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技藝叫勇氣

多得建制派的電影大亨大中華膠生意人出口術打壓,不然,全港的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部香港電影叫《十年》。Underdog拿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不是沒有,像5年前的《打擂台》,可是沒有建制的「反宣傳」攻勢,你問全港的市民,有幾多人知道有部電影叫《打擂台》?資本家批評的論調,大多不離,《十年》的得獎是政治炒作,電影只得50萬元成本,不配得最佳電影,電影的技術水平像學生習作,藝術及專業水平不夠,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電影鼓吹分離主義,云云。先不要說,他們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作品,就已經定調來個文革式的批鬥了。這班平時只看重票房,只懂北望數十億人仔市場的權貴大腕,突然、忽然的藝術和專業起來,彷彿電影藝術,只有他們是正宗。好想問,在90年代千禧年代,在港產片沒落和苟延殘喘之時,及在合拍片大放水喉可以大搵真銀之前,他們到底為香港的電影做過些什麼?說來好笑,最佳得獎電影,不合業界的「標準」(Standard),已非首次,可以說,其實早在盤古初開的Day One,金像獎成立的第一天,經已有這一個「現象」,可我不認為這一個是「問題」(Problem),勉強只能說是一個「議題」(Issue)。年長一點的影迷,應該還記得,35年前,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是方育平導演的《父子情》,第三屆的最佳電影也是他的《半邊人》,都是文藝的電影。諷刺的是,當年這兩部電影的資金,是來由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今天的紅色資本家,反過來指獲獎的影片不夠業界氣味,上帝也瘋狂,真懂開玩笑。那些年的金像獎,還沒有紅地氈Deep V露背裝,它只不過是一本以文青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電影雙周刊》所創辦的尋常頒獎典禮,而當時的獎座(Trophy),是早逝的本土雕塑家麥顯揚設計的「帶攝影機的人」,比現在這個「菲林包裸女」的形態,有美感和有想像力得多。《父子情》和《半邊人》怎樣也不算是商業電影,連同第二屆的《投奔怒海》,第四屆的《似水流年》,都是着重文藝腔藝術性的。一路下來,金像獎漸具規模,開始有業界的葡萄電影人,埋怨得獎的電影,不是大眾喜歡看的那一類。現在恍似是時光倒流,業界的影人,猛力的在抨擊,他們看不懂,或不懂看的電影。尊重評審機制每一個評選或者比賽,總不會所有人都同意賽果,最要害的反而是,這個機制是否公平公正公開。5年前,我完全不同意《打擂台》是最佳影片,在下連續幾個月的文章,都是分析這部電影的壞處,以開放論點,以示真理愈辯愈明,可是我完全尊重評審的機制。路遙知馬力,這電影製作人往後的作品,水準如何,大家也心裏有數了。有理據論點的批評,從來都是希望我城的電影進步,而不是封殺。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獎項是由55人的專業評審團(總積分55%),及金像獎13個屬會的會員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總積分45%)。我相信,這群專業人員,已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作出他們的選擇,且過程亦由專業的核算師核對。如果說這部電影得獎,是政治炒作,我想這是對這班專業人員的最大羞辱。輸打贏要,要向金像獎的籌委施壓,要檢討機制,以後別再有同等情况,等於是輸不起要搬龍門,這樣的事,去年藝術發展局的年度藝術家獎,不是預演過一次嗎?香港,真是愈來愈Corrupted了,亦反證了為什麼《十年》會被大眾受落。如果今年選出《十年》的機制有問題,過去三個半「十年」的機制都是有問題,不獨是今天。好了,真的給你落了閘,以後同類的影片不能再拿香港電影金像獎,不過你不能阻止電影到康城、柏林、威尼斯等地方參展和奪魁,到時全世界發現這部片在香港不能有被選權,一定會變成國際笑柄。而且國際標準的潛規矩是,愈受打壓,愈易得獎,去年的柏林金熊得主Jafar 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例。選領導要篩選,拍電影受打壓,說真的,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像活在伊朗。賣座還要捱批再說電影的成本,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就的準則,况且成本50萬的電影在賣座的情况下「被落畫」,都有600萬的票房,成本效益有12倍,以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來說,真是要羨慕也來不及的。有億元大導說過,電影只有一條死罪,就是不賣座,《十年》賣座而還要捱批,原來,在香港還有一條更死的罪名。要講低成本,沒有人叻得過法國電影大師高達,他用很多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成四大集各分上下半的《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零成本下被全球影評選入Sight and Sound 250部經典的第48位,在香港,能在這個名單上的,只得王導家衛而已,低成本而高效率,不是輕易做到的。而50萬成本平均每條片只得10萬元的預算,想必是很多電影工作者不收市價而促成的。他們對創作自由意志的捍衛,更非一班見錢開眼的生意人可以理解的。至於鼓吹分離主義,這只是那位有政協委員身分的人之個人解讀,其他的觀眾,也可以各自不同的Interpretation,最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電影是經過電檢處的審查分級而合法放映的,電影沒有違規,一切依法辦事,要是通過了一部違法的作品,有問題的,都是電檢處的問題。《十年》的勝出當真可說是香港的不幸,不幸的,是現今的政權及社會環境,把這樣的電影逼了出來。更不幸的,是有一班食古不化的既得利益者,拒絕接受,我們的社會已經有根本的改變。說到電影藝術,全港的電影評論,相信沒有幾個可以奄尖腥悶得過百彈齋主四維出世,而我對《十年》的評價,是正面的。做藝術創作最重要是真誠電影不是沒有缺點或局限,如上回所言,郭臻導演《浮瓜》那一段以全知的角度敘事,簡化了現實上複雜的處境。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香港少有思考宇宙觀的電影,且非常有水準地經營映像,這個在港片更罕有,可惜故事到尾收不了結。區文傑那一段《方言》,構思本來不錯,不過把粵語與普通話的辯證,困在一個不肯接受職業再培訓的中年身上,削弱了議題的層次。周冠威的《自焚者》,很大膽的呈現了雨傘運動,和敢於批評英國政府,可是影片的懸念,落在誰是自焚者的身上,在今日人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和到處網絡鏡頭的時代,要把自焚者完全Keep in Darkness的處理,不大現實可信。伍嘉良的《本地蛋》,少年紅衛兵的構思不俗,很有杜魯福《烈火》的意味,惜最後的Resolution,擁有私人的藏經室而不被告發,有點一廂情願地樂觀,相較《烈火》的以耳傳口述經典著作的方式藉以傳世,有想像而寓意深遠得多。這部五部作品,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曾經說過,將電影各個範疇的表現打一個分,然後再計算一個總分,這樣的去評論電影,我是不來這一套的。我採用的是漏斗式的評核,有些準則要秤先。做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五位年輕的導演是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憂慮、關懷與想像,而電影雖說是十年後,可是這個想像更貼近現時市民的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場的觀眾激動落淚看出來。在這頭一關上,這部電影肯定把其他候選作品比了下來。影片有些場面可能比較簡略,這是資金的問題,資金為什麼不容易找,不用畫公仔畫出腸了。《十年》的得獎,是技勝一籌。然而井底之蛙,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種技藝叫勇氣。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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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afraid of 十年?

