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於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決」的新訴求。其實,筆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3個地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分認同問題都與它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1945年);沖繩稱「復歸」(1972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港人治港」對「香港人」身分浮現的刺激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1980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枱面,「香港人」身分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2016年5月3日)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1970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分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說一段趣聞,1997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製作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並不清楚我是哪裏人,當日本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香港人」意識在1980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分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分還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化如上所述,受到「九七問題」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在1980年代快速地顯現出來。香港最早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兆佳與關信基做的「香港社會政治價值觀調查1985」。其調查結果,顯示59.5%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過自認為「中國人」的36.2%。換言之,香港本土認同在1980年代中葉已一躍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此後直至1997年,綜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都有將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約一成則視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約三成則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作為社會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回歸」之前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見表)。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認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所述,由於1949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出來,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况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2003年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如何思考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2047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分認同只會愈來愈強,香港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敬請關注下周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三:〈「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拉鋸戰」〉)(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二)(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5月11日《明報》觀點版 身份認同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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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國」、「趙家」、「西朝鮮」——中國人為何對「中國」產生疏離感?

回歸18年來,香港人的身分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從1997年的34.9%增加到2015年的40.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基本不變(分別是18.6%和18.1%),認為自己是「中國香港人」的從24.8%增加至27.4%,認為自己是「香港中國人」的,則從20.1%降至13%。所以,回歸以來,「香港人」的身分意識是加強了,「中國人」身分意識則減弱了。這就是本土主義得以乘時而起的背景。中共「外因論」 不值一駁對於這個現象,中共動輒歸咎於:(1)回歸以來從未有進行「去殖民化」政策,使殖民地思想仍然根深柢固;(2)外國敵對勢力陰謀要使香港脫離中國。其實,這種「外因論」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在中國大陸,希望擺脫「中國人」身分的,遠遠不止香港人。大家還記得麼?2006年9月4日,中國的「網易」做了一項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12天之內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選擇願意的只約有35%!在那些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有37.6%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投票結果即時引發軒然大波,調查馬上被禁,有關網頁被刪除,而「網易」新聞頻道主編唐岩及評論頻道主編劉湘暉同被解僱。在一個「經濟世界第二」、自信可以睥睨全球的中國,居然有65%的人民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這是對中共執政投下不信任票。它清楚說明,想擺脫「中國人」身分的,絕不限於香港人。這種「去中國化」的情緒延續至今。為發泄這種情緒,近年內地網友用「紅朝」、「中共國」、「西朝鮮」、「(圖一)朝」(「(圖一)朝」,音義均同「天朝」,但網民卻拆開成「王八」,用來罵中共是「王八朝」)等貶詞來稱呼中國,最近更有網友直呼為「你國」或「趙國」(註)。「你國」傳達的是不認同這個國家,要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劃清界線,而「趙國」則直接刺破了虛偽的共和國假象,清楚傳達了這個「中國」實質是已經被紅色家族掌控的事實。「西朝鮮」則諷刺這個位於朝鮮之西、行朝鮮獨裁之惡的國度。總之,從這些名詞可以看出,愈來愈多的人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有疏離感。在中共執政下,人們無法對「中國」產生榮譽感,更無法認同中共治下的這個「中國」就是我的祖國。人民和政權愈來愈離心,從而產生這種「去中國化」的情緒。屢違承諾 習以為常中共的統治為什麼產生了這麼強的離心力?第一,中共建政66年,屢屢違背自己曾經向人民許下的承諾。中共奪取政權,是因為取得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三大階級的支持。農民想有土地,中共就許諾「土改」;工人想獲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鼓吹民主自由。奪得政權後,這些承諾一一落空。笑蜀先生編輯的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就是輯錄了中共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的書,足以印證它是如何背叛了自己的承諾。除了爭取三大階級的支持外,中共當年為了削弱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也許諾給少數民族「自決權」或「自治權」。可是建政後,雖然也搞了幾個民族自治區,但所謂「自治」卻是有名無實。在中國,憲法中規定的民族自治地區有關立法、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權利等方面,不僅甚少真正行使,反而尋求實踐這些權利本身可能就會遭到鎮壓。例如,在政治權力方面,自治區與中國其他的省份不僅沒有任何實質區別,甚至較其他省份受到中共中央政府更加嚴厲和直接的控制。正是由於中共背叛了其「民族自治」的承諾,才會在今天孕育出「疆獨」和「藏獨」來。從中共一貫違背其承諾的特點看,則它在香港問題上違背承諾也就是「習以為常」的事了。但這種違反承諾的做法,最終會導致人民產生莫大的離心力。無法成為正常國家第二,中共建政66年,至今仍然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201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時,其子胡德華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透露,在1980年代,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曾對胡德平說:「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對於父親胡耀邦的理念,胡德華認為,就是人的解放:全方位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每個人擁有不被隨便限制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他問:「現在已經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了,但是大家的政治權利有沒有呢?」憲政學者張雪忠形容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對社會活動人士的抓捕愈來愈廣泛;對政治異見的打擊愈來愈嚴厲;對高校教學、科研、講座的監控愈來愈嚴密;對新聞媒體和記者的控制愈來愈全面;對網絡的整肅愈來愈粗暴。」李波事件、強拆高瑜家等等事件,更反映了這個國家的行為日趨「流氓化」。正是在這種「不正常的國家」裏,人民受到很大的壓抑,才會產生強烈的離心力。中共應反省第三,隨着中共強勢崛起,中共的歪理已經成為一種「中國式病毒」,貽害國際社會。