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世人如此討厭中國人?

孫楊只得第二並遭其他選手諷刺和圍攻、舉重和拳擊選手誤以為自己勝出、國旗出錯、派出雙保險出戰多項比賽卻全部無功而還、在跳水程和體操等傳統優勝項目失落不少獎牌,里約奧運不但沒有成為中國揚威國際的機會,反而成為在世人面前出醜和被冷嘲熱諷的場所,不少香港人為中國出醜感到愉快。但中國運動員在這次里約奧運的行為和遭遇其實只是中國人在現今國際社會的縮影和寫照。為何世人如此厭惡中國人呢?有人指是種族歧視,是白人的帝國主義之心不死。又或者套用《環球時報》最近的説法,是白人面對中國的強大而自卑心作祟的反應。筆者並不認同這兩種説法。最簡單的原因是,如果真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自卑心理,那為何《紐約時報》和《英國衛報》等外國傳媒會讚許和歡迎中國游泳選手傳園慧?筆者認為中國人在現代社會如此受人討厭,一來是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與西方社會的規範不一致(如在公眾地方跳大媽舞),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遍中國人的思想狀態仍然處於「達爾文主義」的層面,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與中國社會不一樣,西方社會和人民普遍是傾向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公義,則使不同人對平等的定義和實則的表達有極大的差異,但始終是離開了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是對人的價值和公平有所追求。這從現代不同的政治理論和公民社會實踐的方法均由西方的學界與民間而出得以引證。相反,在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外,在民間與學界均一無所出(除了少數的NGO)。在中國,特別在八九年之後,平等和公義並沒有討論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不少的電視劇和電影都流露出一種對土豪的崇拜。這些電視或電影的情節一就是描述,一位目不識丁的土豪卻靠著運氣、人脈、勢力等捉弄讀書人,另一種就是土豪幫派要打低對手稱霸的情節。這些情節矮化教育、推崇實用主義,反映中國社會普遍只追求實際、滿足自身溫飽和各種慾望和需要、卻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缺乏思考,甚至帶有一種輕蔑的態度。在這缺乏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思考的環境下自然不會產生對公平與公義的追求,更甚的是產生出中國政府與人民以極原始和絶對的達爾文主義去處理不同的公共和國際事務的心態。這種心態其實可以從中國政府處理各種外交衝突中看到,最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是《環球時報》批評澳洲何以敢得罪中國這「上帝」,這種要稱霸的氣燄可説是連美帝也望塵莫及。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在政府的耳濡目染下產生這種稱霸的心態。以中國遊客在國外出現破壞公物和襲擊售貨員,與及孫揚的「千五米,我是王者,我屬於新世代」等不能用文化差異去解釋的行為和言論足以證明中國人民的處事原則就只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認為只要在物質或經濟力量上擁有優勢就等同稱帝,擁有對其他人或事務的絶對話語權。例如將泳手之間的衝突拉到中澳的經濟關係上、英國叫停核電廠的計劃,中國就以取消投資作為要挾。其實只要不順從他意,不論事無大小,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會搬出經濟和投資作為要挾,或作出如「不是我們來旅遊購物,你們早就死掉了」的論調。這思維是最原始和單純的達爾文主義。這反映出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也代表整個民族眼光的狹隘和缺乏對生命中更高的價值和意義的追求。在北京奧運和中國夢所展現的各種願景都只是一套做給世人看的表面功夫,卻從不是一種真實的對真善美與及人生更高價值的追尋和認信。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幾日前聽到一位學者説政府壓制公民社會或政治活動會令市民不能發展出一套公民意識。我想這是其中一個因素。缺乏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使人民缺乏機會去練習處理矛盾,令中國社會化解衝突的能力非常薄弱,當遇上矛盾和衝突時往往訴諸暴力這原始的手段,卻不能以溫和與及外交的手腕去解決問題。如果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的落後真的是導致中國人民水平低落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政府,特別是那些煽動人民情緒的官媒是責無旁貸的。因為中國社會原始的民族性是政府所塑造的。不要忘記在民國時期的中國的思想發展是何等的活躍,出了胡適、巴金等賢哲。同時如果中國政府仍然是高壓和封閉,那中國人民的水平將難以有所提高。或許會有更多人懂得排隊,但這或許只是表面功夫,骨子裡仍然是對達爾文主義的認同。筆者不是想指出所有中國人都展現達爾文主義,筆者也確認遇上和認識很多對生命和公義有所追求的中國人。