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的奴性與文化根源

我在今年3月針對李波回港後言不由衷,大放厥詞,幫黨出聲,曾經寫了一篇《可憐和可恥的李波》文章,引起了部分讀者的批評:「批評容易,李波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按劇本演出。他說的台詞,香港人會用相反方向理解」;「李波當然不能跟劉曉波、許志永、譚作人等人相比,但他是否可恥,目前還言之尚早,如果他最後不用坐窂,那就是他諂媚中共所換到的,這起碼不是榮華富貴」,「最多你只能說他是懦弱膽怯」;「老婆在綁匪手能不扮笑臉嗎!唉!你支筆欠公正像文妓!」我不介意這些批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及至6月林榮基爆料,李波立即重出江湖,打破近3個月以來的沉默,甚至變本加厲。他先在臉書上駁斥林榮基所說不實,指林榮基只是「講故事」,然後自己就按照中共寫好的劇本照本宣科。6月17日,李波在臉書上反駁林榮基:「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銅鑼灣書店的電腦。」還記得李波自己去年11月6日接受香港端傳媒採訪時說過:「根據書店的電腦登入紀錄,最後一個使用者是店長林榮基,日期是10月23日。」兩段話顯然自相矛盾,至少有一個是謊言。正如余杰先生指出:「李波原本可以保持沉默,沒有人會因為他沉默而對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他偏偏要以高調反駁林榮基的方式來向中共表示效忠,他希望早日脫困,不料卻讓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沼。」回應批評,實有必要。「李波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既然這樣,就不要說嘛。「他說的台詞,香港人用相反方向理解即可?」那他上面所說前後矛盾的兩段話,各自變成相反方向,畢竟也是前後矛盾嘛。「他按劇本演出,只是被迫這樣講?」幾個月前,他在鳳凰衛視鏡頭前已經讀完劇本,被迫講的已經講完,現在真有必要再演戲「表忠」嗎?面對前後台詞矛盾的劇本,他還故意照演不誤,沒有想過向編劇反映前後矛盾的問題,他是傻瓜嗎?「拿他跟劉曉波、許志永、譚作人等人相比?」大家有這樣要求過他嗎?大家有逼過他當烈士嗎?「不要榮華富貴而只是懦弱膽怯就談不上可恥?」對同胞殺害猶太人完全知情而保持沉默的納粹時代德國人,不可恥?毛澤東當年不跟大隊走去大城市送死,而私自拉伕抓槍闖入井岡山躲起來,不可恥?毛時代的馮友蘭,不可恥?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說自己永不翻案,還要拍毛澤東馬屁,不可恥?「受害者永不可恥」這種想法簡直荒謬絕倫!除了挺身爆料這個選項之外,如果李波真有痛腳或親人被共產黨抓住,畢竟還是有較不理想但還能被勉強接受的選擇:一、沉默拒訪;二、聲稱關於自己的部分,要說的已經說完,沒有補充,各方可以自行參詳;三、聲稱不知道林榮基面對的事實,所以無法評論;四、聲稱自己在香港尚有一定行動自由,希望記者不要追問;五、拒絕評論自己有無親友目前身在中國大陸;六、聲稱林榮基說法與自己說法矛盾的部分,交由大家自行研判,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反而說了一些令人感到他可恥的話。一、李波與林榮基見面時,私底下勇於承認自己是「被擄走」,為何之後敢說不敢認?事後他還反戈一擊,在臉書上聲稱「林榮基說的一些話,我不得不澄清」,表示從來沒有跟他說過「非自願被帶返內地」或類似說話。這不正是此地無銀、欲蓋彌彰嗎?他這類「彈弓手」式言論,不但無勇無謀,愚蠢失格,更加威逼林榮基要拿出自己的信譽,去為李波自己的私下「失言」埋單,不可恥嗎?二、李波又指:「這段期間,配合調查的是寧波公安機關,沒聽說過『中央專案組』這回事。」天底下誰有說你李波聽過「中央專案組」這回事?林榮基都沒有這樣說你,你又為何公開唾面自乾?林榮基聽過審訊人員這樣自稱,已經足以證明「中央專案組」的存在。光憑你李波說自己沒有聽過,就足以否定「中央專案組」的存在?還講這種話,會有意義嗎?另外,寧波公安對銅鑼灣書店出版和寄書之事有任何管轄權嗎?李波當天拋下了妻子,不帶證件,急忙偷渡,自由自在地輾轉去了寧波,合理嗎?鬼扯至此,不可恥嗎?三、李波聲稱:「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銅鑼灣書店的電腦,更沒有打印過任何顧客名單,當然不可能把甚麼名單交給公安」。我剛剛已經批評過他前言不對後語的可恥言論。此外,一家書店的負責人,沒有使用過書店的電腦,沒有打印過任何顧客名單,可信嗎?說這種話的人,不可恥嗎?林榮基先生呼籲大家要好好協助李波。依我看來,如要好好協助李波,那就必須直斥其非,理性剖析,促其自省。只有當他能夠撥開懦弱表象,揭露隱藏在其後的奴性,然後刮骨療傷,對症下藥,才能有望逐漸改良心靈。在這一方面,林榮基先生在最近接受訪問時所大力推薦的一本書,對李波而言,具有極高參考價值。我在三年前讀過李劼(陸偉民)先生的《中國文化冷風景》一書,愛不釋卷,雖然未必同意他的藥方,但卻相當讚賞作者對中國文化病灶的冷峻剖析。還記得晨鐘書局老闆姚文田先生被中共捕囚之前,曾經向我極力推薦李劼的《梟雄與士林》等佳作,指其筆鋒綜橫馳騁古今中外文史法政,難出其右。如今林榮基盛情推薦的李劼《中國文化冷風景》一書,同樣令我讚嘆不已。如果拿取箇中對於中華文化的深入剖析,用來觀照李波言行的心理狀態,當有所得。由於理解該書需要有比較寬廣的文史哲理知識,所以對有關學問知慮淺薄而且成見極深的人士,敬請慎入。當我讀到書中「秦政與周制之間的最大區別,並非是郡縣制和分封制的差異,而是言論自由的有無」一句,真感振聾發聵,一語啟蒙眾生,令我深感本地傳統歷史教育的失敗,只見枝節,不見價值。