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思辨或摘星之旅?

去年大專辯論決賽討論「香港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如果我在場,大概會因「職業病」上台搶咪。學生準備比賽時,必然要了解退保發展、細閱諮詢文件、弄清不同方案、了解持份者立場,然後建構主線、準備駁論,如此十年功,待比賽當天盡陳數據和理據,精彩一分鐘。我當年在語常會積極推動「融辯入教」,深信多元化的辯題能讓學生涉獵更多知識,思考過程則能培養「和而不同」的觀念,最重要是讓孩子善於、敢於提出站得住腳的觀點——無論他支持哪個退保方案,或是否支持退保。當每人都能在他人的立場停一停、想一想,和平就不只是希望。好辯不是為了挑起紛爭,而是為了促進和諧。 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重點是解放心智,自由學習。有別於被技巧主導的學科,自由教育不具功利性。我相信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的精髓亦在於「Liberal」一字,話題天南地北,觀點海納百川。老師帶領學生為生活問題找出答案,但不像解答數學題有公式可循,老師不一定是對的,亞里士多德流傳於世的知識總和也不及這句重要:「吾愛吾師,更愛真理。」通識教育是帶學生走上思辨之旅,必修通識科卻是一趟摘星之旅。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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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被人聲討的通識科

近日通識科再度成為焦點。一來,特首選舉臨近,每名參選人也有關注這一科的發展。另外,立法會選舉過後,攻擊通識科的議員常客繼續「施襲」,2月13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檢討通識科運作狀況,而類似的聲討,已不止一次。 無可否認,世上沒有完美學科,通識科課程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不過,觀乎近日對通識科的批評,並非主力期望完善學科,而是將目標指向一個簡單終局:矮化學科角色,甚至除掉其主修科地位。 就此,筆者首先整理多月以來各項對通識科「動手術」的建議: (1)具體界定課程知識內容範疇,鞏固學術基礎;(2)建立「審書機制」,學校採用認可教科書;(3)考評加入更多數據分析元素,不至偏向人文分析;(4)卷一卷二全為選答題試卷,學生有更多選擇;(5)將六大單元重新規劃,學生只需選修部分單元;(6)文憑試評分設新制度,只設「及格」和「不及格」;(7)將此科變為選修科;(8)取消此科。 參考以上資料,可想而知,通識教師自然會思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以致令部分人經常建議各種「手術」方案? 責備前未有了解實況 很可惜,現時通識老師少有機會參與坊間專業討論。近月,社會充斥「離地」激進想法,強烈高調責備通識,否定通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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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的持守

成文之時,剛完成了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民主派全取教育界三十席。今年政局動盪,教育界亦難獨善其身。「疑似」港獨議題殺入校園、通識科再次被轟「令學生激進疏離家國」,但是超過二萬位教育界選民以行動展示他們守護核心價值的堅定決心。教師自主空間受威脅香港的政治立場愈趨向兩極,政治議題愈來愈見爭議,前線老師面對的教學挑戰亦愈來愈大。面對風風雨雨,教育局卻一味向學校和老師施壓。除了強調教師不能以任何形式宣揚或鼓吹港獨,更要讓學生正確理解《基本法》,甚至指出有機會被以言入罪,以違反《教育條例》為由,取消教師專業資格。然而,即使大部分教師對港獨持反對立場,但卻相信言論自由不可不捍衛,可見守護學生學習批判思考空間是教育工作者持守的核心價值。梁振英宣布不連任,教育工作者或可以鬆一口氣,更期待來屆新政府有新的教育局局長。但社會上法治一再受到衝擊的氛圍,對前線教學環境的負面影響,卻不是可以輕易修補的。學生在通識課堂中不禁會問: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香港行之有效的三權分立制度,是否正被推倒?教師又如何回應當前的社會形勢?未來的教育局局長,實應捍衛教育專業,還師生一個空間,從學理上好好去探索和思考時局。我們更寄望當局來年能尊重法治,與廣大教育工作者一起捍衛教育專業。叩問教育局的價值觀然而,回望二○一六年局方政策的資源運用,究竟局方珍重的教育價值是什麼?教育的本質是透過知識以育人,故此對於知識和人才的價值,教師都必定珍重之。然而從資源運用所見,教育局似乎不夠重視廣泛多元化閱讀的意義,甚至有人會認為與上述價值背道而馳。