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分寸

醫療系統連連爆鑊,直接受害者當然是病患,然後呢,應該未輪到醫生,反正投訴之後仍要調查,調查之後仍要審議,拖完再拖又拖,有排搞,在此期間,醫生仍可照舊睇症兼收銀,最後亦十之九九是緩刑了事,沒什麼實質影響。 那麼,第二位「受害者」是誰? 恐怕是前線的公關人員。醫院也好,醫管局也罷,都有專業的公關大員,平日已有許多小事需要處理,一旦爆鑊,出大事了,更必日忙夜忙無時停手,從記者會上的line to take,到危機善後的image building,裡裡外外皆要打點。怪不得坊間都說,有兩間機構是公關界的「人間煉獄」,一是各大醫院/醫管局,一是港鐵,只因失誤頻繁,既燒傷了病患和搭客,亦令傳訊部門員工忙於日日救火。 火熱源頭? 如果翻看紀錄,十之九九在於醫療疏忽。醫護人員在檢查或治療時沒有百分百按照程序辦事,反而馬虎行事,或開錯藥,或睇漏眼,或打錯針,或輸錯血,總之是因一時大意而鑄成恨錯。一個錯字,忒是了得。而每有疏忽,必有解釋,箇中又通常是「雞與雞蛋」的惡性循環邏輯:公立醫院病人爆棚,醫護人手長期不足,忙中有錯,乃有差池;醫院病人爆棚,有個主因是私人醫療市場取價高昂,病人付不起錢或不願付錢;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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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委會的裁決看醫醫相衛

近日基督教聯合醫院遺漏處方預防性抗乙肝病毒藥物的嚴重醫療事故引起全城關注。事故令曾長期服用高劑量類固醇的腎病病人鄧桂思,經過兩次換肝手術,至今仍徘徊於生死邊緣。八年前同樣的醫療事故,令腎病病人蔡文超於2009年因急性肝衰竭身故,家屬至今仍未釋懷,眼見事故再次重演,更是百感交集。 另外,家屬於2012年5月向醫委會投訴涉事的伊利沙伯醫院腎科專科醫生黃浩聲失德,希望取得公道。家屬一直苦候至今年一月,醫委會最終裁決黃醫生失德罪名不成立,家屬對此亦耿耿於懷。然而,分析醫委會的裁決理據後,似乎有值得商榷之處,闡釋如下。 投訴重點 家屬向醫委會作出以下三項投訴: 為死者提供免疫抑制劑治療或增加該藥物劑量之前或期間,未有詳細評估死者乙型肝炎狀況。 未有讓死者知悉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時,可能引發乙肝復發的風險,及有預防性抗病毒藥物。 在提供免疫抑制劑治療或增加該藥物劑量之前,未有處方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以減少乙肝復發的風險。 投訴第一及第三項,指控黃浩聲醫生作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即未達註冊醫生應有水平的行為。投訴二,指控黃浩聲醫生違反《註冊醫生專業守則》(2016)內,2.10 建議治療與風險的恰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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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人本,推動復元

港鐵縱火事件發生後,類似說法在校園和社區中不絕於耳:「我一向同情精神病患者,只是這次他(自焚者)實在傷害了太多無辜的人,傷者不但飽受漫長的皮肉之苦,之後還要活在恐懼中……」 首先,祝願傷者早日康復,並向他們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然而哀傷和恐懼不應掩蓋一些有關精神病的科學事實。首先,精神病患者如果有逼害性妄想、濫藥以及反社會人格障礙,他們確比一般人有較高的暴力傾向。然而科學研究顯示精神病和暴力行為之間的聯繫其實非常微弱 (參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7) 。現實是,精神病人傷害他人的案例遠比普通人犯案率要低。筆者的舊同事、著名精神科學者Paul Mullen 教授(1997)曾言:「暴力反映了治療的失敗和支援的缺乏;原則上它是可以避免的。」筆者對此深感認同。 此外,所謂「精神病患者」並非一個單一、同質的群體,當中每名病人所經歷的病類、病患之深淺程度以及徵狀也各有不同;更重要是,社區對病人長期的負面態度和偏見,只會令後者將種種「污名」內化,令病人的自我形象更負面,形成惡性循環,令病人怯於求助。 無可否認,過去幾年政府確實投放了一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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