再讀到「按照孔丘的政治理念,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其實就是毛時代的中國;而按照孟軻的政治主張,最典型的社會模式,則有類於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現狀」,以及他深入淺出的分析,更加令人拍案叫絕,肯定氣炸許多儒家粉絲。李劼在書中揭示的中華文化病灶是:「中國文化的退化路徑,先是從河圖洛書退到易經八卦,再是從先天八卦退化到姬昌演易,然後是姬昌假設的天下藍圖由姬旦建制付諸實現,最後是孔丘立說,將周制周禮變成一個封閉的等級森嚴的集權結構,把天下蒼生的人心人性通通關進去。」「孔丘的世故人格,一旦被世人奉為表率,那麼整個民族就會像家禽一般,被馴服成雞鴨牛羊。遍地牛羊的景觀,惟皇帝看在眼裏賞心悅目,這在牛羊本身,無疑是莫大的悲哀。華夏民族幾千年的兩大恥辱,一是不斷地匍匐在流氓皇帝腳下三呼萬歲,一是將一個怯懦、自私、世故、滑頭的人精供奉為聖人素王,萬世師表。」很多人覺得聽起來很酸,有些衛道之士甚至會咬牙切齒,所以我誠摯建議他們好好閱讀李劼的分析與批評。依我看來,在華人社會中,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間的矛盾視為「人民內部矛盾」,把自己與上述範圍以外的人之間的矛盾視為「敵我矛盾」,古已有之,沉痾久積。這種想法絕對不是毛澤東憑空創作出來的,而是源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家國天下等級觀念,所以才會導致至今仍有很多人,還是把平等人權、憲政民主、公民社會視為口頭禪而已。如果沒有真正刮骨療傷,如果沒有剔除家國等級毒素,怎能脫胎換骨而把人性尊嚴、寬容、自由、公義等信念深入肺腑?所謂「怯懦、自私、世故、滑頭」,講的正是素王幻夢,講的更是帝師情結,講的更是李波心術。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以至海外華人,能夠徹底覺悟者,幾希!李劼在書中揭示的藥方是:「倘若這個民族真該有一場文藝復興的話,那麼無非是醫治該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創傷,重新構建以人的尊嚴為底蘊的民族性格,讓整個民族文化確立審美向度,從而擺脫痞性和奴性的雙重糾纏,回到《山海經》人物所展示的初民時代的健康和純真。」我的評語是:立意雖善,但乏信念。猶如促請納粹破滅後的德國人,重新回到荷馬史詩和希臘神話所展現的古人健康和純真,恐怕只是對祖先上古神話和個人尋根情結的意淫,但是對於理解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死亡與脫離時間限制的關係、此生與彼岸的關係、生命意義、人性缺陷、既要互助互愛、也要監督制衡、分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等核心價值,未必完全可取。在真、善、美、信這四者之中,《山海經》頂多可以在某些人眼中,符合善、美這兩個向度,還是缺乏真、信這兩個元素,難以在靈性上深入肺腑,對於此生感到安穩,對於彼岸充滿信念。無論如何,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是一本好書,他的《百年風雨》亦然。雖然我不認為《山海經》將會是李波的心靈雞湯,但卻同意李劼所批判的「怯懦、自私、世故、滑頭」華人文化冷風景。而這個「冷風景」卻一直纏繞著李波,以及許多華人,至今未息,仍未徹底「擺脫痞性和奴性的雙重糾纏」。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信仰同行。無論各位有無特定宗教歸屬,如果缺乏這種基本信仰,那麼無論左中右,無論大中華抑或本土,也難保自己未來不會成為現在的李波,更難以啟蒙和救贖現在的李波。 銅鑼灣書店 李波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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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專案組的起源和現狀

林榮基挺身爆料,一舉撕破中共為銅鑼灣書店事件撰寫的長篇劇本,表示認同香港人尋求獨立完全有理有據,即使不太可能也要做,並且指出日後自己如要離港尋求政治庇護,將會選擇台灣,因為他相信民選的台灣政府,不相信中國政府。他更表示:中國沒得救,文化沉痾重,危急唯有走,不要再妄想。據林榮基透露,習近平的劇本原本是計劃在今年9月至10月左右把桂民海判刑,再釋放其他四人(包括林榮基在內),而且已經通過巨流集團支付了「遣散費」,然後再把鬥爭對象引向中共某些高層人士,亦即習近平的政敵。不過,林榮基的爆料行動,打亂了低能兒習近平的鬥爭計畫,氣得習近平暴跳如雷。習近平誓要把林榮基這個「叛徒」鬥垮鬥臭,盡情抹黑羞辱,但是至今毫無效果,反而激起香港人和國際社會更大規模的反撲。反撲的焦點就集中在「中央專案組」,亦即幕後老大習近平。習近平把自己的惡名,加上文革餘孽「中央專案組」的惡名一併押上國際舞台,猶如黑幫老大親手殺人,既不借刀,也不遮掩,智商之低,一目了然。「中央專案組」究竟是一團甚麼東西?以這次事件而言,林榮基指出帶走並拘留他的人並非國安、軍方或公安,而是「中央專案組」,更直言自文革年代之後,再未聽過這個名稱。事緣去年10月24日,林榮基在深圳被拘押。後來,一個姓李的人向他說「我們中央專案組不留情」,要對林這種人「專政」,而林認出那人正是在2013年他帶政治書籍過關時盤問過他的人員,因此他相信事件真的牽涉「中央專案組」,行動持久而且有通盤計畫,盤查重點是林寄書到大陸的細節,以利查找幕後黑手。及至今年6月14日早上,林榮基由「中央專案組」處長陳先生及負責提審他的史先生「陪同」下,乘坐高鐵由韶關前往深圳。當他回到香港後,兩人為免被拍下照片,沒有同行,但要求林向警方銷案,並以手機短訊詳細交代在港一舉一動。林稱返港後開始翻閱有關他的新聞,花了兩晚通宵讀畢,「越看越不對路」,終於挺身爆料,向中共強權說不。