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社會信用評級制度

最近重看George Orwell的《1984》,感覺竟然是有點不寒而慄。第一次看這本書應該是在大學一年級, 那時候對書內所描寫的政權,感受是有點遙遠和陌生的。一個全面監控人民思想、不斷篡改歷史和不斷透過宣傳機器製造謊言的政府,好像有點不可思議。隨着科技發展,政府監控人民的行為變得真實和迫切,由早前美國中情局前僱員史諾登披露美國政府對全球網絡監控,至近日面書承認容讓網絡程式披露社交媒體用戶的個人資料,均只是冰山一角。 大數據的出現,令我們的日常行為在網絡世界中留下足印,或許我們並不介意披露我們的消費模式或我們在互聯網上搜尋資料的紀錄,但當這些資料被收集處理和納入一種評分制度,而這評分制度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學業或旅遊時,政府操控市民思想行為的夢魘便指日成真。中國最近推行社會信用評級制度,就每個公民的行為評分,例如每人有1000分底分,兩次欠交卡數扣50分,網上言論詆譭他人扣100分,參與邪教活動扣50分,受國家級表彰則加100分,諸如此類。信用低者,入職和升職均受限制,可能喪失購買房地產資格、被禁止購買機票、不能獲社會保障,甚至喪失政治權利和株連家人及下一代,子女不能入讀好學校等。這計劃仍在試行階段, 據聞將在2020年全面實施,但據報道已有不少人的出入境自由因評分而受到影響,《1984》所描繪的時代終於來臨了。[陳文敏]PNS_WEB_TC/20180418/s00202/text/152398876232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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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與一代為敵

完稿之際,選舉主任剛裁定姚松炎合資格參選,周庭則不符合參選資格。據聞對周庭的裁決主要基於她屬於香港衆志的成員,香港眾志在綱領中提出自決,選舉主任因而認為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由於選舉主任並沒有給予周庭答辯或解釋的機會,這決定已可能違反程序公義。選舉主任向姚松炎提出的問題則猶如政治審查,當中部分問題更是莫名其妙!香港衆志已表明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在甄別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時,是否有權作全面調查以及有關證據和程序的要求,目前尚待澄清。前年選舉主任基於陳浩天過往的言行而不信納陳浩天擁護基本法的聲明,陳浩天質疑選舉主任越權,法院至今仍未裁決。然而,擁護基本法似乎已經成為行使政治權利的先決條件,但批評中央政府或質疑基本法的理解是否等同不擁護基本法?至於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第104條是關於當選後的宣誓要求,而非參選人的資格,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並不適用。相反,第26條保障了參選的權利,任何對參選的限制,必須有清晰客觀的法理依據,而非基於籠統的對擁護基本法的主觀詮釋。政府這個決定,令社會上不少人士感到詫異和憤怒,尤其在年輕一代,勢必加劇他們與政府和中央的對立。就如周庭所說,這是與一整代為敵,社會勢將變得更撕裂和對立。一些溫和的人士也感到憤怒,基本法的解釋愈來愈取決於政權的喜惡,這已不是一個說理和包容的政府,也不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陳文敏]PNS_WEB_TC/20180131/s00202/text/151733555534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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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公會焉能沉默

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換屆選舉,一向鮮有競爭,明年一月十八日舉行的一屆例外地有挑戰者,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駱應淦和陳文敏牽頭,以「堅定的公會,強健的法治」為宣言。行內不少人覺得,公會抖擻精神也是時候了。過去一年發生了連串大事,動搖香港人及國際對香港法治的信心。但香港的大律師公會卻恍若無事,沉默無聲,既不符公會的公共使命,也有負公眾的期望。大律師公會並非只是一個職工會,只代表工會成員的權益,而是擁有獨立專業地位,有維護法治的天職。在政治敏感,可能衝撞權貴的關乎法治的議題上,除了大律師公會,誰更有資格和責任發聲?過去,公會深得香港市民敬重,就是因為公會履行公職,無私無懼,每句話都擲地有聲。已有人攻擊戴啟思團隊將「撕裂社會」的「政治」帶入公會。回歸前後十幾年,大律師公會從無此顧忌,從無俯仰於人。一九九九年,為維護爭取居港權但面臨遣返的兒童的法律代表權,反對政府尋求人大釋法;二○○二年反對政府二十三條立法建議,無畏無懼,也從來沒有害怕被人譏為「政治化」,今日何以就諸多顧忌?大律師公會執委成員,每位都是身經百戰的訟辯高手,就怕不能向公眾解釋清楚,要藉沉默做護身符嗎?來年法治風波大,張曉明說了一地兩檢會由人大常委會批准,為內地人員在西九站執法「提供法律依據」,強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規定;譚惠珠再加一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特區具法律效力,香港法庭不能挑戰」——決定即法律,公會能沉默到幾時?[吳靄儀]PNS_WEB_TC/20171225/s00202/text/151413771886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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