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醫護之間

日前醫委會就病人遭紗布封喉致死的紀律聆訊,裁定涉事的醫生兩項專業失當罪成,被停牌六個月。事件引起前線醫生強烈不滿,有醫生組織認為,「護士做錯不應由醫生負責」,批評醫委會嚴重損害專業互信和合作。醫生的責任大致可以分兩方面:第一是專業疏忽的責任,這是指在當時的情况下,該醫生的診斷是否達到一位合理的專業醫生的標準。醫委會認為,被告醫生巡房八次,造口長時間被紗布蓋着,物理治療師的報告亦有記載,但該醫生仍未能從紀錄中發現護士出錯,屬不能原諒的錯誤。換言之,醫生的責任並非為護士的錯誤包底,而是一個合理的醫生在這種情况下應該能夠發現錯誤,這是醫生本身的專業水準。前線醫生強調醫生和護士是伙伴而非從屬關係,這涉及第二種的責任,即僱主須為僱員的疏忽負責。這方面的責任建基於僱主或上司對下屬的管理權力,即使僱員或下屬的工作高度專業, 例如僱主可能對電腦一竅不通,但他還是要為專業僱員因電腦疏忽引致的損失負責。這種責任,一般但不一定建基於正式的僱傭或從屬關係,要視乎在相關事件上,一方對另一方的工作範圍或模式可以有多大的主導或決定權。現代醫療涉及不同的專業,醫生一般不該為其他專業的失誤負責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似乎並非醫委會判決的基礎。至於前線醫生指出公立醫院醫生的工作極度繁重,資源和人手不足,則是政府應該正視的。[陳文敏]PNS_WEB_TC/20180523/s00202/text/152701227031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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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別自陷於四面楚歌之境

立法會剛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再次探討如何改革醫委會。談及醫生專業規管,便令人想起近月多宗病人出現嚴重情況的報導:先有鄧桂思未獲處方藥物引致急性肝衰竭;再有八年前同樣遭遇的死者蔡文超的家屬申訴;及後有少女被刺穿動脈後出現腦缺血中風;亦有病者覆診時已難以行走但未獲跟進,兩日後因頸椎感染致癱;最近法院正聆訊一名市民懷疑被DR集團醫學療程誤殺一案。無論這些個案屬醫療事故或不幸事件,病人及家屬都承受著巨大創傷。 在醫生而言,治療後出現已知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和醫療事故之間有莫大分別。前者是疾病發展或治療伴隨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幸,後者卻是醫生的疏忽失誤引致。然而,對病人及家屬而言,治療後出現嚴重情況,很容易產生疑問,尤其在治療前,病人及家屬未有得知有關副作用及併發症等風險時,更會引起猜疑。此時,若醫生用已知風險作解釋,就更可能被質疑是否編織理由掩飾錯失。 過去也曾有投訴人接獲醫院回覆指治療後的嚴重情況屬已知風險,但經進一步查證及覆核,原因卻未如醫院所言,反而是治療未按既定程序引致,實屬疏忽。因此重要的,是協助病人及家屬,甚至令市民辨別治療後的嚴重情況,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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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委會的裁決看醫醫相衛

近日基督教聯合醫院遺漏處方預防性抗乙肝病毒藥物的嚴重醫療事故引起全城關注。事故令曾長期服用高劑量類固醇的腎病病人鄧桂思,經過兩次換肝手術,至今仍徘徊於生死邊緣。八年前同樣的醫療事故,令腎病病人蔡文超於2009年因急性肝衰竭身故,家屬至今仍未釋懷,眼見事故再次重演,更是百感交集。 另外,家屬於2012年5月向醫委會投訴涉事的伊利沙伯醫院腎科專科醫生黃浩聲失德,希望取得公道。家屬一直苦候至今年一月,醫委會最終裁決黃醫生失德罪名不成立,家屬對此亦耿耿於懷。然而,分析醫委會的裁決理據後,似乎有值得商榷之處,闡釋如下。 投訴重點 家屬向醫委會作出以下三項投訴: 為死者提供免疫抑制劑治療或增加該藥物劑量之前或期間,未有詳細評估死者乙型肝炎狀況。 未有讓死者知悉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時,可能引發乙肝復發的風險,及有預防性抗病毒藥物。 在提供免疫抑制劑治療或增加該藥物劑量之前,未有處方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以減少乙肝復發的風險。 投訴第一及第三項,指控黃浩聲醫生作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即未達註冊醫生應有水平的行為。投訴二,指控黃浩聲醫生違反《註冊醫生專業守則》(2016)內,2.10 建議治療與風險的恰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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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改革由基層做起——給下任行政長官的路線圖