當然,上述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絕對不會直接告訴林榮基關於「中央專案組」的來龍去脈。然而,翻開中共黨史,「中央專案組」的本質完全有跡可尋,而且一目了然。「中央專案組」脫胎於上世紀50年代批鬥胡風的專案組,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才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橫空出世。「中央專案組」是毛澤東為了剷除他的政敵而成立的,類似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列寧的契卡、大明的東廠之類組織,極其隱閉。文革期間,「中央文革小組」相當高調,人盡皆知,但是同樣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簡稱「中央專案組」)卻相當低調,名稱從來不見於媒體。在1966年至1978年期間,「中央專案組」的權力遠遠超過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組織部、公安、檢察、法院,擁有絕對權力和暴力,針對中共中央委員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職位較低的政敵,盡情搜查、迫害、逮捕、關押、刑訊。這一切就像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誇讚「中央專案組」的領導人周恩來和積極分子江青所吹噓的一樣:「把這些我們素無所聞的事情、觸目驚心的事情,真憑實據、人證、物證、旁證都拿出來了,才能使我們恍然大悟」;「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畢竟「中央專案組」只講暴力,有暴力就有「證據」,根據「中央文革小組」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劇本,羅織罪證,拍板定案,最後剿敵。對照今天銅鑼灣書店一案,實在異曲同工,目標相同,惡性不變。「中央專案組」始自1966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成立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劉少奇被安排主持該會議(真夠諷刺),目的是負責「審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其工作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負責,亦即向毛澤東一人負責。在1966年8月前,以及在1975年中的9個月,主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是鄧小平,但在文革中其餘大部分時間裏,主管人是周恩來。其他成員包括康生、江青、謝富治等。草創之後,「中央專案組」很快就從「特別機構」變成「常設機構」,實權極大,下轄數千名專職人員,一度有789名解放軍軍官參與,其中有126人擔任各大專案組的組長或副組長,真是名副其實的槍桿子、刀把子。在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前,「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的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已達88人,罪名分別是「叛徒」(今年林榮基也被「中央專案組」人員稱為「叛徒」)、「間諜」、「與敵人勾結」。王光美、劉少奇、賀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華、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都先後被「專政」,執行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中央專案組」有三個獨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汪東興,聯繫中央辦公廳,針對彭真、安子文、劉仁、周揚等人「專政」;第二辦公室主任楊成武(後來由黃永勝接替),聯繫中央軍委,針對賀龍等將領「專政」;第三辦公室主任謝富治,聯繫公安部,調查文革當中最離奇的「五一六陰謀」。換言之,「中央專案組」組織龐大綿密,權力完全凌駕黨、政、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臂使指,專門絞肉,地位相當「超然」,「太陽照常升起」。之後,1970年陳伯達案、1971年林彪案等,凡此種種,難以盡數,罄竹難書。中共高層黨員逐個被投進絞肉機,但偏偏就是從來沒有「毛澤東案」。及至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上台,才決定撤銷「中央專案組」,而「中央專案組」的最後任務就是籌備對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審查。當然,由於沒有籌備過對毛澤東和「中央專案組」本身的審查,因此文革從未真正結束。如今習近平自居毛澤東「精神之子」的霸主地位,矢志復辟文革紅風,當然希望把「中央專案組」這個「由精神之父發明的絞肉機」推而廣之,用好用盡,把高層政敵和異見人士通通挖出來「審查」和「專政」。遭受「中央專案組」虐待折磨者,未必全是反對獨裁者的人,但卻肯定是獨裁者反對的人。獨裁者心裏反對誰,當然必須事先保持神秘,先找底層嘍囉開刀,逐步向上引向目標。這次的嘍囉是誰?桂民海、林榮基、李波等銅鑼灣書店五子。這次的真正目標是誰?大家不妨猜猜看。