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搞個workshop啫,犯法呀?

最近,中國對待維權人士的方式——包括劉曉波、部份709律師,以及一些中國維權人士仍被關押而未能自由地與外界接觸,備受社會關注;然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其政府對捍衛人權人士的壓迫,其實不遑多樣。 不幸地,今次事件,與一直致力捍衛及推廣人權工作的國際特赦組織,亦即敝機構,相關。 捍衛人權,都需要裝備好自己;在香港,參加講座和工作坊「正常過食生菜」,不少公司和機構均願意出錢出時間讓員工前往,增進知識,而且可藉此機會認識行內人士,建立關係;然而,在土耳其,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總幹事Idil Eser,早前與幾位人權捍衛者參與一個有關網絡安全的工作坊時,卻與同行的學員以及導師一同被土耳其當局拘捕,而且她一直未能與外界接觸,亦未能聘請律師,違反國際公約中對補捕者最基本的人權標準。她們一行10人被指與恐怖組織有關,並指控她們企圖顛覆政府。而於六月初,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Taner Kiliç亦同樣被以無中生有的反恐罪名被捕,至今仍未獲釋。 然而,不論是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總幹事、以及其他人權捍衛者,他們所做的是捍衛人權 ——往往人權捍衛者對真相的揭示以及一些直率的批評對政府來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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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如何紀念六四

近年,香港有關悼念六四與否的爭議愈趨激烈,有人甚至公開說出悼念六四已沒意義的話語,惹起不少的風波。辯論筆戰的文章如雨後春荀,不過始終萬變不離其宗,圍繞着人權、民主、自由、是否參與建設民主中國及悼念的效用有多大這幾方面去論述。如果從這幾方面看,各位不妨看看追求人權、民主、自由均處於領先位置的城市巴黎如何紀念六四,從中總結一些值得香港參考的地方。眾所周知,法國是首個接收六四流亡人士的國家。另外,中時電子報的報道指:「巴黎20區政府於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市政府後方公園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以中、法雙語寫著『獻給爭取自由、民主的烈士』,並標註『4-6-89 PEKIN』(北京,1989年6月4日)。」但是,在巴黎悼念六四並非沒有遇過當地的官方限制。根據BBC News中文網於2004年6月5日的報道,「主辦者原本向法國警方申請從人權廣場集合後,步行到附近的中國大使館門外進行和平燭光晚會,但被官方以美國總統布殊到訪而加強安全和反恐措施為由,拒絕在中國大使館門外示威。巴黎警方最後只批准他們在人權廣場聚集三個小時」。不過,整體而言,在巴黎人權廣場集會紀念六四和在市政府後方公園的紀念碑獻花悼念並不會受到官方的阻撓。在巴黎,參與悼念六四活動的人數並不多,參與者主要為六四的流亡人士和中國人權學者,但筆者未曾聽過有巴黎的人認為六四是沒有紀念的意義。一些因事未能出席悼念活動的學者和政客,也會從不同的途徑去轉達對悼念六四活動的支持。在巴黎的悼念六四活動中,並沒有任何參與者高調地喊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但這並非表示他們不支持中國建立民主的政制。問題的關鍵,在於參與建設的力度和積極程度有多大。在官方的層面,法國外交部不時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而中共以「不要干預中國內政」作為官方的回應,基本上已成了例行公事。法國礙於自身的經濟條件限制,加上她不希望在經濟層面與中共交惡,所以她並不會輕易提升表態的力度。在民間層面,示威、悼念六四等各種形式向中共施壓的活動多不勝數,政客和民主或人權倡議者甚至公開向法國政府施壓,要求對方加強對中共施壓的力度。但即使如此,亦不見得中共會從善如流。若然有人公開指,中共冥頑不靈主要是香港過往悼念六四無效用所導致的,那他/她無疑是在歪曲事實。至於為何巴黎的悼念六四活動沒有被批評為行禮如儀,筆者並不清楚,但至少這個城市並不是選擇性地舉辦悼念活動的。當然,巴黎人並非沒有本土身份認同的情意結。眾所周知,有不少巴黎人認為法語是較英語優越的。另外,去年巴黎發生兩次恐襲,每一次的恐襲均引發大量市民走上街頭聲援受害者,並且罕有地顯示這個自由至上國度的團結性,其規模並非在同一個城市舉辦悼念六四活動所能比擬的。然而,若一個城市一方面高叫「Je suis Charlie」,另一方面貶低悼念六四活動的意義,那不免顯得是持有雙重的標準。巴黎悼念六四活動的形式和規模,顯示出參不參與悼念活動是閣下的個人自由,但即使不參與,也毋須貶低悼念的意義,這一點頗得值得香港所有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人士參考學習。而另一方面,任何組織也有權另起爐灶主辦有關紀念六四的活動。這既是基於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原則,亦是令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也能找到紀念六四的意義的契機。現實是殘酷的,若某個主辦單位舉辦的悼念六四活動毫無吸引力和賣點,往後再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便會有愈來愈多的原先參與者蟬過別枝。無論如何,若然各主辦單位能求同存異,把焦點集中在譴責中共暴力鎮壓與普世價值有所牴觸,另暫把認同中國人身份與否的問題擱在一旁,那便不會產生那麼多分散注意力的爭拗。 六四 巴黎 法國 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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