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佔香港公共開支約六成,每當有選舉的時候,這些環節都會引來不少討論。不過,本屆特首選舉,在各場選舉論壇中,教育及社會福利都有廣泛的討論,奈何醫療政策只是略略提過。當然香港有相當高的醫療水平,這點值得我們驕傲;也可能有部分人認為香港醫療制度非常高水準,並不需要重大檢討。但無可否認,醫療改革也是新任特首不可迴避的課題。 資源集中住院服務 基層醫療被忽略 隨着人口及社經狀況的轉變,公共衛生面臨不少挑戰。既要應付傳染病,同時非傳染病或慢性病亦日益增加,再加上精神健康及意外受傷等情況不斷增加,要維持一個持續發展的醫療架構並不容易,不可能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處理。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比喻: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如果要保持良好的狀態,是否單靠在課堂上的增值?日常生活及居住環境是否要適當配合呢?目前香港的公共醫療制度資源集中提供住院服務,基層醫療往往被忽略,這個不平衡現象是否有助保持良好醫療質素呢? 李大拔曾於去年12月10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討論「自願醫保」時,指出公營醫療開支問題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單向發展醫院服務,忽略基層醫療的發展。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當一個人有病的時候,可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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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3名特首候選人的醫療政綱

誰是新一任的行政長官,本星期日便有分曉。可惜一場關乎香港未來福祉的選舉,七百萬市民幾近無可置喙,只能在螢幕前「剝花生」、網上給「心心」或「嬲嬲」、甚或留言痛斥謾罵,宣泄一番。然而,就算目不轉睛地觀看近期的選舉論壇,也只是聽到內容空洞的sound bites及對人不對事的金句,實質的政策辯論卻完全欠奉。雖然如此,近屆特首選舉的勝出者,都按照競選政綱施政,所以關心政策發展者,理應認真細看三位候選人的政綱,並作出分析。 一直以來,社會對醫療服務十分關注。候選人的醫療政綱反映著三位對醫療問題的了解及處理策略。醫療議題,大概可以沿「人手」、「資源」、及「方向」作討論。「人手」,就是醫護專業人手能否應付社會需要。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對人口的比例偏低,每一千名市民只有不足兩名醫生,比已發展國家每千市民達三名醫生為低。按照政府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醫護人力資源推算模型顯示,醫管局去年仍欠缺400名醫生工作,十年後更欠缺500名。除醫生外,其他醫護專業各有欠缺,未能應付香港醫療需要的增長。 曾俊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三位候選人均理解到公營醫療人手短缺,並一致提出須增加培訓醫護人員。當中林、胡同樣提出要訂立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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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醫生集團繼續反對醫委會組成的新方案?

討論醫委會改革的三方平台已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並觸及到最核心問題──醫委會的組成。聽聞會上醫生與病人雙方各就組成的改革方案作出熱烈討論,爭持不下。 經去年爭議,大眾應該知道醫委會24名醫生委員中,7名由全港約1萬3千名醫生一人一票直接選出,7名由醫學會28名會董間接選出,10名由五間公共及醫學機構提名後獲名義委任。另外有4名業外委員由政府直接委任,即業外委員對醫生委員比例為一比六,遠低於外國一般達一比三甚至一比一的比例。 醫委會業外委員比例偏低,透明度不足,不利確立公信力,因此多年來醫委會的運作、決策、以至對失德醫生的偵訊審裁,均備受批評為未有保護公眾利益。增加業外委員人數、提升業外委員比例就是改革的正途。可惜去年醫生集團極力抗拒,表面上看似開明的贊成增加業外委員,實質上卻是保守的要求增加相等數量的醫生選任委員,目的就是維持執業醫生在醫委會內的勢力,抗衡任何損害醫生利益的政策。 醫生是聰明的,當然知道上述理由不能「見光」,於是將議題政治化,推說特首藉委任干預醫委會,進而降低門檻,通過有限度註冊令大陸醫生湧港,以包裝保護主義的底因。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去年的改革方案終被拉倒,醫生集團成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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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卸責及抹黑醫委會主席

