年及2009/2010年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數據進行了初步分析。如附圖橫軸顯示,我們將全港住戶(不包括綜援住戶)平均分成10層。若我們將住房、食物及衣服的消費作為人們的剛性需求的話,會發現較低3層的住戶需將半數甚至70%的收入花費在這些方面,而且這個比例在最近10年間呈上升趨勢。對於處於最底層的住戶來講,甚至存在總體入不敷出的情况。如果這些家庭再存在教育、醫療等開支,其景况必然是雪上加霜。需要指出的是,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在測量住房開支時只詢問房租,而沒有詢問房貸的數額。本文的分析不得不將私樓業主的住房開支設為零,其實際開銷壓力很可能更大。反思發展與分配的關係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民間對目前的貧窮線的批評聲音。單純以收入來界定貧窮線、顯示貧窮情况的變化,很可能低估了基層民眾的實際生活壓力。附圖表示,處於最低收入30%的家庭,他們用於住房、食物及衣服開支佔收入的比例每年不斷增加,最高收入30%的家庭則不斷減少,財政資源的運用對低收入家庭來說,實是入不敷支。逐漸引起社會關注的在職貧窮問題,為什麼還有14萬個非綜援在職住户(共有46萬人)處於貧窮線之下,值得我們反思發展與分配之間的關係,是否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忽略了一些弱勢的社群?在經濟總體繁榮、失業率極低的情况下,基層員工的收入表面上有所增加,但能否抵消日常開支的壓力?而日常衣食住行的供應很大程度上由財團壟斷,普通打工仔左手從財團手中掙得的工資右手又交還給財團,自身還能剩下什麼?雖然政府通過津貼、援助的形式派發一些現金福利,但也不過是從「水浸」的庫房中漏出一些,而更需要的是能從制度和根本上保障基層在職人士的勞動尊嚴及生活所需,尤其是外判工作的制度對低收入勞動參與者層壓式的剝削。無可否認,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解決社會貧窮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在這幾年在社會福利的急劇增長,佔了整個政府經常開支約20%,需要整體經濟發展才可以支持。但一個多元的經濟發展,一個合理和合情保障基層在職人士的薪津水平更為重要。盼政府豐富對貧窮的測量另外,目前本港以開支為指標的貧富調查仍欠缺,以本文使用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為例,其原本設計目的是為政府估測消費物價指數,而未能全面涵蓋各種開支,不能有效地解答有關民眾開支壓力的問題。建議政府在未來的統計調查時考慮此方面研究及政策制訂的需求,修訂問卷內容。政府設立相對貧窮線,從無到有,開始正視貧富差距問題,是一大進步。但單一的貧窮線也顯示出不足之處。期盼政府可以考慮吸納不同觀點,豐富對貧窮問題的測量和考察,更靈敏地感測到民間的實際壓力,並作出對應的政策調整。(是次香港貧窮研究與政策分析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四)參考: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一:拆解香港2014扶貧數字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二:拆解扶貧數字——「闊度」改善 「深度」加劇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三:香港扶貧工作:對焦和有效的干預文:葉兆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程綺瑾(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張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5日)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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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扶貧工作:對焦和有效的干預

為更準確、全面了解香港的貧窮情况,在前兩篇文章我們先後拆解了2009至2014年間本港貧窮率(rate)、貧窮人數(size)的變化和貧窮差距(poverty gap)的變化。借此二文,我們意在強調對於本港貧窮狀况的度量,需同時考察貧窮的闊度(即貧窮率及貧窮人數)和深度(即貧窮差距)。本文聚焦扶貧政策,從闊度和深度兩個角度考察政府政策介入的效果。政策介入後的貧窮數字,是基於原住戶收入,扣除稅項、增加所有恆常現金項目後計算而得。其中稅項包括薪俸稅、物業稅、住戶所繳納的差餉和地租。恆常現金項目包括社會保障金和其他現金福利(如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政策介入前,2014年貧窮人數為132萬,貧窮率為19.6%,每月總體貧窮差距(即將貧窮住戶拉回至貧窮線所需的理論金額)為27.3億港元;政策介入後,貧窮人數降為96萬,貧窮率減至14.3%,貧窮差距縮至13.2億港元。