都說人有人的命,戲也有戲的命。《十年》當初一定沒有預計今天成果。獨立電影我們看得少麼?充其量在坊間映幾場,巡迴一下電影節就算了,觀眾人數多則數千吧。《十年》由場場爆滿到榮升「最佳電影」,成為talk of the town,乃時也命也。沒有雨傘運動、689集團、警譽掃地、粗暴高鐵、李波事件……就沒有「十年」現象。當然,《十年》得獎同人,應要感謝大陸喉舌報的推波助瀾。上周日金像獎典禮上,爾冬陞宣布《十年》得獎一刻,影片立即成了面照妖鏡。恐怕是三十五年來金像獎沒見過的場面,資深電影人什麼風度都不顧了,索性拒絕拍手,以臭臉回應賽果,真好看!我們真不用艷羨旁人,奧斯卡多年前頒獎給伊力卡山惹爭議,自由派影人鄙視卡山當年「二五仔」行為,怒目切齒,今天我們的影人有樣學樣。不過他們絕非申張公義,不拍掌的背後,不是輸打贏要,就是要向主子表忠吧。幾天下來,資深電影人繼續對《十年》口誅筆伐,把它看作殺父仇人。所以,《十年》單是讓我們看看一眾嘴臉,已經值回票價了。真有「實至名歸」這回事?!各人有各人標準。你說《十年》未夠班,我更慨嘆《寒戰》爛透。相對而言,資源龐大、經驗豐富拍得一塌糊塗,比起獨立電影青澀、不完美更罪無可恕。金像獎經常失諸交臂,《天水圍日與夜》競逐那年,本來節節勝利,然最佳電影卻給了《葉問》(黃某人上台說「之前有少許失落,不過沒關係,最佳電影已包含了所有最好東西」)。《天水圍》富人文關懷,以善良回應「天水圍城」現象,更借師奶故事,側記香港今昔;《葉問》則是英雄主義功夫片,比起從前同類多些人性的touch,不過說到底是發泄大於其他,而且政治正確無誤。在香港電影的憂患年代,金像獎選民最後把選票給了《葉問》,大抵認為,那才是工業的未來指引。誰「綁架」了專業 ? 誰「騎劫」了獎項無可厚非,人各有好尚。既參與金像獎遊戲,就要認同它的遊戲規則。《十年》得獎的批評論點,一說「情緒蓋過理性」?若相信機制及專業,怎可以咬定投票者只憑一個準則?即使很多人真的為了啖氣,要問的是「氣」的由來,而不是怪得獎影片吧?不見得,但凡是本土或「港獨」題材的獨立片,就一定走上「最佳電影」的提名路,世事如此簡單就好了。另一說「政治綁架藝術」,金像獎真是關心「藝術」?政治與藝術真可以劃分?從來不是親建制影人帶頭把電影「政治化」麼?!看看議會中的所謂「文藝界」代表吧。投票屬個人意向,說「綁架」或「騎劫」好笑,電影人是返大陸見慣人大政協,以為「投票」即是「舉手機器」,是可以被控制的?金像獎之前,倒沒聽說有人要替《十年》拉票什麼的。然後,輸打贏要,大吵大嚷說要改賽制的人更可恥,為了示忠不擇手段。連小小一個電影投票都如此自我審查、數典忘宗,難怪香港變成今天這樣。金像獎也不是鐵板一塊,幾十年來口味翻了幾翻。最初是影評人獎項,影評人齊心嘉許新浪潮電影,推崇方育平、許鞍華及嚴浩等導演,當時同樣有反對聲音。後來獎項改制,開始頒給賣座片。三十五年來,得獎的電影,主流、小眾什麼口味都有。CEPA後香港影人的焦慮,合拍與本土的糾葛,也在金像獎的賽果中反映。《十年》最大意義不止是「共鳴」,它打破了我們對「香港電影」、「金像獎影片」不少成見,提出很多「Why Not?」。很多人批評《冬蟬》,但別小看,它應是香港歷來接觸最多受眾的實驗創作,教很多人驚訝(或不解或憤怒),暗忖(媽的)電影原來可以這樣子!如果金像獎從前可頒給《半邊人》、《阿飛正傳》、《籠民》、《香港製造》、《打擂台》,看不到為什麼不可以是《十年》。領獎難得的那份謙遜有些無知者說「那我也拍激進題材拿獎好了」。拍吧!真樂見香港電影有更多商業、類型以外的選擇,更多關心地方的故事。哀哉!拍了幾十年影片的人還不知道,藝術成就不是計算可得、獎項亦不是,《十年》出乎所有人(包括攝製者)意料。另一些無知者說,「電影應該有國族認同」,真虧他們說得出,各地(包括美國)反政府的電影肯定看少,「愛國」只有一套模式,看看之前一部偽紀錄片The Death of a President好了。上周《十年》眾人領獎,最令人感到不同的是他們那份謙遜。以往財大氣粗的見不少,有些好像應分的(如上述《葉問》得獎時)。管你再資深,電影(藝術)世界這樣大,在它跟前誰不渺小?《十年》得獎掀起一些歪理抨擊,如「短片算什麼電影」、「低成本怎可拿獎」之類,足見香港雖曾盛產電影,此地電影光譜之狹窄,業內竟有人如此無知。《十年》正好是起步,讓更多人看看「香港電影」還有什麼可能性,不要再跟風濫拍、墨守成規。至於那個頒獎禮,多少年來只用大台做大騷的邏輯,找來娛樂藝人插科打諢,經常貽笑大方。很多時候,正正是這個電影頒獎典禮帶頭不尊重電影。香港的電影工業悠久並強大,獨立電影躋身頒獎禮殊不容易,《音樂人生》提名那年,有明星半開玩笑在台上說,若紀錄片成為主流,大哥大姐注定沒工開了。唉,電影拍了大半生,開口埋口的還是「搵食」。少憂心喇,幾年下來證明,紀錄片怎會動你大哥皮毛?!去年《點對點》提名,有主持人挖苦影片只在偏遠零星戲院公映。名人啊,你們都是坊眾熟悉的臉孔,憑電影名成利就;獨立電影、紀錄片只在電視機前曇花一現,何以連基本的包容尊重也不懂?當然,明星、主持背後有撰稿員,他們大多是電影人。電影人為何集體為難獨立電影,又是另一個要深究的課題了。今年頒獎禮 年輕得體然後,今年的金像獎頒獎禮出奇地年輕、得體。我陰謀論估計,這可是《十年》「副作用」?若已知最佳電影誰屬,或明知大陸封殺,很多人(包括頒及領的)不趕今趟渾水,不如給年輕一代多些機會吧。於是,今年頒獎禮感覺清新。最起碼,它由主持選擇開始,收斂了多年來的嬉皮笑臉(《十年》因為敏感,慶幸沒有像《點對點》成講稿的嘲笑對象)。大家願意少講無謂,更多回到「電影」本身。仿奧斯卡的「最佳編劇」剪接可取,說明文字的作用,連林敏聰出場都是介紹什麼是電影配樂。至於劉青雲在典禮開始時介紹賽制、定義「香港電影」,在我陰謀的看來或有「劃清界線」味况,恐怕亦是因應《十年》而設計的(重申賽果是選出來的,不是金像獎協會可左右);但亦算申明了制度的可貴。另外,幾年前因為香港電影不見出路,金像獎頒獎禮突然「歷史」,大談黎民偉什麼的,嘗試引進歷史context,不只格格不入、異常尷尬,慶祝「港片百年」更不求甚解(學術圈仍未有定論)。