這也許是民族發展的長河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中國人帶著不可改變的達爾文主義本質。但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危險和四面楚歌的境地,情況就如二戰前蘇聯慘勝芬蘭後被德國發現蘇聯軍隊雖然龐大,但能力卻是極低一樣,中國也被世人看到中國只是經濟上強大,但其思想上是非常原始,是虛有其表、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充滿可被利用的弱點。另一方面,傅園慧受外國和香港人廣泛歡迎正是因為她展現出的不是稱王稱霸而是真正的追求在自己生命中進步和與人為善的高尚情操,她才是屬於新世代。所以真正愛國的人士應該思考如何使中國的公民水平有所進步,並且推動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活動的開展而不是盲目認同。 身份認同 中國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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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

2008年8月8號,奧運會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隆重開幕。當時全城投入,很多香港人當晚特別安排提早下班觀看電視直播。清楚記得那晚的製作嚴謹認真,千人撃(LCD?)鼓一幕氣勢磅礡,尤為壯觀,叫很多香港人引以為榮。最終中國以主辦國身份贏得最多51面金牌,市面上一片喜氣洋洋;同年港大民意調查亦錄得回歸後港人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新高。相信無人會預測到兩屆奧運之後人心轉向之快,劇度之大,尤其是年輕及高學歷的族群。很多人已對國家隊表現漠不關心,更甚者有對中國選手的失誤或錯失獎牌而額手稱慶。我們香港人真的這樣無情嗎?對祖國給我們的「恩惠」視而不見,拒絕認祖歸宗?中港關係在這八年起了甚麼變化?很多人認為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未能有效落實執行,我們認同這觀點;但更基本的是中港兩地不同的價值觀未能接軌。近日一篇文章,簡單直接道出了很多香港人現時的心聲:「香港人的生存空間日益收窄,連安居樂業也已成不能實現的夢想;每天打開報紙,荒謬故事連載無間….」(註)當香港人深信不疑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廉潔等在這幾年被不斷衝擊和蠶食,很自然令市民感到不安,從而衍生出需要捍衛這些價值的排外性。在這些情緒發酵的同時,兩地政府不單未能盡力降溫,反而因為不同的政治因素和考慮,繼續火上添油:如無止境的自由行旅客,金行藥房趕絶老牌小店,強推國民教育,拒絕為香港電視發牌,「袋住先」假普選,多項傾斜內地利益的大白象工程,縱容文匯、大公、環球時報製造中港矛盾,還有最近十八個月不停「自編自導自製」的港獨危機。這些都對中港關係起着極大的破壞,特別是令年輕一代對中共及特區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這恐怕不是下一個八年能輕易追回。註:林國賢 愈來愈「篩」的香港全文:http://wp.me/p2VwFC-iRR圖片來源:互聯網 身份認同 中國 香港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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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之後 要重建一國兩制論述

選舉是全港最大型的公民教育,學生及青年不論家庭背景、學校課程,只要對時事有所關注的都會觀察選舉的一舉一動。然而,今屆立法會選舉有政團堂而皇之倡議港獨,加上梁天琦風波的助力,港獨論述對這一代青年來說不再是一件陌生的事。只表立場沒有論述的反港獨面對港獨挑戰,親建制的媒體也不是新兵上陣。翻查過去資料,兩份主要愛國報章早在10年前已反擊港獨,尤其是在2007/2008年普選爭議與「五區總辭」之時,分別有65篇及143篇社評及署名文章批評港獨。及後每年增加,到了2015年已有813篇署名文章及101篇社評「抗獨」。這個數字反映愛國者滿肚子墨水去文鬥嗎?不。多年筆戰經驗只是不停重複表態。在2013年至2016年4月,每年有50%至80%「抗獨」文章引用中國憲法或《基本法》,引用地區比較由過半數下跌至不足一成,引用民調及經濟數字是少之又少。讀者常聽到的理由,由最經常到較經常的,分別是:「外部勢力挑起港獨」,文化、民族修辭如「血濃於水」等,國內依靠論如食水及糧食問題。多年以來,香港建制派來來去去都是這一兩花招,而且就民族問題、自給自足問題等,港獨派已有清晰反駁的理論。今時今日,到了大是大非時候,建制派只奉行「雙不政策」——不參與、不接受,最終造成「有人出聲、沒有對話」的局面。一國兩制教育已經在崩壞邊沿近日中大進行民意調查,只有不足七成受訪者支持香港「維持一國兩制」,15至24歲組別更有近四成支持港獨。香港政府多年來積極於讓學生認同自己國民身分,在2015/16學年,教育局內地交流計劃亦為小學生花了1770萬元、中學生花5280萬元,大專生也有1190萬元,讓6萬多名學生接觸內地。不論「前測後測」比較、「有去與未去」的比較,早有研究顯示,內地體驗式學習可以釋除學生對內地的偏見、認識內地的實際情况。理論上,港府在內地交流的支援沒有「白給了」,那為什麼香港青年會「阿崩叫狗」——愈叫愈走呢?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之間有歧義是一國兩制獨有情况。