從閱讀中學習,是索求知識的不二法門,是自主學習的核心一環,亦是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然而本年度局方突然宣布停止向各校發放數以萬元計的廣泛閱讀津貼,以滿足政府各部門要「節省百分之一開支」的中央行政指令,這種做法若果並未違背教育本義,究竟局方又以什麼價值觀處理公共資源的運用?對年輕人才的忽視,不但見於合約教師問題遲遲未解決,連大事宣傳的「免費」幼稚園教育,亦欠缺對幼稚園教師作全面而合理的承擔,只按薪級表的中位數提供資助,變相仍然無法落實真正的免費普及幼兒教育。若教師團隊士氣低落,青黃不接,試問我們的下一代要承受怎樣的學習環境和質素?錢為何要這樣花?為配合施政報告僅有的教育綱領,局方大力安排設立在概念和操作依然未清楚的「一帶一路」獎學金,為此,政府就豪擲十億。此外,亦在本年度為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向中、小學各提供二十萬及十萬添置硬件教學,用得其所,對學生好的話當然沒有問題,然而在《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的課程文件中,當局已意識到數理科學的教學大多以傳授學科知識為主,提供一筆只供添購硬件的撥款,究竟能優化教學,抑或反而令數理教師無所適從?再者,STEM教育希望培養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這任務不是已落在通識科身上嗎?為何當年局方執意要在通識科成效未明時,執意停止發放通識津貼,淘汰了不少具能力透過跨學科方法培養學生能力的教師,如今又要在數理科另開戰線?特別理工的創新科技並不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優勢,作為金融中心,金融系統的創新、法制的維持等等建基原有優勢的發展,不是更應該從人文學科上培養嗎?被馴化的公民教育與歷史教育公民教育在正規課程中一直都是弱勢和邊緣,擔當其中一定角色的通識教育,亦在STEM和變化中的歷史教育「夾擊」下,步向另一形式的國民教育。舉例說,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成立的「香港願景計劃」發表最新報告,指近年本港年輕一輩抗拒中國國民身份,有逼切需要改善公民教育。先別論公民教育能否令年輕人接受中國國民身份,更值得留意的是,我們在其報告裏,難以找到批判思考的位置。或者批判思考和身份認同往往被對立起來。這或預視了寄望香港教育扮演馴化青年的角色。不過,這肯定吃力不討好。首先,老師未必願教,學生未必願學。而且,國民身份認同低的現象出現,並不只是教育造成。不消除其他負面因素而在教育硬來,只會出現「雙輸」。但是對通識攻擊似乎沒有停下來,剛宣布參選特首選舉的葉劉淑儀更在政綱說明要將通識改為選修科,中史則列為初中必修科。二○一七年,教育界相信還是不會平靜。原刊於《明報月刊》1月號 教育 通識教育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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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首先,是早前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柢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異」,「有些教師承認正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鈺成先生在文章發表當天,在中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5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2015年3月31日),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容易誇大通識科影響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先生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讓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年輕人讀通識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n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 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止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地諉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作者按:相關文章見個人網誌「教育現場啟示錄」(edufrontline.blogspot.hk/search/label/通識))作者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9日) 教育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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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內行人的聲音

