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業政策下的10年

新農業政策的諮詢完結近一年後,政府的真正措施終於在最新的《施政報告》,及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在本年2月2日的會議中披露。除了斥資過億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及位於古洞南的農業園外,還有一個回應民間希望保護更多農地訴求的農業優先區。距離香港農業黃金年代超過30年,始終大家對本土農業發展有太少印象,當政府忽然積極推廣農業,就彷彿做什麼都令人難有異議。今次我試以投身農業運動數年的經驗及不同前輩的意見,推演一下新農業政策實行10年的光景。「農業優先破壞區」農業優先區即檢視全港超過4000公頃的農地狀况(當中84%為閒置農地),再將水土良好及交通方便的指定為不容大興土木。但發展局長陳茂波卻在1月中表示,期望此措施可釋放部分不宜耕種的農地去作其他發展用途。試想像一下,如果大家是囤地20多年,期望建住宅一朝發達的地主,在政策出台時會如何對待手中的百畝良田?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電召泥頭車,前來傾倒建築廢料使其不宜耕種,再響應陳局長的指引去作其他發展用途。如此「先破壞,後開發」的事在新界每日上演,早前土地正義聯盟的「反轉倒泥友」行動,更揭發天水圍尖鼻嘴保育區的紅樹林被建築廢料活埋,執法部門卻後知後覺。在鄉郊破壞「無王管」的劣勢下,農業優先區很可能好心做壞事,催化地主破壞優質農地。相信不出10年,農業園外的新界農地就變成棕土遍野,陸續被用作其他短期回報更大的發展了。農業園的先天缺陷政府官員曾在公眾諮詢會中表示,佔地70至80公頃的農業園涉及繁複的收地問題,可能要6年後才能成事。事實上農業園要實行絕對困難重重:首先其選址古洞南,農地一早已被發展商瓜分並不斷闖關改劃用途。一個涉及270幢住宅的發展已影響11.5公頃農地,還有一個國際學校的申請不單止佔地逾4公頃,其長長的行車路更將過10幅農地攔腰斬開,已有農戶面對逼遷惶恐度日。連同無日無之的丁屋申請,當這些計劃成功闖關時,農業園還剩多少公頃呢?就算古洞南力保不失,還有收地的定價如果高於農地市價,勢必拉高全港農地價格,令其更脫離務農實際所能負擔的地價。日後農業園的租金將以全港農地平均租金作準,這對目前租金差異極大的農場有何影響呢?假設全港農地租金的範圍是每年每斗種500至6000元(一斗種為7260平方呎),第一年的平均租金就是3250元。但到第二年,農業園外在收租少於3250元的地主很自然就會緊貼市况,加租至3250元,同時令全港農地平均租金升至約4625元。餘此類推,第六年的全港所有農地租金已貼近6000元,無論農業園內外的農夫都要交最高租金了。不過以上各種情景都很難出現,因為動用百億公帑才保留小量農地,相信在立法會財委會已被否決撥款申請了。「搞農業很貴」的假象將令本土農業失去市民支持,但其實當中八成利益是被地主鯨吞。農業基金還是投資基金?為數5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會以1元對1元的同額資助形式撥款,意味着項目耗資愈大,就能獲得更多的資助。一般有機或常規農場不用大型溫室的話,其實10萬元左右就足夠建設,最多可獲得基金資助5萬元。相比起來,近日發展最快的水耕種植就要近300萬才能投產,即一個水耕場就有機會獲得150萬,為一般農場的30倍。為何數量上佔全港農場稍多於1%的水耕種植場,可以享有如此優惠的政策?獲得巨額資助後又如何?官方的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開業以來,已連續第三年錄得過百萬的虧損。香港大搞高科技農業的未來10年會如何?中國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在新書《水耕透視》的推薦序表示,大陸有投資者將水耕視為發財大計,借助熱愛高科技農業的官員去套取政府優惠及銀行資金(註1)。香港水耕業界實有不少有心人希望解決香港糧食問題,但當政府大開門戶吸引投機者時,10年後的高科技農業很可能變成科網股熱潮的翻版。拯救農業 為時未晚跟電影《十年》一樣,新農業政策的未來景况實教人憂慮。應做但不獲政府採納的措施其實多不勝數,例如為84%荒置率的農地設立空置稅及嚴厲打擊非法倒泥、阻止綠地變棕土等。要拯救本土農業,還請發展局高抬貴手,棕土先行(註2),煞停開發大片農地的新界東北等項目,讓農夫可以安心耕種。