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歷史並未終結,而世界也不是平的

圖片來源:http://www.theorganicprepper.ca/註:以下乃節錄自作者的新著《資本主義的衝動 — 世界深層矛盾》一書。一九九一年,蘇聯的解體震撼了整個世界。翌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著作,也成為了備受觸目的話題。在書中,福山高調地宣稱,經歷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二十世紀的激烈較量,資本主義經已全面獲勝。由於資本主義所包含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了人類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資本主義的勝利,標誌著人類的歷史已經抵達終站,而未來的歷史,將只會是這一主題之上的一些變奏吧了。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另一位美國學者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一九九三年,他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iars)之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lizations?)的文章,迅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爭議。一九九六年,他把這篇文章擴展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又簡稱《文明衝突論》)這本書,把有關的爭議帶到更廣闊的層面。如果說福山是樂觀主義者,那麼享氏無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按照他的觀點,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屬於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ideological struggle),而這在人類歷史中屬於「例外」而並非「常規」。隨著這種鬥爭的終結,我們迎來的將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返回傳統的「文明衝突」的軌跡。在他看來,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最初,上述兩派的觀點各有擁護者,支持福山的人甚至提出了世界將由美國這個「獨一超強」(sole superpower)的統攝下,達至一個類似「羅馬帝國和平」(Pax Romania)的「美利堅帝國和平」(Pax Americana)。但二零零一年九月的「9/11」恐怖襲擊,將這個美夢敲得粉碎。人們開始意識到,廿一世紀的動盪,有可能較二十世紀的不遑多讓。「文明衝突」而非「歷史終結」成為了主流的論述。按照本書迄今的分析,無論是福山或是享廷頓的分析都是膚淺和失諸偏頗的。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的鬥爭固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道主軸,但這項鬥爭至今未有完結。此外,文明的衝突和國族的紛爭(包括領土糾紛)也是十分現實的一回事,而且在短期內也不會消失。但從宏觀和歷史的結構性角度看,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不是這些,而是在於「無休止資本擴張」這股「衝動」下的全球性市場爭奪和資源掠奪。資本主義全球化不但帶來戰爭的風險,而且正在引發全球性的生態環境災難。除非我們像鴕鳥般埋首沙堆,否則我們會看出,每日每夜的新聞報導(軍事演習的數量與規模、極端天氣的頻密度與破壞性…),都是這兩大趨勢的寫照。但樂觀派總有它的支持者。二零零五年,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馬斯‧弗列德曼(Thomas Friedman)發表了一本名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著作,迅即成為瘋靡全球的暢銷書。弗氏在書中極力歌頌全球化的好處,並指出在一個由互聯網「平化」了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透過自由貿易而搭上通向繁榮富裕的列車。此外,他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世界各國愈是受到貿易的緊密連繫,則由於彼此的利益已綑縛在一起,所以爆發戰爭的機會便會愈來愈低。他甚至提出了一個「黃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 Theory),就是兩個國家之內到處都有以黃色M字為標誌的麥當努快餐廳的話,則這兩個國家之間便不可能發生戰爭。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首先,這本書發表後不久,第三輪的「世貿談判」(稱多哈回合,Doha round)便停滯不前。原因是眾多發展中國家都認為,不少建議中的貿易條例都嚴重地向富裕國家的利益傾斜(如富國可以向本國農業進行補貼而它們則不行)。它們的口號是:「寧願沒有條約,也不要糟糕的條約!」(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尤有甚者,這本書發表後只三年,便爆發了全球金融海嘯,至令全球的經濟受到重創。