今年把「歷史」回到「人」,童星出場環節有口皆碑,而且同樣由新一代引發(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小孩牽頭)。典禮整體而論,《踏血尋梅》具港片新派風景,男配角白只與女主角春夏俱很年輕,最佳歌曲《差一點我們會飛》的主唱者黃淑蔓更只有15歲!新演員陸續介紹最佳電影,游學修爆肚私下寄語,不負眾望。整晚高潮是宣布《十年》得獎一刻,畫上圓滿句號。別說《十年》,金像獎亦令人耳目一新!它受到近年難得的注目,年輕網絡一代的話題,我是金像獎協會要好好感激《十年》。有危便有機,爾冬陞在台上示範資深電影人的不亢不卑。青壯兩代互相輝映,這怎可能不是金像獎最漂亮的一年?!以後歷史會記着,香港電影的改朝換代,由2015年的《十年》開始。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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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聚為時未晚

4月3日,揭露香港赤化危機、成本僅50萬港元、僅獲一項提名的獨立電影《十年》榮獲香港電影金像奬「最佳電影」,令人振奮,全城歡騰。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爾冬陞在頒獎前一刻表示:「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仗義執言,無懼權勢,令人感動,繼而頒獎給《十年》製作團隊。縱使共產黨下令全國網站即時封鎖這些訊息,但卻無礙香港人抗拒赤化的意志獲得大部分香港電影業人士認同。對於我們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對於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真相本身;對於共產黨的奴才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他們自己本身。一、趨炎附勢與仗義執言無恥是無恥者的通行證,而無恥的典型表現就是「表忠」:搶先說出主子的心裏話,讓主子聽起來舒服、耳順、知天命、騰雲駕霧、洋洋得意。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林建岳形容電影《十年》獲獎是本港「電影界的不幸」,是「政治綁架了專業,將電影評獎活動政治化」,真是賊喊捉賊。香港影業協會主席洪祖星表示「如果香港電影金像獎這樣做,就無人再尊重金像獎,是死路一條」,完全巧言令色。資深導演黃百鳴斥責《十年》獲獎是「極大錯誤」和「笑話」,豈非「家有喜事」。曾擔任金像獎主席5年的吳思遠則「估計是有少數人在背後操作」令《十年》得獎,簡直不知所謂。香港電影商協會會員林小明更加大言炎炎:「我覺得金像獎賽制有檢討空間,特別是第二輪投票機制容易被人操控,才會出現非理性的賽果,我們這個電影商協會儘快召集開會,希望金像獎大會研究一下評審機制。撇開政治不講,到底這部電影是否真的可以夠資格成為最佳電影呢?如果機制沒有問題,我就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希望金像獎大會可以從善如流,多聽意見,否則我們再參加這個頒獎禮都沒有甚麼意思。」盡顯酸葡萄心態。就在一片奴才的抗議聲中,還是有人能夠拒絕趨炎附勢。除了爾冬陞仗義執言之外,資深導演杜琪峯更表示:「創作是需要自由的,是應該不需要有束縛,是透徹的;每一個城市,就算鄉村都好,它都應該有它自己的感情。當感情發揮到很真實,並且令大家有感動的時候,它就會有一種要抒發的感覺。當感情被壓抑的時候,它最後只有越來越澎湃而已。」他又認為只要評審和投票者都同意的話,大家都應該接受到《十年》獲獎,而且自己很欣賞一些年輕導演。他又指出:「林建岳這個人,不是拍電影,只是給錢拍電影;如果真是騎劫得到電影節,那麼就已經騎劫了很多年;35屆,誰夠膽騎劫它呢?」「沒有可能,如果有,請你講個名字出來讓我聽一下,我未聽過,我不參加不要以為我不知,不要以為我傻!」「即使林建岳是我這麼好的老闆,我都要講,因為這是電影的自尊。如果這樣,即是侮辱我們而已。我不去不代表我不投票。」爾冬陞和杜琪峯,字字鏗鏘,句句有力,敢言無畏。二、本土關懷與遍地開花回顧《十年》這部電影,它是由五位年輕導演分別製作的五個單元故事組成,分別是:討論政黨與黑社會合作、蛇齋餅糭、國安法及恐怖襲擊的《浮瓜》(郭臻導演)、以保育為題的《冬蟬》(黃飛鵬導演)、想像廣東話十年後定位的《方言》(歐文傑導演)、以自焚喚起大家對香港前途及港獨議題關注的《自焚者》(周冠威導演),以及探討香港紅小兵被洗腦的《本地蛋》(伍嘉良導演)。其中《自焚者》那句經典對白「香港還未爭取到民主,是因為還未有人死」,令人沉痛深思;「港獨,不是可不可能,而是對不對」,更是一語中的。上述五大議題正受香港人密切關注,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當前香港政治和社會困局,因而引發廣泛共鳴。《十年》劇終之時,「為時已晚」字樣變成「為時未晚」,更是畫龍點睛,提振大家以樂觀盼望與積極精神來面對自己今後的人生。去年12月中旬,在《十年》開始首映一個月後,姓黨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該電影「完全荒誕」,「宣揚絕望」,斥之為「思想病毒」,立即成為票房春藥。在《十年》公映兩個月後,累積票房已達600萬港元,而且場場爆滿。今年1月底,電影在全部院線結束上映,《十年》團隊轉而開展「社區放映」,以及在12間大專院校開展「院校巡演」和「映後座談」,各位導演更加到場分享感想。及至4月1日,30多個民間組織分工合作,在港九新界各區舉行新一波「社區放映」活動,萬人空巷,全城矚目,各位導演更在網上舉辦「映後座談」,堪稱遍地開花。4月中旬,再度售票公映,依舊一票難求。