一般來說,「citizenship education」本來就是要連結個人與政府及國家。基於香港特殊情况,教師少提學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互動,多談國家錦繡山河、文化認同。在基本法教法套,多見到的是認知的、背誦的、單向的知識,讓學生了解基本法對港人生活的影響,卻未有深入談及幾個國民教育核心問題:(1)為什麼要一國兩制,而不一國一制、聯邦制、邦聯制或獨立?(2)香港特區在中國發展層面有什麼參與?(3)為什麼一國兩制對香港及居民有利,如何保障這個利處呢?過去港人有一套「中華情意結」去蓋掩這些政治現實問題。不論國內誰掌權,天災必定出錢出力;不論持何政見的選民,不會大大聲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為國家、民族利益,愛國商人甚至會違背自己利益而付出。可惜這個「中華情意結」慢慢因為血緣、全球化等原因失去蓋掩作用。下屆政府面對這一代無根青年,無可避免要重建一國兩制論述,並在這場辯論中只可勝不可敗。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8日) 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 港獨 中國人 中華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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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又來了 國家又來了

周六清晨,里約奧運正式開幕,香港電視台全程直播。我向來喜歡體育,鍾情電視,四年一度的盛事擺在眼前,理應校定鬧鐘,準時收看。可是這天早上,鐘聲響起,我卻賴在牀上,矛盾輾轉,直至日上三竿。一方面,作為香港人,我期待欣賞歐鎧淳持旗英姿,也希望為港隊健兒打打氣;但另一方面,作為香港觀眾,我知道一開電視,除了歐鎧淳和洋紫荊,大家還會見到雷聲(中國隊持旗手)和五粒星。而這只是開幕禮。如無意外,此後十七天,香港媒介將持續精神分裂,一邊追捧港將,高舉本土,一邊放大國旗,勤播國歌,同步推銷「國家隊」、愛國心情,以及民族主義。對於媒體上的奧運會,我和許多人一樣,猶豫、輾轉,甚至不安。也許要向十三億玻璃心道歉:我從前不是這樣的。至少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不是這樣。以往每有賽事直播,我會緊貼熒幕,心跳加速,有香港運動員出戰,當然義無反顧,吶喊助威。如果沒有港將,則改為支持中國運動員。在不少觀眾眼中,中國和香港,甚至根本不用分那麼細,曾經。曾經的最愛國時刻曾經,每逢奧運,我和不少香港人一起與中國運動員(隔着熒幕)交往。記憶中,我為田亮和楊威的翻騰動作肉緊,替羅雪娟的泳姿和笑容傾心。即使奧運落幕,我繼續研究孔令輝和劉國梁的發球動作,努力模仿林丹式飛撲,甚至走入K房,學劉翔唱《好想好想》。我肯定我不是例外。為中國運動員心動尖叫的香港人,無分年齡、政見,塞滿大街小巷。想深一層,當時打動大家的,其實不僅是「中國運動員」,更是「中國」。我從沒接受正規國民教育,對中國從來無感覺—除了奧運期間。那段時間,每見中國女排殺退日本,總覺大仇得報;每見獎牌榜上中國名列前茅,總有份莫名自豪。遇上馬傑偉和馮應謙口中的「國族標誌」,如國旗、國歌,我甚至覺得親切。毫無疑問,奧運會是不少香港大眾最愛國的時刻,也是平民百姓中國意識的寒暑表。最高溫一刻,正是2008年北京奧運。港大民調多年來一直追蹤香港人身分認同,其中2008年6月—即京奧舉行前兩個月—的民調,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有51.9%,超越「廣義香港人」的47.3%,為回歸以來最「中國人」的一次結果。那一屆奧運,香港人為李寧飛天喝彩,為人海堆砌出來的開幕表演驚呼,為臨陣傷出的劉翔痛哭……多少都因為中國人身分作祟。如今或許難以想像,但原來這不過是八年前的事而已。京奧以後,港人身分認同出現微妙轉變。這首先見於民調數字,由2008年開始,「香港人」身分持續攀升,「中國人」身分拾級而下,到了今年6月,兩個數字已拉開至30%差距。「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這條曾經很趨時很重要的問題,傳入今天的年輕人耳中,已經變成了明知故問。身分認同的轉變,也體現於大家對中國運動員的觀感。以中國女排為例,昔日她們曾是港人最愛,但時移世易,到今年女排大獎賽,我初次聽見有年輕人為中國慘敗美國而興奮,甚至慶祝。作為「移動長城」的曾經擁躉,我感覺如同被強力扣殺,相當震撼。而且我相信,類似情景,未來十七天將會不斷發生—譬如說,若有中國運動員在體操和跳水項目失手,以前集體定必哀鳴,如今會否有人竊笑?說不定。金牌輝煌 掩不了政治猙獰眾所周知,有一部分香港人素來對「政治中國」有所戒心,跨過文革,走過六四,這一點絕對不足為奇。然而踏進這個年代,愈來愈多人連「體育中國」也心生厭惡,反胃作嘔,毋須做民意調查,我們都知道世界變了,香港變了。當然,為何會變,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問題。最重要原因,當然是在資訊流通的港人眼中,「體育中國」的輝煌,終歸掩蓋不了「政治中國」的猙獰。說來巧合,近三屆奧運會前後,都有影響港人中國身分認同的事情發生——2008年京奧落幕不久,大陸隨即爆出三鹿奶粉醜聞,香港百姓忽然驚覺,神州大地沒錯是有錢有面有金牌,但除此以外,原來什麼都沒有—例如道德。2012年倫敦奧運舉行期間,教育局強推國民教育,群眾集體反彈,雙手交叉,拒絕洗腦。以往奧運聽見國歌、望見國旗,半秒便流眼淚的香港人,經此一役,對「體育中國」多了反思,以至戒心。