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

踏入廿一世紀，香港的教育改革可說是一浪接一浪，由教學語言政策到課程考評調整，由中小學結為「一條龍」到設立副學士制度，更不用提及宏大的334新高中課程，無不叫業界同工焦頭爛額。改革背後，有源於本地內部需求的原因，亦有順應全球化趨勢的推動。雖然改革少不免涉及爭議，但反對聲音都是雷聲大而雨點小，到正式推行時，業界內各持分者通常會很快進入「均衡模式」(equilibrum)，各安本份地履行責任。 唯獨小小的通識科，由10年前開展討論至今，一直爭議不斷，調整、剪裁、殺科、改課程、改考評等的聲音不絕於耳。聲音有來自前線教師，亦有局方官員，也有立法會議員甚至大學教授。通識科不時要求同學要在議題裡找可議之處，在筆者看來，通識科本身就是最好的議題範例；爭議點不單層出不窮，討論內容火花不斷：由邊緣化人文學科到窒礙科學教育，考題政治化到各打五十大板。對通識教師而言，以四面楚歌、草木皆兵來形容現實處境，實不為過。 但區區一科中學科目，何以惹來如此持久熱烈的迴響？在筆者看來，這跟橫空出世的通識科打破了舊有的教學體制與模式有莫大關係。 通識科是教育界的惹火尤物 筆者為舊制高考產品，入職後任教新高中通識，充分體驗到

通識教育科標榜批判性思考，這當然值得鼓勵，畢竟這是培養慎思明辨的公民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所謂「批判」只是利用一套不加反思的框架，那就批判批判只會是一道喃喃自語的符咒，鸚鵡學舌，反而鞏固了另一種偏見。「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恰恰就是這種狀況的一個上佳例子。不少學生和老師都抱著這是一個「萬能key」的心態去運用這概念，特別是通識科考試強調要運用相關概念，在一些考試題目，比如溫家寶總理談「低污染、高安全」或者「十二五規劃」節能減排時，在答題參考都期待學生運用「可持續發展」這概念，這當然更令這概念成為思想牢籠了。不過，這其實正正是社會現況的反映，因為我們也是如此不加批判地在公共討論裏去用這概念，據筆者粗淺的觀察，環保團體也罕見質疑這概念，大概是因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口號。 什麼是可持續發展？這概念流行了好一段日子，源出於1987年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的（The Bruntland Report），當中提出我們應對窮人的需要給予

通識科自成科起便受盡社會各界抨擊，早前新加入的批評者包括學術界鉅子丘成桐及徐立之教授，加上主力葉劉淑儀及梁美芬議員，可說是星光熠熠。但團隊成員再多再強，論點還是離不開考評政治化、知識基礎弱及擠壓選修科。參與筆戰多年，面對重重覆覆的論點，一眾戰友實在難免感到納悶，也使科目的討論失焦。因此，筆者決定從行內人角度，分享一下阻礙通識科發展的根本因素，還望各界人士不要再隔靴搔癢，而要命中紅心，以真正推動通識科的未來發展。 不論任何學科，課程其實都只是軀殼，教學法及考評只是手段，科目發展的核心是師資本身；對於有心有力的老師，再壞再亂的課程考評也妨礙不了課堂的有效學習；對於無心無力的老師，再好的課程考評，也無助學生理解學習該科目的真諦。關心通識科的一眾議員及教授，如果能夠向政府爭取資源，在大學做好師訓工作，培訓出知識基礎強、政治敏感度高、教學能力強、成績有保證的通識教師，他們的憂慮或許就剩下「擠壓選修科」這一點。通識教師教得好的話，即使改為選修，學生也會一窩蜂報讀，亦無懼歷史、科學的「興起」而被取代。 既然重點在師訓，通識科的師資培訓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引用廖國雄老師的推算 (註1)，全港476間中學