氣候日見極端,大陸菜都要廿蚊斤了。香港人今日一同守護農地,10年後的景况,說不定是美好生活呢!註1:詳見本土研究社剛出版之《水耕透視:香港水耕產業研究》註2:有關棕土相關政策研究,可參見本土研究社下月出版之《棕跡:香港棕土發展研究報告》文:劉海龍(本土研究社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13日)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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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土農業豎立路標

筆者在這一年半都在做有關水耕種植及植物工廠的研究,其間發覺或許是香港主流教育太少提及食物及農業,令普羅市民思考農業發展時會容易失焦。在此希望拋磚引玉,令農業向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本地農業的兩大迷思相信香港人對農業普遍第一個印象,就是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太低,根本不應該在香港存在。這論述不時從經濟學者口中出現,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的全球農業產值只佔全球GDP的3.09%,那數字就代表全球各國就要因此棄農嗎?如此邏輯,香港又是否要放棄只佔本港GDP 1.3%的自由行呢?全球及中國的糧食危機正迫在眉睫,其實香港更應該復興現時84%被荒置的農地,粗略估計就可達至近三成的蔬菜自給率,而並非只以GDP作反對農業發展的理由。第二個迷思是農業只能提供食物,別無他用。然而聯合國推行了近30年的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概念,強調和附近城市的緊密交流,跟靠量產出口賺外匯的農業截然不同。不論紐約、倫敦或北京,發展農業很大程度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城市問題。筆者的論文研究就發現香港目前的農業能為我們帶來善用廚餘、擴闊經濟基礎及食物教育等13項功能,有助在不同程度解決香港過度都市化的問題。不同耕種模式的利弊現時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中,多次強調香港農業急需現代化,指出外國高科技農業的長處時,卻對其發展基礎及短處隻字不提。作為公共政策諮詢,絕不應「報喜不報憂」,連簡單比較一下不同耕種模式的優劣分析也欠奉,根本沒有為諮詢創造過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回望本土農業史,政府在六七十年代首推的是「常規耕種」模式。使用化肥農藥下,農產品的產量及賣相都相對提升,但就帶來水源及土壤等農業污染。跟大家想像用飛機噴農藥的常規耕種不同,香港地權分散,令農夫只能用小型機械耕種,加上農夫通常住在農田旁,不敢狂噴農藥毒害家眷。自1980年代末的毒菜事件後,政府以「信譽農場」等計劃監管本地常規農場,因此本地常規菜遠比多數大陸進口菜安全,對環境的傷害亦相對較低。「有機耕種」模式則在1980年代由環保團體驅動,再於2000年由政府推動專業農夫轉型。有機耕種不單止不用化肥農藥,更注重復育土壤及農業生態。相對常規耕種,有機耕種的產量較低;若農夫未掌握以有機方法防治病蟲害,農產賣相也容易較差(並不代表有機菜一定有洞)。同時有機肥料可以運用都市廚餘或用禽畜排泄物堆漚而成,但香港少有相關設施配套,需要農夫額外心力才能做到。香港近年最受人注目的耕種模式,非「水耕種植」及「魚菜共生」莫屬。雖然兩者都不用泥土種菜,種植過程蒸散少而用水少,但其生產模式及理念都截然不同。水耕種植可說是常規耕種增產思維的極致,讓植物直接吸收營養液(多數都是礦物狀態的化肥)去快速生長;再以脫離土壤或搬入室內的方式,不用農藥隔絕病蟲害。魚菜共生則強調養分循環,將魚的排泄物轉化為蔬菜的養分;同時以收割餘菜去餵魚,看來是相當理想的耕種模式。但兩個生長周期截然不同的物種難以平衡,令產量難以控制之餘也比水耕為少。兩種高科技農業的最大共通點就是高投資門檻,沒有二三百萬元都難以達至商業式生產;而在地耕種就豐儉由人,不建溫室就可在10萬元內開設農場。