自《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被拉倒後,醫生之間流傳一種說法,指醫委會前任主席麥列菲菲教授及現任主席劉允怡教授一直無所作為,令醫委會改革停滯不前,亦造成張崇德、劉美娟一等9年的投訴個案。有關說法見於「杏林覺醒」facebook網頁轉載醫學會會董及醫委會選任委員鄭志文醫生的〈醫委會並不代表醫生〉、黃以謙醫生在7月20日刊於《明報》的〈醫委會面對的信心危機〉及陳沛然醫生在網上表列張、劉個案時序和為何醫委會要改革的原因等文章(黃、陳二人均已報名參選立法會,其中一人將會是醫學界功能組別議員)。批評兩名主席失職 有欠公允上述文章指由2005年張先生第一次投訴到2014年審結期間,正是劉教授擔任醫委會初步偵訊委員會(偵委會)的主席。而對失德醫生的懲處被指過輕,是麥教授當研訊會議主席之下作出,與此同時麥教授又是張先生苦候投訴結果期間的醫委會主席。後來兩名主席竟與張先生一同呼籲改革醫委會,是「賊喊捉賊」。經向張崇德先生查證後,筆者感到上述文章批評兩名主席失職甚至抹黑他們沒有盡力跟進張先生的個案,及沒有改善醫委會的投訴制度,實在有欠公允。一眾醫生作者似是想將拉倒條例草案及醫委會改革停滯的責任推卸到德高望重、協助張先生主持公道的麥教授及劉教授身上。一眾醫生作者不知是無意抑或有心扭曲事實。張先生2005年第一次投訴時,劉教授尚未作為偵委會的成員。該次投訴被拒的決定,劉教授曾公開表示並無參與。後來,張先生經民事索償取得全部醫療紀錄及專家意見,在2009年交予醫委會並作第二次投訴。當時劉教授作為偵委會的主席,已經立即處理及跟進個案,但被投訴的醫生用盡法律程序拖延,所以在兩年後即2011年才排期召開研訊會議,到2013年始能開審。研訊會議又因辯方要求更換大律師及各成員事忙,12次的會議要橫跨8個月,到2014年中才完結個案。須知道判刑並非由麥教授一人決定,而是由醫生佔大多數的研訊成員一同作出,若他們提出較輕的刑罰,單靠麥教授一人是難以推翻的。初步處理投訴是偵委會主席及副主席的職權,醫委會主席根本不可過問。麥教授及劉教授當醫委會主席期間,曾多次公開表示要改革醫委會,他們的誠意不應被懷疑。改革停滯,更有可能是醫委會及醫學界內有人從中作梗,不想改革面對公眾。一眾醫生作者的指控,完全與事實不符。鄭醫生一文甚至說,若想投票把兩名「失職」的教授踢出醫委會也不可能,「因為兩位主席都是委任委員,而且是打破政府委任以6年為上限,在醫委會做了10幾年委員的鐵腳」。鄭醫生可能不明白,6年委任期只適用在政府直接委任的情况;而麥教授及劉教授都是由大學醫學院提名,然後由政府名義上作委任,大學提名誰政府便委任誰,這種委任是沒有年期限制的。正如鄭醫生是選任的醫生代表,同樣也是超過6年作為醫委會委員。委任及選任兩種情况下,政府都無權過問人選及任期。討論醫委會改革 請用事實來說理若說兩名教授多年來都「失職」,那麼鄭醫生自2006年起已經連續10年作為醫委會選任委員,連同其他長年由醫學會28名會董選出的委員,在這期間又為張先生的個案做過什麼?又為其他醫生失德的苦主做過什麼?又為改革投訴制度做過什麼?醫學會在條例拉倒後卻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全面改革投訴制度,真是虛偽。翻查醫委會網頁及年報,發現這10年來鄭醫生都沒有當過偵委會的成員,他或許不知道醫生失德苦主的感受,也難怪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出連自己也不明白為何病人會這樣說的一句:「醫生,你太過分!」請受過高深教育的醫生懂得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更重要的是懂得尊重醫生專業及尊重社會賦予對醫生的信任。日後討論醫委會全面改革時,請用全部的事實來說理,別再用似是而非的狡辯去騙人!作者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1日)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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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不是罪魁:回顧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爭議

