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我無犯法,因為我就是皇法。」

一地兩檢之於基本法之弊,許多有識之士均作出了詳盡的解釋,在此不贅。 「方案」推出後,各界、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紛紛以基本法為基礎指出其一地兩檢「方案」如何與基本法、一國兩制背道而馳——而所謂「方案」,你我心照,根本上可算是定局,無法回頭。儘管這些日子來,那些大量分析如何合理、如何一語中的,林鄭和我們本該捍衛法治憲法的律政司司長的一句「方案符合基本法」,配以擦鞋都來不及的一眾護主黨說得振振有辭的一堆歪理、指鹿為馬,就要使一個嚴重損害香港法制的一地兩檢上馬。為了官方聲稱、那少得可憐的「便利」,就把香港的地域主權雙手奉上,這筆數如何計,無人算得懂。 在中國的憲法中,可見也有「依法治國」的字眼。然而可笑的是,此「法」等於黨,黨就是皇法。於是乎,中國本身、乃至施於香港的種種一切,任你拿出基本法還是中英聯合聲明出來,中央都不會「犯法」。 中央的無恥,路人皆知。然而,是次一地兩檢更令人悲憤的是,香港政府居然跟中央「癲埋一份」,不獨做隻無力還擊的應聲蟲,且要利用基本法第20條,扭曲立法原意解讀,使香港根本是中門大開。此例一開,使我城前景更加堪虞。 某天在街上聽途人說,不少國家都有一地兩檢的機制,不明白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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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會否奪議員席位?

從宣誓風波引發的人大釋法,事件發展至今,焦點已落在會否影響其他被指「宣誓不合法」的泛民議員身上。從種種態勢來看,官方已有多手準備,視乎形勢出手。這裏有3種因素。一、用通俗的話說:北京想玩到幾大?去到幾盡?想一棍打死、一網打盡、犁庭掃穴、一了百了?還是適可而止的教訓就算了?用泛民的話形容,這只是「有限瘋狂」與「無限瘋狂」之別。二、建制派怎樣乘勢追擊,搶奪更多政治版圖、權力,以及官場中的地位?這裏既有他們本身的意圖,也要視乎北京的意圖。現在建制派製造輿論,追擊其他相關泛民議員,正是一種先行策略,準備在手、隨時可用,不用時也可保持政治張力。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不過,北京的意圖仍是主導性的。三、北京也在觀察泛民和社會的反應。如果他真的「去到盡」,波及其他議員,社會肯定高度反彈,泛民可以乘勢反擊。如果泛民和社會的反應在一段時間後冷卻下來,北京達到了遏制意圖,那就謀定而後動。政治從來就是一個互動的鐘擺,需看形勢發展。內地3種心態值得注意總之,全國人大釋法後,已製造了多張政治牌,網羅之大,「三隨」可用(隨時、隨意、隨便)。所以,有權有勢有法可用,北京已不理會外界反應。不理章法、沒有章法,也就是中國對內事務的「章法」。為了多掌握中國的「章法」,不妨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審視目前的形勢。就我的接觸和觀察,內地無論官方或民間,有3種心態值得注意:(1)吐氣揚眉心態。一些人認為中國強大了,不再受侮辱了,更不能被外國繼續利用香港反華。香港人長期看不起大陸,才會不斷抗拒「一國」、緊抱「兩制」。其實,這是暴發戶心態;如不自醒,將會發展為「有錢的惡霸」。(2)撥亂反正心態。一些人認為香港人長期受資本主義、殖民地教育薰陶,不懂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所以,香港人應該「換腦」,內地應該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地教訓或教育香港人。久而久之,內地有些人還感到「委屈」:為什麼「還要忍受香港人的任性」?他們更認為應該「不管你、不管理」,也就是說:不管你香港人怎樣想,我就是創造既定事實,讓你適應回歸後的常態;而且,「跟香港人談了那麼多道理」,你們就是不接受,那麼現在不再跟你講「道理」了。其實,這是根據內地官方的利益而想出來的「理由」,也是今天的領導層對一國兩制失去耐性的托辭。(3)無所制約心態。這種心態來自3種轉變:台灣官民一直不相信一國兩制,內地不需要再寄望和裝扮了;香港經濟不及內地,毋須依靠香港,不會受制了;外國(包括美、英)不會因香港而破壞跟中國的關係,特朗普上台也不會為香港而跟中國交惡——所以,不用再顧忌了。這3種轉變是產生無所制約心態的現實基礎,也是環境因素,但其實也包含了扭曲的解釋。北京從來不想想:台灣人為什麼不相信一國兩制?