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仁:書緣之《鴛鴦刀》外記

上幾篇我在這裏寫金庸董橋的天價作品,其中提到金庸武俠小說《鴛鴦刀》薄薄一本竟以四萬元的拍賣價成交(連佣金要四萬六千元),這個話題引起朋友熱烈討論,大多認為成交價不可思議,給炒得太高了。更多的朋友說知道得太遲了,家裏的金庸小說看完已全部扔掉,大大話話冇咗幾十萬!我常說:人有人緣,書有書緣。文章見報後竟輪到我遇到奇緣,可名之為「《鴛鴦刀》外記」。事情是這樣的,早幾天,書友李偉雄來電:「老總(在報界工作時的稱呼),我睇咗你篇講金庸《鴛鴦刀》文章,我記得你都好似有一本《鴛鴦刀》喎,仲畀過封面我睇喎!」我心頭一震,腦海不斷回帶。「咪講笑啦,冇印象喎。」我答。後來他WhatsApp了《鴛鴦刀》封面照片給我,我根據日期搜索手機相庫,果然有這張照片!我馬上翻箱倒籠(還記得上次我在文章提到叫大家不妨翻箱倒籠找金庸小說嗎?),不費多久,《鴛鴦刀》就在眼前,原來它因為太薄,給夾在幾本新版金庸小說中間,完全不起眼。裏面附有一張我寫的字條:「 2015年1月1日,嚤囉街,$100 」。啊!記起了,二○一五年元旦在上環嚤囉街(摩羅街)尋寶(其實嚤囉街多年來已沒什麼寶可尋),忽見一店前放了幾個紙皮箱的舊報紙雜物,店主說:「隨便睇,揀中平啲賣。」最後在其中一個紙箱底發現一本金庸《鴛鴦刀》(一九六一年胡敏生記書報社發行),店主開價一百五十元,討價還價後一百元成交。回家隨便把書翻了幾下拍下封面照片傳給一兩個朋友便束之高閣。要不是最近在此專欄寫金庸《鴛鴦刀》,朋友也不會舊事重提,我手上這本《鴛鴦刀》就可能繼續沉睡。人有人緣,書有書緣,信焉。[鄭明仁]PNS_WEB_TC/20171031/s00319/text/150938676633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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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金庸董橋舊作天價成交

文章何價?這要視乎作者的江湖地位和受追捧的程度,市場自有它的指標,說來好像很市儈,但現實確是如此。近年香港文人手稿和著作的拍賣成交價屢創紀錄,以天價來形容也不誇張。二○○九年張愛玲一封只有七十五個字的親筆信以五萬多元成交,首創香港新亞書店名人書稿拍賣紀錄。張愛玲之後,金庸(查良鏞)和董橋的書稿接力登場,拍賣價幾何級數上揚。本地一兩位藏家近年把金董的手稿和舊作拿出來拍賣,這些舊東西以前沒人當寶,今天可是萬元難得。金庸一頁武俠小說手稿成交價高達十六萬,董橋一頁毛筆寫的信落槌價逾四萬元。只要是金董二人的親筆字迹,哪怕是簡簡單單幾個字連簽名,買家都追個不亦樂乎,這個熱潮要拜大陸金迷董迷湧現所賜。 除了手稿、書信外,金董的老舊作品亦給捧上天,以今年十月一日的新亞拍賣成交價為例,金庸一九六一年的武俠小說《鴛鴦刀》,薄薄一本(九十頁)竟以四萬元成交,還未計百分之十五的佣金,這本書六一年出版時只賣八毫子(八角)!還有令人更加咋舌的,查良鏞一九五六年以筆名「林歡」出版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又是薄薄一本,今年初的成交價連佣金達七萬元,這本書有查良鏞的親筆簽名,送給「費先生」,我估計是給時任《大公報》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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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的政治和文化解讀

(作者按:筆者日前混淆了《神鵰俠侶》原著和電視劇的劇情,所以誤稱楊過以趙志敬私藏妻子一事作要脅。換言之,在原著中,楊過並無刻意選擇錯誤人師的問題,反而全真教掌門丘處機須就草率地替楊過選擇師傅一事上負責。此外,筆者曾在本文數次把趙志敬的名字錯誤地寫成趙子敬,謹此向金庸和讀者一併致歉。2017年3月1日) 筆者曾與《射鵰英雄傳》有三次有緣無份,直至最近才有所改變。第一次有緣無份是在小五,筆者在小學圖書館借了其中一本,但始終當時的課業已很繁忙,沒有時間閱讀便交還了那本書,當中更出現一段小插曲:那本書不知什麼緣故出現了茶漬,結果一位姓姚的圖書館主任和一位姓陳的班主任一口咬定是筆者弄污了那本書,筆者辯稱全家人也沒有在家飲茶,不果,結果要買一本全新的賠償。第二次是在中二,當時坐在身旁的同學津津有味地在課堂中偷偷閱讀,筆者原先希望問那位同學借其中一本一起偷偷地閱讀,怎料未開口詢問,那位同學的《射鵰英雄傳》便遭其中一個老師全冊沒收。第三次是在中六,當時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有機會選擇以《射鵰英雄傳》作為讀書報告的讀本,但據聞同級中化老師的共識,是擔心那本書的內容太長,所以最後選擇了錢鍾書的《圍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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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的讀者們