近幾年,通識科面對太多通識外行人對通識科的負面意見。外行的意思,是指通識行業以外的一些議員、家長、作家、或者傳媒。他們很容易呈兩極狀態︰要麼通識科就是另一種奴化教育,要麼通識科就是製造革命份子。當然,他們有權利去批評通識科。不過,事實是,他們干擾了通識科內部的自我完善,是按著實際情況、師生狀態、教育環境等脈絡的討論。不幸的是,大部份通識有心人的心力都花在解釋「通識不會煽動學生佔中」、「通識評分不會受政治立場影響」等內行人覺得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最近,我們教育工作關注組出版了《守住這一代的思考︰給公民社會的通識科》,就希望完整地呈現內行人對這科的思考。無可否認,這本書也花了不少篇幅去回應外行人的批評。正面的說,這是作為教師專業對社會大眾解釋的責任。不過,更多的關注點卻是有待我們回應的。1、 年輕教師的前途問題張往老師在書中述說自己當教學助理的故事。即使他完全符合教師資格,但最初被安排為老師買奶茶,做沉悶的「預備」工作,這折射了一群投身通識科教學的畢業生,正面對什麼困局。有心,但可能沒有工作職位,有,也是一個不完整的教學職位。更令人擔心的是,由於職位的關係(部份當然是因為學校的背景)當這些「老師」讓學生去認識一些重要議題,如六四時,也會備受打壓。我們在說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考慮他們的老師有沒有足夠的空間和自主性去開拓這種可能?當他們都朝不保夕,或者為生存苦苦掙扎,沒有足夠的賦權時,要通識科達致其理想,情況並不樂觀。2、 通識科考試和通識理想的張力我們相信,作為通識科教師,對通識科考試是其中一個最有資格評論的持份者。一方面,他有專業的知識去判斷考核的內容是否具足夠的學術水平。第二、他最清楚知道考試如何影響實際的教學。這就是滿口子通識理想的外行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我們未必要否定理想的談論,我們就覺得可以借鏡法國的哲學考試,將通識考試成為全民參與討論的機會,而不只是聚焦「有沒有政治題」。我們也認為通識科考試能推動師生去關注社會議題,將通識科跳出教科書的既定框框。這都是理想的一面。但是,通識科的考試有時流於格式化、試卷二廷伸回應題試題深度不一、試卷一資料回應題不鼓勵死讀書卻變成不用讀書,重闡釋變成了懲罰寫字慢的學生,都是「內行人」關心的問題。大眾未必理解,但莘莘學子和教師卻在這種環境去實現他們心目中的「通識理想」。3、這一代的思考是什麼?這本書雖名命為「守住這一代的思考」,但何謂這一代的思考,卻是可堪玩味。在反國教運動高呼「不要洗腦教育」,有一種對強權壓迫的否定,但肯定了什麼,卻不算清楚。這一代是誰,他們怎樣思考?他們持守什麼價值?他們和上一代和下一代有什麼關係?在書中潘詠詩老師提到與學生談退休保障,學生竟提議將老人安樂死。少年話語,教育工作者聽多不怪。但這也反映「這一代」(大概是指現在的高中生吧)的潛意識和特徵︰思考沒有脈絡,没有歷史,沒有他人,沒有感情,沒有判斷的沉重感,沒有實際面對被他「思考」的人。這些判語當然很重,也不可能是一普遍週全的對「這一代」的描述。但如果要守住我們這一代的思考,就要重新講清楚,或者展示,該如何思考。合符邏輯的、合符香港/中國現況的,能使用概念的……這都是評卷參考常見的「標準」」。但我們作為內行人,看到的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青年人,他們對社會現況的迷惘,他們那種不耐煩和燥動,或者無能為力、想一走了之的犬儒,這才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真正面對的問題。我們自己有如何去在當下作真正之思,為自己和我們的社會去找尋出路?我們如何說服我們的年輕人,說理、討論是重要而且可以改變世界、至少改變我們自己?時代如果要通識科擔負起這個責任,它當然就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的使命。文:曾瑞明 教育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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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的使命