在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不好,北京自己有沒有責任?不過,香港人也要看清楚,毋須對外國寄望太多,只能靠自己努力應付。必須指出,上述3種心態不是全部內地人的心態,但在有權勢的人群中,這些心態可用「普遍」形容。正因為這些心態,內地官方採用「雄獅撲兔」的方法來對待宣誓風波,借「誓」而噬,只是手法跟以前有一點不同。以前少用法律,現在跟你玩法律,而且是強權加法律,雙管齊下。陳佐洱說有人「用法律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其實他們正是採用這種方法,而且把權力無限擴大。這只能說明,他們對於法律只是學皮不學肉、學肉不學骨;如何使用法律,最重要的是以民意為依歸,但他們認為民意是可以創造的。在他們的意念中:外國不是這樣嗎?泛民不是這樣嗎?所以,他們也在「創造民意」,或把一部分民意引導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為我所用地鬥爭下去。封建意識與民主法治訴求的矛盾其實,這些策略也有資源分配的驅使。昔日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港澳問題的內地專家學者,如今因為種種原因退下第一線,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意見比較溫和,不符合現行政策,才不受重視。剩下來的當然還有資歷深厚的,例如陳佐洱、王振民等,但這是因為他們跟隨現行政策。新增的獲信任的研究港澳人士,有些跟港澳問題結緣的時間不長,但只要合乎現行政策,就可以得到資源配置了。進一步說,對港政策的收緊,與新領導層在內地全面收緊管治有關。習近平上台僅4年就要把自己封為「核心」,正反映他擔心地位不穩,才急於以「核心」進一步集權,所以香港不能亂。由是觀之,目前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已是封建王朝管治意識與現代化社會民主法治訴求的矛盾。未來的風浪迴避不了,只有策略地悉力以赴。作者是資深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1日) 立法會 人大釋法 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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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後不代表為所欲為

人大釋法後,建制摩拳擦掌,似乎隨時可把不合自己心意的非建制派議員踢出局。形勢是危急的,但真的會發生嗎?司法機關如果審理宣誓的司法覆核案件,便要參考人大釋法。但關鍵是,釋法正文根本沒有寫清楚何謂「真誠、莊重、完整」,香港法庭其實和釋法前一樣,都有一個理解法例的空間。「護法」們說的「服飾」、「歪音」都只是個人意見,不能成為約束法庭判案的條件。譬如劉小麗,法庭有權認為,她讀的字詞間距雖遠,但仍算是「莊重」和「真誠」範圍。至於游蕙禎、梁頌恆,如果法庭認為,議員宣誓時,對宣誓的要求是基於釋法前的標準,甚至也是基於釋法前,上屆立法會主席容許黃毓民兩次宣誓的規矩而定,所以他們當時的宣誓行為,未必適合由之後的釋法規定去約束。在事件發生後才更改相關法例的做法,對當事人不公平。相同原則,釋法後,違規議員不容許第二次宣誓,那麼梁君彥當日裁決容許游梁再次宣誓,是否也違反了《基本法》?可見司法覆核,建制陣營不能說穩操勝券。行政機關又能否取消議員資格?律政司長袁國強已經事先表明「不會」,聲稱只有司法程序才能作判斷,就不知他上司梁振英是否也會遵守君子約定。最後一個關卡便是立法會。謝偉俊提出,要引用基本法第79條中,「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况無力履行職務」,以「其他情况」去演繹「違反人大釋法」,從而繞過三分之二議員同意才能取消違反宣誓議員的資格規定。「其他情况」從上文下理看,應該和議員的身體狀况有關,如何和基本法扯上關係?有可能要再來第六次釋法了。由此可見,立法會並非隨心所欲剝奪議員資格。所以說,人大釋法,不代表非建制議員便要「人頭落地」,香港畢竟還是一個有規章制度的社會。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1日) 立法會 人大釋法 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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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起點:人大無權自行釋法