要知按照「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倡議,除了「自由貿易」之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資金的全球自由流動,即各國除了消除關稅之外,還要解除一切對外匯(外資)的監管。金融海嘯令世人驚覺,這種「資本的解放」不是通向金光大道的鎖匙,反倒是讓國際金融炒家興波作浪來去自如的「屠城木馬」。「全球化」的美麗承諾即使沒有完全幻滅,亦已蒙上灰灰的陰影。但按照本書迄今的討論和分析,這個「美麗承諾」當然從來都是一個騙局。不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新主子不想擁有殖民地,當然也不容許舊主子繼續擁有。但這並不表示爭取獨立的過程不艱巨和血腥,印度和越南便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著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占,但經濟上的控制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是的直接的軍事侵占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十九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著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占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一)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二)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著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豆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IMF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從這個角度看,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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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歷史並未終結,而世界也不是平的

圖片來源:http://www.theorganicprepper.ca/註:以下乃節錄自作者的新著《資本主義的衝動 — 世界深層矛盾》一書。一九九一年,蘇聯的解體震撼了整個世界。翌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著作,也成為了備受觸目的話題。在書中,福山高調地宣稱,經歷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二十世紀的激烈較量,資本主義經已全面獲勝。由於資本主義所包含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了人類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資本主義的勝利,標誌著人類的歷史已經抵達終站,而未來的歷史,將只會是這一主題之上的一些變奏吧了。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另一位美國學者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一九九三年,他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iars)之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lizations?)的文章,迅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爭議。一九九六年,他把這篇文章擴展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又簡稱《文明衝突論》)這本書,把有關的爭議帶到更廣闊的層面。如果說福山是樂觀主義者,那麼享氏無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按照他的觀點,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屬於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ideological struggle),而這在人類歷史中屬於「例外」而並非「常規」。隨著這種鬥爭的終結,我們迎來的將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返回傳統的「文明衝突」的軌跡。在他看來,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最初,上述兩派的觀點各有擁護者,支持福山的人甚至提出了世界將由美國這個「獨一超強」(sole superpower)的統攝下,達至一個類似「羅馬帝國和平」(Pax Romania)的「美利堅帝國和平」(Pax Americana)。但二零零一年九月的「9/11」恐怖襲擊,將這個美夢敲得粉碎。人們開始意識到,廿一世紀的動盪,有可能較二十世紀的不遑多讓。「文明衝突」而非「歷史終結」成為了主流的論述。按照本書迄今的分析,無論是福山或是享廷頓的分析都是膚淺和失諸偏頗的。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的鬥爭固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道主軸,但這項鬥爭至今未有完結。