總體來看,不管是在縮減貧窮闊度還是深度上,扶貧政策的效果是顯著。扶貧政策有效干預貧窮率最高群體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考察政策介入在各年齡——住戶組的效果。附圖清楚地展現了2014年政策介入前後各組的貧窮率和每月平均貧窮差距(即average poverty gap)的變動。就貧窮的闊度而言,政策介入有效地降低了各組的貧窮率。其中,65至74歲一人住戶組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由原先的61%降至23%;75歲以上一人住戶組的貧窮率由69%降至29%。比較不同年齡組,老年組(即65歲以上)貧窮率的降低相對較大。比較各類家庭住戶,政策對一人、二人住戶組的效果更為顯著。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老年、單人或小住戶組的貧窮率也是最高的。由此看出,現時政府對老年、獨身和單親人士的現金支援扶貧政策,強而有效地干預了貧窮率最高的群體。需深入了解單身貧窮者的情况另外,就貧窮的深度而言,政策介入後,幾乎所有組別的平均貧窮差距都有顯著降低(見附圖左)。各年齡組之間存在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方面,隨着住戶人數的增加,貧窮深度由深變淺;另一方面,扶貧政策效果隨着住戶人數的增加而減少,即相較大住戶組,小住戶組的平均貧窮差距縮減幅度更大。值得注意的是25至34歲、35至44歲及55至64歲的一人住戶組在政策介入之後,雖然其貧窮率或多或少都有所降低,但平均貧窮差距卻增大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况,是因為這些組存在很大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有一部分貧窮人士非常接近貧窮線,以致給予小量現金福利就可使他們擺脫貧窮;同時亦存在另一部分深度貧窮人士,他們離貧窮線還有相當距離,政府現金支援扶貧對他們沒有很大的影響。由調查數據得知,這部分25至44歲和55至64歲單身住戶貧窮人士數目並不多。他們大多單身、離婚或喪偶,教育程度不高,多處於失業或不從事經濟活動。對於這部分群體,政府需要深入了解他們的實際情况,明白他們的需要,加以有效的針對性干預。需在闊度深度同時發力應對貧窮問題的挑戰,就如同進行一場游泳比賽,需在「闊度」和「深度」的賽道上同時發力。在扶貧政策介入後,儘管速度參差不齊,但大多數組別紛紛向兩道的終點靠近;只是個別組雖在「闊度」道上逼近終點,但在「深度」道上卻反向而行。此外,無論從貧窮率還是平均貧窮差距來看,相比大住戶家庭,小住戶組更得益於政策的介入。扶貧效果顯著,令人欣慰,但仍需兼顧各類貧窮人士,以全面改善本港貧窮問題。尤其是對單親人士與小孩同住的人士,怎樣幫助他們參與經濟活動,也可以照顧年幼的子女,實要企業提供彈性的工作安排及社區照顧的參與,才可成事。筆者剛參加一個在南韓舉行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人口會議,朴槿惠政府已經投入了數十億美元,提升由原本兩歲增加為所有5歲以下兒童的家長提供託兒服務,以提高生育率和婦女勞動參與率。使用託兒服務的南韓家長從2004年的18.3%增加到2014年的近66.1%,但是總和生育率和婦女勞動參與率卻幾乎沒有改善,兩者還是保持1.2和66.1%不變。顯然僅憑託兒服務未必能夠逆轉生育率下降或增加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南韓的經驗提醒託兒服務的增加和婦女勞動參與率提升未能完全劃上等號,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和改變工作安排,營造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以解決需要照顧子女的母親的憂慮。有效的應對貧窮問題,除了個人的努力,社會上不同人士參與和協作,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老年人士的照顧,除了對有需要的老人家給予金錢的支援外,透過地區的網絡,發揮港人互助的精神,提倡和鼓勵鄰里關懷,給予他們多一些關心和照顧,改善他們生活的素質。(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三)參考: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一:拆解香港2014扶貧數字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系列之二:拆解扶貧數字——「闊度」改善 「深度」加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3日)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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