雖然高科技農業的天書《垂直農場:城市發展新趨勢》中,戴波米耶博士(Dr. Dickson Despommier)強調水耕等可以活用都市廚餘甚至淨化污水,但現實就因衛生問題而難以實施;反而室內種植往往因空調及照明等用電,帶來比在地耕種高10倍以上的碳排放。高科技農業不能離地那麼,香港應該發展怎樣的農業?首先應要根據本地農業背景、市民飲食習慣及城鄉環境等因素訂立詳細的方向,但政府的政策文件未見分析就一下子跳去倡議破舊立新。在這裏先提出3個疑問,讓大家慎思高科技農業的發展。首先官方的水耕場只向日本公司買入被業界喻為「過氣」的技術,卻以研發為名投放過千萬。香港連半個農業專科都欠奉,發展高科技農業很易變成向日本台灣等地購入技術,難以自主發展。二來前期投資如此龐大,高科技生產的食物價格難以惠及大眾。若政府有意資助,理應投放更大比例於在地耕種,讓更多市民參與,同時解決廚餘等都市問題。最後,無土種植根本不應在可耕土壤上出現。但香港卻出現「先破壞,後水耕」的情况,政府實在不應粗疏地將水耕視為一般農業去管理,令倒泥頭破壞農地更無日無之。現在政府放任破壞農地的害群之馬,反而令有心投產的業界背負破壞農地的原罪。在以上問題未有解決之前,還請政府先保護農地。當土壤被水泥活埋,就難以挽回,香港農業就更沒有未來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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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食物自己種──古巴夏灣拿的都市農業

古巴首都夏灣拿(哈瓦那)擁有獨特的農業設施,今天成為世界值得學習的模式。要理解古巴農業,不能忽視一段國際關係的歷史。1962年,美國禁運使古巴無法參與國際貿易。1989年,古巴與蘇聯中斷貿易,該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蘇聯中斷貿易之後,古巴幾乎和整個世界切割開來。隨後幾年,古巴努力出口食糖和柑橘類水果,進口最關鍵的產品:穀物、玉米和肉類。那是古巴糧食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那時,古巴人失去了日常所得的卡路里的三分之一。政府實行糧食配給。大多數古巴人都經歷過飢餓的感覺。失去蘇聯的進口,古巴沒有動物飼料、肥料和燃料,無法持續古巴島上的農業生產。缺乏石油,便無法農藥和化肥,不能大量運用拖拉機和各類工業設備,最終也無法建構起運送蔬菜、肉類和水果的交通和冷凍網絡。眼見食品供給系統幾近崩潰,古巴政府重新整修島上的農業,大力支持有機耕作、另類農作物和義工參與的種植計劃。在城市地區,游擊式地種植農產品的行動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也有大量義工參與。夏灣拿(哈瓦那)是當中的模範。夏灣拿人口200萬。糧食生產的設施和城市的不同角落連結起來--從民宅的後園到城市周邊的農場被稱為「有機庭園」(Organopónicos)。古巴政府也結予培訓和支持,主持幾十所受資助的農產品特賣場,三個堆肥生產基地,七個手工農藥實驗室,和四十個獸醫診所。結合從上而下的國家資助和從下而上的公民參與,這些計劃都被證明是成功的。經濟學家Sinan Koont估計,夏灣拿的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佔地超過35000公頃的土地。不同規模的陽台花園到多公頃的農地,都是夏灣拿的農業地帶。生產的糧食一般是用作人類和動物食用,但也支援生產堆肥、生物燃料和畜牧業的運作。很多空間都是在城市之中的空置物業運作,把每一丁點的空間都用盡。例如:就在某個68平方米的天台,一個農民便養了40隻豚鼠、六隻雞、兩隻火雞和一百多隻兔子。整個「農場」採用閉環永續原則(closed-loop permaculture principles)--他種菜、回收有機動物的排泄物、收集水、並利用了不同的物種作協同效應。他自己建立了烘乾和保存飼料的機器,從附近的市場和商店收集豐富的垃圾堆肥。他的「天台農場」摺附近的餐廳和市場供應肉類。他是在夏灣拿上千個小型牲畜飼養者之一。古巴在特殊時期所產生的農業模式,被不少人視為「都市農業在世界上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古巴的都市農業包括組織基層、挪用公共空間作種植用途、共享技術和教育。對比世界各地戰時及災後的案例,古巴非常高效率,使它能自給自足,甚至對環境整治和改善管治都有深遠影響。