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有貪,沒有賄?

朴槿惠判囚廿四年,不可謂不重,且看現任或下任總統會否在某年某月予以特赦。政治貪污之於南韓是常態,但特赦亦是常態,昔日不少高官甚至總統皆在坐牢數年後施施然出獄,不知道會否因此令繼任者更加不懼斂財,反正「本小利大」,用數年生命換取巨額財富,「性價比」非常高,是很大的貪污誘因。常有人說台灣像日本,其實就貪腐而言,亦似韓國。別的不說,且看陳水扁和吳淑珍,明明貪腐罪名已成,卻只受了短短刑罰即可回到家裡吃喝玩樂,所謂「保外就醫」,笑死人。其子陳致中當年亦涉洗錢,也公開認錯,但竟然可以把錢吐出來即不獲起訴,今年還在高雄參選市議員呢,明明說「病重」到快翹辮子的陳水扁還有精力替他吶喊助選呢。有人貪,必有人賄。當年把大筆大筆鈔票送給陳水扁夫婦的辜家少爺,同樣明明已經定罪,卻是上訴又上訴,而且案子拖了又再拖,至今竟未坐過半天牢。台灣,還真有法治可言?每年「台灣月」都有「台灣式言談」活動,其實應該也搞個「台灣式法治」系列講座,讓香港人開開眼界,了解真正的台灣到底是何回事。對朴槿惠案件,有傳媒評論說「因為總統權力過大,所以容易貪污」。這是事實,卻又只是一半的事實。若要套用因為所以的句式,不妨亦說「因為罰賄不力,所以企業放肆」。看看把錢送給青瓦台的幾位企業家便知道了,或無罪釋放,或輕判了事,如此處理根本無法產生阻嚇作用。送賄必有後來人,只因,同樣是本小利大。從南韓到台灣到日本,再到中國大陸,其實莫不如此。內地常說懲處若干貪官,卻極少公布他們從誰的手裡貪財,行賄者又有否受罰。貪與賄永遠是雙向道,反貪打貪,缺一而罰,永遠只等於演戲和搞笑罷了。[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409/s00205/text/152321018715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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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阿扁

六月中下旬有不少台灣傳媒做廿年專輯,跟一些記者朋友見面時,談完香港,幾乎無一例外地,他們異口同聲感慨「香港很可憐喔,有法治,沒民主」。我總是回道,你錯了,而且是有兩個錯誤。 第一錯是,香港若真「可憐」,並不僅僅在於「有法治,沒民主」,而更在於原有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受到嚴峻挑戰與衝擊,其所謂「法」也,很明顯走向面目全非的蒼茫境地,廿年已是如此,再過卅年又如何,已經不敢想像。 第二錯是,台灣看似有法治也有民主,但結果,又如何?香港可憐,難道台灣就不可憐?難道台灣就真有是非公義? 台灣之「可憐」,陳水扁案當然是典型。在民主制度下,選出一個弄權貪瀆的爛總統,不止是一人貪,更是一家貪,身邊的人也貪了再貪,而其經濟民生建設又停止不前,令台灣白白耗費了八年光景。阿扁的唯一「政績」,恐怕在於雖主張台獨並以炒作台獨起家,掌權後卻沒膽宣布台獨,至少保住了海峽兩岸之暫時不戰。李敖一直罵陳水扁是歪種的假台獨,半點不假。 其後,陳水扁下台了,也被告了,也判刑了,也坐牢了,卻在馬英九的總統任期末段以「保外就醫」為名被釋放回家,並且一保再保三保四保,至今仍然龍精虎猛地橫行直走、逍遙街頭。請問,這又是什麼樣的法治?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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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為梁振英度身訂做政治金鐘罩

在特首選戰風雲詭譎之際,本港法院亦有兩宗涉及公職人員的刑事案件備受公眾關注,其一是「暗角七警案」,涉案七警被裁定襲擊罪成,等候判刑;其二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一案,法官完成引導陪審團,隨即退庭商議,即將作出判決。(編按:文章上載時已經有判決並已判刑) 此兩件事於香港而言,雖非光彩之事,但從另一角度看,實有其正面意義:香港尚算仍然擁有健全的法治制度,以及有效的社會制度自我修復功能。法治制度能懲處腐敗、濫權和違法的行為;而社會制度的自我修復功能,令社會問題和制度缺陷被公眾注意到及加以修正。今次事件就突顯將特首重新納入《防止賄賂條例》規範之迫切性。 可惜,「待離任特首」梁振英沒履行上述選舉承諾,如同他的房屋和勞工等政綱一樣,再添「走數」項目。更不幸的是,梁振英自己亦牽涉入不當收取澳洲公司UGL約5000萬港元的指控中,事件仍在調查中,而筆者與另一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亦成功以立法會規程中的呈請書方式,成立了專責委員會調查其事,將於3月3日正式開會跟進事件。 北京需審慎 莫種禍根 日前有媒體報道,接近北京消息指,梁振英有機會在下月全國「兩會」期間,被委全國政協副主席一職。如果屬實,此破格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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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員工犯法怎辦?

