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座變成批鬥座?

HKDSE快來了,不少通識老師都會和學生「大事回顧」,tip題目,猜猜今年會考什麼時事議題。目的雖是為了分數,但學生時事意識多少會加強。不過,如果我們通識科可討論一些更重大、更有意思的問題,讓學生和老師都以公民身分學習,那就好了。「教育工作關注組」的通識老師,每年都會提出「今年」我們認為最值得思考的問題,並自問自答。答案未必最重要,分數未必最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用「我是香港和世界『一分子』」的胸懷去思考、討論這些問題。 活在這個時代裏,關愛還可能嗎? 小時候地鐵/巴士都沒有劃定某些座位作關愛座,倒是爸爸對我們有一個奇怪的要求:他要我們每次乘坐這些公共交通工具時,有機會就找座位坐下,然後要仔細地留意身邊的人有沒有需要,一看見之後就要馬上把座位讓出來。於是,讓座對我和妹妹來說,變成了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而關鍵是我們當下有沒有看見別人的需要。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孕婦、長者和傷殘人士的需要是最容易辨認的,所以我們總會馬上爭着讓座。當然,偶爾也會發生像「我今天走了一天很累,可以不讓座嗎?」這種疑問,但是由於那時真心認為讓座是源於分享,所以讓不讓座從來沒有成為我們的困擾。 剝削安坐權利? 來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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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愛座」的迷思

最近關於「老人政治」、「敬老」、「老友記」的論述及研討的確很強,這或多或少反映了今日香港年輕人與長輩或老人家的矛盾。從傘運至今,經常看見年輕人對於自己家裏或在外的長輩作出批判,說他們「政治冷感」、「常被他們潑冷水」,而另一邊廂長輩在說年輕人「廢青」、「一代不如一代」。而今年為何長幼矛盾的現象會特別明顯?其一讓大家陷入熱議的就是地鐵或巴士的「關愛優先座」。而亦因為對於「關愛座」的討論,Facebook上關於批判老人家的社群如專頁「老友memes」等亦周不時以地鐵關愛座作標記,並以之作為對老人家的一種論述。究竟這條文化政策在哪裏出了問題,令我們對於社會上的「關愛」文化有着不同迷思呢?由年幼至今,乘坐地鐵或巴士時都會聽到廣播,鼓勵我們讓座予有需要的人士。不過地鐵及巴士公司知道近年這條例所達成的效果不大,因為在各位埋頭對着手機,耳朵戴着耳機的情況下,對於廣播或廣告當然置之不理。而在數年前,為了讓這「關愛文化」付諸實行,就把車廂內部分座位設置為「關愛座」,並用笑臉作為符號讓大家意識關愛優先座的標記。這項政策背後目的顯而易見,是為了鼓勵讓座風氣,當遇到有需要人士如長者、孕婦等時,就應優先讓他們坐。本身其預期效果,就是為了讓乘客懂得讓座予有需要人士,其出發點其實不錯,並的確有在鼓勵乘客培養這習慣。但為何現今設立這「關愛座」的效果卻事倍功半呢?其實當中出現了不少變數令這政策不能達至其效果。首先,世代之爭、世代矛盾在現今的香港不用多說,在傘運後越見明顯。香港的政制體系日趨敗壞的當時,生活亦不見希望,因為看似毫無出路,當年輕人感到未來沒有保障,自然希望走出街頭抗爭,希望改變劣勢。但老人家們卻以「廢青」、「讀書讀壞腦」稱他們,並對他們抗爭行為進行批鬥。而在這世代矛盾深重下,老人家對年輕人不滿時,自然亦反之亦然-年輕人對老人家嗤之以鼻。而在這時候,地鐵巴士所設立的「關愛座」,卻有着強迫年輕人對他們所討厭的老人家進行「關愛」。當然這美德固然要堅守,但在大是大非的香港,大家不理解大家的時候,自然認為「關愛」是一種社會權力所造成的道德規範,讓年輕人被迫遵守,於是「關愛座」亦成為年輕人批鬥老年人的工具,去嘲笑老年人應被「關愛」的推崇。讓座固然是一種美德,但在這種方式宣傳時,讓年輕人在政治層面上產生反感是一種中間因素使這政策不能達至其預期效果。其次,對「關愛優先座」的塑造亦造成了問題。回頭想想,其實當初地鐵巴士設立關愛座的受眾,是否只有老人家?其實不然,看看地鐵上的標誌就知道,除了鼓勵我們讓座給老人家外,還有孕婦、殘障人士、病者等「有需要人士」,而在世代矛盾的渲染下,老人家成為了這優先座最先被記起的。這其一塑造固然是問題之一,就是與這政策的願景有着不同的方向。另外,利用「優先」、「關愛」包裝這風氣亦是值得質疑。當你談「關愛座」或「優先座」時,自然會想起是讓「有需要人士」優先享用的座位。在這connotation下,其實產生了一種對這字眼的理解不同,從而造成觀念錯誤。例如有不少人會認為這優先座是只有「有需要人士」才能坐的,而坐了上去就是違反這規則。就算車廂內人多得密不通風,關愛座亦只是讓他們坐的。其實出現這種誤會亦不足為奇,因為在地鐵巴士的設計上,這標明了四個形容孕婦、老人家、傷者、殘障人士等符號。而一般人對於這符號的signifying practice, 就是這些位置是給他們的,他們就不能坐。當存在這種connotation時,自然與這政策的本身願景有出入。因此很多人在此錯誤的connotation下從此被困,而當年輕人坐這些關愛座時,自然被網上的道德判官進行攻擊,但攻擊他們的人卻沒有想過其實可能這班人才是正確了解這政策本身的意義。因此,地鐵與巴士在設計這關愛座時,所運用的符號及包裝亦令其預期效果在某程度上不能實現,而坊間對於這的signifying practice亦是一種因素使「關愛優先座」政策的效果沒有完全達至。再者,「關愛優先座」亦有着強化「老人家」的角色定型之嫌。其實這定理與女性主義的爭議有着異曲同工的特點。沒錯,對於長輩、長者的敬重固然是一種美德,或者是一種意識形態,但當傳媒或權力之間把「關愛優先座」包裝成一種關愛老人的表現,一方面是在提倡社會關愛老人的風氣,另一方面卻在強化一種角色定型——老人家就是弱者、有需要人士。我曾經在地鐵上遇到一對相貌年齡約65歲的人上車,踏入車門後就看見兩個懸空的「關愛座」,旁邊的大媽不斷叫他們坐下,但他們則拒絕說道:「為什麼我們要坐關愛座?我們腳骨力仲很好呢!坐了即代表我承認自己是老人家?不坐了。」可見,在上段提及的connotation 及signifying practice相互影響下,其實卻在側面宣傳「老人家就是弱者」的訊息給受眾。而當其一受眾不接受此政策的目標時,自然其他乘客亦會對此有所質疑。這正如女性主義經常提倡女性要有強悍、有平等待遇等,但在他們爭取及提倡的情況下,亦被其他人認為是在側面強化女性的性別定型,就是值得受保護、受關愛等。由「關愛優先座」的政策所引起的「仇老」心態,固然是其一現今香港社會常見現象,但最值得研究的,是如何審視計劃「關愛優先座」時的目標與預期效果,其次就是要評價究竟能否達至其效果。 關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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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座不是批判庭

