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奏起時 我們心在何方?

一個國家的國歌,傳播了國家民族的精神面貌,亦承載了國家民族的集體理念、認同感和愛國感情。《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內奏起時,總是激動人心;但是在香港奏起時,港人的心又在何方?「國家」是一個概念,是一個看不到、聽不見、摸不到的非實體概念,故此需要為「國家」這個概念注入具體化的內容,為抽象的國民價值觀、歷史和集體憧憬提供一個具有強力象徵意義的符號,成為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這是國旗、國徽、國歌所扮演的重要功用。在這個功能上,國歌遠較國旗和國徽有效,因為前者只可遠觀,唯獨國歌可以讓全體國民傾注感情,一起高歌。是看得到、聽得到、唱得到的高度參與性載體。國歌是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國歌除了有令人奮進的旋律之外,通常更有慷慨激昂的歌詞,把國家的苦難和驕傲,變成觸動人心的內涵 。有了豐富的歌詞,國歌可以在不同場合,觸發不同的內心反應,鼓動集體行動。社會科學和傳播學在「身分認同」的議題上作了不少研究,但對國歌的傳播和承載功能,鮮有論述。這是一項對香港尤為值得探討的議題,因為國歌的功能並非本身自動存在,而是要受眾經過一個社會教化過程,才能內化對國歌的體會。大部分港人,並沒有經歷這個社會教化過程。國歌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國歌因為具備強烈的國民身分認同作用,故此必定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大部分國家的國歌都明示或暗示「我們」和「他們」之分。《義勇軍進行曲》之中,就三次用了「我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以及「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如果在演奏國歌時的受眾,沒有認同自己是「我們萬眾一心」的一分子,那當然就談不上產生內心的共鳴。香港球迷月初在世界盃外圍賽時對國歌發出噓聲,是表達他們不認同自己是國歌裏面「我們」一分子,還是表達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滿,或是兩者均是呢?對國內同胞來說,香港球迷噓國歌的行為,反映了大逆不道的奴隸心態。本港主流民意也不認同噓國歌。但對小部分沉迷於本土意識的人士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此類行為,外國也時有發生;不但是球迷,連球員也有在奏國歌時轉身背向國旗。美國是對國歌非常重視的國家,但2006年一項大型民意調查發現有38%受訪者不曉得美國國歌的歌名,而表示不知道國歌歌詞的受訪者,更多達61%。相對香港來說,18年前還在聽《天佑女王》的港人,今天大部分都能將《義勇軍進行曲》琅琅上口,這不算太差。要了解國歌的社會功用,可以套用「社會身分認同」作為理論基礎。這項理論建基於人類是社會動物,並定必會作為不同社會組合的成員,這些組合可以是基於國籍、族群、宗教、專業等。故此每一個人除了有個人的身分之外,亦會有社會身分。如果屬於某個社會組合的身分有助於提升自豪感,那當然會被珍惜;反之,如果某項身分只帶來負面效益,對該項的身分認同自然會減弱。懷有本土意識的人士自然覺得「中國人」的身分有負於他們,於是有「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晦氣。聽見國歌高奏會否增加受眾對國家的認同?以色列曾經對此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國歌是構建國民身分認同的有效工具。研究亦發現18歲以下年輕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與較年長人士的反應有所差異。年長人士聽見國歌而產生的認同感較強,而年輕人所產生的認同感則較弱。其中一個原因是年輕人較喜歡尋找與國家觀念無關的事物,作為認同的對象,例如電影明星、歌星、運動員等。歷史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香港雖然沒有進行過相同研究,但相信青年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同樣地會較年長人士弱。青年人自己的解說是:「我們思想自由,沒有歷史的包袱。」對親歷了那段悲慘歲月的老一輩人士來說,歷史不是包袱,而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我小時候聽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她總是眼含淚花對我說:那是「10萬青年10萬軍」的年代。我雖然年少不明所以,但亦有時會被她感染得鼻子發酸。今天國家復興,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同一曲詞同一曲調,但氣概迥然不同,不再含淚,只有意氣高昂。家母說:《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家名叫聶耳,有4隻充滿音樂感的耳朵。他死時年僅23歲。長大後,為了明白家母眼角淚花的含意,我專程前往昆明,不遊滇池、不遊石林,只為在聶耳的青葱墓地憑弔這位天才橫溢而青年早逝的人民音樂家。今年剛巧是《義勇軍進行曲》作曲80周年紀念。但想不到這首感召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國家民族之歌,竟然在回歸祖國後的香港被噓。