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美姿:自殺的夏蟬

曾經有一位跟我同窗七年的同學,考上大學醫學院之後,某一天推窗、跳樓、身亡。那時距離facebook推出巿場,還差了一兩年,報館編制應該未有即時新聞team,《蘋果》已發展了網上新聞,但點擊率我估非常低。消息在午後流傳舊友之間,我們不能置信,愕然和傷心。朋友T是亡者的好朋友,她打電話給我,問我可否到一個屋村公園見面。去到小山上的公園時,日照已到了尾聲,我和她爬上一塊大石頭,並肩坐着,陷入了最深的寂靜裏,讓我一度以為我們都死了。最後得返回人世,是入黑之後。眼前廣廈萬千,傳出來騷動的氣息,包括屋邨聽慣不怪的打仔聲、TVB片頭的主題曲音樂,以及撒滾油起鑊的啪啪聲。花上最大力量,我們才能抖抖身子站起來,清醒而恐懼地、等待翌日報紙對新聞的發落。以前只有傳媒具傳播的能力,所以出現了海量式關於傳媒道德的探討和反思。上新聞系的課,採訪技巧和道德的傳授,是兩位一體,道德覺醒是言論自由的暮鼓晨鐘。如今不過十幾年之間,已毋須向政府註冊才責成傳媒,每人都具備了傳播的能力,惟不是每人知道夜晚要打鼓、清晨要敲鐘,始能拭拂作為傳播者的眼界。副局長的兒子墮樓身亡,網上言論大鳴大放,很多留言不堪入目。消息在下午一時多獲得證實後,便在網絡迅速發酵,去到夜晚,事件的關鍵字已不是抑鬱、自殺和青年,而淪為了一個用上「報應」字眼的發泄爛場。我不由得想起那位同窗七年的同學,她的花名叫蟬,離開時是初夏。出殯那天靈堂來了上百人,但我的眼睛離不開跟她的父母和嫲嫲。我以為人死了就要悼念,但原來心有所動,也非必然。[鄭美姿]PNS_WEB_TC/20170909/s00314/text/150489318991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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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道德

陳系先生在回應我的一篇文章(見2017年2月3日《明報觀點版》),提及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的著作《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陳先生用這本書來質疑民主選舉是否保證人的自主︰「然而即使有了民主普選,個體就變得自主了麼?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在著作The Ethics of Voting中提出質疑——先不說個人一票在選舉中微不足道,毫不影響大局,設若「政治自主」的意思,是個體的選擇在政治上得到反映、意志得以執行,那麼選舉中我把票投給A,最後B勝出,於我有何自主可言?即使最後A勝出,也難保政策結果有如所願。投票行為本身能否對個人構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答案不十分明確。Brennan的論點很難辯,除非對「自主」另有理解。 這本書我也看過,不過我不認為他是想說我們投票沒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相反,Brennan想說投票是有其道德意義的,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投的一票負責——這當然是自主性的展現了。Brennan開宗明義︰「這本書的目的是去斷定公民應否投票和她如果選擇投票時應怎樣投票。」《投票倫理學》整本書關心的是能投票的公民,責任是什麼。他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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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與社會禁忌

台灣年僅26歲的女作家林奕含自殺身亡。其遺作,亦是唯一的小說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頓成社會熱話。最為人驚訝的,是在林奕含過身後,父母披露其年輕時被補習老師誘姦,以至患上抑鬱症的內幕。這背景跟小說中的女孩子的遭遇,不謀而合,並激起社會對性罪行和精神病的辯論及反思。 不過,如果讀者現在往台灣媒體蒐集關於林奕含的資訊,會發現一個奇怪現象:幾乎所有台灣主流媒體,都會以「林××」或其他稱呼來表達林奕含的身分,而且不少還以馬賽克(格仔)遮蔽林奕含的樣貌。相信林奕含亦大概想不到,自己的名字及樣貌,會於身後成為台灣主流媒體的禁忌。原來,由於林奕含遭性侵一事曝光,使她成為台灣相關法律的保護對象,儘管這位女作家的故事,連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已讓台灣輿論泛起一陣陣發人深省的漣漪,但「林奕含」這名字卻讓寶島的新聞工作者「欲言又止」。 新聞報道的法律及道德要求 新聞公信力的重要條件,是資料整全、文責自負。資料整全,是新聞工作者對讀者要負的基本責任,亦是考核新聞質素的基本要求。新聞是公開資料,亦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故此亦要文責自負——記者、編輯、新聞機構,都要為報道負上法律及道德責任。所以,不具名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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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愛恨終生的情人:道德