《我與金庸》這題目,初以為極宜由金庸先生的親朋好友、門生故舊來寫,敍友情憶往事,重現金先生大俠生涯的文壇風景;不料主辦單位以此為題,向全球華人徵文,於是乎來稿如雪片翩然而至,精彩紛呈,拼圖般成就了一部「全球華文視野中的金庸閱讀史」,或平添一個重要的副標題曰:「金庸和他的讀者們」。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在冷戰正酣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英屬殖民地香港,有意經營虛實相間、踵事增華卻也言之鑿鑿的「新派武俠小說」。金庸小說的武俠行迹,在江南、中原、塞外、帝都之間鋪展遊移。其筆下的山水、人物、思想,突顯了朝與野、涉政與退隱、向心與離心、順從與背叛、大義與私情、明心見性與聊遣悲懷之間意味深長的平衡,並以迂迴曲折的「後遺民寫作」策略,折射出香港文學想像與歷史記憶中的身份焦慮與身份認同(宋偉傑《閱讀體驗,學術研究,移位定位》)。拿得起放不下金庸的武俠小說,文化的和歷史的底蘊博大精深,但其最吸引人處,當為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人物關係的複雜多變,恩怨情仇的緊湊情節,比武過招場景的咄咄如畫,簡言之,就是「拿得起放不下」。這種「廢寢忘食」的閱讀經驗,帶來一代又一代讀者們的共同經歷就是,經常「被禁」。下禁令的首先是老師校長,其次是家長,如果成了家還是「廢寢忘食」,下禁令的就是你家中的那位生活伴侶了。更大範圍的禁令則將閱讀帶入沉重的歷史語境,如兩岸意識形態冷戰的「附帶傷害」,或如東南亞國家對華文教育的歧視和限制,再次使人意識到「閱讀自由」,一如「寫作自由」,是「金庸閱讀史」中最重要的價值爭取(于而凡《與武俠一起成長》)。武俠小說,正如一般小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抵抗的產物。想像一種與現實不同的俠義江湖,想像人間終究有情有義,不公不義可以得到「詩的正義」的想像解決,這正是閱讀體驗中根本的「愉悅」所在。當然也有代代相傳的閱讀,父親帶年幼的你去醫眼疾時隨帶了一部《倚天屠龍記》,激勵你後來以聽代讀讀完了全套金庸有聲書(李堯《撼動心靈的完美藝術——金庸筆下的生離死別》)。你從父親的書櫃裏找到一本殘舊的書,封面有岩石蒼松和大鳥,原來那是一本《射鵰英雄傳》,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讀不能止。在海外華人社會中藉金庸小說令子弟重拾華文閱讀與寫作的例子也很多。意識形態禁令的消解,乃至盜版的風行,也以令人意外的方式巨量擴展了閱讀的群體。在某些理論圈子裏,通俗小說是被消費文化玷污的文體類型,然而金庸小說已悄然在學術界的「嚴肅閱讀」中登堂入室。師友告誡你選題不可涉險,但你還是敢為人先,以金庸研究作博士論文,因為此時已經有嚴家炎教授在北大開「金庸小說研究」選修課,陳平原老師著書《千古文人俠客夢》,對武俠小說作類型學研究。其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台兩地,國際研討會這種「專業閱讀」的方式也浮出地表。「金迷」:想像的共同體金庸的全球華人閱讀,「集合」起一個被稱為「金迷」的「想像的共同體」。階級的分野被超越了,從大科學家、院士到小學教師、底層打工仔,在書本面前無不是平起平坐的「金迷」。性別的差異被忽略了,你以為「男讀金庸女讀亦舒」是定律?否!來稿中寫得最好的很多都是「女金迷」,如《此生,我只願如花似你——致黃蓉》的王英、《一生看盡金庸書》的周瀚等。國族語言的隔閡也被打通了,可以參閱這位《鹿鼎記》法文譯者的敍說,他計劃將金著全部譯為法文,並計劃直接用法文寫武俠小說(王健育《改變一生的相遇》)。閱讀總是個體的個性化的行為,每一個人讀到的版本不同,流傳各異,閱讀時的情境千差萬別,進入作品世界的路徑交叉迷離,對人物的認知也決不一律,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郭靖,一千個黃蓉。所以說這個「共同體」是想像的,然而「金迷」們的「共同性」又是超乎想像的,你只需到「金迷」們集合專設的網站或論壇去瀏覽瀏覽就知道了——他們對「金庸世界」中每一個細節都如數家珍,其熟悉程度令人吃驚。簡言之,「金庸閱讀」構成了他們生命中的「真理事件」,對這個「真理事件」的忠誠是「共同體」的不容冒犯的基礎(「忠誠」的最佳證明是它的排他性質:我的一位好友曾發表激烈的言論,說世界上可分為兩種人,一種是讀金庸的人,另一種是白癡)。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能成為「事件」,同樣,通常一兩部作品也不能構成「事件」。一方面,這些作品必須是一種類型,具有一定的相同之處,它們可以被稱為一個系列;另一方面,這樣的一批作品必須帶有「事件」的特質,譬如一定程度的新奇和突破,超越了既定的知識系統和分類學。上世紀五十年代產生的「新派武俠小說」正是這種文學事件,並由此引發一系列的創作、改編、閱讀和評論,確認了對這一「文學真理」的忠誠。「真理」不是先於「事件」而存在的,而是由「事件」創發的,它緊跟在「事件」後面。「真理」召喚「主體」,在我們的論述中,這些主體被稱為「金迷」。「改變一生的相遇」。「神遇金庸」。「沒有金庸,我可能是另外一個自己」。「驀然回首,一個個大俠的音容笑貌伴隨我成長」。金庸和他的讀者們,他們忠誠的是怎樣的「文學真理」呢?無以名之,概言之曰:「俠之大者」。(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本文為「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公開組獲獎作品總評。)(本版「特輯」潘耀明先生《一個美麗的夢想》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八月號,更多精彩文章見《明月》八月專題「金庸給我們美麗的夢想」。)文:黃子平原文載於《明報》副刊明藝版特輯(2016年7月30日)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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