《義勇軍進行曲》曲詞是由著名作家和詩人田漢所作。家母說,原本的曲詞結尾是:「前進!前進!前進!」但是不斷的「前進」又怎可能突然停止呢?聶耳於是神來一筆,在田漢原詞的三個「前進」之後加了一個「進」字。這個「進」字,讓前進中的音樂旋律突如其來卻又完美無瑕地結束, 並同時使不斷的前進變成永恆。這個「進」字,堪稱中國文字傳播史上最劇烈萬鈞的一個字。國歌奏起時,港人心在何方?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是無法強加於身的。我們的國家就像我們的國歌,需要不斷地重新認識和探索,才能明白我們如何從當年的悲壯,前進到今天的步入興盛。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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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港大校委會莫名其妙的「等埋首副」決定,激發起守護大學自主的運動。自從2003年7月1日反23條遊行之後,香港此起彼落的社會運動,大多數旨在保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公共空間,例如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反高鐵、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又或是抵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干預,特別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弔詭的是,這些被主流媒體、建制輿論評為愈來愈激進,甚至類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社會運動,目標其實並不在於破舊立新,而是帶有強烈的保守過去的文化價值、行事方式的訴求。「革命」否定的是過去,指向的是未來。以守護既有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行事程序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與「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扯上關係?在行為形式以外尋找出路或換另一種提問的方式:旨在保衛港大過去慣常的委任副校長程序的行動,如何被轉化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革」?如果「社會秩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接受的處事程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那麼港大校委會突然提出的「等埋首副」要求,為什麼沒有被批評為激進、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性質或對錯時,已愈來愈習慣只看令事件發生的行為形式,而非行動所針對之議題內容和價值取向,更忽略行為所置身的社會脈絡。我姑且稱這為「行為形式主義」。以行為和形式取代內容與價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論斷是非對錯,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呈現的方式包括:公關妝扮的流行、「打好份工」的姿態、象徵式的公眾諮詢、儀式化的示威遊行等等。爭取特定訴求、守護文化價值的行動,被置換成破壞公眾秩序的論述,通常是透過對特定事件的「正反」鋪陳,然後各打五十,最後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理由,把事件的具體內容及價值判斷擱下,然後轉向談行動的形式,並於脫離社會脈絡的情况下,高舉「溫和理性」的普世原則(儘管往往又反對「普世價值」),批評「衝擊」的行動形式「暴力」,而實質在「客觀中立」的外衣下,仍然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在這置換焦點的過程中,部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傳統民運的「和理非非」路線,與上述的偽裝「政治中立」的論述暗合之外,部分新社運也過於在意媒體的角色,不惜調校言論和行為,希望能吸引傳媒的目光。而近年「城邦本土派」的論述,更為「行為形式主義」提供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勇武」詞彙,例如「以武制暴」等概念,焦點仍然集中於行動的形式,以空洞的語言,取代了對事件的社會脈絡和具體內容的分析。在當代香港,由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溫和示威不受媒體關注,學生民眾祈望以較激烈畫面吸引傳媒鏡頭,發出異議聲音,自是很可以理解;但在「CCTVB」獨大(是約六成市民的新聞資訊來源)、主流報章歸邊的媒體生態下,「激烈畫面」往往被編輯成對學生民眾不利的報道,使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經常陷於兩難的局面:要麽不被注視,要麽備受扭曲。