筆者是通識老師,和讀物理學的霍梓楠最近寫了一篇〈原因與因素,有什麼分別?〉(刊在2016年6月7日《評台》),希望用「內行人」和「外行人」多角度去探討通識科考卷上的一些問題。文章刊出後,我們看到不同的反應,只能歎知音難求。補習名師的反應︰原因與因素當然有分別啦!跟著我的筆記讀吧!通識「支持者」的反應︰你們這樣寫,豈不會被攻擊通識者利用?專欄作者的反應︰,學生要對考評局的蠢規則唯命是從,心志不得脫於桎梏,所以這一科應改稱「奴才教育」(Servile Studies)!中和派的反應︰「書要讀真,試可假考。」補習名師只是借題發揮,把目光全放在答題技巧,完全無視我們正是要大家正視原因和因素的學理討論。通識支持者的憂慮有理,但這樣可能會因噎廢食,而放棄了對通識科有理而健康的批評,可強化通識,更能抵禦其他無理攻擊。專欄作者的盲點,是忽視了通識教育工作者不斷努力地推動通識作為解放教育,釋放學生思維空間。考評只是其中一部份。中和派的看法是,教書要理學理,考試照跟規則。不過,我們觀察到,其實不少教師不知真假,對考評局的區分非常認真,反而學生看出「國王的新衣」,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考評局的區分有何學理根據?除了抵禦建制派的無理攻擊,通識教育工作者也負起把通識成為真通識的使命,而不會被人(包括學生)稱為「奴才教育」。但小心,不要因其評核方式而全盤否定通識,這很危險。其實考評絕不是一無是處,比如今年卷一,我們就認為「題型沒太大改變,但角度有突破,能挑戰學生的既定框架,也許亦能推動老師在課堂用更多角度去處理一些耳熟能詳的議題。」故此,我們只是從改善的角度去看通識。此外,各方回應亦折射了現時社會上兩個極端的取態:一、考評根本不應該設有任何標準答法框框,否則就會造成僵化。 二、只需遵守制度訂下的遊戲規則就可以成功,不必作出任何懷疑。如果教師真的明白通識科的真義,學生真的讀通通識科的話,應該可對上述兩種立場作出有力的回應:一、論證考評利害:作為一個公平的考評,必需有一套公開的合理規範(例如示範答案)讓學生有所適從。除非我們全盤否定考評的作用並打算以另一套制度取代它。二、試題可以是有效的學習工具而不是奴役的刑具。我們的學習一定不止於試題操練,更有日常課堂的思辯。思辯精髓往往在於批判慣例與立場相異者之交鋒。一旦受過這種訓練,就不易滿足於盲目服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文:曾瑞明、霍梓楠(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教育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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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通識考試的「原因和因素」之分

近日曾瑞明和霍梓楠兩位老師撰文,指出考評局在通識文憑試中把原因及因素區分,並把「原因」 分類為低層次的描述的問題。在2015年的通識卷二的一題「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中,考評局的常見問題指出考生需留意把「題目要求的『因素』需作概念化處理;若只作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只屬『原因』,評分層級較低」。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lib_st/LS-BS-2015-3.pdf任教物理科的霍老師表示作為外行人,實在難以理解究竟考評局要求把原因「轉譯」為因素的「概念化」是否有分辨學生思維高低之用,抑或只是一種無根據的rephrasing。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如把試卷的題目視為一條研究問題,讓各位思量在考試以外,究竟原因/因素的區分是否有意義。就「哪些因素會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這問題,香港記者協會在2013-2015年就委託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研究香港新聞自由指數,研究參考了不同新聞自由指數,舉出十個可能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因素,包括「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自我審查」、「採訪工作安全」、「獲取資訊的困難」、「大財團」、「傳媒管理層」、「法律對採訪的保障」、「傳媒監察功效」、「傳媒多元化程度」,再以問卷的方式調查公眾及新聞從業員「那些是他們在評價香港新聞自由程度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較佳的因素嗎?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pressFreedomIndex2016/index.html因素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分析的對象,港大的研究也是分析影響新聞自由的因素,但研究中所用的因素,卻正正是考評局事例中認為並非因素的「原因」,研究中所用的「採訪工作安全」因素,正是考評局歸類為原因中有提到的「新聞工作者擔心其安全」,雖然考評局認為,考生需要寫出「暴力襲擊」才算是因素。究竟有沒有正確的因素可言呢?是否可以各自表述,研究者甲認為「暴力襲擊」是正確的因素,研究者乙認為「採訪工作安全」才是正確的因素?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開始研究之前,會參考其他的研究,並傾向沿用主流研究驗證過的因素繼續他們的工作。這不是盲目的因循守舊,而是這些因素往往經過不同研究的比較驗證,構成最全面、簡單的解釋。試想想,在一個記者不會在採訪時受襲擊,但會因得罪權貴而被綁架、監禁的地方,「暴力襲擊」不能夠解釋他們的擔憂,但「採訪工作安全」則可以;而擔心「暴力襲擊」威脅的記者,也同時是擔心「採訪工作安全的」。