我們從此知道,愛國心情和民族主義不是與生俱來,而是由當權者悉心培植,教育和媒介就是最佳土壤。到今年,奧運尚未來臨,但來自中國的幕後黑手,這些年來早已伸進全港大街小巷,肆無忌憚。這個星期,梁天琦選舉資格被褫奪,教全城一同震撼。幾日之間,社會討論議程已經由「本土意識」直接跳至「香港獨立」。此時此刻,適逢奧運開鑼,又有誰願意全心全意為中國健兒喝彩?不少香港人注定心情曖昧,矛盾輾轉。至於年輕人們,更加立場鮮明,睬你都傻。體育館內,運動員的拚搏、血汗與真情,曾經促使香港觀眾不自覺地步近神州;但運動場外,強權的齷齪、進逼、插手,還是令香港人遠離中國,拔足狂奔。幾屆奧運的時間,我們共同見證一代人由「大中華」走向「本土」,以至「港獨」的過程。這是誰之過?不辯自明。對「國家隊」的矛盾心情如無意外,以香港媒體反應之遲鈍、保守之態度,里約奧運依然會被媒介呈現成一場國民教育課。未來半個月,電視台將繼續遵從舊方程式,帶領香港觀眾集體與中國運動員神交;新聞報道將會繼續放大中國金牌數字,緊貼「國家隊」最新戰情……老實說,就算不是港獨分子,身處如此緊張的時代,面對這樣的媒體奧運會,香港人不知如何面對。前兩日,劉江華在里約熱內盧出席香港代表團的升旗儀式時向記者提到,奧運後,政府將一如以往邀請國家隊金牌運動員訪港,「香港隊都是我們支持的隊伍,國家隊都是我們的國家」。奧運作為國族大騷,今後會如何與香港人的矛盾心情拉扯、碰撞、摩擦?將是值得你我校定鬧鐘、準時收看的精彩節目。奧運又來了,國家又來了,而香港已經不同了。編輯:利永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身份認同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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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危機

書展了,朋友出新書,邀請寫序,每次完事交稿,總欠寫幾粒字。朋友來郵叫我補上︰「你想用甚麼名銜?如何稱呼你?」嗯,我是誰?很深奧的問題,通常不懂回答。現代社會,不知為何,人的身分總是由職業界定,或以團體職銜作稱謂。在這個人人兼職「撈散」的年代,沒有全職工作,不依附於某企業的人,如何稱呼自己,若細心思量,大概會陷入身分危機。叫「資深傳媒人」嗎,是否「資深」,應由別人評價,年紀大,一個位置坐得久,不一定「資深」;不加「資深」二字嗎,編輯不喜歡,像失去號召力。好些書本的序篇,一列排開,浩浩蕩蕩的「序人」名字,全部冠以「資深乜乜」、「知名物物」、「乜乜達人」的名銜,才知香港名人眾多,旺角西洋菜街一樽鏹水倒下來,應該會濺中幾個。叫自己做「前」什麼公司的誰誰誰?昔日的光環,不應再抽水;叫自己做什麼機構的兼職乜乜乜?小小打雜一名,不應叨光。曾在名銜中稱呼自己是「行山的人」、「寫字的人」,換來編輯哈哈兩聲,不收貨,重作。本人其實有一個全職身分,名為「學生」,具體來說,叫「研究生」(請用周星馳語調)。六年光陰,論文收筆、身分轉變之際,正思考球賽下半場如何打下去,就收到《明報》編輯的邀請。我信緣分,以後就在此版一角,寫寫字。往日寫新聞做專題,常警醒自己,任何內容,都要滿足一個最基本的準則:不要浪費讀者觀眾的寶貴時間。此欄亦如是,希望做得到。原文載於2016年7月5日《明報》副刊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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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民主中國」之虛妄與六四的時代價值

 在加拿大訪問的外交部長王毅被面對記者提及銅鑼灣書店案及加拿大公民被中方以間諜罪起訴,質疑中國的人權狀況。王毅黑臉怒斥記者「不負責任」及傲慢偏見,一連串詰問記者後吐出「最了解中國人權狀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聽到這,不禁想起每年維園皆響起的「建設民主中國,追究屠城責任」,一句一句筆者也曾呼喊過的口號。王毅的答案剛好也像說給港人聽,「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你知道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面貌,一個把6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嗎?你知道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如果我們不能夠很好地保護人權的話,中國能取得這麼大的發展嗎?你知道中國已經把保護人權列入到我們的憲法當中嗎?」 撫心自問,你是什麼人?若答「香港人」,你了解中國嗎?你敢說今天的大陸人民真的想要民主中國嗎?人民真的想香港人去幫忙建設嗎?若是弄不清楚,說起「建設民主中國」真的能面不赤耳不紅嗎?況且,對於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他們有多了解中國呢,不過是隔著電視、電腦看看國情,5日4夜的交流團,或從大街上橫衝亂撞的水貨客身上認識「中國人」,硬要他們呼喊建設民主中國,在此看來就是一廂情願,中國政權看來就是好管閒事。 在過去環環相扣的「民主回歸」論中,香港人是特別的中國人,我們愛國不愛黨,所愛的是「文化中國」、是中國同胞,非共產黨。經歷六四,香港人更多了一重使命,就是作為慘劇的見證者、參與者、倖存者,要以民主反攻大陸,完成天安門上學生們未竟之志。不過,20多年過去,中國漸漸由「祖國」變成粗暴的「殖民者」,「文化中國」成泡影,「民主回歸」亦在雨傘運動中壽終正寢。前人從大陸逃難而來,對故土的念念不忘,讓香港得著特殊的地位,在相對安全、自由、遠離政治災劫的地方反攻大陸,以填補倖存之感可以理解。 