此外,文明的衝突和國族的紛爭(包括領土糾紛)也是十分現實的一回事,而且在短期內也不會消失。但從宏觀和歷史的結構性角度看,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不是這些,而是在於「無休止資本擴張」這股「衝動」下的全球性市場爭奪和資源掠奪。資本主義全球化不但帶來戰爭的風險,而且正在引發全球性的生態環境災難。除非我們像鴕鳥般埋首沙堆,否則我們會看出,每日每夜的新聞報導(軍事演習的數量與規模、極端天氣的頻密度與破壞性…),都是這兩大趨勢的寫照。但樂觀派總有它的支持者。二零零五年,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馬斯‧弗列德曼(Thomas Friedman)發表了一本名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著作,迅即成為瘋靡全球的暢銷書。弗氏在書中極力歌頌全球化的好處,並指出在一個由互聯網「平化」了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透過自由貿易而搭上通向繁榮富裕的列車。此外,他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世界各國愈是受到貿易的緊密連繫,則由於彼此的利益已綑縛在一起,所以爆發戰爭的機會便會愈來愈低。他甚至提出了一個「黃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 Theory),就是兩個國家之內到處都有以黃色M字為標誌的麥當努快餐廳的話,則這兩個國家之間便不可能發生戰爭。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首先,這本書發表後不久,第三輪的「世貿談判」(稱多哈回合,Doha round)便停滯不前。原因是眾多發展中國家都認為,不少建議中的貿易條例都嚴重地向富裕國家的利益傾斜(如富國可以向本國農業進行補貼而它們則不行)。它們的口號是:「寧願沒有條約,也不要糟糕的條約!」(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尤有甚者,這本書發表後只三年,便爆發了全球金融海嘯,至令全球的經濟受到重創。要知按照「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倡議,除了「自由貿易」之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資金的全球自由流動,即各國除了消除關稅之外,還要解除一切對外匯(外資)的監管。金融海嘯令世人驚覺,這種「資本的解放」不是通向金光大道的鎖匙,反倒是讓國際金融炒家興波作浪來去自如的「屠城木馬」。「全球化」的美麗承諾即使沒有完全幻滅,亦已蒙上灰灰的陰影。但按照本書迄今的討論和分析,這個「美麗承諾」當然從來都是一個騙局。不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新主子不想擁有殖民地,當然也不容許舊主子繼續擁有。但這並不表示爭取獨立的過程不艱巨和血腥,印度和越南便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著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占,但經濟上的控制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是的直接的軍事侵占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十九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著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占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一)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二)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著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豆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IMF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從這個角度看,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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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壓迫和剝削的起源

註:以下乃節錄自作者的新著《資本主義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一書。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顯示,無論在原始的採集—狩獵型社會(gatherer-hunter societies),還是在最初期的畜牧和農業社會,雖然領導者在資源分配上享有特權,他們大都會繼續與族人一起參與自足性的經濟生產活動 — 無論這是採集、狩獵、畜牧還是耕種。而即使部族的成員會向領導者獻上各種物品,這些物品基本上屬錦上添花,而不會完全等於生活所需。(相傳我國堯舜時代,身為「共主」的堯、舜便親自下田與民耕作。)然而,隨著農業社會不斷發展,這種情況很快出現了變化。由於糧食出現盈餘導致人口增加社會分工,領導階層也隨之不斷膨脹,並出現了專職的祭司階層以事神衹、專職的戰士階層以備防禦、以及各級官吏以解紛爭等。