如何面對及走出這兩難的困境,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超越行為形式主義,回到事情的具體內容和歷史/社會脈絡,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守護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近年湧現的社會運動,多指向守護過去,少談未來的願景和方向?主要原因,自然是政權建制對舊有社區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盡情破壞」,惹起了民間的反彈。另一方面,這亦跟由政權建制、「城邦本土派」、「溫和泛民」所共同鼓吹或參與鞏固的「現實政治」論述有關。在已成為統治共識(hegemony)的「現實政治」論主導下,談未來願景被認為「離地」,「光復」街道保衛本土則相對「實際」。然而,保守舊物,不也是為了當下與未來更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留下些有價值的遺產?如果我們對將來沒有祈盼,「光復」與「保衛」還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缺乏對未來理想生活的想像和願景,守護過去就變得無的放矢,失去方向。隨着雨傘佔領的結束,愈來愈多青年朋友,清楚地提出討論香港未來願景的重要性。例如方志恒等年輕學者提出的革新香港、永續自治呼召,又或是更年輕的黄之鋒所倡議的公投修憲(〈民主運動 下一步〉,《明報》,8月2日),都嘗試建立一套走向未來的綱領,追求一種有別於「民主回歸」和「城邦本土」的香港前途論述。儘管方與黃的想法還有待深化完善,部分分析立論亦可以商榷,但他們勇於直面未來、敢於談論願景,以至提出香港前途的新的想像,顯然是下一波民運無法迴避之路。要系統及深入地討論方與黃所提出的綱領和開列的課題,是需要點時間及做點功課的,這裏只就探討方向上,提出兩點初步的補充,期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人加入討論,發展出對香港前途更具體的分析和更豐富的想像。方與黃有關香港未來的想像和政治行動綱領,其實都建基於一種對香港過去的判斷。方的《香港革新論》較直接表述了他對香港殖民歷史的回顧和分析,黃之鋒對「民主回歸」失敗的檢討,也立足於他對1980年代迄今的政治發展的檢視;而他對港人主體性的呼召,也隱含了對香港過去確實沒有孕育出主體意識的一種歷史判斷。如果說方對港英殖民時代的「自治共同體」的論斷稍嫌簡化,那麼黃的文章所欠缺的,則是對殖民經驗的系統分析。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另一個有待補充的討論方面,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全面檢視,尤其是回顧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走向,以及分析中港關係的歷史脈絡和當代發展動態,從中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方與黄的出發點是對香港本土和主體性的關懷,但由於中港兩地的緊密歷史連繫,以及當代中共政權對香港無遠弗屆的影響,要想像香港的未來,恐怕無法忽略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脈絡。面對社會運動的兩難困局,尋找一種能結合內容與形式、切合置身的社會脈絡的行動方式,借用熟悉的文化資源以創造主流媒體難以簡單歸類的陌生顛覆效果,也許是值得一試的出路;而要徹底抗衡行為形式主義,發展新的香港前途的論述,我們則需要把香港置放於殖民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分析檢視過去,想像思考未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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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本土,終歸是你墓碑上那「香港」二字

清明將至,每年指定節目就是陪嫲嫲回鄉祭祖,之後又會在香港拜爺爺外公外婆,經年都在比較兩地墳墓。首先是面積,家鄉祖墳之圓形石基佔地已差不多兩百呎,左右各受着土地公守護,且背山面海,一整個山頭亦只有十來座山墳;反觀在香港這地少墳多地方落葬,有一塊坐地墓碑已是豪宅,遑論那些火葬格仔碑,在香港做鬼也肯定因鄰居太多而不得安寧。但香港有而家鄉缺的,就是標誌着先人移民身分,那墓碑上刻的不同籍貫。閱讀香港墓碑就像上一堂廣東地理的通識課,原來南海不同海南島;增城掛綠的增城就在廣東;潮汕會細分潮州、汕頭、潮陽,還有東莞、佛山、開平、恩平、堪江等,偶爾會看到一些先人來自上海、山東甚至印尼,發覺如《一代宗師》宮二先生從瀋陽般南來並非不可能。按中大葉漢明教授考察(參考:《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 ,其他華埠如三藩市、多倫多、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華人墓碑都有類似特徵,他們家人大多沒盤纏安排歸葬,只能原地了事。人離鄉賤,籍貫就是你的根,此生最後能做的事,就只是在碑刻上幾個字概括一生,借此提醒後人祖輩來自何方,標誌往生者的根源。我們這群香港八九十後,大多已是上世紀中葉移民潮以來的第三、四代人,這輩人基本上已和祖輩的故鄉割裂,就像身邊不少潮州港青,儘管家長潮州話如何流利,現在他們也只懂說飲茶和潮州粗口而已。一年一度一回鄉實不足連繫兩地下一輩情誼,尤其你玩微信我玩facebook日常沒有可能交集,漸漸回鄉只為交差,為替你那日漸老邁的長輩提行李,漸漸,你的「故鄉」已變成香港。