「中國式病毒」是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2015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首先提出的觀念,指中共以黨國體制的腐敗來危害世界,其特點是: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這種病毒「破壞正常的人倫、法理、宗教、自由、人權……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只求將獨裁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權力和權貴利益的最大化」,它對西方政界、企業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傳染。香港身處「中國式病毒的最前線」(李怡先生語,見《蘋果日報》2015年10月31日),感受最深,見證了不少被「中國式病毒」腐蝕的個案和事例,久而久之自然就對這個輸出病毒的國家不懷好感甚至疏離感,從而產生強烈的離心力。所以,要批判香港的「本土主義」、「分離主義」,甚至「港獨」,中共應該反省一下:誰令中國人產生「去中國化」的情緒?註:「趙國」從「趙家」演繹過來,「趙家」源自魯迅《阿Q正傳》裏的權貴家族(「港獨」探源.下篇)(原文載於2016年4月2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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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逼害

一位舊友從台北返港,廿多年前的香港僑生,畢業後留台發展,幹過許多行業,近幾年以導遊的身分帶陸客南北奔走,賺個盆滿缽滿。他說陸客不知何故特別喜歡在台灣南部購買風水吉祥物,像蟾蜍,像佛珠,諸如此類,彷彿此岸的風水物比內地的更可靠更靈驗。好久沒返港了,突然有空,只因陸客銳減,乾脆借機休息,先前賺了錢,總要找時間花一花,但仍花得謹慎節制,擔心低潮持續一段好長的日子,必須積穀防饑,而且,老了,總要留些「棺材本」云云。如何低潮?老友說:「總之慘過你哋香港多多聲啦!」移居了台灣,當然自視為「台灣人」,當他嘴裡談及香港,便是「你哋」而不再是「我哋」了。老友在香港出生與成長,廿歲赴台,一去卅多年,在台灣的時間比在香港還長,香港心已變台灣心,唯一可惜是國語仍然講得像廣東話,而當說廣東話,竟又帶點台灣腔,附送一堆「喔!」、「唷!」、「耶!」之類尾音,若是美少女,尚覺可愛,他卻是大叔年紀了,未免有些突兀。我譏諷他是「兩不像」,他訕笑道,沒辦法,改不了,不像就不像吧。我倒想起一位德國猶太裔音樂家。戰時他被納粹逼害,逃到美國,公開演講,道:「如果你一定要迫問我到底是德國人抑或猶太人,最佳辦法是把我的胸膛劏開,把心臟挖出來,看個清楚明白,瞧瞧它的顏色比較偏向哪一邊。但我必須告訴你,如果你這樣做,我便活不下來。強迫一個人表達認同,往往等於謀殺!」台灣人?香港人?從音樂家的話言角度來看,恐怕亦是一個偽問題,以至於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強迫選擇與表態,同樣具備逼害性,建設意義不大,破壞力卻可延續再延續,庸人自擾,往往莫過於此。說回台灣旅遊業之低潮狀况。江湖傳聞北京是有計劃地規限陸客赴台旅遊,甚至傳出不資助內地各行各業赴台考察的小道消息,若此為真,顯然是對一直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來個「前馬威」,於其上台前令台灣吹吹經濟冷風,施壓讓她知道厲害。陸客少了,台灣旅遊業的生意減了三四成,尤其東部和南部,已無昔日熱鬧如街市的擾攘景觀。旅遊巴士停着,店舖門面空着,未被解聘的員工閒着,一片蕭條氣氛。看來蔡英文只好努力推動本土旅遊和本土經濟,路由人選,你選了自主之路,若要活出生天,唯有加倍自強。自主與自強,是雙胞胎,世上終究沒有白白得到的自尊。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14日) 身份認同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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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的中國人

網上看了一段既寫實也不寫實的短片。短片來自大陸的優酷網站,一個叫大鵬惡搞的片段,模仿外國常見的惡搞節目,設計一些街頭行為,然後拍下行人的真實反應。這一段,那個叫大鵬的男子,在大街上衝出來,強行擄走一個年約六歲的小孩,小孩大聲呼救,攝影機拍下旁人的反應。一對貌似夫婦,男的抽着煙,女的抱着自己的孩子,眼睜睜看着街上的陌生小孩被人抬走,互相對望一眼,沒有出手相助,也沒有打算報警。一個坐在公園椅子的女人,那個小孩,就在她面前被擄,她順着他們走的方向,看了一會,繼續呆坐。一條樹影婆娑的路上,三個年輕女人看了看男人抬着走過的小孩,小孩大叫,三人先是一臉愕然,然後對望一笑。另一條大街,一個男人對着旁邊的女人說:「看什麼看,別看!」然後拉着她走了。廣場外,即使人來人往,沒有人有任何行動。一個穿上黑色大衣的魁梧男子,停下來看了好久,接着轉身走了。片頭字幕說:「中國每年失蹤兒童不完全統計有20萬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佔0.1%。」片末字幕說:「測試過程中,大家只是看看,沒有任何人上前阻止我。」「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國人如此冷漠,值得我們深思。」中央政策組的青少年研究結果顯示,15至35歲的受訪香港居民中,只有4.2%自認是中國人。為什麼?看了這段讓人心寒的短片,也許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副刊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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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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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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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無法踰越的鴻溝:價值觀的認同