而透過了制度化的武力,領導階層逐漸轉變為統治階層。統治階層與領導階層的最大分別在於,它的成員不會直接參與經濟生產活動。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所需,必須由社會中的其他成員所供給。上文提到的「向領導者獻上各種物品」,遂由一種自願性(或半自願性,只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的行為,變為一種制度化的、強制性的行為。這種行為我們稱為納貢,而制度則稱為賦貢制度。留意在貨幣發明之前,這種納貢自然以實物進行。但即使在貨幣發明以後,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裡,無論中、外的賦貢制度皆仍然以實物為主。賦貢制度當然便是後來稅收制度的前身。我們現在開始接近問題的核心了,那便是,統治階層向廣大人民徵稅合理嗎?這個問題即使沒有一萬年也至少有六、七千年的歷史,有趣的是至今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然而,在古代,一個不願納貢(納稅)的人還可以隱居深山,今天,任你住在那兒,拒絕納稅已被定為一種犯罪行為。也就是說,稅收的合理性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問題。這個問題之大,隨時可以寫上數十本書(實際出版的書籍當然不止此數),但我們在這兒最有興趣的,是其間所涉及的「壓迫」與「剝削」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壓迫與剝削的觀念是隨著生物意識的發展而不斷提升的。例如我們不會把蜜蜂和螞蟻的社會形容為一個充滿著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但假如一個類似的社會在人類世界出現,我們將會因為它的所包含的壓迫與剝削而感到震驚和義憤填膺。讓我們回到上一章所提到的狒狒社會結構。對於領袖所擁有的特權,其他狒狒當然不會懂得問是否合理。對於數百萬年來的人類祖先,情況相信也是一樣。一個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是,人類的意識要發展到那一個地步,才會懂得問這個問題?一百萬年前?五十萬年前?十萬年前?一萬年前?五千年前?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懂得問是否合理,其實已經隱隱包含著「有可能不合理」這個答案。在全面的文化意識制約底下,對於我們自幼便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例如數千年來的世襲帝制),我們根本是「問也不懂得問」。必須指出的第二點是,所謂合理還是不合理,很大程度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以下讓我們作出較深入的分析。在上古的人類社會,社會成員向領導階層納貢,這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就以我國作實例,井田制下的農民除了耕作屬於自己的一塊田外,還要八戶人家一起無償地耕作同等面積的另一塊田,而種植所得全歸政府。簡單的計算顯示,這種制度下的相應稅率是百分之十一點一。從原則上說,領導者因為要專事領導工作而不能直接從事生產,他(們)的生活所需於是由社會上其他成員合力提供,這是一種合情合理的安排。當然,每個社會成員要「繳納」多少,是一個複雜的具體問題。問題的答案端視乎(一)社會的富裕程度有多高?(二)社會的整體人口有多少?(三)政府的必要開支有多大?以及(四)領導者的生活水平怎樣才算合理?如果社會富裕程度很低而每一成員的所得僅堪糊口,則即使稅率很低也會構成「壓迫與剝削」,這是第一點。如果社會人口很大(例如由數十人的群落變為數百人的村莊再變為數千、數萬人的部族),每戶人家即使繳納很少的賦貢,也會得出很大的政府收入,則高額賦稅便不合情理,這是第二點。這一點當然與下一點的政府開支有密切關係:政府無為而治自應輕徭薄稅,政府職能眾多(國防、治安、司法、基礎建設、教育、醫療、科研、文化、退休保障…)則稅率便無法太低。這是第三點。(這當然牽涉到自由經濟學派有關「大市場、小政府」的爭論,我們在本書後部會再作探討。)領導人生活較一般人優裕是大部分社會成員都會接受的,但如果他們窮奢極侈揮霍無度(如紂王的酒池肉林),則會引起公憤。如果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相對富裕,人們也許還可容忍於一時,但假如大部分人都生活拮据,則這種憤怒便可能引至騷亂甚至令政權不穩。這是第四點。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我們說壓迫與剝削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假如一條村莊的人要合資建造一座堤壩以防河水泛濫,或只是興建一座神廟以供奉神靈,則他們即使很窮,也會自願地省吃儉用集腋成裘。如果領導者的生活水平與大部分人差不多,則這時的賦貢比率即使頗高,人們也不會覺得是受到壓迫與剝削。綜上所述,在同一個社群內,當權者是否對人民進行壓迫與剝削,當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他們的生活水平超越人民多少?(二)政府的開支是否用得其所?(三)賦貢對人民的生活水平影響有多大?這三個因素固然有其獨立性,但在歷史上卻往往一起出現:例如當權者窮奢極侈(因素一)、同時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因素二)、最後是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因素三)。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自願性(相反來說即強迫性)的程度。秦始皇之修築長城,對保護國家人民來說自有其必要性,但他對人民的勞役過度也為千古所批評。