是的,由你的祖輩成功抵壘南來後,你已回不去了。你自小已習慣這城市的自成一角,生活方式和什麼四邑、潮汕、東莞、佛山南轅北轍;你習慣了自由、整潔、有規可遁、一呼一吸都是富生命力的市井味和歐美日韓的潮流享受;在言論自由下,你曉得祖父母雖對你恩深情重,但他們的故鄉已與你無關。從此以後,你只會有一個家鄉,就是香港。有否想過,當你百年歸老時仍保留墓碑寫籍貫傳統的話,在做這人生最後決定時,你會選擇刻上祖輩抑或屬於你的故鄉?答案應該毫無懸念。所謂本土,就是如此簡單,終歸是你墓碑上那「香港」二字。沒有另一個地方可以再代表你,有幾本護照也好,你那口流利廣東話、你曾經迷上的陳奕迅楊千嬅、你每天都會喝的凍奶茶,是一生也抹不走的聲音和味道;元朗、沙田、九龍城、西營盤、筲箕灣,就算心齋橋、新沙洞、Siam、5th Avenue、Ealing Broadway、Montmartre多麼樂而忘返均不能取代。你再想深一層,祖宗很有可能也是宋元時中原南下移民,機緣巧合在廣東定居,開平、揭陽才成為他們凝繞一生的鄉愁,他們帶着兒孫避共開僻新天地,終咎也是時勢使然,是命運令香港成為你的本土和故鄉。但若你的本土現在已給摧毀融合,幾十年後你移民了也好、在同樣的將軍澳、和合石、鑽石山安葬也好,你的子女只會在你墓碑刻上「深港」、「廣東」等字眼,你「被成為」了廣東深港人,那你在天之靈會有何感想?真的,不能輕言一走了之,不能坐視家園被不愛惜他的人以主子之名摧毀,你現在說不,告訴他們何謂「對」,某程度是為了百年歸老後,捍衛你碑上那「香港」二字而矣。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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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被遺忘的香港記憶

當我在google更多有關1950年代末「港九各界聯合懇留港督葛量洪爵士」的資料時,才首次發現「香港記憶」網站的存在;因為網上相關資料很少,所以「香港記憶」存有該赴英代表團的合照,特別令我感到難忘。我是從少人問津的期刊論文,知道戰後曾有代表團到倫敦請願、要求倫敦讓葛量洪延任的,當時代表們回港後還說「葛督延任極可能」。羅亞在90年代出版的《政治部回憶錄》說,葛督離任,與中共特工放料、指其美國夫人涉及與韓戰香港貿易禁運期間貪污、令美國不滿有關。後來葛督離港前,有人在前政府大球場為他搞歡送會,有三萬名香港市民出席,是當時非常大型的公開集會。當時《遠東經濟評論》這樣說﹕「很多時候殖民主義被強加了很多罪名,但如此肯定葛量洪與其同僚的表現,卻很罕見。」網站如此介紹「香港記憶」﹕「『香港記憶』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記憶」而成立……『香港記憶』得以建立,有賴多方合作參與。2006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現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受香港賽馬會委託發展『香港記憶』計劃。」我頗為納悶﹕為何生於斯、長於斯,自己每每讀到對當下時局往往不乏啟發性的我城往事,總是覺得陌生意外?為何當下對香港命運的討論沸騰不已,卻鮮有人提及這些往事——特別是努力在說港英時代猶如香港「黑暗時期」的議論者,又會如何解說那三萬人參與的葛督歡送會?我們的香港記憶失去了多少?這些被遺忘的記憶,又會如何影響我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香港應有的政治秩序、乃至香港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未來的理解?為何「香港記憶」這麼有意思的網站,會甚少為人提及、注意?「戀殖傾向」與「政治正確」讀到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歷史教科書,我更在想,以1997年為界、假設之後便是「後殖」、「解殖」時代之開始是否恰當。這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教科書,開章引了美國歷史學家與詩人的話,說明從歷史中學習的重要性,然後相當仔細地回顧英人的足迹——例如為何新加坡會開埠、英人如何管治二戰前的新加坡。今年新加坡正值五十周年國慶,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就將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有關開埠新加坡的書信結集出版,作為建構國家身分認同的一個環節。視港英時代為「悽慘受壓榨」時期,盡量少談、避免「美化英殖」的人士,大抵會視這些舉動有「戀殖」傾向。但值得思考的是,新加坡的「戀殖傾向」,與香港處理歷史時的「政治正確」,產生了何種不同的政治影響?這些疑惑,使我注意到Edward Vickers 2005年出版的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作者其實是我一位朋友的中學歷史科老師。在前言部分,Vickers便寫了自己在香港教書的故事,與這本書的緣起。中史科帶殖民色彩Vickers著作,包括三個重點﹕1. 香港歷史課程設計,背後有着政治計算;中史科的存在,也有一定殖民色彩;2. 英人不一定就會推行與支持所謂的「奴化教育」。事實上,從七十年代起,香港教育氛圍愈趨自由;3. 香港歷史教育如何設定, 並非只由港英政府決定,社會取態也是關鍵因素。分成中西史兩科,是1950年代的政治產物。西史存在,是因為當時有很多學校以英語授課,授以歐洲史觀主導的西史自是自然。但港英政府亦意識到國共兩黨在積極宣揚其意識形態,為減低他們的影響力,政府化被動為主動,推行去政治化的中史教育。