11月3日林泉忠教授在《明報》發表〈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讀後頗有感慨。佔中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黃之鋒所說的「今天你們剝奪我們的未來,但有朝一天我們將決定你們的未來」這句話。即便有人現在小看這句話,但這並不妨礙它終將變為現實。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你們的」。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命運最後還是由現在這幫青年人決定的。在經歷持續幾年的連串社會運動後,如果還看不到青年人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決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人心未回歸」 值得反思香港和台灣不同,與大陸的隔閡遠遠沒有台灣深(台灣有長期獨立發展的歷史,最近120年中和大陸處於同一政權下僅4年)。直到1980年代末為止,很少聽到香港人自認不是中國人。香港回歸18年,現在所說的年輕人,大都是在回歸之後才成長、接受教育甚至出生的。現在才來說「人心未回歸」,箇中原因確實值得反思。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憲政地位至少50年。香港人產生一個不同內地人的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個人在外國對自己是什麽人的認同,很能說明身分認同的問題。筆者在外國求學時,正值回歸後不久。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並不在一起活動,香港學生見到大陸學生,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種場面話,但那不過是表面的客氣。最近我再向一些大學了解,這個情况並沒有改變。語言並不是唯一的障礙,很多說粵語的中國大陸學生也很難和香港人「埋堆」。而很多香港新移民學生在美國大學多半參加香港學生的活動,而不是中國大陸學生的活動。那些新移民,有的不過在香港生活了幾年而已(註1)。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身分認同,並不能視為一些人所鼓吹的「民族論」的例子,但也不是和上海人廣東人等類似的單純地域認同。它位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後者。在一國兩制長期存在的現實下,硬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既不現實亦不應該。現在要討論的是,能否讓他們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第一認同)的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第一認同出於本土意識,是最自然而且最重要的:一個人固然可以有多個身分認同,但要產生和第一認同同質的第二認同(註2),其難度顯然更大。這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去鼓勵這一點。中國提攜 非必然帶來親近感無人會質疑,中國可以提供物質方面的鼓勵。香港在回歸後持續發展是中國紅利,但這種提攜並非必然帶來親近感。比如,中國近30多年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紅利帶來的,但中國人反美情緒仍然很重。從宏觀上說,香港需要中國比中國需要香港更甚,但從微觀上說還是等價交換。况且,大陸最近幾年的宣傳中,屢屢以恩主自居,似乎沒有中國,香港人一天也活不下去。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只會帶來反感而不是親近。非物質方面,中國缺乏吸引港人的價值觀。現在中國自己也處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在進行道德重建,遑論要輸出價值觀。况且中國說的和做的又有很大分別。目前眼看得見的,正如林泉忠文章也已經論及的中國一系列令國際側目的行為:包括信息封鎖、踐踏法治、打壓言論、無信無義、仗勢欺人等,讓絕大部分已經普遍享受了開放、自由、(部分)民主、法治薰陶的香港青年從心底裏就不認同。要一個品嘗過自由滋味的人自願回到牢籠,正如要當代的中國人接受朝鮮的價值觀一樣,是不可能的。加強認同的另一個法寶是民族主義,但這在香港的成效很難奏效。一來,民族主義通常依賴單方面的宣傳,但這在香港難以做到。二來,民族主義通常要製造敵人,但無論中國炮製的日本還是美國的敵對形象,在不受制於片面宣傳的香港青年中很難得到共鳴。香港上一次民族主義高峰是1996年的保釣運動。但那並非全然是因為保釣本身,而是加入了大量由民主派所主導的爭取與中共對抗的道德高地的因素(民主派指中國不保釣「賣國」)。如果官方在香港宣揚這種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引火燒身,因為對官方不利的例子多不勝數。不難預見青年工作收效微在此大環境之下,儘管特首和中央現在也說要做青年工作,但不難預見其效甚微。比如,增強與內地交流,增進了解。一來太過虛偽,一面特首和高官的子女都自小送往英國讀書,一面說青年上大陸。二來,增進交流效果也不好,甚至會走向反面。有道是距離產生美(海外學生中有一句話:出了國更愛國),接觸愈多,可能愈反感。比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就是在北京學習畢業的,現在走在對抗中央的最前線。