近年在社會出現對立與分化，往往成為通識科的題目，亦是通識課堂的重點討論議題。例如，早年便曾有公開試題問及考生就發展大型基建，要求他們論證「應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還是個人利益」；也有題目問到「就中國目前的發展而言，經濟發展應優先於環境保護」。通識科一直強調的便是以這些看似分歧明顯的社會議題，利用其爭議性，訓練學生以不同角度提出論證，最終期望他們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但到底，這樣的價值判斷是一個怎樣的建立過程？ 就以困擾社會多年的住屋問題為例，近年政府或發展商頻頻強調這是因香港土地不足，所以必要用盡一切手段找地。他們質疑「郊野公園是否神聖不可侵犯」，認為只要開發部分「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地方，對解決住屋問題將收立竿見影之效，但此設想引來不少環保人士的反對。這便是一個絕佳的「通識」議題，老師在設計課堂時，可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包括政府、環保人士、普羅大眾、發展商等的利益轇轕，引導同學探討各人就社會發展的價值分歧；同學在學習此議題時，亦能跨單元地應用「可持續發展」、「發展與保育」、「生活素質」等相關重要概念。 正反對立 老師在設計課堂或擬題時喜以「滿足住屋需求優先，還是環境保護重要」這樣的二元對

（1） 閒聊中，有同事說政治參與的目的就是要影響政府。驟耳聽來，這個說法好像零瑕疵，無死角，但我隱隱感到有點不妥。這豈不是將政治參與的目的限制在向政府施壓？但是，如果政府不受影響，那政治參與還有什麼意義？ 在通識教學裏，當我們翻開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會有以下這樣的解說︰ 「一般都會將政治參與分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前者包括參與選舉，回應政府諮詢。而後者則包括參與政黨，加入民間壓力團體等。」（國際新標準出版社） 「任何有意影響公共事務或決策的行動，均可視為政治參與，例如回應政府諮詢文件、參與遊行等。」（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社會參與是指參與社會活動或公共事務，例如做義工、保育自然環境和歷史建築；政治參與是指參與影響公共決策的行動，例如選舉活動、遊行示威。」（文達出版） 從這些定義裏，哪裏有「公民影響政府是政治參與的目的」呢？ 德國學者萊茵‧黑特黑(Reinhold Hedtke)和提安娜‧孜文高花(Tatjana Zimenkova)在Education for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公民及政治參與的教育》）指出︰ 政治參與，包括對所有機

早前撰文回應梁美芬議員的言論，被她在《明報》（2月20日）點名污衊。感謝陳曦彤老師2月24日撰文回應，指梁怠於求證而誤以為本人作為監察考評局的科目委員會主席是「考評局的人」，惹人訕笑。 梁作為政客對課程一知半解尚可理解。然而陳老師發文當日，資深通識老師吳壁堅的文章亦點名批評本人並扭曲課程宗旨，令人費解。 「貫通文理」應是整體高中課程目標 吳指通識科的價值如多角度思考、講求實證及培養不畏強權的素質等，其他學科也有；繼而指因「全球教育趨勢」通識科必須擔負「貫通文理」的任務，否則便是被扭曲，必須大幅「優化」才能「重歸正途」。 翻閱教育局通識科官方文件，找不到「貫通文理」的課程目的；反而「多角度思考」和「公民素質培養」在文件1.2及1.4段一一列出。事實上「貫通文理」應是整體高中課程而非通識一科的目標。吳以此斷定課程被扭曲，理據何在？ 即使如此，通識科某程度上亦已收「貫通文理」之效。舊課程中理科或商科生可完全漠視社會時事；同樣文科生對於藥物研發和各種公害等理論也大可不屑一顧。新高中通識必修後不少大學教授均喜見學生早已涉獵另一範疇知識，有助大學達到「全人教育」的世界趨勢。 落實港人治港 公民素質

當筆者贊成丘成桐教授對通識科的批評（2月6日《明報》），建議通識科應轉為選修科之後，收到很多家長及同學的支持短訊，當中不乏有政商界、教育界、專業界朋友以及很多高中學生，更有一名19歲正在澳洲讀書的同學。當然，除了支持短訊外，舉凡建議改革高中通識科的考試，一定有考評局的人跳出來反駁及護航。 這次是由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賴得鐘撰文，他卻把通識科的問題盡顯公眾眼前。作為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主席的賴得鐘，似乎沒有把坊間對通識科造成學與教的問題的批評放在眼內，只一心關顧若通識科轉為選修科，便降低了通識科的重要性，影響資源分配，完全沒有提及高中學生選科的選擇。作為考評局文憑考試通識科目委員會的主席，難道賴就聽不進去一點點對通識科必考造成學生龐大壓力的批評嗎？大家關心的考試操練就只有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 由教育局提供、在2012及2013年就學生對通識科意見進行的調查，學生滿意度高達七成，一些擁抱「高中生必考通識科」的反對派議員立即沾沾自喜。以此否定通識科有任何批評及爭議的存在，真令人感到可笑！其實小三TSA，教育局也一再說了很多學校家長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