所以,「採訪工作安全」是一個更能普遍地解釋新聞自由的因素。研究員各自創造自己的「因素」用字,當然一來會令研究結果難以互相溝通引證;但更危險的,是研究因此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設有一個研究員,偷換概念地把「暴力襲擊」取代「採訪工作安全」,到了一個記者會因報導而被綁架的地方作問卷調查,該地方的人都不認同該地方有「暴力襲擊威脅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情況,但該研究員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說該地方的新聞工作者是安全、是自由的呢?當然,會有些研究會更仔細地研究在某地區中,「採訪工作安全」由什麼因素組成,這時「暴力襲擊」就是一個有研究意義的因素,但同時,研究者也需要仔細列出其他與「採訪工作安全」相關,而不是「暴力襲擊」的因素一併研究,才能得到全面的結果。題目中提到的「成本高企」就是一個可能成為研究問題的有趣的因素假設:究竟香港新聞機構因收益考慮立場取態背後,是較可能因為「成本高企」、「想賺取更多營利」、還是「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回到文憑試:什麼是因素,什麼不是因素?回到文憑試的題目,局方不接受考生回答「收益」等較普遍的因素,的確可能是希望考生回應題目中的「香港」提出一些更本土的因素。八分題目,理應要作答三個因素,但如果考生按上一段的思路,提出「成本高企」、「新聞機構想賺取更多營利」、「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三個因素作解釋,下場又會如何呢?似乎會被認為答案欠缺多角度,甚至會被認為只回答了一個因素,因為三個因素都屬於「經濟因素」。如果考評局或者通識老師在這些因素題都只是希望考生從不同角度選擇一個因素去作答分析,為何一開始就選擇了較普遍的因素,回答「收益」的學生,只是較低層次地提出了一些「原因」呢?如果訓練學生畫蛇添足,因為要回應本土脈絡,在「收益」外要多寫「成本高企」,又會否令學生忽略了另外與收益相關的因素,在將來作社會科學研究時犯上偷換概念的問題?如果學生寫了一些較普遍的因素,以本地相關的例子作說明解釋,為何又不能回答題目中的香港元素呢?從考核的能力看,藉著考評要求的「把原因概念化為因素」,考評局究竟要考學生什麼的能力?是應用概念的能力?但究竟這些暴力襲擊、成本高企的概念在通識課程中的何處註明需學生學習?未學未知又如何應用?要求學生綜合自己答案想法能力的話,為何「人身安全」、「收益」等普遍的原則因素不在考評局接受之列?(註:在考評報告中清楚否定是一個因素的「自我審查」,在新聞自由的研究中倒是一個被研究員認可的因素,考評局認為自我審查只是一些由因素導致的行為,但這其實忽略了新聞從業員的能動性,一個地方的記者面對種種壓力,是否也能選擇守著專業,不為所動呢?這可能反映了考評局對考慮中所接受的因素的選取是任意的。)最後,考生只描述事件又是否一定是較低層次的作答方法呢?在港大的研究中,也有舉出劉進圖事件、記者遇襲事件問到「你認為過去一年以下事件有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嗎?」(第24題),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持份者的行為決策是有影響的,但在未清楚事情如何影響的性質之前,與其貿然將其定性,考生在作答時充分選擇事件中一些關鍵的元素,充分展示了他能夠理解相應持分者的關心,例如描述政府對劉進圖事件的態度和跟進,指出劉進圖的為人生活習慣以說明其被襲擊的較可能原因、指出近年示威中警方及示威者對待記者的行為,欠缺一個幾近同義的「概念化因素」又如何會失色?後記對於曾霍一文引起蘋果日報專欄作者的關注,稱通識科為奴才教育,我認為倒是言有過之。通識科的引入,令之前與社會隔絕的中學課程提供更多機會予學生認識社會,而這兩文說的學理,也是很多具有社會科學學士、碩士學位的通識科教師具有的常識。通識是很年輕的一科,教育考評兩局當初可能有出於對學生能力的思慮引入以上課程內容,但實踐起來,專業的教師一定會察覺到有調節改進的空間,假如就此把科目的價值否認,倒是浪費了不少教師對如何改善學生學習不斷思索之苦心。只不過,從考評局上網的試題樣本剖析及例子,一來不能說服通識教師圈子以外的公眾,通識跨學科的精神在於精於此科的人能夠把各科的內容融會貫通,交待清楚,如果反而發展出一套只有通識科人才明白的內行規則內行話,是不正確的方向;二來這些零碎的片段也難以讓通識老師作改善的專業建議,當然每個老師也會自行分析這些片段、評卷參考,歸納出「答題要有正有反」、「要多角度」、「作概念化」等原則,但原則的語意刻意含混,各人的詮釋也不同,更難肯定會否因為試卷委員會主席的不同而令原則有所改變了。要釋疑,又為了讓各考生公平地得知怎樣才算是具質素的答案,考評教育局是否應該把自己評改的原則更清楚說明呢?文:Ken@教育工作關注組 通識教育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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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與因素,有什麼分別?