比如控制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奪回」宣傳控制權,甚至培養幹部行群衆鬥群衆之術。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在反國教運動和最近的港大副校風波中暴露無遺。縱觀歐美,學校基本都是自由派最集中的地方,這是自由社會的必然趨勢。違反社會規律強行奪權,只會激化矛盾,適得其反。歸根到柢,中國要搞青年工作,關鍵還在於首先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提高到可以讓香港青年有認同感的程度。這顯然不是香港特區自己能夠達成的任務。註1:筆者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和統計,只是根據個人體驗註2:有些認同是不同質的,比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認同自己是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青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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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地化就是命運自主

扭曲概念是不少政府,特別是在言論及思想受控制的國家的當權者的慣性做法。所以,當中國在鄧小平年代開始用市場化來進行開放改革的時候,雖然明明是採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政府卻仍然堅持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近的一個同樣例子,莫過於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視為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但環顧世界各地的去殖民地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走向命運自主的過程,和香港的經驗大有不同。香港的「再殖民地化」認為香港在九七後所經歷的整個過程是一個「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過程,其實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香港所真正經歷的是一場「再殖民地化」(recolonization)的過程,更悲哀的是由始至終,香港仍未曾有過真正的「命運自主」(self-determination)。有國內的官員最近提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的言論,這陣冷冷的北風一吹,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立即不敢怠慢,連自回歸18年以來,本身安然無事及成功過渡的舊郵筒上的皇冠徽號,也被指是不合時宜,而要被移走或遮蓋。擴闊一點地看,當年殖民地年代留下來的高官及政務官精英,不少也身陷絕境,有身為公務員之首的突然「被請辭」,要在一夜間消失,更有同是港英年代高官,本以為已成功過渡的,如今竟然要鋃鐺入獄,更加震撼的當然是前特首如今也面對刑事指控,隨時成為另一個階下囚。這些去殖民地化的舉動,比起郵筒上消失的皇冠徽號,來得更狠、更狼,及更使人心寒。但理性一點來看,以上所出現的,頂多是一個「去英國殖民地化的現象」,而非一個真正及全面的「去殖民地化」。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整個香港回歸的過程中,權力從來沒有交到香港人的手上。回歸後,由於中國操控了香港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重要權力,更貼切的形容是香港在出現去英國殖民地化的同時,出現了一個以中國主導的「再殖民地化」現象。不獨指政權自主 而是人民自主在香港的主權要由英國轉移至中國的過程中,香港由始至終要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在沒有獨立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關於這一個難題,很多早一輩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包括了劉兆佳,在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已經相當重視及展開研究(註1)。而中國之所以提出用「一國兩制」的突破性概念來解決當時的香港的前途問題,正正是要在面對香港「不能獨立的非殖民地化」的難題下,尋找妥協及出路。由於香港不能獨立,所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解決香港在九七後的管治問題的答案。雖然中國是擁有香港的主權,但由於歷史等的種種複雜因素,香港和中國在發展階段、制度、價值及文化上有着重大的差異,所以不能視香港的主權交還至中國,便自然達至命運自主,自動脫離了作為殖民地的厄運。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在聯合國和國際法的命運自主原則中,所指的不獨是指國家或政權自主,而是人民自主。所以,每個政府都必須要透過自由及有競爭的選舉,得到人民授權,才有資格代表人民發言,而不被視為一個外來的政權,甚至比殖民地的原先的宗主國更要差的高壓政權。在國際法的討論中,包括了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早已反映去殖民地化與命運自主的密切及絕對不可分割的關係(註2)。簡單來說,殖民地主義(colonialism)的意思主要是指外來的統治和佔領,而殖民地本身的最大價值,就是向自己的宗主國服務,提供種種的利益。所以,在概念上分析,「殖民地化」是指外來的統治,「去殖民地化」就是要命運自主,而非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命運。