道德是準則,在我們必須做決定的生活,無孔不入。它比我們任何家人、朋友、情人更貼身,每當我們遇上選擇,它就與我們擁抱。不是大人物或知識分子才擁有道德,也不是下屠殺命令、決定XX應否合法化、就敏感話題表態才關乎道德,道德是共享的,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呈現:小學時,我們思考自己應否哭喊、扭計要玩具、隨街小便,中學時,我們考慮應否順從父母、談戀愛、努力讀書以應付升學需要。隨後,人愈大,我們發現每件簡單的事背後都有複雜的利害關係,即使周六在街上,打算買旗幫人,也要考慮賣旗機構會否只作公關表演而善款只養活了一群行政人員。 每時每刻,我們被迫面對道德,無法逃避,像結交了一個經常「追魂call」的情人,我們因而厭倦,同時建立一套語言偽術斥責衛道之士,以辯解自己不道德的行為或立場,就像分手總有千萬個荒謬理由;另一方面,我們會為做了自認為正確的抉擇而快樂,例如第一次到老人院做義工可以有初戀的感覺,讓我們藉愛他人感覺被愛。如此,我們活在愛恨交纏之間,身不由己。 中國特色的道德觀與民間實踐 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起已建立了多樣的道德論述:孔子為道德倫理分門別類、孟子和荀子分別根據人類天性的善或惡設定做好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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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尋常?——「道德高地」的省思