一間銀行有很多不同的部門和員工,銀行應怎樣確保員工都遵守內部政策、法例和法規?不久之前,新聞報道有一名內地人來港為他的公司開設銀行戶口,期間送贈一支名貴香水給銀行員工,希望可以藉此提交少些支持文件,加快開戶速度。這種情況雖然在內地可能是很普遍,但在香港法律制度底下是不容許的。假設銀行員工接受了客戶的禮物,銀行會怎樣處理?一般來說,銀行內部會有不同的系統去監察員工在工作上的行為。他們所收發的電郵和電話,和作出的交易記錄等等全部都在監察範圍之內。而且如果某員工作出可疑的行為,其他員工可能會舉報。可疑的行為包括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下有關市場失當行為的條文(例如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披露關於受禁交易的資料)、收受利益、利益衝突、盜竊等等。當懷疑有員工作出不當行為之後,內務律師會開始作出調查,例如翻查有關的交易記錄、電郵記錄和電話通訊等等,以核實和釐清所發生的事情,亦會與有關的員工會面,並向他們發問。之後要確定有關行為是否違反任何內部政策、法例和法規。有些情況下,銀行若懷疑客戶違反了《證券及期貨條例》下有關市場失當的條文,法律部也要調查。如確定員工有違反內部政策、法例或法規的話,一般來說,法律部要諮詢人事部的意見,決定是否需要向有關員工作出懲處。另外,法律部還要調查銀行本身有否違規。調查之後,法律部要決定是否需要就員工、銀行或客戶的違規/違法情況履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下的責任——向監管機構(如證監會和金融管理局)作出第12.5條下的匯報。如果情況是和洗黑錢有關,更加需要向聯合財富情報組作出匯報。該等監管機構會因此作出相應的跟進行動,作出調查。上述工作確保銀行盡了作為金融機構需要對監管機構和社會作出的責任。文:Heidi@法政匯思 貪污 法律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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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打貪

再過兩天便是雙十節,一個值得大家紀念、回顧過去、反思現在與未來的節日。貪腐,是國民黨失去管治中華民國之正當性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而思考如何將打貪變成制度性的法規是當今中國領導人面對的一大難題。在習近平與美國記者的對話中正正就回應了這個題目,並展示了這位領導人的處事風格。在該次對話中,習近平大方地回答了記者對打貪、經濟等問題所提出的尖銳質疑,雙方有來有往,內容相當精彩。可惜,該報道只刊載於外文報紙而罕見於香港報刊。面對外國記者對反貪運動實為權力鬥爭的質疑,習近平直截了當地作出了正面的回應——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看,反貪的確是為了將權力從權傾一時的腐敗官僚手中搶過來,好讓他們服法的過程。習近平坦率承認打貪難免有權鬥的元素,這番話體現了現實政治的一體兩面——同一事件可被解釋為單純的權力角力,亦可被理解為實現人民國家社會進步之共同願景的一個手段。而反貪腐是以人治好還是法治好?當然是法治好。但建立新制度本已需時,加上從舊有制度轉化到新制度的緩衝期,以及人事上的複雜性,將反貪制度化並不是簡單起草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現有制度自身,往往亦是阻力的來源。因此,當下之急是先通過打貪掃除障礙,才能成功將反貪腐變為可持續的法規,就如習近平所說,「先治標,再標本兼治」,再建立這個制度,才是中國反貪腐道路上最有效率的做法。註: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五十年後》由葉國華主持,逢周六下午2時播出,分析中國與香港的未來;文章由香港政策研究所許欣琪整理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原文載於2016年10月8日《明報》觀點版 貪污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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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多年,近日回廣州花都鄉下,一條老舊的小村,人面全非,只依稀記得村前的一片魚塘。我在香港出生,兒時回鄉探親,那年頭人氣旺盛,雞犬相聞,如今十室九空,只零星看見幾個老頭,坐在瓦頂屋的蔭下,懶洋洋的搖着竹扇。農村的城市化催生了光怪陸離的現象。