《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段: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句是總則,下面幾段是說明具體運作,簡單而言,寫在基本法內的釋法過程,當初乃因為尊重司法獨立,釋法由香港的終審法院提出,沒有「人大常委主動釋法」、也沒有「行政長官提請人大釋法」的字眼。現時劇本,人大常委準備釋法,臨急臨忙,也要找基本法委員會成員上京開會,裝模作樣「諮詢」一番(半日通知就想要通過,這叫諮詢嗎?),就是因為基本法158條第四段寫了這一諮詢程序,那麼158條第三段,釋法要由終審法院提出這程序,又為何不理了?現在,甚至是趕在法院判決前就釋法了。第一句總則,不是讓你喜歡如何做就如何做,過程有規範,有程序。不然,基本法寫來做甚麼?如果任你解釋,一句「我有權」就寫完,幹嗎當初諮詢草擬搞得天翻地覆?不相信?可以看看緊接基本法158條的第159條,講修改基本法程序,159條第一句,同樣是總則:「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下來的三段,就是修改的具體過程。試想想,有一天,如果人大常委心血來潮,要修改基本法,可以不根據程序(立法會三分二多數、行政長官同意、全國人大三分二多數等),開一天會,我喜歡,要改就改,可以嗎?再看看基本法附件一,講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第一條,也是總則:「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接下來的條文,就是講具體選舉程序與規則,難道政府可以根據第一句,任我行任你選,當緊接的條文不存在嗎?現在看來,過去的人大釋法,特別是第一次及第二次,是絕望的起點,是信心崩陷的源頭;即將來臨的第五次,將是一國兩制的墓誌銘。第一次釋法,有關居留權漏洞。看看澳門的基本法,寫法不同,他們沒有遇上澳門人外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問題,乃因為早知香港基本法的漏洞。香港的問題,皆因有漏洞不補救,不肯修改基本法,覺得無面。那是預先張揚的漏洞,一早知道的問題,本來修改基本法就能一了百了,偏要釋法、濫權、僭立先例。第二次釋法,就是把政改「三部曲」僭建成「五部曲」,改變之大,根本是修改法律,卻又用釋法方式處理,一鎚定音,我就是法。第三次釋法,有關行政長官任期,爭議較少,但先例既開,大家開始習之為常,既方便又快捷。只有第四次釋法之剛果案,涉及國家外交政策的國家豁免問題,真正依照基本法由法院提請人大解釋。有很多親建制的論者說,如何釋法,不能單看基本法158條,還要看憲法呀,中國的法統法源,人大有權力,白皮書也寫了,我給你的權力可以隨時收回乜乜乜。說穿了,這樣的論調,就叫有法不依,以我為法;視基本法如無物,視承諾如敝履。是次宣誓風波,事情不急逼,也非生死關頭,本來可以立法會內解決,本來可以香港內部司法系統解決。強國崛起,大家都應該有強大的心靈,不是玻璃心,怕甚麼兩個小學雞「辱華」,偉大的華,怎會如此容易辱得掉?勞動你出屠龍刀來殺雞?最新風聲謂,不只要屠掉梁游,還要殺掉姚松炎與劉小麗,人大釋法還要有「追溯力」?若然做得出,如此借刀殺人,刻意全方位挑起民憤,人大常委與青政梁游沒有分別,大家都失去理性玩到盡,目的在挑起對立,愈混亂愈快樂。很多人,也許還不覺得甚麼大不了,我還有自由,香港還有法治呀。不懂珍惜,不去關心,那是因為,我們還未嚐過失去自由的滋味,還未體會法治淪陷的悲哀。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立法會 基本法 一國兩制 人大釋法 宣誓風波 釋法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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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基本法正確執行 中央該出手時就出手