但新一代的青年以「香港人」身份自居,他們再不願當移民後裔,「民主中國」中對中國土地、人民血脈相連的前題隨之瓦解,先不論「民主中國是否等於民主香港」、「建設民主中國」的可行性,要求香港本土青年呼喊「民主中國」從本質上就是虛妄。「建設民主中國」由猶如港人與生俱內的使命,到質疑其可行性、合理性,並思考這是否我城的最大願景,「民主中國」在筆者一代的年輕港人中恐怕已失去說服力,可以預視六四在年青一代中,與建設民主中國將漸漸脫勾。 「建設民主中國」的論調把港人和中國民主綑綁20多年,抛下此責任,放下同宗同族的目光,不代表就是遺忘。「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作為一個人,對殘殺人類、血腥屠城的暴行,當然不能忘也不敢忘。何況今天的香港,正沉淪於那殺人政權的統治下,並步步進迫的要求融合。拒絕遺忘,時刻警惕,是今天六四之於香港的時代意義。 六四廿七年,由支聯會的成立、1989五二八大遊行、黃雀行動至每年的燭光晚會,無可否認港人對六四有獨特的記憶,正如學生所說,尊重上一代對六四的情意結,亦肯定部分青年的政治啟蒙源於六四。 持守六四的傷痕,無論什麼方法,其實亦無不可,但動輒批評、道德批判、扣帽子都不會加強理論的正當性。其次是要誠實,披普世價值、本土運動之名,叫建設民主中國之口號,僅為抱殘守缺,苦無寸進。 六四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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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爭議,折射兩種身份認同的碰撞

六四爭論,撇開了當中的黨派攻伐和情緒語言,核心是兩種身份認同的碰撞 ──「香港中國人」與「純粹香港人」兩種身份認同的衝突。六四事件,毫無疑問是一場血腥鎮厭民主運動的人類慘劇。為六四死難者哀悼,聲討中共政權,以至期望事件得到公正評價,都體現了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但過去廿多年來,悼念六四在香港之所以發展成為全民政治集會,相信並非單純建基於普世價值,而是由於六四事件,與香港人有著特殊關連 ── 我們必須坦率承認,香港人不會刻意紀念南韓光州事件和緬甸8888事件,這兩場同樣發生在1980年代的民運慘劇,卻會每年大規模悼念六四,根本上源於某種的中國民族意識,即一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中國民族意識:香港中國人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全情投入參與,百萬人上街聲援;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原來出生和成長於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透過支持和參與八九民運,在情感上與中國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八九民運最終以悲劇收場,但它帶來的政治遺產,是一種「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對不少親身經歷過八九民運的50和60世代(即當年20至40歲的香港人)來說,這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是深印在腦海之中的時代烙印,並主導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運動論述 ── 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港兩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國」的理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有特殊責任,民主中國也是實現民主香港的策略(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而香港人擁抱「文化中國」,不等如認同「政治中國」,強調要以香港的方式愛國(愛國不愛黨)。香港主體意識:純粹香港人但近年北京改變對港政策,不斷加強干預香港事務,卻令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因素的氣旋籠罩下,中國不再是昔日溫情脈脈的祖國,而是被視為侵蝕香港自治的天朝宗主。由捍衛香港而引發出來的政治能量,塑造和強化了一種「純粹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 香港人身份,不再被寄託於中國人身份之下,而是代表著一個獨特的政治社群(甚至部分人進一步稱之為「香港民族」);在香港主體意識的浪潮下,年輕一代不再寄望從中國尋找香港前途問題的答案,而是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和香港的土地連結起來。今天,青年人主體意識爆升,支聯會卻依舊把六四悼念和中國民族意識綑綁起來,自然為年輕一代所抗拒;而隨著連接中國的情感紐帶斷裂了,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愛國不愛黨」等論述,亦難以再對「天然本土」的青年人產生道德感召 ── 這就是2013年「愛國愛民」口號引發反彈、2015年大學生不再以學聯名義參與六四晚會、以至今年各大專學生會全面退出支聯會活動的客觀脈絡。身份認同是個人選擇抱持那種身份認同,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也往往反映著時代變遷。上一輩總不能將自己的中國民族意識,強行硬塞給年輕一代,甚至動軋口誅筆伐惡言相向。青年人也要認識昔日塑造上一輩身份認同的時代背景,並在「愛國民主觀」和「中國無關論」之間,認真思考中國因素與香港前途的關係,有理有節地深化本土論述。世代對話,大抵是今天香港所欠缺的。【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六四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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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悼念六四,早已超越族群身份認同