因此,由中方的官員來說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就更加使到整件事變得不倫不類,因為他們是在推翻自己,一方面拒絕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又要去殖民地化,顯示自己的一知半解,立場矛盾。盲目去殖 帶來身分文化危機要界定香港如何去殖及是否去殖成功的最大難題,莫過於要先界定何謂「香港」。很多原先是來自英國的制度和價值,甚至當中還包括了一些在全球化下的普世價值,早已深入民心,落地生根,成為了香港的一部分。因此,在未了解,亦未清楚何謂「香港」的情况下,去盲目追求所謂的去殖民地化政策及工程,最終只會帶來香港人的身分、文化及價值危機,甚至是自我否定,造成「去香港化」、文化空洞化,甚至是中國化及赤化等,很多人都不欲見到的負面結果。中國及香港的分歧,當中最重大的就是價值的不同,就連如何界定何謂「香港人」、何謂「中國人」、何謂「愛國」等基本的問題上,也有南轅北轍的理解。例如,在界定何謂「香港人」上,中國普遍所採用的定義是種族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用膚色及種族來界定何謂「香港人」、何謂「中國人」,即只要你是華人就必須要接受自己「中國人」的身分。但香港早已和倫敦、紐約等的國際大都會一樣,在全球化下,採用了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定義,只要大家均擁有同一的價值及願意遵守同一的遊戲規則,不論是什麼膚色及人種,大家均可以是「香港人」。根據劉兆佳在1980年代的分析,香港要成功達到「沒有獨立的去殖民地化」的必要條件,是要有有效的政治改革,及培訓足夠的政治人才,使到在一國兩制下,可以有真正的港人治港,不是「西環治港」,更加不是北京或中央治港。香港人可以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做到真正的命運自主。可惜,香港的政治改革及民主化一直被中央封殺,使到原本的劇本完全失效,所需的政治改革及人才培訓,只有開始,沒有繼續,更沒有完成。一覺醒來,在過去18年,一直在發生的只是一場「沒有獨立的再殖化」。註1:Lau Siu-kai. (1987). 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the unfinished political reform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ccasional Papers No. 19,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註2:Thurer, Daniel, and Thomas Burri.(2008).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nline document:http://opil.ouplaw.com).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日) 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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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足球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批評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而造成內耗,中共官員總以為反對中共一定是眷戀殖民統治,這件事令我想起北韓足球員鄭大世。2010年的世界盃決賽周有一場北韓對巴西,北韓隊26歲的前鋒鄭大世生於日本,因祖先來自北韓而自幼在日本的北韓學校讀書,這天聽着北韓國歌徐徐奏起即淚如雨下。他一哭成名,北韓人讚這位生於日本但心繫北韓的人真愛國,大陸傳媒也鋪天蓋地介紹這位愛國球員。誰知後來鄭大世解釋,沒有想過自己有幸跟足球強國巴西一較高下,興奮得難以自已才感動落淚。今天批評香港新一代戀殖就如「老屈」鄭大世愛國的人一樣。像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生於一九九三年,當他剛學識寫字時,港督已變成行政長官、英女王壽辰日的假期由回歸紀念日取代,連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都易名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請問,黃台仰的戀殖證據是他有個英文名字Ray呢,還是因為他使用英國貨?鄭大世故事的教訓是,不要凡事都上綱上線到民族情緒,而且說到底黃台仰在香港土生土長並接受教育,真要扣起戀殖的帽子,又怎及得上把子女送往英國升學甚至定居的梁振英、林鄭月娥和一眾局長?回看當時被大陸傳媒捧為「愛國球員」的鄭大世,最後還不是先後投身德國和日本球隊,以及娶了南韓空姐做老婆。陳佐洱在回歸前指摘香港政府增加社會福利開支會「車毁人亡」,香港人因而認識這位鷹派人物。這次他胡說八道拋下一句「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既說不出依據基本法哪一條,也無法說清要去除什麼殖民化東西。究竟是馬不能再跑,抑或是舞不能再跳?再講,若真的照陳佐洱所言「依法去殖」後,北京是否就可以要黃台仰認自己是中國人?其實,也不必認真為「殖」找定義,只要能保障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就「值」得保留。同樣,人心回歸也不是靠立法去殖,規定香港人見到五星紅旗必須流淚就能達到。要贏得人心,用心待人好恐怕是唯一奏效的不二法門。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身份認同 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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