最近港鐵計劃每個卡位增設多兩個關愛座,又掀起社會熱話。我從來沒想過讓不讓座會成為香港的公共話題。讓座,向來是港人引以自豪的美德,批評內地人無文化的指標。有時從讓座中甚至可見港人被道德教化的程度已達到強迫症的地步。我就曾多次目睹老人家說不用讓座,仍有人苦苦相勸坐下的滑稽現象。但自從出現關愛座,反而掀起了讓不讓座、年輕人該不該坐關愛座的爭論。讓座本來是超義務的美德,不做不錯,做則稱許。但港鐵設了關愛座這名號,政府也加以宣傳;不讓座者,反而落得冷漠的罪名。讓座是美德,皆因是關心他人的表現。如果對方行動不便,需要坐低,自己站着又無所謂,何不成人之美,讓個座位?按這個原則,讓座不是必須的。我從不讓座給小孩,因為小孩通常充滿活力,許多小孩有座位也坐不定。許多家長想小孩坐下,是要小孩坐定,不要搗蛋。但看顧小孩是家長責任,沒理由要乘客負擔這義務。我必定讓給孕婦坐。老人家則看情況。但這是個人準則,別人不一定跟循。座位是應該讓給有需要的人。若然很累、身體不適,本身就需要坐下休息。老人不一定殘弱,年青也不一定健壯,就像我年紀輕輕,卻因打籃球致膝蓋長期疼痛,捱不了長途車,一定要坐。不讓座不一定代表冷漠,這本來是顯淺道理。但當社會將美德擴大成義務、反而會扭曲美德原本的價值。像有些人見到別人不讓座,不在現場出聲,反而拍片放上網公審。看不過眼,可以出聲相勸,這其實也是一種見義勇為的美德;相反,不出聲,拍片放上網公審,這行為卻比冷漠更沒有美德。一來你不知道不讓座的人是否也需要坐(像我),二來網絡公審通常會導致過度的懲罰。很多事情縱然錯誤,但十居八九都不應該把當事人放上網公審。美德之所以珍貴、值得稱許,是因為發自內心。但設置了關愛座後,讓座的美德反而被道德壓力消除甚至扭曲。眾人要承擔額外的道德責任與壓力,我們也因而無法判斷讓座的人是基於美德,還是害怕被責備。在台灣,這種壓力甚至導致車上人滿為患,卻沒人敢坐博愛座的古怪現象。歸根究底,關愛座不是批判座,根本目的是鼓勵大家多點關心別人,不是用來責難別人。假如下次見到有人明顯行動不便,低頭族或年輕人卻不願讓座,不妨禮貌問對方能否讓座。假如對方表明需要休息,也不打緊,香港人大多熱心,你肯出聲,總有人肯站起來的。[embe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qW7UdFDcY[/embed]最後附上網上廣傳的日劇片段,好笑之餘,也發人深省。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關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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