公路與鐵道伸延之處,華廈破土而立,商舖、食肆、酒店,撐起繁華生活。公路不到的小鎮小鄉,破落的速度驚人。年輕力壯的,都往外跑。老人家跑不動了,留下來,最詭異的是在發展藍圖邊緣的地帶,出現不少只有四面牆的空洞樓房,用便宜的泥磚圍出一個框框,裏面什麼也沒有,沒水沒電沒傢俬,一個人影也沒有,晚上黑不見鬼。村民爭相霸佔土地,等候政府收地時索取賠償。此際傳聞滿天,什麼動車車站將會建於村前的什麼位置,什麼大商家在什麼地點興建娛樂城……這些傳聞不一定實現,圍起來的空心屋過十年八載就倒下來化作頹垣敗瓦。但成功「落釘」、等到收地而發達的傳聞也特別吸引。於是利欲熏心而兄弟鄉里反目成仇的案例也不少。我走過小園子,牆上掛了「文明、法治、和諧」的標語,但現實距離文明尚遠。親友霸地霸得興起,在空心屋門前,豪氣的舉手比劃:「在巷邊再圍,呢條巷,話就話要五米闊,我圍佢老母多兩米。」我問沒文件沒人理嗎?對方說:「大家都圍,邊有文件?有人投訴先再拆,要冒險先有得搏……」在法治社會,這都是匪夷所思的想法。但這一帶的居民,浸淫於急速的社會步伐之中,又沒有什麼道德規範約束人性貪婪,結果孕育出一代貪民,錢字掛帥的、目無法紀。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27)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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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鑑今,一名貪污「黑警」的故事

1974年10月1日,一名貪贓枉法的外籍警司刑滿出獄。對於眾多90後來說,這名外籍警司的名字可能十分陌生,畢竟大家多只聽過聲名狼藉的葛柏(Peter Godber)。可是對於部份「老香港」而言,他的名字可能耳熟能詳。這名外籍警司叫韓德(Ernest Hunt),綽號「爛佬亨」。韓德有一句名言:「收賄是生活中的一環,就像早上起床,晚上睡覺那樣的自然。」這位貪污警司原是一名英國的普通警察。1952年,他在英國看到香港警察的招聘廣告,不甘平淡的他想到東方許多新穎的事物,續決定動身前往香港。在乘坐飛機的過程中,不知是不是命運女神的作弄,坐在韓德旁邊的正正是日後間接推動ICAC成立的葛柏。而二人在日後也有數之不盡的命運交錯。韓德離開香港的警察訓練學校後,就被派往尖沙咀水警基地負責海上巡邏,並在此地遇上第一次貪污的機會。由於當時正值韓戰時期,港英政府加入對中國實施的禁運,香港成為當時中國至關重要的走私港,水警在走私貪污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有數名警員試圖說服韓德加入,可是正直的韓德卻未有參與其中。韓德在一次訪問中回憶,「我當時年輕,有理想,韓戰又未平息,叫我睜著眼看見共黨物資而不管,就萬萬辦不到。」不合作的韓德被其他人疏遠,其後更被調走,使他無法插手非法走私貿易。縱使韓德並不受歡迎,但當時他對自己作為一名警察而感到驕傲及自豪。然而,由於警察薪金實在太低,韓德一家生活困難。為勢所迫,當魔鬼再次向他招手時,韓德終抵擋不往金錢的引誘。當時韓德深知刑事偵緝部才是貪得最多的地方,是以他下定決心加入。1956年,他終於得到機會,成為灣仔偵緝部的一員。其後他繼續「向上爬」,先後被調去旺角及深水埗,成為該區的偵緝主任,每月「收規」約三萬多港元。此時,韓德已經泥足身陷,無路可退。「你不能破壞這個制度。」韓德對著《南華早報》的記者說。「假若你不『收規』,你就會被馬上踢出偵緝部;假若你繼續堅持告發其他警員貪贓枉法,他們就會寫大量匿名信到反貪部,指控你貪污。」而事實上,韓德並未感到滿足,他也不打算退出這個貪污的制度。反之,他決意要繼續在香港的貪污集團中大展拳腳。經過一番努力,韓德亦得償所願,成功升級至憲委級,成為灣仔區的一名警司,每月收賄約十三萬港元。在灣仔的日子,他以一間公司形容這個位於港島警署內的貪污集團。「灣仔企業公司的行政人員們,請就座……每一次我以此為會議的開場白,都會引得哄堂大笑……辦公室內的人,各具相當地位,但通通都是貪官……我們公然討論貪污大計,計劃新方針,研究分贓辦法。」韓德說。不幸地,韓德奢華的生活終引起警察反貪部的注意。1971年12月,葛柏通知韓德他正被反貪部調查,但他並未接獲到自己會被捕的消息,所以依舊照貪不理。1973年,葛柏逃離香港,事件正式打響港府打擊貪污的警鐘。八月,韓德被捕。他被指在1971年5月至1973年2月期間,接近花了超過二十八萬二千元,遠遠超過自己在這段期間的薪金,堪稱1970年代的許仕仁。結果,韓德被判罪名成立,判監一年。然而,為了提早脫罪,韓德主動與警方合作,指證包括葛柏在內的其他貪污警員,最終獲得港英政府的特赦,提早釋放。韓德的故事又與大家何干呢?近年來,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的警察,港府皆爆發多宗涉及貪污瀆職的醜聞,引起各界輿論批評。