上述的「用得其所」這點其實十分重要。按照「社會契約」的觀點,賦貢其實就是領導階層與人民之間的一種契約(承諾)關係。政府收稅後,有責任保護人民的安全,包括不受外敵侵略、維持社會治安、推行基礎建設(修橋築路、興修水利)、在天災時進行賑濟等。明白了問題的複雜性,或者我們可以將問題這樣簡化,「壓迫」是強迫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而「剝削」(指統治階層對被統治的人而言),則是指人民繳納的賦稅令當權者的生活水平遠超人民的水平,或人民納了稅但生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從這個角度看,自有文明以來,剝削便一直存在,即當權者其實可以生活得樸素一點而令人民的賦稅輕一點。當然,剝削的程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可以有頗大的不同。剝削的起源也有其獨特的邏輯。在群落的規模不大和生產力不高的年代,「十取其一」(或二十取其一)的賦貢可能算是合理。但隨著人口增長和生產力提高,每人(或每戶)繼續「十取其一」的話,領導者的所得便會迅速膨脹。於是酋長那稍大的屋子便變成了皇帝那金碧輝煌的宮殿。在理想的世界,稅收大幅增加後,稅率應該可以不斷降低。但人性之為物,誰會抗拒愈來愈豐裕的生活呢?我們說「權力使人腐朽」,其實財富也不一樣?於是統治者的生活由豐裕變為豪華、由豪華變為奢侈。日益貪婪的統治層於是變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剝削成為了人類歷史的一個主調。古今中外的帝王、貴族和地主對廣大人民的剝削是明顯的。但在絕大部分人的眼中,自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所有人都是在市場經濟中,透過你情我願的等價交易謀生。也就是說,歷史上那種人對人的剝削終於消失了。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是的話,我們常常聽人說的「大老闆對工人的剝削」,便只是一種過了時的不當比喻,對嗎?在以下的章節,我們將對這個關鍵的問題作出層層深入的探討。 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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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壓迫和剝削的起源

註:以下乃節錄自作者的新著《資本主義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一書。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顯示,無論在原始的採集—狩獵型社會(gatherer-hunter societies),還是在最初期的畜牧和農業社會,雖然領導者在資源分配上享有特權,他們大都會繼續與族人一起參與自足性的經濟生產活動 — 無論這是採集、狩獵、畜牧還是耕種。而即使部族的成員會向領導者獻上各種物品,這些物品基本上屬錦上添花,而不會完全等於生活所需。(相傳我國堯舜時代,身為「共主」的堯、舜便親自下田與民耕作。)然而,隨著農業社會不斷發展,這種情況很快出現了變化。由於糧食出現盈餘導致人口增加社會分工,領導階層也隨之不斷膨脹,並出現了專職的祭司階層以事神衹、專職的戰士階層以備防禦、以及各級官吏以解紛爭等。而透過了制度化的武力,領導階層逐漸轉變為統治階層。統治階層與領導階層的最大分別在於,它的成員不會直接參與經濟生產活動。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所需,必須由社會中的其他成員所供給。上文提到的「向領導者獻上各種物品」,遂由一種自願性(或半自願性,只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的行為,變為一種制度化的、強制性的行為。這種行為我們稱為納貢,而制度則稱為賦貢制度。留意在貨幣發明之前,這種納貢自然以實物進行。但即使在貨幣發明以後,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裡,無論中、外的賦貢制度皆仍然以實物為主。賦貢制度當然便是後來稅收制度的前身。我們現在開始接近問題的核心了,那便是,統治階層向廣大人民徵稅合理嗎?這個問題即使沒有一萬年也至少有六、七千年的歷史,有趣的是至今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然而,在古代,一個不願納貢(納稅)的人還可以隱居深山,今天,任你住在那兒,拒絕納稅已被定為一種犯罪行為。也就是說,稅收的合理性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問題。這個問題之大,隨時可以寫上數十本書(實際出版的書籍當然不止此數),但我們在這兒最有興趣的,是其間所涉及的「壓迫」與「剝削」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壓迫與剝削的觀念是隨著生物意識的發展而不斷提升的。例如我們不會把蜜蜂和螞蟻的社會形容為一個充滿著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但假如一個類似的社會在人類世界出現,我們將會因為它的所包含的壓迫與剝削而感到震驚和義憤填膺。讓我們回到上一章所提到的狒狒社會結構。對於領袖所擁有的特權,其他狒狒當然不會懂得問是否合理。對於數百萬年來的人類祖先,情況相信也是一樣。一個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是,人類的意識要發展到那一個地步,才會懂得問這個問題?一百萬年前?五十萬年前?十萬年前?一萬年前?五千年前?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懂得問是否合理,其實已經隱隱包含著「有可能不合理」這個答案。