劉雲山、曾慶紅、李源潮、李克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四面樹敵,八面穿窿。正如林保華先生所指出:「浙江是習近平的老巢,寧波更是解放軍東海艦隊司令部所在地,因此有理由相信,綁架事件主謀就是習近平本人;而且可能是由軍方出手,不是佈滿周永康爪牙的公安。」其實,這一點跟50年前「中央專案組」的組成相當類似,大家不妨好好參詳研究。至於今年這個「中央專案組」的鬥爭目標何在?正如坊間所說,就是要從銅鑼灣書店有意出版《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這本書談起。在習近平眼中,這根本就是一本比當年《武訓傳》更明顯的「反習」書籍,於是就開始疑神疑鬼,夜不能寐,一口咬定《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幕後肯定有一些中共高層政敵希望「出口轉內銷」,意圖羞辱自己和動搖自己的領導威信與地位。誰呢?不重要。重要的是,習近平害怕誰、想要鬥垮誰,那就可以小題大作。如何羅織罪名?利用銅鑼灣書店的顧客名單,亦即留存在書店電腦內而要林榮基親自提取的硬件。從那份無可爭辯的名單中,隨便找出一兩個人,捕風捉影,往上再推幾步,必有所得,然後就像林彪當年所說的一樣:「把這些我們素無所聞的事情、觸目驚心的事情,真憑實據、人證、物證、旁證都拿出來了,才能使我們恍然大悟」;「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先有結論,後有推論,堆出證據,這樣不就可以「揪出黨內一小撮」,然後盡情以「電視認罪」代替「坐噴氣式批鬥大會」而對那些人加以「專政」了嗎?請記住:在獨裁者眼中,客觀事實真相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想要大家相信甚麼樣的所謂真相。這樣就是「證據」,這樣就能「破案」,把習近平怨恨和害怕的政敵逐一「鬥垮鬥臭」,傳承毛澤東的「精神遺產」,堅持作惡,自取滅亡。綜上所述,「中央專案組」根本就是一個為獨裁者服務、於法無據、無法無天、凌駕一切、濫捕酷刑、誅連親友的秘密暴力組織,負責執行特別政治任務,打擊政敵,鞏固獨裁。如今毛澤東的「精神之子」習近平復辟「中央專案組」,甚至用它來對付香港人,把中共黨內政治鬥爭延伸到香港,泯滅中港界線,已經足以顯示香港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政治打壓,更加足以顯示文革已經悄然重臨,目的又是為了獨裁者清除政敵、永霸天下。問題已經不在於今年的「中央專案組」跟50年前的「中央專案組」在執行細節上有何差異、是否又要持續十幾年、是否又要誅連廣土眾民之類的無謂爭辯,而是在於大家有無洞悉兩者所顯示的暴政與鬥爭本質完全一脈相承。一旦明白了,大家還要坐以待斃而「認命」嗎?林榮基不再「認命」,李波卻甘心「認命」,孰善孰惡?李波真的唯有「認命」這個選擇嗎?以後詳談。 一國兩制 銅鑼灣書店 文革 林榮基 中央專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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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裡,大洋國的獨裁政權懷疑男主角對黨不忠,派出思想警察去旁敲側擊,最後把他跟女友關進101室嚴刑迫供,直至這對情侶互相出賣對方。男主角曾在日記寫下:「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憶自己被失蹤的八個月,原來被困大陸不足300呎的屋裡,由兩人一組的六組人廿四小時看守,他說:「美其名係監視居住,但我連行出去一步都無,只可以望住個天孤立無援。」那晚不少香港人都睡不安寧,回歸不夠二十年,《一九八四》的情節似乎在港發生。但我覺得最心寒的地方,是香港有些人竟然跟大洋國的人民一樣,對思想箝制坦然接受,甚至以歪理維護。黃國健說林榮基是選舉動作,葉國謙將賣書等同賣軍火大麻,還有謝偉俊用不倫不類的「中美戰爭殃及香港」去為侵犯林榮基人身自由的人開脫。林榮基被失蹤既源於中國政府的無法無天,也歸咎梁振英政府的軟弱無能。基本法第28條說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銅鑼灣書店五子被失蹤,證明香港人難再在港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偏偏梁振英政府毫無積極行動,只敷衍幾句就不了了之,令人憤慨不已。負責任的特首,起碼都要嚴正地與相關的內地部門交涉,向香港人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保證不容類似事件再發生。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3月的民調顯示,港人對港府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率分別升至44%和43%,而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淨值更跌至二○○三年以來的新低。中央政府真想挽回民望,請先保證港人受到香港獨立自主的司法機關保護,也請保證不會因為其在香港的言行,跨境將港人擄到大陸懲處。而香港政府請設法保護林榮基的人身安全,千萬不能讓他因為勇於說出真相而遭受另一次被失蹤。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6月23日)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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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對待一國兩制的議題