原因比因素低層次?你懂得區分原因和因素嗎?用翻譯當答案︰原因是cause(不是reason。原因只是解釋現象發生,理由是來支持論證的),因素是factor。但它們其實有什麼分別呢?2015年通識卷二有這一問︰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考評如此指出考生的「常見問題」︰題目要求的「因素」需作概念化處理;若只作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只屬「原因」,評分層級較低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lib_st/LS-BS-2015-3.pdf原因是低層次的描述,因素就是概念化?考試的學生會問何謂概念化?劉進圖遇襲是描述,暴力襲擊才是概念化?為什麼?若我對通識課程一知半解,對其題型及考試評核要求更一無所知,會這樣從「外行人」的角度審視這個「常見問題」︰所謂「概念化」,意思是否不許只提及事實描述?以「暴力襲擊」歸納「劉進圖遇襲」,是否因為點出了後者的關鍵特徵才令歸納不簡單?回答「寒蟬效應」、「自我審查」來清楚說明「安全受威脅」與「可能影響新聞自由」的關係是否更重要?「商界抽廣告」為甚麼只被視為「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這個現象是影響新聞自由的關鍵,而「抽廣告」比起「避免在某報章落廣告」更有層次上的分別。這答案敗筆之處可能只在於沒有說明商界為何抽廣告(例如涉嫌操控編採立場、政治審查),而不是因為它沒有作出「概念化」。如果「商界抽廣告」只是「原因」,那麼應該怎樣把這個答案「因素」化?如何把「商界抽廣告」概念化?筆者思索良久卻做不到,但肯定不是「成本高企令新聞機構需考慮廣告收益」,因為這個「建議答案」不夠針對性。我們可以從較單純的「商業運作層面」去解讀這個答案:因為須考慮公司收入,所以編採上會選取較迎合消費者的題材,吸引更多商家落廣告。普通讀者在沒有前文後理的情况下讀到這個答案,未必會聯想起「商界抽廣告」及「政治審查」,而這個面向似乎與「影響新聞自由」有更直接的關係。另外,「成本高企」固然能進一步說明新聞機構更在意廣告收益,但就算有沒有成本高企,新聞機構也須考慮收益,他們也可能因為「抽廣告」而被嚴重影響收入。比起有沒有把答案「概念化」及斟酌何時才須指出具體例子,我們是否更要留意答案如何反映作答者表達的重點、思考廣度與角度?只是一種rephrasing?另一位通識老師這樣解釋︰如果問題的問法是:金秀賢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回答:金秀賢很「靚仔」,而且「演戲很好」,所以受歡迎。由於題目問的是金秀賢受歡迎的「原因」,所以「靚仔」、「演戲很好」已清楚交代原因,已是一個不俗的答案,回應了題目。如果問題的問法是:指出金秀賢受歡迎的因素是什麼?我們應把「靚仔」及「演戲很好」這兩個原因概念化。「靚仔」應變成「在外表因素方面,……」;而「演戲很好」則應變為「在演技層面方面,……」。這樣的答法才能把你的答案推至更高層次。(見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1849)如果是「外行人」,對這種解釋肯定會感到非常疑惑──難道原因和因素只是一種rephrasing?將其rephrase做「在….方面」 真是有助於「推高層次」還是只是語言偽術?或者利用這句式可幫助作答者擴闊思考空間,例如寫上「在外表因素方面」後進一步闡述面形、髮型、化妝技巧、經鍛練的身材等等「因素」,不過如果將靚仔寫成「在外表因素方面,他是很英俊的、很吸引女人」的話,這與直接說「靚仔」真有思維層次上的分別嗎?所以,所謂推高層次,不應該只是從「答法」入手吧?不過,各方說法都似乎貶低「原因」抬高了「因素」。再探原因和因素原因和因素,只有考試操作上的分別?但可能兩者有根本指涉不同,沒所謂高低層次之分。我們搜集了一些在網上可尋的解說,與港式原因、因素大相徑庭。其實,原因一定要和結果(effect)聯繫講,才有意思。我們稱之為「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因素,則不一定帶來一個結果,但它會帶來一些影響(affect)。(參考http://www.differencebetween.com/difference-between-cause-and-vs-factor/)另一個分別是︰如果事件A和B有因果關係,沒有A就沒有B(必要條件)。或有A就有B。(充足條件)。但如果A是事件B的一個因素,即使消除A也不會消除B。我們關注的是A帶來B的可能性(likelihood)。