事實上,對於《十年》這部電影是否值得成為年度香港「最佳電影」,我無意深入討論這個文藝話題。無論如何,眾多專業的金像奬評審認同和歡迎《十年》獲獎,並且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獨立選出《十年》為年度「最佳電影」,早已是不爭事實,應該予以尊重。這個道理跟我們一直尊重金馬獎、奧斯卡獎評審結果一樣。況且,從「戲院爆滿坐無虛席」和「社區放映人山人海」這兩點來看,《十年》成為年度「最受香港人歡迎電影」,完全當之無愧,至今已無懸念。赤化益熾,專政無涯,民主無望,本土意識,獨立論述,萌芽茁壯,不可逆轉。林建岳、洪祖星、黃百鳴、吳思遠、林小明五人,外加一個批評《十年》宣揚港獨、劇情誇張、涉嫌「屈中央」的梁美芬,儼如一眾樑上小丑,公然跳起忠字舞。無論他們如何氣急敗壞,青筋暴現,也改變不了電影《十年》備受香港人歡迎的客觀事實。表忠結束,就跪安吧!他們可以拿著一大筆維穩費,另起爐灶,遵循黨命,搞個「孔子電影奬」,頒獎給溫家寶,肯定不愁寂寞,並獲習帝垂青。三、評審機制與抵擋赤化對於金像奬「最佳電影」的評審,全由香港電影金像奬協會董事局統籌和負責,並自1996年的第15屆頒獎禮起,採行「兩輪投票制」。第一輪由電影業界及相關人員組成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以及由金像獎評選委員會推薦及邀請組成的「第一輪100人專業評審團」,各佔50%分數,一人一票,選出五強,作為候選入圍名單。第二輪由金像獎評選委員會另外推薦及邀請組成的「50人專業評審團」(不能是第一輪「100人評審團」及金像獎屬會會員之一,但可以是第一輪「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以及金像獎董事局轄下13個屬會會員聯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各佔50%分數,一人一票選出得獎者。這個評選方式至今沿用了20年,但過程中也有調整。正如金像獎評審之一田啟文(田雞)所指出,在2012年第31屆金像獎,劉德華憑《桃姐》第三度問鼎影帝後,有意見質疑評審是否有「本土情意結」而影響結果,於是大會決定在「50人專業評審團」之外再加入5位海外評審,所佔評分比率也同步增加5%,以示兼容海外觀點。無論如何,電影金像獎不是公民投票或民主選舉,而是香港電影同業之間根據既定遊戲規則的票選結果。大家大可質疑當中有「太公分豬肉」的成分,但是電影同業成員也必須按照既定競賽規則去「分豬肉」,才能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義。事實上,這套規則在這麼多年來都被遵從,同業成員大致上都對結果心服口服。今年,共產黨奴才眼見《十年》獲獎,對結果極度不滿,急於表忠獻策分憂,於是才有林小明之流,建議在第二輪評審機制當中,引入更多屬會成員,並且同時增加他們意見的佔分比例。這種計畫和套路,跟中國共產黨當年如何針對香港學友社撒豆成兵,然後把司徒華掃地出門的情形極為類似。然而,今後能否「逆轉勝」的關鍵在於:香港電影金像奬協會董事局成員,以及絕大多數評審委員,有無智慧識破這種奸計、有無能力抵擋這種奸計、有無勇氣撲殺這種奸計,進而橫眉冷對來自中共及其奴才的胡蘿蔔和大棒,既不受軟,也不受硬。目前董事局成員任期兩年至2017年才屆滿。主席是仗義執言的爾冬陞,副主席之一是支持港產片的陳嘉上,董事成員包括文雋、任達華、錢嘉樂、田啟文等。還記得在2011年,當時身為主席的陳嘉上,對於輿論質疑香港電影金像獎過於「區域保護化」,會導致失去華語電影評選的公正性時,早已嚴正表示:「如果因為香港電影越來越不受重視,這個獎就越來越不受重視的話,我們就認命吧。因為金像獎是為香港電影打拼的,如果沒有香港電影,金像獎也就沒有意義了。如果說香港電影正在走下坡,那麼金像獎就是如實反應香港電影現狀,並繼續為香港電影打拼。」不亢不卑,守護本土,堅持信念,抗拒屈就,值得支持。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今年至少有兩位評審,李茜和畢明,同樣仗義執言,無懼打壓,讚揚電影《十年》題材創新,人物和情節相當吸引,並且表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質疑為何每次講到政治,就要變得敏感和恐懼。影評人舒琪更加直言電影《十年》是一份「香港宣言」:「藝術貴乎真心、勇氣與視野,《十年》縱有這樣那樣的缺失、稚嫩,但卻一片丹心、直視時代、膽識過人,單是這份氣慨,便足以教當下其他絕大部分香港電影主創人無地自容,迫使自己深切反思。」德不孤,必有鄰。眾志成城,抗拒赤化,守護香港,任重道遠,永不放棄。我們行有餘力,應該盡量購票入場,支持優秀的香港本土獨立電影,拒絕付錢充當奴才演員和表忠導演的觀眾。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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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恐懼