對於「道德」的重要性,孟子曾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以為人禽之間正是那「道德」界線,故此中國自古便有「衣冠禽獸」、「禽獸不如」等罵人說話。的確,人作為萬物之靈,其優勝處不獨是智慧,亦在於「道德」。顧炎武曾言:「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此句正能說明「道德」乃人類社會和文化得以存續的必要條件。正因「道德」如此高尚,故此大多衛道之士都樂處「道德高地」,賞善罰惡,共扶天下。但隨著社會變化,文化交流頻繁,越來越多人指出道德是相對的,此時此地此人之善,亦彼時彼地彼人之惡,而且「尋常」得可以,當中絕無「高尚」可言。由此,「道德相對主義」,甚或「道德虛無主義」便應運而生,再加上經濟發展促使價值觀轉變,「拜金現象」和「功利思想」越演越烈。最後,直呼:「別站在道德高地上,說三道四」的喊聲,亦響徹雲霄。到底「道德」是「高尚」,還是「尋常」?其實,筆者以為「道德」既是「高尚」,亦是「尋常」。他「高尚」,因其能激勵正氣,提昇境界;他「尋常」,因其是「人人可為」,普及易行。筆者以為劉禹錫有一詩─〈烏衣巷〉,很能說明「道德」的「高尚」及「尋常」。該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本詩原意為感慨物是人非,繁華之極後破敗,但若從「道德」的角度去詮釋本詩,筆者以為亦別有意思。「道德」本為「高尚」的,當人們抱持善心,則能發揮其功用,社會亦能欣欣向榮,就像朱雀橋這象徵繁華的東西一樣。但所謂「物極必返」,當「道德」與「社會」發展逐漸脫節,再不能適應時代步伐,引領人們之時,「道德」便會變得僵化和失效。東漢末年,名教敗壞,儒學僵化,漸為社會輕視,於是便引發一連串的道德危機,致使政治和社會崩潰。當時,「道德」已失去其光芒,昔日為人所重的朱雀橋,因無人理會,故生滿「野草花」,失去活力。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禁心中一涼,亦為此悲嘆不已。最後,「高尚」的「道德」再不能從高處睥睨天下,他必須在抱持「原則」的情況下,依時而行,重新振作,而其起點便是「尋常百姓家」,因為唯有「人」才能復興和翻新「道德」,此之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如前言,東漢末年是禮崩樂壞,人心乖張的世代。面對如此局面,很多人不再留戀昔日的光環,和以尊貴的「堂前燕」自居,並挺身而出,從基本開始,復興和改善「儒學」,然後加以實踐,使「儒學」再次綻放光芒,將「道德」再次引入「尋常百姓家」。其實,「道德」的「高尚」與「尋常」是互為因果的。被奉為「至德」的「中庸之道」,其解釋正能說明這點。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之天下萬物得以存在和繁衍的根據,其「高尚」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體現「中」的「和」,卻是萬物得以延續和生存的表現,故此「中」又實無「高尚」「卑下」之分,他是「尋常」的,莊子曾曰:「道在屎溺」便是此意。程子亦曰:「庸者,庸常」,直接指出只有能為世人普遍遵行的,才是「庸」,「尋常」正是其「高尚」處。至於人們對「道德高地」的反對,筆者是十分諒解的。正如東漢末年及朱學末流之時,「道德」不再是「高尚」的,反而一連串的事件,如「殉道而死」和「以理殺人」都大大損害了「道德」的「高尚」,故此凡有人以「道德」自居,則詆之曰:「道德高地」。但對此,筆者雖能諒解,卻不敢苟同。「道德」並非口號,他必待實踐而能歷久常新,因「尋常」而能「高尚」,若一味指責別人處於「道德高地」而加以反抗,這是不理智的。顏淵之為「復聖」,正因他能對「中庸之道」拳拳服膺,冷靜、謙卑的接受和實踐「道德」。根據古舊的歷史,指出「道德」已死;祭出相對的虛無,高呼「道德」不存,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與那些虛偽之士又有何分別?總結而言,筆者以為只要是心存「道德」,「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道德高地」不妨一居,而當人們居於這片「高地」後,便會發現這地雖高亦平,「高尚」與「尋常」是並行不悖的。 哲學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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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聽過粗口

出爐港姐佔中期間網上留言,痛罵藍絲阿伯非禮黃絲女子,由於中間夾雜了粗口,反佔中網媒如獲至寶,高叫交回港姐后冠。如果不是因為政治立場,香港人什麼時候變得有說話潔癖了?先說電影。曾經,香港人對粗口有「種族歧視」。外國電影對白,句句不離fxxk,大家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即使大陸電影、台灣電影,操操媽媽之聲,也不覺礙耳。可是,只要是廣東話,有粗口的即變三級。現實世界常常聽到的,出現在電影,反而不習慣,真有點奇怪。不過,這幾年講粗口的或以講粗口做噱頭的電影太多了,大家又習以為常,不以為怪。再說學校。大學裏講粗口的學生不在少數,只是他們絕少在老師面前講。尤其是那些學電影的學生,要他們在拍片現場禁止粗口,比要他們在早課不遲到還要困難。他們懂得在適當場合講與不講,已經是一種節制。在道德潔癖者眼中,講粗口當然不對,可是,香港何曾是個道德潔癖社會?假道學的,倒是充斥城市每個角落。所以,我非常認同前港姐所說:今日社會,很多說話,比粗口更難聽。不要偽善了,誰人沒有說過粗口,或至少心裏說過?尤其在這墮落年代,爛人爛事層出不窮、天天新鮮,看得人憤怒的、沮喪的、荒唐的,迫得人明裏暗地罵幾句粗口,有幾奇怪?那些拿着反叛青少年講幾句粗口,拿着立場不同港姐網上粗言來說事的人,真的以為自己很道德嗎,還是另有所圖?(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副刊) 粗口 香港小姐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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