銅鑼灣書店把香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一個異數。按照目前所知的情况,未能斷言內地執法機關的做法有多大的錯誤,同樣也不能判定五子當中誰的說法比較可信。可是,香港不少市民,在情况未明的時候,採取了十分激烈的行動,反映出這個社會躁動不安的情緒,這才是令人擔憂的地方。市民參與社會行動,有充分的自由。社會行動的激烈程度,跟事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成正比。香港的命脈在於一國兩制的實施;任何危害一國兩制的做法,都應該以嚴厲的方式表達,藉此保證一國兩制得以延續。然而,我們目前憑什麼就可以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馬上得出「一國兩制已經淪喪」的結論呢?得出結論,簡單來說有兩種根據:一是基於定理,一是事實的確立。定理是經過無數事實長時間的考驗而形成的,比如多數人的說法比少數人的說法更可信。在這次事件中,五子中有3人反證一人的說法;又比如政府一定是撒謊,跟政府對立的說法一定可信。這就是我們採納林榮基的說法更可信的定理嗎?至於事實的確立,林榮基所說的,有些是前後矛盾,有些是憑個人感覺。雖然並不表示一定是錯或者故意編造,但疑點利益歸被告,應該在短時間內有所保留,等待更多的事實呈現、核對、推敲才得出結論。一國兩制是重大的議題,不能憑個人的感性好惡而隨便下結論。任何個人可以喜歡紅色不喜歡粉紅色,可以早上喜歡粉紅色,下午喜歡紅色。但一國兩制影響全香港長遠的整體利益,不能憑感性認識去下結論。大律師公會主席更加不能隨便相信一個人一時間的一種說法下結論。評論員更不應該不問事實細節,說「反正我就是相信林榮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22日) 一國兩制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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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傳聲筒與外賣仔

過去一周,跑時政新聞的記者忙得不可開交,因為爆出兩單令人嘩然的新聞。第一是林榮基自述銅鑼灣書店事件緣由始末;第二是烏坎民選村官林祖戀遭公安強行帶走。兩宗新聞,傳媒角色舉足輕重,同時突顯部分媒體淪為強權單方面的傳聲筒,令人側目。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自白之前,先透過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邀約海內外半百記者到場見證。縱然疲憊,仍神態自若,呈現不卑不亢的姿態,創造不少金句,吐出很多在事件中前所未見的「人話」。例如,談到自己曾在新聞鏡頭下「認錯」時,雖然對方「有導演有台詞」,他亦照做無誤,原因是:「唔使食飯呀?」李波昔日言論自由奔放比較起來,部分媒體引述李波刻意讚賞「內地執法機關很文明」、「我跟他們(調查員)都成為朋友了」等說話,林榮基的語氣和措辭,明顯更貼近一名正常香港人。而只要翻看李波個人facebook頁面,雖然公開的帖文不多,但充分顯示今昔之別。他在2013年寫道:「如果薄督得勝,就輪到雜種書記十惡不赦了。」又轉載總理李克強的新聞,附加一句「眼看手勿動呀,黑仔強!」,令人感嘆,昔日鏡頭外的李波,奔放豪邁,當是一位真摰而幽默的人。林榮基接受訪問,來者不拒,將自己所見所知,說得明明白白。其莫大勇氣固然是先決條件,然而傳媒的鍥而不捨,也是必不可少。何俊仁在記者會後說:「如果林榮基喺今日之後突然消失,大家都知點解。」由不知到知,歸功傳媒。要不是媒體積極把事情曝光,鼓勵公眾監督,林榮基即使人間蒸發,恐怕僅留下一個問號,以及無數謠言。港媒成為烏坎救命草而在5年前透過抗爭實現民選的烏坎村,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就更見彌足珍貴。有村民在維權領袖林祖戀疑遭政治拘捕後,在網上「tag」了一批香港記者,呼籲「各位尊敬的香港媒體人,只有你們可以幫助烏坎了」,觸動多少記者心靈。誠然,每一次烏坎「出事」,香港記者皆第一時間奔赴現場,在當地媒體備受箝制之下,最大程度地還原事件真相,在官方說法之外提供另外的解釋,釐清是非黑白。有理由相信,當局今次在村內佈置大量警力而按兵不動,就是忌諱蜂擁而至的境外記者。內地媒體成為當權者傳聲筒,是無可奈何、無從反抗。即使如此,許多記者仍然以身犯險打「擦邊球」,以最隱晦方式抹去強權臉上的脂粉。反觀遠離中宣部與廣電總局爪牙的香港,部分媒體卻在極具爭議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持之以恆地充當強權傳聲筒的角色。他們找來其他媒體完全無法接觸、懷疑飽受當局要脅的「受害者」們,掛着採訪報道之名義,發放當權者想要傳達的信息。或有人認為,相關人士受訪,為事件提供更多資訊,不致容讓林榮基「一言堂」,何錯之有?問題在於,受害者的所謂「受訪」,極可能是林榮基口中有導演有劇本的操縱。如果社會試圖把這些當權者醜陋的文宣,當做事實去討論,無異於葬送公義、顛倒是非、見死不救。而要釋除這個疑慮,除非受訪者能像林榮基一樣,在陽光底下暢所欲言,接受公權力檢視。失蹤人口在樊籠裏指指點點,教人如何相信?傳聲筒窺準平衡報道的需求又或有人認為,即使無香港傳媒代為傳話,當局亦可如桂敏海(桂民海)事件般,找新華社出稿代勞。問題在於,一般讀者,甚至同行,在審視官方報道跟一般媒體報道時,心態南轅北轍。官方報道,純粹片面之辭;換成媒體報道,就搖身一變成為第四權之見證與加冕。稍事回顧,一眾媒體是如何轉述某報對於林榮基女友的「獨家」報道?是「林榮基女友接受訪問時表示……」,彷彿受訪內容皆真確無誤,讓讀者照單全收(許有熱心媒體質疑求證,亦屬鳳毛麟角)。強權傳聲筒,在大眾媒體將「平衡報道」奉為無上神明的信仰之中,提供一道惡毒的另類貢品,施展一場荼毒人心的法術,日復一日左右民眾建基於事實的判斷。就在林榮基挺身而出的同一天,Bossini創辦人孫女羅君兒綁架案畫上句號。最後一名受審的綁匪鄭興旺,一臉無辜,說自己只是「外賣仔」,負責送排骨飯和漢堡包。你說,擄人千金的罪惡,應否計到他頭上?結果,法官狠判12年刑期,理由是:須阻嚇外地人來港破壞安寧。文:陳帆川(記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22日) 傳媒 銅鑼灣書店 李波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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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波先生的公開信