去年底,走進戲院看電影《十年》,當步出黑呼呼的影院後,心裏一片灰。之後有未看這套電影的朋友問影片如何,總會這樣答道:作為香港人,應該去看,因為將來這樣題材敏感的電影,不知還能否上映,他日可能會成為禁片了。《十年》這套成本只有五六十萬元的獨立電影,由5個短篇故事組成,內容尖銳直戳中央神經線,觸及港獨、在港訂立《國安法》、「本地」成禁詞,還有普通話壓倒粵語成唯一官方語言。說電影是反映社會,《十年》正好反映港人就中央加強對港控制的恐懼與憂慮吧。最後,《十年》爆冷成為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在社會間激起更大的爭議。論電影製作、拍攝技巧,大家也認同《十年》未必及得上其餘4齣入圍電影;但論觸動人心、牽起港人的共鳴、在社會上引起的迴響,還有那種斗膽直接拍出港人對未來社會政治局面擔憂的勇氣,《十年》得分肯定「爆燈」。《十年》得獎後,本港電影界出現了「十年恐懼症」,害怕這個獎項開罪內地,將斷送本港電影業的重大利益。單是《十年》入圍成為最佳電影候選名單後,內地即時叫停在內地轉播今屆頒獎典禮,據聞令大會損失約1000萬元收入。他們還害怕其他「十年後遺症」將陸續出現,例如今屆負責評審的業內人士會否遭秋後算帳;他們出品的電影,日後在內地上映會否遇到阻攔?他們更害怕《十年》不是唯一,將來或許會再出現其他同樣政治敏感的電影,萬一又被選中入圍金像獎候選名單,他們將如何面對?他們之所以恐懼,正正是因為他們為了在內地電影市場分一杯羹,委曲求財,嘗過被內地有關電影審查部門指揮刪剪影片、修改內容,甚至會因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被「照肺」。他們清楚《十年》得獎,必有所失。電影業界的恐懼,只不過是香港社會的縮影而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7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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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謎

坦白說我尚未看過《十年》。並非刻意不看,只是種種理由錯過了,每回都因太忙或忘記,過後始記起,嗯,這部人人在談的片子我竟未曾欣賞,這個春天,這個寒冷而潮濕的春天,未免遺憾。但坦白說我並未對《十年》取得最佳影片感到意外,最初聽聞它入圍,我已跟自己說,機會很大,機會不小,而這絕非馬後炮,凡事有因必有果,了解其因,可猜其果。什麼是因?首次,這獎項是「最佳」而非「最佳乜乜」或「最佳物物」,後者的指向非常單項具體,或指明星演技,或指導演技法,或指燈光布景剪接服裝之類,具有清晰的向度,有個方向,有個指標,容易互相比併。前者呢,說明是「最佳」,屬於一個籠統的榮譽,到底是最佳什麼,沒有框限,沒有界定,原意亦是不設框限和界定,留下了極大的模糊和曖昧,足讓投票者填入自己的標準的定義,像一條極具彈性的橡皮筋,雖是圓形,卻可讓使用者想拉到多長便多長,甚至可以扭曲、纏結,按照自己的心願使之變形。這又像一個空心圓點,投票者擁有自己手裡的一支彩筆,喜歡在空白處填入什麼顏色便填入什麼顏色。所以最佳電影的成功屬性向來甚具寬度,有時候因為劇情夠感人,有時候因為情節夠刺激,有時候為的是演員出彩,有時候為的是對社會產生了強大的震撼,總之勝者為王,只要在電影技法上跨過了某個門檻,入圍了,都可以找到獲獎的理由,也可以找出不得獎的說法。以五十萬元拍成的《十年》很明顯沒法在其他具體獎項裡得到提名,但就「最佳」而言,它跟其他所有電影一樣,都有資格,也有可能,完全視乎兩輪投票者的意願。這便涉及第二個關鍵問題了:兩輪投票皆採取多數決法則,票多者勝,而當投票者超過某個數量,「最大公因數」通常即可發揮最關鍵的影響力,亦即,某組散播於空氣裡的共同信念或集體情緒往往能夠左右投票結局,基於主觀的「希望」,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票投到某個目標之上,為的當然也可能是它的優點,卻亦折射了某種集體願望的表達、共同理想之寄託,反正最後沒有像其他電影評審活動般經由少數專家作最終決選,而香港人又大抵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規則。所以,在當前的社會勢態下,《十年》一旦入圍,得獎機會自然頗大。評審機制和獎項名目相合相成,造就了它的榮譽。十年得獎之謎,其實不難解讀。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7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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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莊子.漁父篇》莊子2000年前深刻的寓言戰國時代,大思想家莊子,曾經說過一個深刻的寓言,這個寓言的意思大致如下:有一個人,常常疑神疑鬼,不時往後望,漸漸開始被自己背後的影子和腳印所嚇怕。為了設法擺脫它們,他更拔足而奔。可惜,他卻不明白,縱使他不斷奔走,地上的腳印只會愈來愈多;無論他跑得多快,影子也只會緊貼着腳跟。但他卻誤以為,問題是出於自己走得慢,所以無法擺脫影子和腳印,於是更愈跑愈快,終於落得力竭而死。可嘆一句,為什麼他不明白,只要走到可以遮蔽的地方,影子就會消失;只要冷靜坐下來,腳印就再不會有。這個人,也實在太過愚笨了。縱然是在2000多年前說,但莊子這個寓言,卻歷久常新,尤其對今天的香港,格外警世。過去幾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急速的崩壞。近日,更發生連串事件,讓大家驚覺國內那套政治掛帥、凡事但求政治正確的做事方式,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不同崗位的人,都開始揣摩上意,疑神疑鬼,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結果寒蟬效應,瞬間如星火般燎原。愈來愈多人揣摩上意疑神疑鬼就以過去半個月而言,短短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已經包括:●先是政府康文署,涉嫌強迫受其贊助的劇團表演,於場刊中,刪去工作人員簡介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連作為客觀事實的別人母校名稱,都要因為政治忌諱而被迫篡改;●繼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獲提名最佳電影的《十年》一片,因主題被部分人視為政治不正確,而惹來風風雨雨,以至國內官媒口誅筆伐,甚至惹起封殺疑雲。