(參考︰http://reliabilityweb.com/articles/entry/Cause_vs._Contributing_Factor/)根據以上的解說,讓我們看看以下一個案例︰「至於歷史高位,則要數2007年,受內地宣布推出「港股直通車」的消息帶動,恆指2007年10月18日突破30000點,並於2007年10月30日升上31958.41點的歷史新高。可是最終「港股直通車」未成事,港股亦隨之回落,其後更遇上金融海嘯,即使7年後的今日「滬港通」真正落實,至今恆指仍未能返回當年水平。」(http://www.etnet.com.hk/www/tc/news/topic_news_detail.php?category=special&newsid=3352)如果結果是恆指於2007年10月18日突破30000點,並於2007年10月30日升上31958.41點的歷史新高,那麼「港股直通車」的消息是原因還是因素?該是因素!因為「即使7年後的今日「滬港通」真正落實,至今恆指仍未能返回當年水平。」如果港股直通車是導致港股升上30000點的原因,應該能輕易照板煮碗!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消息會有一定的影響,所以該是因素。這樣看,原因和因素有什麼概念化的問題呢?在不同學科,原因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在科學裏,找出原因就要在一個既定的實驗程序去進行。藥物A能否治療癌病X?我們可以將參與實驗者分成兩組,一組給藥物A,一組給代設劑(以免這一組的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因「預料」或「相信」治療而痊癒)。如果給藥物A的那組康復或好轉,我們就會說藥物A導致康復。但是現實是很複雜,一些病人服食了藥物A,也未必痊癒,因為有其他因素發揮作用,例如病人的生活習慣、飲食、基因和意志力等。在日常生活裏,事件或結果往往是由不同因素發揮作用。(可參考 Stephen Mumford的Metaphy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hapter 5)反之,找出一個「主要原因」是很困難的。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因素和原因的運用也很不一樣。在自然科學,我們研究的是物理世界,較能製造實驗環境,控制變數,去找出「原因」。我們往往會將造成一個後果的充份條件稱為主因(可參考Walter Sinnott-Armstrong & Robert Fogelin, Understanding Arguments, pp. 249-250)。但在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我們研究的是人文世界,變數太多了。所以,我們往往只能找出因素,而不是原因。我們要知道,「原因是什麼?」本身是哲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我們也承認原因和因素未必有絕對清楚的分別。我們主要反對的,是通識科不鼓勵老師教授學生把握不同學科特性去運用字詞,卻自訂沒什麼道理的遊戲規則,要師生跟隨。就以上討論,我們認為有關當局應該正視以下疑問:(1)︰既然原因和因素有根本的不同,那麼考評局是否應該在題目上清楚指出有關「因素」題的答題要求,而不是假設考生已默認之?特別是「原因」「因素」的答題要求並沒有在課程文件列明。(2)一個沒有受到題型訓練、但有不俗語言及思考能力、對議題有充分理解的考生會否因為這些「定義」而被扣分?(3)假如一般通識老師對試題用字有疑問,他們可以怎樣做?或者基於現實考慮,他們會傾向服膺於考評局對試題用字的解讀?文:曾瑞明、霍梓楠 通識教育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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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的「傳統精英」與「職業廢青」