前日,更有報導指ICAC發生「人事大地震」,疑受到北京的政治干預。「香港,勝在有ICAC」,這句說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借古鑑今,警司韓德由「白」走到「黑」、由一名正直有為的青年,到成為一名貪贓枉法的「黑警」,他的故事證明出官場引誘處處,正好告誡今時今日的官員需要時刻警惕貪污受賄,切忌令得來不易的廉潔社會毀於一旦。作為一個反貪機構,ICAC的價值已經超越了本身的意義。對港人來說,ICAC是支撐起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廉潔」更成為港人之核心價值,也是「我者」(香港)與「他者」(中國)的差別。「黨性難移」,中共的魔掌正伸向港人一直引以為榮的ICAC,誓要破壞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為了不讓社會回到六、七十年代、那段貪污腐敗的日子,市民絕不能容許赤共,以及作為其傀儡的梁振英為所欲為。「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細閱過往的歷史,正正是對現在的最深切警醒。但願在未來,我們能夠看到廉潔奉公的風氣繼續扎根在這一片土地上,直到永遠。參考資料:Andrew Fyall, “Wages of Taffy Hunt’s crimes.” SCMP, Jan 14, 1975.Andrew Fyall. “Man ‘on the Take’ and His Methods.” SCMP, Jan 15, 1975.Andrew Fyall, “$130,000 a month payoff and Hunt’s high life.” SCMP, Jan 16, 1975.”Hunt—why he lost the appeal.” China Mail, Feb 15, 1974. 警察 貪污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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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 肉骨茶和海南雞飯以外的生活面貌

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馬來西亞似乎已與美食劃上等號;各式各樣的街頭小食:炒棵條、肉骨茶、海南雞飯、貓山王榴槤、叻沙、娘惹菜、還有海鮮…等等,又便宜又好吃;我們總是被馬來西亞的美食,及閒適的生活步調吸引著;但這生活背後,馬來西亞人還要面對貪污這個大問題。貪污對馬來西亞人造成甚麼程度的困擾,和馬來西亞人聊天就能掌握一二。筆者曾經住進一家民宿,看似慵懶的老闆,一講到政府貪污,就咬呀切齒,話速增加;又或和某畫廊的管理人聊天,聊著藝術文化和歷史,他也總會說一句:「可惜貪污嚴重啊!」接著就是一輪的搖頭嘆息。掩飾貪污帶來更多的人權侵害馬來西亞貪污之風引來民怨,最近的一馬發展公司(1MDB)風波更是舉國嘩然。有報導指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借馬來西亞國家投資基金1MDB,將7億美元款項通過新加坡一家私人銀行轉入多個馬來西亞賬戶;報導一出,隨即引來國內外民間團體關注;馬來西亞一個青年組織組成的聯盟 (Gabungan Anak Muda Demi Malaysia) 於8月1日隨即於吉隆坡舉行遊行抗議,要求首相納吉下台。當天示威和平地進行,但馬來西亞警方卻出動武力拘捕示威者,導致部份示威者受輕傷,超過30名示威者被指涉嫌「非法集會」及「試圖通過公眾運動妨礙議會民主」等罪名被捕;馬來西亞政府亦出動「絕招」- 透過鉗制人民的表達和言論自由,企圖遏止批評政府及首相納吉貪污的聲音:過去數週,不少反對派領袖、人權捍衛者以煽動叛亂罪被捕;當中有三位社運人士以「試圖通過公眾運動妨礙議會民主」罪名起訴;更有三家傳媒機構因報導有關新聞而被禁止出版,有漫畫家因繪畫了諷刺司法機關的漫畫而面臨牢獄之災。馬來西亞政府妨礙民眾行使表達自由,一直為人詬病;而以此手段遏止異議聲音亦大有前科;早於2007年,馬來西亞民間社會因不滿選舉的貪污情況嚴重,而組成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Bersih),並舉行和平集會要求改革選舉,卻遭警方出動水炮及催淚氣體驅散, 245人被捕。而當地媒體迫於政府壓力都低調處理此次事件。淨選盟於2011年及2012年繼續舉行2.0及3.0集會,而且人數不斷增加,及至3.0集會就有超過10萬人參加;然而警方對集會時暴力驅散及拘捕示威者仍是持續不斷,更有現場採訪的記者被捕。