在全面的文化意識制約底下,對於我們自幼便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例如數千年來的世襲帝制),我們根本是「問也不懂得問」。必須指出的第二點是,所謂合理還是不合理,很大程度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以下讓我們作出較深入的分析。在上古的人類社會,社會成員向領導階層納貢,這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就以我國作實例,井田制下的農民除了耕作屬於自己的一塊田外,還要八戶人家一起無償地耕作同等面積的另一塊田,而種植所得全歸政府。簡單的計算顯示,這種制度下的相應稅率是百分之十一點一。從原則上說,領導者因為要專事領導工作而不能直接從事生產,他(們)的生活所需於是由社會上其他成員合力提供,這是一種合情合理的安排。當然,每個社會成員要「繳納」多少,是一個複雜的具體問題。問題的答案端視乎(一)社會的富裕程度有多高?(二)社會的整體人口有多少?(三)政府的必要開支有多大?以及(四)領導者的生活水平怎樣才算合理?如果社會富裕程度很低而每一成員的所得僅堪糊口,則即使稅率很低也會構成「壓迫與剝削」,這是第一點。如果社會人口很大(例如由數十人的群落變為數百人的村莊再變為數千、數萬人的部族),每戶人家即使繳納很少的賦貢,也會得出很大的政府收入,則高額賦稅便不合情理,這是第二點。這一點當然與下一點的政府開支有密切關係:政府無為而治自應輕徭薄稅,政府職能眾多(國防、治安、司法、基礎建設、教育、醫療、科研、文化、退休保障…)則稅率便無法太低。這是第三點。(這當然牽涉到自由經濟學派有關「大市場、小政府」的爭論,我們在本書後部會再作探討。)領導人生活較一般人優裕是大部分社會成員都會接受的,但如果他們窮奢極侈揮霍無度(如紂王的酒池肉林),則會引起公憤。如果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相對富裕,人們也許還可容忍於一時,但假如大部分人都生活拮据,則這種憤怒便可能引至騷亂甚至令政權不穩。這是第四點。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我們說壓迫與剝削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假如一條村莊的人要合資建造一座堤壩以防河水泛濫,或只是興建一座神廟以供奉神靈,則他們即使很窮,也會自願地省吃儉用集腋成裘。如果領導者的生活水平與大部分人差不多,則這時的賦貢比率即使頗高,人們也不會覺得是受到壓迫與剝削。綜上所述,在同一個社群內,當權者是否對人民進行壓迫與剝削,當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他們的生活水平超越人民多少?(二)政府的開支是否用得其所?(三)賦貢對人民的生活水平影響有多大?這三個因素固然有其獨立性,但在歷史上卻往往一起出現:例如當權者窮奢極侈(因素一)、同時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因素二)、最後是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因素三)。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自願性(相反來說即強迫性)的程度。秦始皇之修築長城,對保護國家人民來說自有其必要性,但他對人民的勞役過度也為千古所批評。上述的「用得其所」這點其實十分重要。按照「社會契約」的觀點,賦貢其實就是領導階層與人民之間的一種契約(承諾)關係。政府收稅後,有責任保護人民的安全,包括不受外敵侵略、維持社會治安、推行基礎建設(修橋築路、興修水利)、在天災時進行賑濟等。明白了問題的複雜性,或者我們可以將問題這樣簡化,「壓迫」是強迫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而「剝削」(指統治階層對被統治的人而言),則是指人民繳納的賦稅令當權者的生活水平遠超人民的水平,或人民納了稅但生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從這個角度看,自有文明以來,剝削便一直存在,即當權者其實可以生活得樸素一點而令人民的賦稅輕一點。當然,剝削的程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可以有頗大的不同。剝削的起源也有其獨特的邏輯。在群落的規模不大和生產力不高的年代,「十取其一」(或二十取其一)的賦貢可能算是合理。但隨著人口增長和生產力提高,每人(或每戶)繼續「十取其一」的話,領導者的所得便會迅速膨脹。於是酋長那稍大的屋子便變成了皇帝那金碧輝煌的宮殿。在理想的世界,稅收大幅增加後,稅率應該可以不斷降低。但人性之為物,誰會抗拒愈來愈豐裕的生活呢?我們說「權力使人腐朽」,其實財富也不一樣?於是統治者的生活由豐裕變為豪華、由豪華變為奢侈。日益貪婪的統治層於是變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剝削成為了人類歷史的一個主調。古今中外的帝王、貴族和地主對廣大人民的剝削是明顯的。但在絕大部分人的眼中,自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所有人都是在市場經濟中,透過你情我願的等價交易謀生。也就是說,歷史上那種人對人的剝削終於消失了。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是的話,我們常常聽人說的「大老闆對工人的剝削」,便只是一種過了時的不當比喻,對嗎?在以下的章節,我們將對這個關鍵的問題作出層層深入的探討。 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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