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在拉布戰中消亡,如王永平所言,是沒有贏家的結局。前線科技人員對此不意外但覺可惜。若是十多年前有此草案,大概多數市民都無異議。這是特首梁振英的問題嗎?今次反對者的重點是不信任梁振英的委任,然而同樣是委任,我們尚且信賴司法系統,但經過釋法、以對付黑社會的法律整治社運、以及嘗試通過網絡二十三條等事,着實不知道我們對司法的信任可以維持多久。反觀英國,王權的破壞力應比梁振英更可怕,為甚麼女王就沒有信任危機?理由就是數代君主都恪守中立,對權力極度自制。這些君子般的品格,我們在梁振英身上找不到。可是這次梁振英卻出奇地克制,反而林鄭月娥卻自任先鋒,居司長高位卻以「少數人的暴政」來形容無能為力的議員。面對特首濫權的擔憂,只以煽情的「三分一公務生涯處理醫療工作」去遊說。這正加強我們反對草案的決心:同樣可以加入病人代表的修訂案,明言不接納。問可否先通過沒爭議條文,就說不如全面拉倒。會期將盡,提議先審議其他議案,竟說情願和有利民生的議案一起陪葬。有說政府不調動議程是不可以屈服以保面子,那為何之前的財委會就可以?再者,近年政府醜聞不絕,真不知還剩多少面子。如同大家開會討論聘請承建商施工,價廉的不要,曾長期合作的不要,偏偏用盡方法要眾人接受一個信譽效用均成疑的商號,很難不令人懷疑背後有甚麼利益。林鄭月娥抱持不妥協的態度,卻責備反對者不顧民生,令消防及骨灰龕兩條例付諸東流,預示著林鄭特首是怎樣的光景。梁振英只是濫權的代名詞,政府由上而下持續的崩壞,才是挑起我們戒心的原因。我們反對草案並不代表認同現制度。就醫療聆訊,我們都疑惑究竟是用民事還是刑事訴訟的標準?量刑考慮因素為何?有沒有人發表過量刑指引?若病人死亡,死因庭及醫委會各自聆訊是否彷如一罪兩審?凡此,正是我們提及要將醫委會的司法權分割的理由,亦可解受害人對聆訊的不滿。草案拉倒後,我們終於聽見政府有意考慮,但在被閹割的議會下,我們只能祈盼政府能寫出好建議。這是沒有贏家的結局,因為政府已信用破產,而醫委會的往績亦使醫生背上醫醫相衛的原罪,兩者的污點成了對方的籌碼,今次的結果只是兩害取其輕。然而誰沒責任修補罪孽?蔡堅那一代醫生種下的印象,就由年青一代醫生承擔,但從我們的接觸見到他們願意改變。政府又打算怎樣改善觀感?換走梁振英就天下太平了嗎?沒有六七十年代的有牌爛仔,王喜就不會寫八十年代警察學校「一個害全家」的故事,沒有司徒華那一輩人對「不要三腳凳」論述噤聲,就沒有今天的港獨思潮,若非不公平的議會制度,就不會有拉布戰。林鄭月娥那一輩人,想留怎樣的政府給下一代?還是她認為,香港快將建國,有新政府取代,所以無須考慮?本文因醫生註冊條例而起,我就用一個醫生的故事作結:在美劇 House 有一集說,Dr Chase 用巧妙的方法,在某惡名昭著的獨裁者住院期間將之殺死而不惹人懷疑。及後他向神父告解,尋求上帝寬恕,神父叫他自首,Dr Chase 愕然,神父解釋,寬恕不是變出來的,你求寬恕,我已告訴你得到寬恕的方法。香港政府已在崩壞,政府上下的官員,你要世世代代承擔罪孽,還是今天就補贖前人積落的罪責?文:譚世華@前線科技人員 梁振英 醫委會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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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雙手都會是沾滿血的