香港政府於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將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歷史的適當觀點中,並且強調社會與文化史而不是政治史」。因着這樣的加工,Vickers有此結論﹕「中史科的殖民印記不下於西史科」。西史科自由重批判雖然西史科有着歐洲史觀,但二戰後英人的取態也有變化,原因有二﹕其一是某程度受英國本土歷史教育影響,其二是大英帝國的衰落改變了英人心態。英國教育者側重教授學生歷史如何被建構,多於僅讓學生背誦「史實」,因為他們的願景,是培養學生積極的民主公民意識,而這願景對香港的課程發展人員也有相當吸引力。這種對歷史功能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頗有區別。按Vickers分析,近代中國(特別是在中共建政後)視歷史為服務國家的工具、宣揚愛國思想,意味這種史觀下,歷史教育側重教條,多於引導學生思考「歷史」背後值得商榷之處。再者,二戰後的解殖浪潮,使英人不再維持光榮史觀,轉而對帝國過去抱有罪惡感,加上港英政府遇上六十年代兩次暴動、認受性受挫,香港官方歷史課程大綱轉而變得更具自由色彩、更着重訓練學生的獨立批判思考能力,因此引入角色扮演與小組討論等教學手法、與英國歷史課程大綱更為形似。Vickers指,從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中,沒有多少證據顯示政府高層曾直接干預歷史課程大綱發展。70年代初,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對如何發展香港歷史課程有不同看法——有些傾向保守,有些則較認同英國歷史教育模式。例如高主教書院的菲律賓籍校長、70年代暢銷歷史教科書作者Alberto Morales認為,歷史科的功能,是透過研讀「英雄」事蹟,傳揚道德價值觀;而香港大學的Anthony Sweeting教授則在1974年的一本小冊子裏警告,不要過分強調英雄史觀、眨低一般人的歷史地位,也不能輕易將歷史人物正邪二元化,並說歷史已屢屢成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想的宣傳工具,學生應學習面對內容矛盾的史料,從中學會分辨「文宣」與「真相」。解殖意識待燃1971年「香港史」被剔除於會考課程大綱(其高考部分在1984年被廢除),大概有着政治形勢考量,也受社會因素影響。當時國際社會解殖風潮正盛、1960年代香港歷經兩次暴動,且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堅持將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剔除,港府很可能急於去除香港的殖民地色彩,這使「香港史」教育變得敏感。冼玉儀教授則視社會取態為「香港史」不受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二戰後難民湧入,對此興趣不大,且當時香港研究未成熟、文獻不足,未能有效支援課程發展。倡議將「香港史」納入課程大綱的,大都是數代居於香港、對本土產生感情的人。在拙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學者李家翹如此理解「解殖」﹕「把整套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制度、殖民文化甚或是意識形態拿出來『檢討、批評和爬梳、整理』,目的是把深深為港人所內化的殖民遺產清理出去,建立起一套真正屬於港人的制度和文化體系,香港人的『主體性』才得以體現。」類似於「香港記憶」網站的構建,是重要的解殖第一步,但最關鍵的,還是香港人對我城過去的興趣、解殖意識能否被燃起。按羅永生的說法,未來趨勢還是樂觀的﹕「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香港記憶網址:www.hkmemory.hk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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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澤:寫得出「香港製造」的自信

每一年教學談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總會重提50年代至今的「香港人」。由錢穆、唐君毅,到調景嶺、新蒲崗,直到許冠傑趕走鄧麗君的那些年。似曾相識的70年代後,我們始出現許冠傑的「洋紫荊」、「香港製造」,到羅大佑的「皇后大道中」。那種鄙視中國,又傲視世界的豪言與自信。面對主權移交塵埃落定,許冠傑唱香港製造,「所有好嘢香港製造/香港好,東方之珠世上無,香港好,你我都也覺自豪」,大唱香港娛樂豐富、交通便捷、美食繁多,非澳美加國可比。又如皇后大道東,「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等句,都流露對主權移交的擔憂與對港英的難捨、對大陸的調侃鄙視。堅信香港優越。今日我們仍是否有這種自信?能否仍然發出這種豪言壯語?有的,只是,我們從自豪自己是「香港」、「東方之珠」,變成「亞洲國際都會」、「中國對外的窗口」、「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繁榮港口;我們是華人世界影視娛樂的橋頭堡,卻成為滿口普通話歌唱好聲音的中國香港;我們的歷史被敘述成中華帝國的轉口港,我們的經濟被轉型為中国的進出口中心,卻不再是自己的中心。已沒有人敢再提東方之珠,仿佛香港從沒有獨特過。皇冠上的一顆明珠,變成中國南部的小島。從自立於世,變成自豪「我大佬好勁跟佢搵食實無錯」,成件事錯晒。自2003年後,我們疲弱,也誤以為「中央」扶了我們一把。不少人漸漸認為,我們無法離開中國生存。但反過來說,香港要如何走,是我們需要尋回信心。不是要脫離中國,而是我們不能忘記,沒有中國的「協助」,我們亦曾傲然於世?———————————————————注:民主黨中委柴文瀚曾撰文「保持優越感香港優勢之本」,值得參詳。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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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身分焦慮的香港人