籌委會主席爾冬陞,終於在典禮中坦承受到一定壓力,甚至很難找到嘉賓頒發最佳電影這個獎項,最後為了避免讓其他人為難,只好自己親自上陣;●再之後是前學民思潮成員要組織新政黨,但卻被匯豐銀行拒絕讓他們開設戶口,隨後的新聞跟進報道,發現這並不是單一事件。中國大陸常常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把這個城市政治化。但實情是,大陸的種種政治考慮和禁忌,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有些時候,這是出於大陸和特區政府背後無形之手的干預;但另外一些時候,卻是出於本地各行各業、不同崗位的人揣摩上意、杯弓蛇影,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疑神疑鬼只會讓香港故步自封莊子的寓言告訴我們,終日疑神疑鬼,不單會讓自己庸人自擾,甚至會落得作法自斃。心魔這樣東西,愈想躲避,卻愈躲避不了,反讓它如惡靈般纏身;相反,坦然面對,思想陽光,卻反可穿透霧霾,讓它煙消雲散。爾冬陞在頒獎時說:「在創作(金像獎頒獎典禮台辭)過程中,創作班底裏有一位年輕編劇,偷偷地問我,主席,在今年的稿內,能否有『十年』兩個字呢?我向他說,後生仔,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說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便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是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其首任就職典禮中說過的傳世名句。他緊接着說:「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不錯,如果香港各行各業都因終日揣摩上意,而疑神疑鬼、故步自封,這樣只會癱瘓香港進步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舉個例,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電視、電影、歌曲等創意工業最為風光和興盛的黃金時期。當時因為大陸和台灣,以至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受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社會氣氛十分窒息,禁忌多多,創作受制於重重枷鎖。唯獨香港百無禁忌,享受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什麼題材都可以揀,什麼都可以拿來笑。因此香港也贏在起跑線,創意工業於是便脫穎而出。但踏入90年代,上述很多地方都先後進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社會紛紛解禁,於是在創作上也呈現百花齊放。反而,近年香港卻有所倒退,害怕觸及的禁忌愈來愈多。於是此消彼長,讓香港的創意工業也風光不再,在本當需要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所以,恐懼,會成為讓社會故步自封的阻力。因此,在這恐懼開始蔓延的今天,我們得嘗試去學識克服恐懼。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4月7日) 十年 國立爭議 國立事件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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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香港沒有 ──紀錄台灣電影史的《我們的那時此刻》

為什麼台灣有,而香港沒有?看《我們的那時此刻》,我被銀幕上的電影片段深深打動的同時,亦不禁羨慕台灣拍出了這部梳理台灣電影史的紀錄片──香港其實也很需要這樣的一部作品。兩年多前,台灣導演楊力洲為第金馬獎五十周年拍了一部名為《那時此刻》的紀錄片。最近,導演剪出一個新版本,易名《我們的那時此刻》在全台灣上映,用兩個小時展現半個世紀的台灣電影史。這部片有先天優勢:數十年來的精彩電影與粒粒巨星,再加上珍貴的金馬頒獎禮片段,為這部片保證了豐富材料。上通政治,下接庶民電影以國歌揭開序幕,那既是台灣人的回憶(當年台灣戲院在放映電影前都會播放國歌,而觀眾則要站立致敬,這做法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結束),也開宗明義點出了電影的政治社會性格。這部片是一部時光機,它帶觀眾重訪的絕不只是老電影,還有背後的宏大歷史脈絡。例如電影提醒我們:在台灣戒嚴時代,每個政治強人的去世都帶來電影創作的更大自由度,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筆。另外,除了大導演、大明星、影評人的訪談,導演還加入了庶民觀點。無論是當年女工看瓊瑤愛情片的投入,或是幾個大男人談起看抗日片的激動,都點出了電影作為大眾娛樂與集體記憶的巨大價值。《我們的那時此刻》一方面把電影史連結上層的政治史,另一方面又沒有忘了下層的普羅觀眾。談情說愛的林青霞、以身殉國的柯俊雄、努力講出「我是台灣人」的梁朝偉、跳下水溝的范植偉,一幕幕虛構的情節,映照的是一段段真實的台灣歷史。過去數十年來,兩岸三地都發展了各自的電影文化。