近日看ViuTV的「跟着矛盾去旅行」,「職業廢青」林日曦與「傳統精英」蔣麗芸的對決令人看得津津有味。職業廢青與傳統精英的對決,除了在政治理念上的對立,更在兩人的階級及年齡中體現。作為觀眾,當然看得高興,在我為林日曦而喝采時,卻心寒了一整晚。只應在鏡頭前出現的場面,在現實卻頻繁地、每天的出現。正如馬克思曾說:「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以悲劇方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讓我倒轉他的說法,第一次觀看世代之爭的電視節目時,是以觀看喜劇,食花生的心態取笑一下他們的矛盾點,當關掉電視的一刻,回歸現實,再回想香港的教育界同工的情況時,同樣的矛盾卻以悲劇方式出現。來到五月,相信對大部份年輕合約教師,除了為即將來臨的暑假而感到喜悅外,更需要面對校長是否續約,寄信搵工,預備面試的痛苦。能否得到校長的續約,除校長的決定外,當然還有科主任的意見,這類「傳統精英」的看法,決定了合約制年輕教師——「職業廢青」的前途。無論在工作的環境,或曾就讀的中學,也眼見無數教育界「世代之爭」的腥風血雨。大部份年輕優秀的教師,由於與上一輩人的價值觀不同甚至矛盾,得到「永遠離開本校」的聘書一份。教育的價值觀不同,源於新舊的教學法的理念不同,以致實踐不同,導致他們對結果也有不同的理解。「傳統精英」「傳統精英」對教育的想法,大部份停留在過去的「銀行式的教育」(banking education),他們仍在懷念過去的好日子,相信依書直說,便能使學生學習。學生不能學到,則是個別能力差異的問題,而不是教學方法出了問題,因他們對同一班學生也依書直教,為何有學生學到,有人學不到?那問題的癥結,當然是學生個人的能力問題。這種想法變相令他們難以接受新的教學法,由於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教學有問題,問題出在學生身上,令他們失去進步的動力,也不察覺時代已轉變。舊時代的教學,能如弗萊雷(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描述:「教育在今天已變成了存款的行動,老師是存戶,學生則是倉庫,而不是溝通,老師只期待從學生身上提取存款,只要求學生接收、記憶及重覆老師教授的知識。」此外,「傳統精英」的高層更有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在觀課後,對年輕教師的指點,竟然是教師是需要更多與學生溝通,教育應該是雙向的過程,這類進步的想法,但當「職業廢青」到「傳統精英」的班上觀課後,他們又急不及待的解釋,他們是希望雙向教學的,只是學生的能力太差,只能單向傳授知識。不少前輩在私下討論時,流露出他們根本不相信雙向教學,只是為了應付教育局所謂的「大趨勢」才勉強偽裝相信。這樣的教學當然對學生有很大的損害,令學生失去學習動力等。但作為「職業廢青」,更大的問題是他們具有排他性,在聘請新教師、為教師續約時,不斷的質疑新教師相信的教學理念,批評他們不切實際,只會空談理想。更甚者會在謝絕這一類同行,對他們諸多不滿,為了方便在合約終結時,有理由不接受他們的續約。「職業廢青」對「職業廢青」的筆者來說,教授通識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希望學生成為自己的主人,如弗萊雷(Paulo Freire)所言,教育並不是重覆的機械性行動,學生更不是記憶體或純粹技巧的操練,讓學生成為主角,成為學習的主體更重要。即使在環境上多困難,學習能力多弱的學生,也有資格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老師、家長或知識成為他們的主人,令他們終生成為背誦的奴隸,不曾感到學習的快樂。教育的想法,正正是希望學生能掌握批判性的思考,終結單向式的「知識儲蓄行為」。即使學生未能理解該學科的知識,但他們仍保留對學習知識的興趣,假以時日,他們總會成功汲取教訓並學到新知識。何況,「傳統精英」的教師天天在埋怨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新一代沒能力學習,又有否想過,這是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教導學生如何「自主學習」,除了「講書」,教考試技巧外,又有否教他們如何讀書及為何要讀書?作為「職業廢青」的一員,「職業廢青」的想法未必是完美,也可能太理想主義。但筆者只能寄望「傳統精英」對年輕人多一點寬容,多一點尊重彼此的不同,假如蔣麗芸在乒乓桌上對林日曦多點尊重,不對他破口大罵,或許他們有一次機會作良好的溝通。假如開始便拒絕年輕人的參與,預言對方一定失敗,公司很快倒閉,相信世代之爭將難以疏理,更遑論解決。只寄語各「職業廢青」努力搵工,而「傳統精英」則對年輕人更多寬容。 教育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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