英倫才子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成名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提到:「現代普遍有身分焦慮問題。身分地位是指一個人在社會裏的位置、景况。狹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團體中的法律身分或職業身分。廣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別人眼中的價值與重要性。」香港現時的處境,很可能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有關。香港人正在失去政治的自主性,同時也失去了自我的身分坐標。身分認同的問題,體現在佔中者之中,形成本土意識的出現;另一面,反佔中者則落入求穩大於一切的現世主義思維。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其實均有其歷史痕迹,均「來自」中國的近代史。我們回想一下中國近代歷史。鴉片戰爭之後,我們曾經歷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終於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改變了政體;可是,民族並未走上坦途,隨之而來的軍閥割據、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分裂;接着台灣有二二八事件,大陸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近百年來,世界上大概不會有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經歷更多的政治變故。唐君毅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已稱,近代的中國人是處於「花果飄零」之中。他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說:「中國母體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託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花果飄零」的意思就是同一國族的成員,為了種種原因,不自願地要離開國土母體,而向世界各地流徙,或託付於香港這殖民地,或託付於東南亞,乃至全世界。1842年,中國於鴉片戰爭中戰敗,簽署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政府,到以後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便走上了與母體其他省市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從政治身分來說,香港是東亞病夫的中國在19世紀的瘡疤;然而,從經濟發展以及民生的觀點來分析,香港的殖民之路可謂讓這彈丸之地走上了康莊大道。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比中國內地率先步入現代化。「自由港」、低稅制、成立廉政專員公署等政策,讓香港從轉口港發展為亞洲的工業中心,再一步一步邁向世界,成為現在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社會政策上,則有廉價出租公屋、9年強制性免費教育、各類現代化的基建如地鐵及新機場等。因此,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長期高於其母體。對一般人來說,物質文明是檢定文明程度的主要判準。此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更讓香港市民體會到西方式民主環境,進而習慣了現代文明的生活。然而,遇上九七回歸,香港人普遍感到要倒退重過較為落後、自由被壓抑的生活,這是誰都不願意的,而由於香港市民認為政權中國在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都比不上香港,所以對回歸是充滿疑慮的,更遑論民族認同的問題了。當九七問題塵埃落定,香港人內部便產生身分認同的新變化。港人長期與母體中國產生的紐結,可以歸納為3點:1. 認識隔閡經過逾150年的英國統治,加上殖民地教育,即使年過50歲的反佔中骨幹,亦屬於「花果飄零」的身分,對於中國的了解並不透徹。至於上世紀在香港的非官方辦學團體,亦以外國教會為主,其教學內容並不包括中國的歷史或政府架構。因此,這個年齡層的人當年認識祖國的渠道,主要就是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傳下去。