特區政府向高等法院提出緊急司法覆核,要求推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准梁頌恆和游蕙禎再次宣誓的決定,高等法院批准受理。不少人都在問:如果法庭判特區政府敗訴怎麼辦?這個問題看上去很有挑戰性,但答案並不複雜:最終要靠人大釋法解決問題。立會不可凌駕法律有人指摘政府申請司法覆核的行為破壞三權分立、破壞香港的制度公義。這種說法不能成立。一方面,如何處置梁游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儀式上公然宣揚港獨的問題,已非純粹的立法會內部事務,而屬憲制及法律問題,直接涉及是否正確執行《基本法》的問題。這不是立法會內部可以私了的事,更是特區政府是否執行基本法、維護法治的問題。肩負執行基本法責任的特區政府有責任訴諸法庭;如果面對立法會議員宣誓宣揚港獨而不作為,那才是失職。另一方面,且不說基本法並沒有說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即使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立法會亦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否則才是真的破壞香港制度公義。基本法第104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梁游兩人在宣誓加入明顯與法定誓言內容相牴觸的辱華反中、港獨言論,在法律上已可視為「拒絕」或「忽略」作出該誓言,在法律上已經即時喪失了議員的資格。根據香港現行法律,議員就職宣誓只有一次。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9條第2款關於「如在立法會任何其他會議上作出,則須由立法會主席或任何代其行事的議員監誓」的規定,只適用於以下兩種情况:一、因事或因病宣誓當天無法出席立法會首次會議而需要補充宣誓;二、雖然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已經宣誓並被立法會秘書長認定為有效宣誓,但因個人申請並經主席同意而再次宣誓,或主席直接裁決某議員之前的宣誓有問題,需要重新宣誓,可安排一次重新宣誓。不過,如果因為議員直接挑戰誓言內容而導致宣誓未能完成,立法會主席並沒有法律依據和法律義務為其安排重新宣誓。針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允許梁頌恆和游蕙禎重新宣誓,特區政府有責任採取法律行動。法庭如果錯判 中央唯有釋法法庭如何裁決梁游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儀式上公然宣揚港獨的問題,直接涉及如何理解和執行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問題。這不止是香港內部的事,確保基本法的正確執行也是中央的權力和責任。如果香港本地法院允許梁游重新宣誓,以至兩人順利就任立法會議員,在這種情况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需對基本法有關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條文進行釋法,以撥亂反正,確保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雖說人大釋法可能會引起一些震動,但如果人大不釋法,任由違反基本法的行徑大行其道,則會給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帶來災難性的衝擊。這是香港和中央都不能承受的後果,也是香港市民不願見到的。中央不可能坐視挑戰基本法、挑戰法律的行徑在香港肆無忌憚地一再上演,該出手時就出手,唯有人大釋法,才能扭轉乾坤。如果參選 梁游必遭大比數挫敗有人說:如果重選,梁游肯定會再次當選。這絕對是誤判民情。且不說梁游公開宣揚港獨過不了確認書一關;即使能夠參選,也會遭遇各種背景包括泛民人士的競爭。在補選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之下,梁游再不可能單憑激進票源以低門檻當選,而需要爭取廣大的中間票。然而,梁游侮辱國人,激起廣大中間市民的憤怒,連反對派的支持者也看不過眼,紛紛聲討。如果補選真的出現梁游與泛民人士爭逐的局面,不要說中間市民,就連建制派的支持者也會投票支持認同一國兩制、承認自己「中國人」身分的泛民人士。因此,梁游即使能參與補選,必遭大比數挫敗。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5日) 基本法 青年新政 宣誓風波 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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