李波先生:晚輩是一位普通香港市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多個月來關心「銅鑼灣書店」事件,憂心銅鑼灣書店五子之安危。慶幸的是,先生正身處自由一息尚存之香港,人身安全起碼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對香港人而言,情況可能正在改變。先生去年12月尾在港突然失蹤,就連令夫人亦無從得知先生的去向。直至李太收到先生在深圳的來電,才得知先生到了中國大陸配合公安調查。先生曾經在書店四位關係者出事之後接受訪問,聲稱不敢踏足大陸。因此很多香港人相信先生是被綁架,被配合調查,甚至被放棄居英權。事件觸發港人多次上街抗議,全因我們都擔心先生的安危,一國兩制的實踐,以至港人以後的自由。每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都不希望再有下一位港人像先生一樣,在彼岸的鏡頭上出現,或突然有日音訊全無。晚輩遺憾近日的鎂光燈再次打擾了先生難得的安寧。時間本來可以沖淡政治的紛擾,但政治之波譎雲詭卻往往不饒人。先生可能有難言之隱,或句句屬實,無論事實到底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港人總是站在先生的一邊,希望共同渡過這次難關。因為我們香港人在這母土上都是同路人,有種人。沈默,可能帶來片刻的寧靜,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卻可能換來無數人之哀號;沈默,就如馬丁・尼莫拉之詩詞《起初他們…》所言,總會令有日「沒有剩下能出聲講話的人」;沈默,是保護強權堡壘上的磚頭,一塊都嫌多,少一塊卻可能使這個堡壘呼啦啦倒塌。先生應該知道,香港人並非玩弄政治,小題大做。我們只不過希望透過微小的聲音,為香港帶來真正的安寧,心中真正的和平。因為我們相信,和平是必須靠自己努力爭取的。世界,是沒有沈默的和平的。晚輩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希望先生的事件可以盡快告一段落,迎接撲鼻香的自由與安寧。就此送上最衷心的祝福。力哲作者Facebook專頁 中共 銅鑼灣書店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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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興家 謊言救國

在2013年,德國和美國學者聯合進行了一個實驗,讓來自前東、西德的參與者,按自行報上的擲毫結果來取得利益。結果反映來自前東德的參與者,傾向以作弊來取得更多利益。研究並沒有把誠信欠奉和社會主義直接搭上,但指可能是前東德相對貧窮使然。而去到道德這關節眼上,資本主義所教育的一代則明顯勝過在社會主義下成長的人。[1]但兩岸三地的華文媒體在轉載研究時,卻多了一個詮譯;有分析認為壓抑性的制度和商品的稀缺往往使人們失去了誠實,撒謊和欺騙成為了極重要的技能。這種觀點,對於靠鄰經濟強國的那幾片華人社會土地,體會尤深。在電郵普及之後的幾年間,相信大家都收過不少來自非洲國家的詐騙電郵。之前認識一位家族從商的人,剛好就是在發出最多詐騙電郵的非洲國家發跡。她告訴我,該國一街都是騙子,早已習以為常。所以當家族開始涉足強國市場,毫無難度,反正都是大有大呃,細有細騙。但今日強國詐騙之能,早已遠超其非洲伙伴!相信全球沒幾個國家有本事把不誠實的手法正規化、國際化,有本事向全球宣揚正不能勝抄,假貨尤勝正品。名副其實「做大做廣」,不像非洲小國,仍停留在偷偷摸摸發電郵這種沒有大志的騙術。在強國,詐騙不但可興家,還可以救國!強國最大的武器,是一切偷工減料後的基建(甚至軍事)設施,爆起上來,足令死偒無數,萬人受難……抱歉,不是侵略者,是中國國民。而強國最強的戰術,是「人海戰術」,緊隨其後的,是大話救國。香港的特區政府,明顯已開始融合,進行大話治港。但國家級的救國大話,則不可同日而語。當遇上政治危機,國家機器就會啟動,無論是官媒以至國家發言人,均會開始海嘯式大話冚大冚。而國家級大話的展示,更達荷里活級的製作:演員眾多,劇本和導演就位,幕後製作班底更可能是強勁的中央專案組。演員方面,也是精心挑選的。記得電影《國產凌凌柒》中,司令這樣跟李香琴說:「記住,你阿媽係漢奸,你老豆係走狗,你阿爺係賣國賊,你就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呢樣嘢係天生嘅,冇得改變。當年如果唔係我收留你,你早就陪佢哋去咗打靶啦!你條命係我嘅,我叫你做乜你就要照做!」套用在今日的強國中,選角的情況估計是這樣了:「記住,你阿媽、你老豆、你阿爺可以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呢樣嘢係我話嘅嘅,冇得改變。如果唔想佢哋去打靶,我叫你做乜你就要照做!」於是,角色拍板;當事人、阿媽、老豆、阿爺會被擔正,出來一起大話救黨,漂白政權。近年來,由於強國總以「自古以來」作為標註,在這金句的強力的感召下,不少人開始對歷史重新探索,當中不少有趣發現。