此外,在英國統治期間,支持國內政權的人會被標籤為左派;九七前後,許多商人為了利益,由親英一下子忽然愛國。中央所親近的,便是這些左派人士、商家巧吏。種種現象,讓港人羞於談愛國,逐漸變成政治冷感。加上改革開放之後,內地的消息增多,而依據人的心理,總是易於記取負面的消息,例如政治異見人士被囚禁案、毒奶粉事件、貪腐問題、侵犯知識產權事件……又如老婆婆跌倒,善心人扶起她卻反被敲詐、小孩在香港的街道旁便溺等等的新聞,廣泛流傳;兩地隔閡,愈見加深。這種隔閡普遍存在於中青代的香港人;較年輕的一輩甚至抗拒「中國人」的身分。2. 優越感作祟文化體系交匯,即有所謂「文化衝擊」的階段。經過英國百年的殖民管治後,香港人一般懂得些英語這國際語言,能夠與洋人談商交際。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內地仍在媚外與仇外之間徘徊,香港人已培養出較廣闊的國際視野。再者,受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大陸的知識教育倒退,許多人都沒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相反,香港自從實施9年免費教育,市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均有所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地一旦交接,文化差異便立即成為焦點,香港人即以對比之目光看內地人:他們累了愛蹲在地下、不遵守交通規則、隨地吐痰、財大氣粗……種種對比,令香港人覺得自己的文明水平較高。况且,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金錢萬能論,一直是判別成功的指數,有點近似民初的上海人心態。香港的經濟條件歷來較內地發達,甚至不需依賴中國。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有穩健的政府架構、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良好的醫療設備。香港較內地更早引入外國的高科技,這些都大大提升了香港人的自信,視內地的親友為次一等。反之,中國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很少對外溝通和進行商貿交易,大家都接受香港是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這無疑增加了香港人的自我優越感。即使現時中國經濟起飛,香港人除了得到與國內貿易或自由行之利益外,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放下身段,仍覺得香港的社會條件遠遠高於內地,只不過收起對內地人「阿燦」的稱號,改為針對他們的行為舉止。3. 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其實乏善足陳,「文化沙漠」之名,香港人並不以為羞愧,一句「搵食啫!」便可以過渡道德良心一關。依前說,香港人普遍對政治冷感,更對文化冷感,卻由於習慣上、語言上、社會風俗上這些次文化,開始對抗「母體」的統治。回歸後,香港人一直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是因為香港害怕中國的一黨專政,怕會被內地操控,也怕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權利被剝奪。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便是明證。現時,香港社會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香港人都害怕活在中央的強權領導下。年輕的香港人不願意成為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抗爭意識抬頭。香港人要求全民普選,不希望香港的特首再是由中央欽點委派,形成一場「本土化運動」,本土化運動的內涵尚未明確,大概是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當中以年輕人為生力軍。他們也代表着較激進的一群。另一邊廂,年長的港人或從國內逃亡出來,或親歷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曾經恐共、反共,甚至曾經千辛萬苦申請移民外地,「排長龍」領BNO護照,卻被外國歧視,所以他們希望平穩安定,對香港的現况感恩,亦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一國兩制」。他們主要害怕失去現有得來不易的生活模式:消費方便、飲食男女、早機去晚機返、賽馬……最後竟陷入「平庸之惡」的泥淖中。所謂「平庸之惡」,是指當年納粹興起初期,暴行連連,大部分德國人卻置身事外,不予干涉,結果納粹黨上台,將德國推向二次大戰的不歸路。佔中人士據此批判香港保守一輩,為了眼前的穩定而姑息政治上的不合理,中國民族的劣根性——好死不如歹活,又再復辟。本來,大家都願想香港「好」,可是,現時卻內部分化起來,除了政見不同之外,問題會否是年輕人的本土意識衝擊了年長人士的母體中國之情懷;而年長人士習以為常的「搵食」意識無法理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作者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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