在不少國家及城市都在思考糧食自主的今天,古巴的案例大概有著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這短片介紹了古巴的「有機庭園」(Organopónicos):來源:Architectual Review、Archi Daily、City Farmer News圖片來源:BPB、Treehugger、Havana-live、rogerrannis本文轉載自Outside,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臉書專頁:Outside 農業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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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凱恩:水耕菜與地產發展的微妙關係

推廣水耕菜的人常常以水耕菜產量高又可以放心食用為賣點。說是放心食用,因為蔬菜完全離地種植,不受泥土污染影響。還有,因為水耕場地通常處於密封環境,所以不需要用化學農藥云云。加上,因為產量高嘛,所以水耕菜最適合於地少人多的香港推行。既然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存活於我們的經濟系統內,經濟學的原理定必也適用於農業。比較優勢原則(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告訴我們應該將精力集中在我們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並和其他地區貿易,以換取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的行業生產出來的商品或服務。並且,從事貿易的雙方都會得益。工廠模式 撇開不利環境水耕種植由美國軍方於上世紀50年代發明,目的是使駐紮在偏遠荒島上的美軍都有新鮮蔬菜食用。荒島偏遠,用飛機空運蔬菜既麻煩又昂貴;泥土貧瘠,甚或平地也沒多少,不適合在地耕種。針對這個難題,水耕種植以工廠模式生產,不受當地的自然環境影響,都能生產出新鮮的蔬菜供軍人食用。如上文提到,水耕工廠菜因為完全離地生產,所以無論工廠身處何地,出產的水耕菜都絕對安全。那麼,根據比較優勢原則,水耕菜其實應該在毗鄰的深圳、而不是在香港推行。因為,雖然只是一河之隔,深圳的地價、工資水平和水費都比香港便宜得多。香港的工廠因此早在30多年前就已經北移了,為什麼有工廠菜之稱的水耕菜卻反其道而行,在香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呢?中學會考考過經濟科的讀者都知道比較優勢原則是什麼,負責推動水耕菜的政府官員和熱烈參與收購農地開辦水耕菜場的大小商家難道會不懂?剷走植被 陰謀起樓牟利實情是,在農地上種水耕菜,第一步就得剷走農地上原有的植被,然後在肥沃的泥土上鋪水泥。這樣,農地的生態價值和作為耕地的價值就會被徹底摧毀。先將農地的生態價值大大降低,日後向政府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就容易得多了。在位處打鼓嶺山旮旯的一幢村屋都能賣得近千萬港元的今天,如能將農地變為住宅地,那就真的是恭喜發大財了。水耕菜為各大小精明商家提供絕佳的藉口,以種菜為名,破壞農地為實,起樓牟暴利為終極目標。以蔬菜生產系統的角度來衡量,在香港開設水耕菜場難以符合經濟原則。如以地產開發的角度來盤算,這一切就變得理所當然。放長線,釣大魚,實在是精明商家的強項。假如香港特區政府真心扶助香港的農業的話,他們應該推動有機耕種,鼓勵農夫善用香港的比較優勢──未受污染的泥土和山溪清泉,而不是為水耕菜搖旗吶喊。文、圖:彭凱恩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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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從收地、地租津貼到「生態服務付費」