如有非系統的研究指出,日本人誠實的民族性格,很大機會是受到唐宋時期派到中國交流的人所提倡,學習華夏優質文明而繼承下來的。如果是真的話,我們只能慶幸中國人「自古以來」的道德,原來不是如斯墮落。如今在社會主義下的中國,並非不在意真相。相反,當權者是非常在意的!2008年北京奧運,來自全球各地的運動員喝的牛奶,並非由主要贊助商伊利提供,而是國家領導人才可享用的三元牌。正正反映出國家「在乎真相」,才不敢讓海外選手飲用被三聚氰氨污染的奶品!看!真相對新中國來說,就好像中世紀的聖經,只有位高權重的教士才能翻閱。獲悉真相,是擁有權力的像徵,而平民百姓,卻連講真話的權力都沒有!所以,老百姓要知真相,講真話,就得付上相當高昂的代價。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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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師動眾查銅鑼灣書店 涉黨內鬥爭?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透露,他被「中央專案組」扣押在浙江寧波一棟大樓,6組人每組兩個人24小時輪流監視他。換言之,監控銅鑼灣書店五子就動用了60人。加上後勤、偵查、文書等,專案組應有逾百人。而且要從泰國、香港兩地「撈人」,需邊防、各地公安、港澳系統、外交部等部門配合,絕非寧波公安局能做到。一間書店出售「禁書」,為什麼要如此勞師動眾組成「中央專案組」去阻撓和封殺?這個專案組編制多、權力大,財力又雄厚,至少偵查了一年之久,他們又收穫什麼?(1)成功拘禁書店5人:3人在深圳及東莞被捕;桂民海到泰國後,派人過去綁架再用專機送返國;在香港綁架李波。(2)書店的購書讀者名單。(3)或有部分禁書的作者資料。(4)該書店不再出版及出售禁書,並震懾香港出版界。付出的代價呢?(1)逾百人的專案組,用得其所的話可捉到很多貪官及處理其他貪污案。(2)既要派人來港跟蹤五子,監視其一舉一動,也要派人到泰國拉人,應歷時逾年,辦案經費之巨估計有千萬之數。(3)中共在事件中一再被揭講大話,而越境捉人、詭辯等皆令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大失;林榮基脫稿演出,更令他們陷於被動甚至不知所措,要不斷找其餘幾個控制在手的店員及林的女友去反駁林榮基,以降低其殺傷力,效果卻很有限!(4)桂民海是瑞典公民,李波持英國護照,故引發連場外交風波,連歐盟委員會及美國國務院都表示關注,國際傳媒更大肆批評,對中國形象造成極大打擊。顯然,付出跟收穫不成比例!中國有那麼多拐賣兒童案,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安不作為,因為很多拐賣兒童案都要跨省偵查,需動用大量人力物力,還要其他省市公安配合,動輒需幾萬甚至幾十萬元辦案經費。這對任何地方的公安都是不划算的,自然不會認真處理。同樣道理,僅為了那份購買禁書的讀者名單和作者資料,成立專案組並耗費大量資源絕對是得不償失的。唯一解釋就是,這是政治案件,而在中國只有事涉政治才會不惜代價去處理!這個政治應該是最高層下達的命令和任務,要在明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令香港不再出版或出售不利習近平的「禁書」,以免壞了習的人事佈局,甚或以手上的作者及讀者名單追查幕後「造謠」和「傳謠」的政敵。但沒了香港的「禁書」,習近平的名聲就好起來?揪出了看「禁書」的政敵又如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21日)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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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銅鑼灣書店.人權

林榮基事件,就和李波一樣,狠狠地在港人心中敲響了一國兩制的警鐘。正如大律師公會主席所言,「香港人最恐懼的事情已經發生。」每個香港人的心中,即使持有不同立場,都總會問︰「難道中央,真的把一國兩制全都放在腦後了嗎?」這題的答案,恐怕只有中央才能回答。本文不能代表中央回答,亦無意猜度,但有關林榮基的扣留和待遇,作為對人權小有認識的法學生,豈能視而不見。因此,本文希望從有限的資訊中,找出林先生所受的苦楚,並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事件。簡單來說,雖然中國有其符合國情的司法和監禁制度,但本事件不但完全不符國際人權準則,於法於理亦有所虧欠。中國要成為世界所尊重的大國,前路還是荊棘滿途。事件始末關於銅鑼灣書店的事實,今天還是眾說紛紜,可是無論李波又或林榮基,他們所描述的事實有部份相似,而都包括中國政府的執法行動。李波和林榮基的事件都離不開銅鑼灣書店,亦離不開中國政府。銅鑼灣書店位處駱克道,一向以售賣及代寄內地「禁書」馳名。這些「禁書」以揭露中國政府秘密為主,間或有提及領導層的醜聞或逸事。事發時,李波是銅鑼灣書店的股東,而林榮基則是書店店長。銅鑼灣書店一直在中國的「眼皮」下運作,而事情在八個月前開始惡化。林榮基在去年十月往中國時被海關扣留,然後輾轉帶到寧波監禁審問,期間雖然有被間接告知所犯何事,但未曾上庭,更不用說律師協助了。他在脅逼之下,免去自己聘任律師和聯絡家屬的權利。他經常被日以繼夜﹑無定時的審問,又被逼講出營運書店的詳情,包括訂書寄書詳情,以及客人資料。審問過程中,調查人員無意中洩露自己是「中央專案組」的人士,但從未正式表露身份或所屬部門。至於李波,事情就更撲朔迷離。雖然銅鑼灣書店的職員一個又一個失踨,但擁英國國藉的李波在一月初失踨的消息卻特別令人關注。李波妻子在他失踨當日收到來自深圳的「報平安」電話,但發現他的回鄉證仍在家中。