這些足跡,不只寫下了華語電影史,甚至成為世界電影史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侯孝賢已是公認的世界級大師,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曾經享譽國際;至於香港,一方面有港式動作元素(成龍、袁和平等)被荷里活大量引進,另一方面則有王家衛等人的電影被各國影展、影迷及學者追捧,而幕前的蕭芳芳、張曼玉、梁朝偉及葉德嫻亦在國際影展當上影帝影后。然而,中國大陸及香港都沒有像《我們的那時此刻》這樣的紀錄片。中國大陸的政治禁忌造成書寫電影史的困難──例如該怎樣去評價《頤和園》及《天注定》這些禁片的價值?當年就算是張藝謀的電影都無法在內地公映。至於香港,一直以來的商業導向亦沒有孕育紀錄片的創作,而電影界亦不太看重對香港電影的歷史梳理。唯獨是相對重視紀錄片的台灣拍出了《我們的那時此刻》,實在令對岸的電影愛好者非常羨慕。被輕輕帶過的港片當然,《我們的那時此刻》仍然有其視野上的局限。在這樣一部以金馬五十年為主軸的電影中,每次有非台灣片揚威金馬,電影都一副「怎麼會這樣?」的態度。頭兩屆金馬的大贏家是《星星月亮太陽》及《梁山伯與祝英台》,旁白就說:台灣電影哪裡去了?到了第十九屆,正值香港新浪潮的濫觴,港片囊括半數獎項,整晚都充滿廣東話及港式國語,這些場面被刻意放大。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港片黃金期,周潤發、梅艷芳、張曼玉等港星橫掃金馬,在電影中彷彿是外力入侵。至於在金馬獎勇奪最佳電影的大陸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及《可可西里》,得到的待遇亦差不多。總之,每當有非台灣電影的出現,都似乎是金馬史上的「斷裂」或「干擾」。矛盾的是電影海報上有眾多港星,但電影花在港片港星上的筆墨卻不多。其實,在過去數十年,台灣電影跟所謂的「外界」一直聯繫不斷。像《臥虎藏龍》改編大陸小說,用的是美國資金、香港及大陸演員、香港的攝影師及武術指導,就是跨地域合作的上佳例子。但很明顯地,雖以金馬獎貫穿,但《我們的那時此刻》更大的用意是立足本土,為台灣電影作傳。所以,在金馬留下重要足跡的許鞍華、王家衛、張曼玉及梁朝偉等,全都被輕輕帶過。這就更顯得香港自己拍一部關於香港電影的紀錄片的重要。因為,最在乎香港電影的,始終應該是香港影人。可以想像,從黑白粵語片、邵氏武俠片、香港新浪潮、動作片、殭屍片、新藝城喜劇、文藝片、黑幫片、無厘頭笑片、新派古裝片到臥底題材,那會是如何精彩的香港電影史?工廠妹蕭芳芳陳寶珠背後那個工業化的香港、新浪潮電影中的城市議題、成龍電影中的四小龍時代、尋母的旭仔與尋愛人的如花身上的香港意識、《無間道》的身份困惑,香港電影史根本就是一部香港歷史。台灣大陸電影中的香港其實,不無巧合地,去年好幾部大陸及台灣電影都引用了港片及香港流行文化。大賣的《我的少女時代》對九十年代的台灣懷舊,其中最重要的文化標誌,就是當年在台灣大紅的劉德華,他在電影中跟台灣人的集體回憶無縫接合──那是個港星在台灣所向披靡的時代。《港囧》以一首首廣東歌貫穿,張國榮、陳百強、草蜢的歌不絕於耳,而《胭脂扣》、《阿飛正傳》及《天若有情》等電影片段亦相繼出現,成為片中愛情故事與少年記憶的時代背景──那是個港片及廣東歌在大陸大行其道的年代。除了主流電影,賈樟柯的《山河故人》亦以葉倩文的廣東歌《珍重》點題。這首在當年《祝福》大熱之後寫成的歌,標誌著香港九十年代的移民潮,那離愁別緒竟巧妙點出《山河故人》講過去廿年大陸人流離移居的主題,這對應的恰恰是當年不少香港電影的移民題材,如張婉婷及羅卓瑤都拍過「移民三部曲」(《非法移民》、《八兩金》及《愛在別鄉的季節》等)。以上幾部大陸及台灣電影,有創作人自己的喜好與執著(《我的少女時代》導演陳玉珊本身是個資深的劉德華迷),有明顯的致敬態度(《港囧》用廣東歌或許是噱頭,但一個個在大陸沒什麼票房價值的香港綠菜演員的出現,卻有致敬的意味),也有藝術上的精心挪用(賈樟柯多年來用歌曲反映時代,從不失手)。香港流行文化的幽靈,無處不在,因為它切切實實地曾經影響著世界上所有講中文──甚至不講中文──的社群。用影像梳理香港電影史在今天的市場氣氛與政治局勢之下,談港片有時充滿著過於簡單的思維:例如彷彿所有合拍片都被厭惡,卻少人留意香港影人如何把港片元素(甚至是意識)放進合拍片;至於對於「純港片」、「本土港味」的討論,有時亦流於表面,以至「本土」只是被利用為市場策略與宣傳賣點,電影的質素卻是另一回事。在這大格局下,也許香港更需要一部《我們的那時此刻》;那不只是懷舊,也不是眷戀當年光輝,而是讓我們重新思考所謂本土港片其實是怎樣的、看似是純娛樂的港片背後跟政治有什麼關係,而我們愛的明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又是怎樣的社會大環境造成。尤其最近,社會對《十年》得獎爭論不休,有人覺得這賽果過份政治,亦嫌《十年》藝術性不足;亦有人提醒,金像獎從來不是藝術性主導,電影最重要的是反映時代面貌。其實,就像《我們的那時此刻》回顧金馬獎,香港亦應該有人梳理金像獎的起源、發展、賽制,並檢視其背後的文化脈絡。《我們的那時此刻》引用了劉德華幾年前在金馬獎台上的一段話:「台灣電影曾經有過低潮,你們撐過去了。現在輪到香港電影面對前所未有的低潮,我們希望也可以像你們一樣撐過去。」這段話令人感慨之極。曾經傲視兩岸三地的香港電影,今天卻是三地最弱的一員。也許這低迷期就是梳理過去、重新出發的好時機。《我們的那時此刻》在台灣感動了許多觀眾;用文字寫電影史當然是重要的,但用紀錄片去梳理電影史,卻自有它獨有的感染力與穿透力。(原載《澳門日報》) 港產片 電影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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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十年》?誰製造背後的恐懼?