一個可以有多種身份,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由近至遠去關心外界事物,但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完全處理好與自己較相關的事務,才去關心其他的事務。支持香港本土優先,不代表我們只關心香港的事務。就算香港有大量社會問題未解決,也不代表我們要完全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才去關心更遠的事情。例如,香港人除了關心本地的事件之外,還會關心日本熊本縣地震,為災民籌款。難道這又是出賣本土利益嗎?更何況是中國大陸的事務,有時候與香港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兩地人民都被中共的獨裁政權所統治。廿七年來,香港人悼念六四可以出於不同的原因,並不單純是從「華人」、「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角度出發,裡頭其實還包含著從「人類」或「世界公民」的角度。「身份認同」這樣東西是感性主導的,居住在香港的人,悼念六四的心情可以非常複雜。悼念六四是從本土出發首先,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是建立在六四一事上。1989年,當時距離主權移交還有八年,大部份香港人接受了「回歸」的事實,但同時更渴望看見民主得已在香港落實,以保障香港的利益。當年香港各界大力支援中國大陸的民運,不單是為了中國大陸的民主,同時也是為了香港本土的民主。廿多年來,香港人可以談六四,而中國大陸的人則不行,這就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別,而這種兩地的分別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試想像一下,如果沒有1989年的一百萬人大遊行,沒有過去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香港人在過去廿多年爭取本地民主政制、對抗不義政權的決心,究竟從何而來呢?每年悼念六四,也是香港人反思本土利益的好機會,同時播下民主的種子,是香港人的公民教育,催生了反廿三條、五區公投、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等社會運動。是否「中國人」並不關鍵有些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有些不認同。就算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未必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中國」一詞可以泛指「中華文化的中國」,抑或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等,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由於中共所犯下的暴行,而令一些人不敢自稱為「中國人」,實在是非常可悲。撇開香港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從客觀上來看,香港與台灣不同,香港正被中共管治,過千名解放軍駐守香港,特首和高官都要由中共政府任命。再者,兩地人民的經濟交往頻繁等等。在這個政治和經濟局勢底下,香港和大陸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不必幻想甚麼「中港區隔」,不論你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了香港的利益,也需要關心中國大陸甚至介入大陸的事務。比方說,你家旁邊的單位冒起大火,不論你怎樣「區隔」也好,火焰、濃煙和熱力也會影響你的單位。更何況是,「一國兩制」只是謊言,香港和中國大陸兩個「單位」本身,原來是打通的?追求普世價值的六四民主和自由是普世價值,自稱支持「普世價值」的香港人,也應該支持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爭取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說甚麼「中國有民主,香港就玩完」那種被污染的「本土」論述。六四屠殺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任何人類也會覺得痛心和悲憤,應該予以譴責。香港人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中共更企圖改寫歷史,向香港的下一代洗腦。維園的燭光就是告訴中共以及全世界,香港人是不會忘記這段血的歷史,不容中共掩飾真相,香港的下一代會繼續拒絕遺忘,發出良知的呼聲。