今屆立法會不光采地結束了。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一項明確加強病人權益保障的《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被「拉死」了,等了十五年的醫務委員會(醫委會)改革繼續遙遙無期。事件更令我看到議會的不光采,一些黨派議員竟然可以公然顛倒是非黑白、埋沒良知,用盡他們手上的議會權力去「埋葬」原本可以即時改革醫委會的契機。我們自1992年起開始協助醫生失德的苦主向醫委會投訴,但見他們難獲公義,究其原因在於醫委會業外人士比例甚低,未能足以反映社會對醫生的道德要求。整個紀律程序又非常繁複耗時甚長,令苦主難獲公平對待。2000年手機醫生事件後,醫委會終承認有改革必要並提出改革方案。可惜因政府人事變動及業界抗拒,改革一直停滯不前。自此,醫委會投訴處理時間日益延長,裁決結果及判刑亦未符合社會期望。直至2012年初,食物及衛生局(食衛局)成立「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其中一項工作便是改革醫委會。經多年討論,督導委員會原訂今年內提出醫委會改革的方向。去年張宇人議員自行提出議員條例草案,建議增加四名業外委員,及將有限度註冊期由一年延長至三年。草案雖有助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紓緩前線醫生人手緊絀情況,但無助解決紀律程序過長的問題。因此食衛局提出條例草案,以達致:一、增加醫委會業外人士比例;二、改善投訴處理機制;三、利便合資格的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可見條例草案並不含任何政治動機,只著重令醫委會更向公眾問責、更公義地對待醫生失德苦主、及紓緩前線醫生壓力,令依賴公營服務的基層市民受惠。原本一項社會公義及關顧民生的議案,被個別具影響力的醫生及維護醫生利益的組織,利用社會現時對現任特首的不信任,及對中國大陸的反感,轉移視線成為一項政治議題,藉此來逃避公眾監察,繼續鞏固在醫委會內的勢力,保護醫生自身利益。反對者成功以政治議題包裝,成功羅致不信任政府的傘後組織,煽動前線醫生、醫學生及市民,利用他們的真誠反對,躲在其背後,掩蓋著假仁假義下的保護主義。在煽動群眾的過程中,反對者一直以不盡不實的理據、似是而非的說法、跨張失實的陰謀,挑動社會的仇恨及恐慌,手法極不道德。事後還想諉過於人,推說是政府帶頭撕裂醫患關係、是病人組織企硬、是張宇人設局、甚至是歷屆醫委會主席無所作為,完全否認亂局是他們一手促成的。為何受高深教育的醫生竟可無恥至此?!影響所及,泛民政黨為顧及九月立法會選情而「歸邊」,在政治盤算下放棄了「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的參政初衷。所有泛民議員,別再推說是現任特首一手造成撕裂局面,而你們只是無奈地站在反政府一方。這種不負責任的推搪令人更為反感。你們縱容既得利益者,以原用作抗衡惡法的拉布方式保護其自身利益,是助紂為虐,日後也必自食其果:激進的不會投票給你們,理智的也會唾棄你們。你們永遠有欠公義一筆債,日後必要償還。須知道投票議決過程如只著重「票債票償」,實是投機取巧的政客技倆;勇於成義、敢於承擔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所為。是次醫委會改革立法在政治力量的動員下,無論病人組織、支持改革的醫生們、及政府官員如何克盡己任,向反對的醫生團體、議員及市民極力澄清,最終也於事無補。條例草案被拉倒,反對者和泛民政客踏在病人苦主身上發出高興的歡呼聲。病人組織被剝奪了首次晉身法定機構、表達病人聲音意見及向醫生問責的機會;苦主在現時苦候五年的漫漫公義路上,仍要再多等幾年,到時延遲來的公義還算公義嗎?病人苦主極微弱的呼喚公義的聲音,你們都聽不到。條例草案被拉倒後,他們傷痛無奈的唉哼,你們都不會理會。同樣使人擔憂的,是在條例草案被拉倒當日,有報章刊登屯門醫院人手不足,醫護對病人比例高達一比三百二十,冠絕公立醫院,新症排期更長達三年。據醫管局估計,未來十年公立醫院尚欠五百名醫生,原本透過條例草案紓緩醫生人手緊絀的措施又未能落實。人手短缺嚴重影響服務質素,更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健康。病人若因此遇有不幸,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極不道德的煽動者、及失去「爭社會公義、為弱者發聲」初衷的議員,你們的雙手都會沾滿他們的血。(原文載於7月22日《明報》觀點版)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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