獨立電影《十年》奪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說它並無得到任何最佳導演、編劇、男女主角、配角、攝影、剪接、美指、音效等獎項提名,但仍獲頒最佳電影是名不副實,結果是政治綁架一樁。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林建岳形容《十年》獲獎是本港電影界的不幸。香港影業協會主席洪祖星在《文匯報》訪問中說:「黐線㗎!有冇搞錯呀!根本無可能㗎!如果香港電影金像獎這樣做,就無人再尊重金像獎,是死路一條!」資深電影人黃百鳴直言《十年》獲獎是「極大錯誤」和「笑話」。著名導演吳思遠被問到日後怕不怕金像獎被政治化?他回答:「不會,不會再出現的。」不過,亦有人認為《十年》拍出了港人的心聲和憂慮,故事引發共鳴,激盪人心,作品超越了技術層次,內容彌補了製作上的不足,富時代和警世意義,尤其是今天荒誕的香港。未必最標青 但能為時代說話《明報》引述兩位評審李茜和畢明說,《十年》題材創新,同時每個單元的人物和情節吸引,從藝術角度是非常難得。政治是生活一部分,「點解講親政治就要敏感?無嘢需要恐懼」。觀眾對公式化、「離地」的電影感厭倦,《十年》未必最標青,從藝術角度有不足,但能夠為時代說話,反映港人對將來的迷惘,故引起共鳴。影評人舒琪直言《十年》是香港宣言,又說:「藝術貴乎真心(integrity)、勇氣與視野,《十年》縱有這樣那樣的缺失、稚嫩,但卻一片丹心、直視時代、膽識過人,單是這份氣概,便足教當下其他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主創人(包括筆者)無地自容,迫使自己深切反思。」觀乎過去10年的金像獎最佳電影,包括《黃金時代》(2015)、《一代宗師》(2014)、《寒戰》(2013)、《桃姐》(2012)、《打擂台》(2011)、《十月圍城》(2010)、《葉問》(2009)、《投名狀》(2008)、《父子》(2007)、《黑社會》(2006),它們主要都是大導演、大卡士、大製作,盛極一時。不過,要拍出港人當下的處境,讓人看到有共鳴,遍地開花,實在並不容易。再者,如果電影要顧及內地市場和中港合拍,創作很多時只能畏首畏尾,不能大膽直言或譏諷現實。客觀的時局 內心的共鳴最近幾年,香港人可謂歷盡風風雨雨,「一國」壓「兩制」,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安法首將香港納入,內地護法出口術催港立法否則實施臨時法,公安涉嫌越境辦案衝擊香港法治,銅鑼灣書店「連環失蹤案」,禁書商、時政雜誌人員被內地緝捕判刑,港大「等埋副校」及校委會委任風波,佔領運動「一無所獲」,旺角魚蛋衝突,警民交惡,水貨擾民,中港矛盾甚至仇視升級,本土被打壓,官員涉貪醜聞,選舉種票,青少年軍成立,「普教中」爭議,廣東話被官方指「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保育與發展之爭,梁振英政府有權用盡處處跟不同意見者「撐到行」等,總之「鑊鑊新鮮鑊鑊甘」,令港人喘不過氣,成肚苦水,擔憂我城。再北望神州,看到毒奶再現,問題疫苗橫行,家長被耍,維權律師被大舉搜捕,異見者紛紛被封微博上央視認罪,六四家中聚會被清算,政府眼中釘像高瑜的書房被選擇性強拆,權貴官員家屬大開海外戶口離岸公司,但為官者鏡頭前仍道貌岸然說反腐,黨媒姓黨無得你講,依法治國但黨大於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縱有不少黨員和富豪口說愛國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他們多已用腳投票,撤資離場,有後備方案買定保險隨時走人。筆者有內地黨員友人坦言,身邊已有很多人安頓子女在外;研讀「金磚四國」課程,內地報告者們說祖國如何興盛昌明、形勢大好,課後問了他們一句:「有得選擇的話,退休後會否留國內?」答案與他們口講相反。面對如此急劇轉壞的中港形勢,港人一點都不好受,《十年》就在此刻出來,說出港人的噩夢和不安。人有發夢的自由,人有發噩夢的自由,人有爭取自由的自由!而面對近年香港和內地的景况,很多人並無發美夢的奢侈,只有沉着應對守護我城的份兒。只因有客觀的時局、有內心的共鳴,《十年》才會遍地開花,作為港人一分子的專業金像獎評委才會投下專業的一票。兩年前,鍾氏兄弟的「神曲」《時代的顛覆者》獲得港人的認同和多個獎項,相信亦因說出了不少港人的心聲。1997年上映、導演陳果的獨立製作《香港製造》亦是投資50萬元,後來奪得了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亦是真的「香港製造」,但究竟會製造出什麼?當權者以懷柔或鐵腕待之,相信答案可能很不同。由國務院港澳辦主管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最新一期《港澳研究》發表由兩名武漢學者所寫的論文,題目為〈香港「本土意識」的歷史性梳理與還原——兼論「港獨」思潮的形成與演化〉。文章主張要對香港本土意識正本清源,強調不能令其為港獨所用,主張「香港本土意識」產生於對於「中國」和「中華 意識」難以名狀的情愫,夾雜着香港民眾對於祖國既眷戀又疏離的複雜心理,它的本質是香港人「愛國愛港、愛鄉愛土」的地域意識。至於大家受不受落?不如拍套建制版本的《十年》來看看如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6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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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冬陞找劉青雲主持電影金像獎,是神來之筆,替近年漸趨黯淡的盛典重添喜氣。別看劉青雲那張起伏不平的粗臉深具威勢,當他定睛望著你的時候,似笑非笑,你還真會忍不住哈哈大笑;如果黃子華是所謂「冷面笑匠」,他便是「黑臉笑匠」,像一位懂得搞笑的包公,使你笑得特別起勁。台詞應該另有幕後的操刀人,但間中有幾句臨場爆肚,卻是他的,是劉青雲的典型腔調,屬於「劉腔」,只有他說得出口,亦唯有由他來說才具喜劇感,若然換了曾志偉或王祖藍,即顯做作,說服力大打折扣。至於那些預撰台詞,本來由誰來說都能搞笑,但出自劉青雲嘴裡,從造型到聲線皆增加了幽默的厚度,那就比曾志偉或王祖藍都更讓人感到深刻了。總而言之,擅長演戲的劉青雲這回也演活了主持人的關鍵角色,香港觀眾可以百分百原味欣賞,內地觀眾卻只能看一半沒一半;中港之別,不必談政治,不必論文明,僅就「眼睛享受指數」而言已分高下。劉青雲向來演什麼像什麼,除了古裝。古裝也並非演得不像,而是造型吃虧,一來膚色太黑,除了演包公不必化妝以外,其他的都跟我們一般想像的古人格格不入。二來呢,是太高了,高個子總予人笨手拙腳之感,周潤發是另一個好例子,彷彿阿凡達來到唐宋元明清的地球,誤了時間,也錯了空間。只要不演古裝,劉青雲幾近無敵。劉青雲之無敵在於戲路寬廣,英俊遠遜於金城武,卻不至於像北野武,故能在兩武之間的多元角色游走,好人壞人,發瘋人正常人,通殺,你不會相信世上並無此人。當他穿上西裝演警察如《竊聽風雲》或《掃毒》,威嚴十足,彷彿他一輩子生活在差館,舉手投足都是清白正直的阿sir。而當他爛撻撻如《奪命金》裡的沒落流氓,緊身褲,鬆高鞋,衣服打扮全部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溫拿世紀,你又覺得他似灣仔街頭的所有過氣黑社會,不會讓你害怕,只會使你同情,隱隱敬佩他的堅持與決絕,相信這就是傳說中的義氣。好演員不僅演活了角色,更把自己貫注到角色裡面,角色遂有生命。曾有台灣作家形容「寫小說像拆解自己的生命圍牆,用拆下來的磚塊去建故事人物的生命圍牆」。其實演員何嘗不是?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既有《十年》的最佳電影,也造就了劉青雲的最佳主持,made in Hong Kong,我們拍爛手掌,全城同歡,實為低迷氣氛裡的難得高潮。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6日)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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