香港人每年悼念六四,就是在各種複雜的心情底下進行。六四屠殺是中共其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在政治上,香港正被「大陸化」,若香港在未來也淪陷掉的話,類似的事件也會在香港發生。悼念六四就是一種提醒,教公眾反思極權有多可怕,民主有多重要。同時,能夠聚合一鼓力量去爭取香港的民主。悼念六四,叫喊浪漫的口號的同時,我們要將這份對理想社會的堅持,放到香港的民主運動裡,才是承繼六四英烈精神的表現。 六四 民主 身份認同 本土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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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造就「民意逆轉」?

我早前在4月19日《明報》觀點版發表〈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嘗試論證2008年是香港居民身分認同的轉捩點,並提出初步詮釋。其後周八駿博士在《大公報》5月12日以〈客觀分析香港主流民意〉回應,文中似乎同意2008年是轉捩點,但卻認為我(和林泉忠教授)「沒有涉及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展開全面深刻調整」。感謝周博士參與討論,並提出不同意見。他將港人身分認同放在全球格局中考慮,尤其是「中國模式」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所作挑戰,的確是思考香港主流民意逆轉的重要脈絡。〈客觀分析〉一文強調「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依舊為西方意識形態所支配……而且折射2008年以來全球變局對香港主流民意的前所未見的衝擊」。作者質問:「如果不是對長期以來所依靠的西方陷入了空前危機深感恐懼,何需對弱不禁風的母語教育和若有若無的國民教育痛下殺手?」言下之意(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民意逆轉是港人對中國崛起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回應,因此「一部分香港居民不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是陷於對香港、和對自身的前途和命運,陷入前所未有的惶恐和糾結」。國民教育並非做得不夠我之前的確沒有討論到全球政經脈絡,對身分認同的影響。一篇報章上短文沒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只能集中闡釋最直接相關的因素。所以當然也不否認外部因素與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事實上我和呂大樂也曾合著一本英文專書,討論香港作為全球城市,是如何在全球(global)與國家(national)力量拉扯下發展。至於港人價值觀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我也完全同意。香港畢竟是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國際大都會,因此這也是毋庸置疑。在雨傘運動期間,我曾寫成〈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一文(刊2014年11月9日明報),嘗試說明年輕港人,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追求,是極為明顯,故此才有在政制改革商議過程中,堅持符合「國際標準」的政制方案。而且,這種對「普世價值」(或可算是西方意識形態)的追求,也是回歸以來,香港公民教育不斷強調的價值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港府對青年學生「灌輸」的是「當家作主」、「積極參與」的主人翁式公民意識,因此面對(他們覺得)和這些普世價值相違背的某些內地政治社會問題之前,他們會產生負面情緒,也是毫不為奇。故此我在〈解讀港人〉一文中,將民意逆轉的「契機」歸因為單向式國民、公民教育的不足。我認為,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而是回歸以來的國民教育過分強調「認識中國」的必要,並在情感上認同中國,而忽略了令青年學生全面並充分認識和理解「中國模式」的矛盾與複雜性。為何2006逆流而上 2008後轉向?國際形態的急劇轉變,不可能完全對香港沒有影響;但中國崛起對西方挑戰,不是一時一刻的事情,在千禧年代,也可算是常態,而港人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也算穩定。我們要解答的是,為何在2006年、2007年間,中國認同還是可以在這大環境下「逆流而上」,而在2008年之後才轉向?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是當年金融海嘯,徹底顛覆了港人對西方式資本主義的信任,但港人沒有因此而「投向中國模式」,反而產生思想混亂,並開始抗拒中國。因此,回到2008年,細心檢視手上證據,我們才有機會解開「2008之謎」。金融海嘯影響 或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者在前文我引用的中大亞太所身分認同調查是在4月及10月進行。2008年4月是高峰,當年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之後,10月開始大跌,似乎表面證據和「海嘯論」脗合。