Bersih 4.0集會 – 要求廉潔及異議權今年8月29日至30日,淨選盟將舉行第四次集會,除了要求廉潔選舉外,同時亦要求有異議的權利 – 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在馬來西亞這個看似從容的國度,原來人民卻受著威權的壓迫而不敢吭聲,那人民受的貪污之苦又能如何改善呢?Bersih 4.0,馬來西亞政府會否一如以往以強權壓制異見聲音?我們除了關注當地美食,也應該對人權狀態多加關心。 如欲了解更多不同人權議題,可參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網頁。 延伸閱讀:當今大馬:只因動粗行為被拍就逮捕記者, 新聞職工會嚴遣警方知法犯法當今大馬:警方發水炮催淚彈捕388人淨選盟facebook 專頁國際特赦組織: Malaysia: End ‘far-reaching’ crackdown in wake of corruption scandal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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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智:假普選等於貪污自保制度化?

新一輪特首普選諮詢來臨,提名資格被設重重關卡,據中央政府在港代表和一眾建制派人士所述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設。有消息更聲言在後佔領時代,中央政府對提名資格更會選擇從嚴。然而回想佔領運動尚未開始前、於許仕仁案審查期間所揭露的驚人案情,則不難發現所謂的國家安全從來只是一個虛幌,篩選只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為了自保。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涉嫌貪污案早前於高等法院審理,許氏親口承認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期間曾收取來自內地的千萬巨款,相信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港澳辦主任的廖暉相關。許氏一案涉及香港和內地最高層的官員,又涉及中港兩地之間的知名商人,矛頭並直指香港政府內部的運作,難免讓港人不寒而慄。許仕仁雖然已經審結,香港市民卻必須繼續追問:此案揭示的利益之網到底還有多大,涉案的人還會有誰,香港政府的管治還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交易在背後?這些問題,筆者相信香港境內最少有一個人是可以回答的:現任特首。畢竟,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既然商人向立法會議員捐款百萬會受廉署調查,那麼向行政會議成員輸送千萬利益的案件,廉署沒理由會不知道內情吧?問題來了:如果許氏一案只是冰山一角,那麼廉署手上掌握這張利益關係網的信息還有多少,又有多少人會害怕被供出?可以想像,如果你是這張利益關係網當中的其中一人,你一定會很關心廉署的上司,也就是特首的人選是誰。你會希望你身處的這張利益關係網能夠預先審核誰能當廉署的老闆,方可保障自身安全。這點,恐怕才是提名委員會要「均衡參與」的由來。篩選,其實是把貪污自保制度化。 都被利益關係網綁架了對了,如果特首自己也是利益關係網的一分子,那麼大家就更安全了。還記得梁振英的5000萬嗎?既然許仕仁要坐牢,梁振英的5000萬又有什麼分別呢?是否也該接受法律的檢查呢?在當前的政治體制之下,能做到嗎?現在許仕仁被判刑了,官官相衛也不是萬無一失的。本地商界表面上能在利益關係網中得到特權和好處,實際上卻是被它綁架了。誰知道明天出現什麼新的權鬥,使得自己不明不白成為犧牲品?非民主制度的可怕之處,正是敗者全敗而不能透過選舉有翻身之日,死魚撐破網什麼都會發生。民主政體卻有規有矩,透過公平選舉去拉攏政權的風險反而較低。對於中央政府,表面上能借這利益關係網掌控大局,實際上同樣也是被它綁架了。掌握篩選權利者固然可以不停向特首候選人套取好處,國家資源同樣要直接向他們大幅傾斜,花了大錢卻買不到普遍市民的民心,反而因為分配不均而引來更多的埋怨。許氏的一場官司揭露了中港官場的潛在利益瓜葛。究竟有多少人透過中港代理人的身分賺取好處?他們會不會謊報軍情甚至主動製造矛盾來強化自己的代理人角色?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因為這些人的作為還要付出多少的代價呢?佔領運動落幕,中央政府還要繼續走以為收買了中港代理人便可以解決問題的舊路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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