目前香港大約有4500公頃的農地,根據香港農業發展研究中心的建議,假如全面復耕的話,將可令香港蔬菜自給率由目前的不足2%,重新大幅提升至逾30%。而根據香港有機資源中心黃煥忠教授和香港有機生活社主席黃如榮的建議,香港大約需要活化約1000公頃的農地,便可將自給率提升至10%。特區政府推出的《新農業政策》,提出由政府花費公帑收地,建立一個面積約70至80公頃的農業園,從數字上來說,和上述兩項建議實在是差天共地。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到底哪些農戶有資格能搬進這個「國營農場」,抑或只會屬意「高科技、現代化」的資本農業,本來已是一大疑問;另一方面,農業園確保僅有土地「農地農用」之餘,卻意味餘下4400多公傾農地,不再受農業政策規管,土地業權人隨意加租、收地,甚至改變土地用途。到底香港需要4500公頃、1000公頃抑或70至80公頃農業用地?假如繼續奉行自由市場政策,則政府根本毋須花費公帑巨資支援農業;但假如一旦認同《新農業政策》的論點,農業能為香港帶來經濟價值以外的眾多益處,則如何支援才最具成本效益,並且真正促進農業的長遠持續發展,便才是最值得公眾關注的重點所在。首先讓我們來一點簡單的算術:假設都是由政府花費公帑收地的話,以目前農地市值售價加上一定的溢價,每平方呎農地價格約為400元至500元,則由政府全收4500公頃的話約需2000億元。餘此類推,1000公頃便約需400億至500億元,70至80公頃則約需30億至40億元(即諮詢文件的建議)。必須指出的是,上述估算雖然皆屬於天文數字,但只是令農地由私有轉變成公有,乃政府對農業、土地和生態的長線投資。至於是否值得如此動用財政儲備,則是一個涉及基本價值觀的問題。假如由政府花費巨額公帑收地,可能面對的爭議未免過大的話,則我們亦可考慮由政府提供農地地租津貼,來作為正面誘因鼓勵業權人租出農地,同時亦可減輕農戶租地的風險和負擔。以目前農地市值租金加上一定的溢價,每公頃農地每年租金可達10萬至20萬元,政府地租津貼若設定在20%至30%的話,則每年每公頃花費2萬至6萬元不等,以20年計算則是40萬至120萬元不等。如此4500公頃農地悉數復耕的話,則所需公帑亦僅為18億至54億之間。餘此類推,1000公頃便僅需4億至12億元,70至80公頃更僅需2800萬近至9600萬元左右而已。到底政府應該花費公帑收地,抑或提供農地地租津貼?毋庸諱言,政府在某些情况之下收地自行管理,或許會較租津更為恰當:一、和科技園的情况類似,農業園具備較大比重的研發及創投功能;二、和西九文化區相類似,農業園具備較大比重的教育及文化功能。但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現存的科學園和西九文化區,實際上也是由半官方或非官方管理。假如是涉及營運和盈利的產業,則會採用「營運基金」(trading fund)的模式,也並非由一般政府部門直接管理。另一個無法踰越的困局是政府若只是局部收地,必將對農地市場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政府收地價格過低的話,被收地的業權人難免會群起反抗;但假如收地價格過高的話,亦勢必會對其他農地構成示範效應,包括拉高整體地價和租金,令整個農地市場供求出現波動甚或失衡。無論如何,農戶均只能肉在砧板上,任由權力和金錢的力量所擺佈。政府的片面介入不但無法令農業重生,反而是將本土農業送進墳墓。 毋須局限於「非私即公」因此除非有極強的需要或極有效的管理模式,否則將農業「國有化」似欠缺理據;但這卻並不意味政府沒有更佳的支援模式,能為農業的持續發展提供適當的政策和財政誘因。此外,我們亦毋須局限於「非私即公」的狹隘二元思維,進一步着眼於多方持份者利益的協調平衡。特區政府即將公布《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BSAP),如何處理保育帶和郊野公園以外地區的保育,乃是一個急需對應的核心課題。若香港能按照國際主流發展的趨勢,引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並確立相應的「生態服務付費」(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系統,實在是一個極待探討的實踐方向。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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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偉:沒有政策目標 如何持續發展本地農業?