為了更仔細分析2008年,這裏我再找來另一項長期數據:亞太所的「香港政府民望調查」。調查是每月1次,訪問700多至1000名成年人。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及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也可用來約略測度港人對中港關係的感覺。從附圖可見,從2005年1月開始,回答「滿意」的百分比,無論是年輕人(18至30歲)或較年長人士(30歲以上),都是穩步上升,直至2008年5月(汶川地震後)至最高位(年輕人52.8%),然後下滑。年輕人的滿意比例,在9月份再反彈,然後在10月就急挫,在2009年3月跌至低點(19.6%)。由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共跌了超過30個百分點,而2009年後此項數據在年輕人當中就再沒有回到30%以上。觀察這系列數據,我們當然也可推測是,9月份金融危機引致對中央政府滿意程度大跌。不過這說法有兩個疑點。第一,美國雷曼兄弟在9月15日倒閉,導致全球股市大跌,隨後幾日在香港網絡論壇就已引起「恐慌性討論」。9月22日雷曼事主舉行大會,又再引起港人關注。但亞太所調查是在9月24至26日進行,金融海嘯引起對中央政府評價效應,理應已出現,但當月滿意度,反而出現反彈。更有趣的是,當月年輕人和年長人士的滿意度呈相反表現。年輕人由30%反彈至37.7%,較年長人士則由46.4%倒跌至40.6%,由此推論,金融海嘯的影響,可能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人士身上。「少年不知愁滋味」,同月神舟七號成功升空,可能更受到青年人關注。全球經濟危機,未必是當時影響他們感覺的最重要因素。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和數據不一致幸好「海嘯」後亞太所持續進行了多次有關市民對金融海嘯意見的調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年齡層的反應。感謝所內同事為我提供了按年齡分類(請注意分類方法和上面調查稍有不同)的數據,這裏我摘錄其中兩次調查結果來說明(見表)。2008年11月進行的調查中,當問及「海嘯」對個人生活質素的負面影響,明顯較多年輕人覺得沒有影響;到了翌年2月,當我們問同樣問題,年輕人的回應還是相當穩定,36.8%覺得沒有影響,反而年紀較大被訪者持同樣意見者急劇下跌。在11月份的調查,我們又問到一些對當時經濟發展的看法。當問及香港經濟發展應否和內地加強融合,青年人回答「應該」的比例稍低,但也低不了多少,大部分和其他年齡人士一樣覺得要加強融合。更重要的是,當問到哪一方最能幫到香港推動經濟發展,每一年齡組別其實都認為中央政府最能幫助香港。年輕人比例較低,但也是最多人覺得中央政府(相對特區政府、立法會、商界等)的幫助最大。由此看到,一方面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年輕人和其他年齡層一樣,差距不大,但顯然他們對金融危機的感受卻沒有那麼深。另一方面,從數據上看,身分認同逆轉,並不適用於所有港人,而是集中在年輕一代。偏偏他們對金融危機沒有太「上心」,在經濟問題上對中央的看法也無大差異,因此如果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似乎和數據不太一致。相信當時大部分港人面對金融海嘯時,都不會將責任算到內地身上。當然這也不能否定外部因素,可能循其他途徑影響香港青年的身分認同,但我們卻似乎還未有證據證明兩者關係。將來我們顯然需要以更精細的方法,來了解港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不同因素的影響。沒令年輕人了解中國陰暗面 失免疫力那麼,如果我們問2008年究竟發生什麼事,令香港年輕人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會得到什麼答案呢?我的基本看法是,在香港回歸的「蜜月期」,我們沒有令年輕人了解到中國發展的挑戰和由此而出現的陰暗面。因此,當有關中國內地的負面現象,浮現在日益關注中國的年輕人面前時,他們就沒有「免疫力」,甚至會產生不良反應,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值得」他們認同。因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後遺症,和「毒奶粉」事件可能影響最深遠,甚至蓋過了震災、奧運和「神七」的正面效應,而扭轉了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2008究竟發生什麼事」,可能是我們重新認識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逆轉的一道「必答題」。只有我們小心論證、仔細分析現有數據和事實,才有機會全面解答本土思潮冒起這個難題。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本土主義,也只有正確解了這道題,我們才能找到出路,去回應當下一國兩制面對「本土」,甚至分離主義的衝擊與挑戰。在這課題上,我願意和各方人士「眾籌」不同假說(hypothesis),再通過實證研究,找出哪才是最適合的答案。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17日) 身份認同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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