雖然日後他接受訪問,強調自己是「以自己方式回到內地」,又指自己自由及安全,是自願到內地協助調查,但被「強力部門」擄至內地,禁錮並審問之說仍然甚囂塵上。國際人權準則︰中國適用嗎?香港又適用嗎?本文旨在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事件,自然不得不介紹國際人權法的基礎。代表國際人權準則的文件很多,但同時對中國及香港適用的準則卻鳳毛麟角。可幸的是,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已經簽訂了1966年生效的《國際政治與權利公約》,和認可了1949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前者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人權準則,而雖然後者沒有法律效力,但所載之言,仍經常為世界各地所採用。其中,《公約》保障了各成員國公民的政治權利與基本人權,例如生存權﹑言論及宗教自由,又或免受歧視等等。當然,一旦他人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總有人會站出來表示「只有中國人才最有資格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又會說「中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促進和發展人權的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權…」總而言之,中國似乎有與世界不同的人權準則。可是,講到世界的人權標準,就不輪到中國說了算。《公約》起草時已經預視到國家間對各種人權的詮釋,因此成立了人權委員會,專門就《公約》的條文及其他相關人權作有權威的補充解釋,又或就有加入申訴機制的國家公民仲裁國家的人權侵害。這超然於國家的委員會不時發表意見,就會員國落實《公約》提出準則要求。委員會對中國的人權狀況經常表示憂慮,而近年委員會的屬下小組亦有就香港警察的執法行動表達關注。人身自由與監禁林榮基在內地被禁錮超過八個月,李波「被自願」回到內地助查,當局已經嚴重侵害他們的人身自由。禁錮本身已經違反《公約》第九條及第十四條,尤其是他未有律師協助﹑不依法律監禁,更未能保障他免受無理監禁的權利。林榮基及李波的禁錮沒有清楚的法理基礎,己經違反了《公約》第九條第一及二節。該兩條列明,監禁或拘留須有法理,亦要在拘留監禁之初清楚解釋拘禁理由及法律依據。林榮基在被海關扣留直至數月後才模糊知悉自己為何被捕,但拘留人員又未能清楚講明他所犯何罪。我們亦從未得知李波為何「被自願協助調查」,僅指出是為姓桂一案助查。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囚犯或嫌疑人應該儘快獲知自已被囚禁的原因。由於他們都未有人清楚說明所犯何罪,因此本次程序完全不符《公約》第九條第一及二節的要求。林榮基及李波的禁錮未經法院或公訴程序,已經違反了《公約》第九條第三節。該節列明,若有人被監禁,他應該儘快帶往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員席前,決定是否繼續囚禁或釋放。可是,他們倆人被扣留的時間從未被帶到任何法院,亦未經任何檢察或法律程序。因此,當局的做法與《公約》第九條第三節的要求相違。林榮基被迫放棄律師協助,違反了《公約》第十四條第三節。該節要求若有人被落案控告刑事罪行,扣留當局應該容許他有相當的時間和便利接受法律服務。本次案件中,林榮基被告知違反了中國刑法中的條款,又違反了《經營法》等中國法律。姑勿論林榮基是否在這些中國法律的管轄權內,由於他涉刑事罪行,所以當局應當提供機會讓他接受法律意見。相反,當局在威脅之下要求林榮基放棄自己權利,導致他未能接受法律的保護。這做法也與《公約》第十四條第三節的要求相異。出版及言論自由除了人身自由外,林榮基的出版及言論自由也被侵害。雖然未有「焚書坑儒」,但威脅書店職員,甚至禁錮綁架,為書店及書商帶來無形恐懼,收窄言論及出版自由的空間,違反了《公約》第十九條保障思想、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條文。雖然書商、作者及出版社未受直接影響,但今次打壓書店店員,卻令前者襟若寒蟬。《公約》第十九條保障了人人得持自己主張,並可自由發表意見,包括印刷書籍。這些自由雖然可以限制,但僅限於保障他人名譽,阻止國際罪行如種族屠殺,又或國家安全及治安等考慮。書店售賣的書雖然或許涉及中國的內情,但講講習近平的情史,在世界準則看來,絕對與國家安全扯不上任何關係。再者,打壓書店雖然未有直接影響出版書籍,但卻會引起寒蟬效應,令作者﹑書商等自我審查,就如著名「禁書」作者金鐘決定離開香港到美國,便是一例。因此,打壓書店此舉實際是違反了《公約》第十九條的保障。結語銅鑼灣書店以前代表著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現在卻代表著它的侷限。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包裝,它仍是目前為止,對一國兩制衝擊最大的事件。九七年以來的自由、人權和法治,到了今天,竟然彷如隔世。今日中國政府能調查香港的書局,他日難保不能調查香港的政黨、報章和市民。銅鑼灣書店的人權侵害毋庸置異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可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極難在國際社會中尋回各受害者的公義。下星期的文章將會從另一角度,在假設香港為一主權國家情況下,如何利用國際法,為受害公民就類似事件「出頭」。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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