日前,政府公布諮詢文件,探討未來本地農業發展政策。雖然政府再三否認是為了解決新界東北發展問題而度身訂做,但政府在諮詢文件中竟然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政策目標,令筆者相信政府根本無意推動長遠而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政策,目的仍是為了日後應付因受東北發展影響的農戶而設。回顧二戰後的本地農業,曾供應近半的蔬菜(1968年佔總供應量47.5%,1978年佔40.2%),此外筆者亦記得早年本地出產的「元朗絲苗」亦非常有名。然而時至今日,本地菜蔬的供應量百分比下降至只有2%,而約4500公頃的農地當中亦只有16%是常耕農地。農業政策主要滿足3目標筆者認為,造成本地農業式微原因有三,其一是隨着中國內地門戶開放,大量廉價農產品輸入,令本地農民在劇烈競爭下難以生存從而棄耕或把土地改作其他用途(尤其是1980年代中法庭裁定新界集體官契的農地可作非住宅以外的用途);其二是政府為了發展新界新市鎮,為吸引新界地主交地予政府發展,在1960年至1983年期間曾推出「乙類換地權益書」(俗稱LETTER B),容許以每5平方呎農地,換取兩平方呎建築地。此措施令地產發展商大舉收購農地,而不少新界農地業主亦待價而沽,令不少農地荒廢。最後是政府本身任由農業自生自滅,正如漁護署的政策指出政府「奉行自由市場的政策原則。除特殊情况發生,社會的資源概由市場力量決定,政府積極不作干預」。筆者同意有必要重訂本地的農業政策。在筆者而言,農業政策主要是滿足3個政策目標,包括:一、保障本地的食品供應的質與量;二、令本地農業具一定經濟規模及效益,從而毋須長期的公帑補貼,並使其成為本地多元經濟的一環;及三、為城市發展與自然生態提供緩衝。而在確立政策目標後,政府便有理據以「公共利益」為由,啟用《收回土地條例》(香港法例第124章),將合適而又長期閒置的私人農地收回作農業發展用途。不過,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往往是自相矛盾,未有提出具體的政策目標前已自行設限,令人質疑到底政府是否真正想推動農業持續發展。例如在諮詢文件的第三章,雖然政府建議「食品供應多樣化」的政策目標,但同時政府在內文中又提到「……大規模重新發展本地農業,以提升本地農產品佔整體食物供應比率的想法未必切合實際」(註)。另一例子是,新建議設立的農業園只有70至80公頃,大約相等於3個維園的面積,試問如此規模如何做到發展農業經濟所需要的規模及效益?又如何做到如政府所言,能夠令農業與都市發展之間相互補足?事實上,如果政府具備足夠視野,或者有誠意促進本地農業發展,政府支援農業的措施就不應只局限於70、80公頃的農業園,而是應該着眼於全港4500公頃的農地規劃,只有建立具足夠規模的農場才能做到自給自足的效益,而政府官員亦有責任向公眾交代促進「休閒農業、農耕生活」與發展農業經濟的分別。高永文局長曾提到,現屆政府不可能落實有關政策。加上政府在早前曾建議,將古洞南一帶的私人農地永久劃作農業用途,並向受新界東北發展影響的農戶表示他們可自行與業主商討租借農地,以上種種令筆者質疑,有關新農業政策只是幌子,只是為了掩飾政府無法說服私人農地業主租出土地的「補鑊」措施,亦為日後就新界東北發展收地時做準備,屆時可向市民「交差」指已經處理安置農戶問題。儘管如此,筆者仍認為讓社會討論本地農業政策的方向,有助突破政府對農業經濟愛理不理的局面。從發展多元經濟角度出發,筆者仍期望政府投入足夠的土地及資本,以發展現代化農場為目標,為務農增值。作者是立法會議員註:《新農業政策: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第3.2段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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