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的無限制移民政策真相

德國聯邦總理府府長彼得•阿爾特邁爾 (Peter Altmaier) 是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阿爾特邁爾表示,面對人道大災難的默克爾沒有其他出路,只好打開德國邊境大門,讓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跨入德國。(The Isolated Chancellor – What is Driving Angela Merkel, Der Spiegel, 2016.01.25) 事實上,對於自己的決定,默克爾一直以來都給出同樣的解釋。這個道義上的優勢使默克爾被命名為《時代雜誌》的2015年度人物,亦曾經使她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之一。2015年8月31日,在年度記者招待會上,默克爾表示德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能夠處理移民危機。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月,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在不斷增長。記者招待會4天后,德國打開了邊境讓集中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東與非洲移民難民湧入境內。其實,就歐盟情況來講,因為「神根地區」取消了邊境管理系統,打開一個國家的邊境,等於打開了整個「神根地區」的邊境。打開邊境後,入境人數按日增長。據統計,每天入境難民人數曾經達到1萬人,使德國行政機關應付不來。隨後,以德國為主要驅動力的歐盟要求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除了與歐盟另訂協議而允許不用接收這個政策的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之外)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導致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是前蘇聯共和國和衛星國)的強烈反對。當年歐盟眾議院通過的移民配額方案,今天基本上已經注銷了,默克爾在其難民政策上做出了一個U形轉彎。2016年11月7日,德國命令歐盟國家攔截載有難民的船隻並送返非洲。讓我們比較一下歐盟國家宣布的(願意)接收難民數量。在人口和經濟上,歐盟最大的三個成員中,英國許諾接收2萬、法國許諾會在兩年內接收2.4萬,只有德國一個國家宣布對移民數量沒有上限。2015年,共有130萬人申請歐盟移民庇護;其中,44.2萬申請者向德國申請庇護。2016年中,德國的《聯邦移民及難民署》(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預期2016年全年約有30萬難民打算在德國避難。那麼,依今日的德國總理的移民策略為標準,似乎只有德國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先看一看有沒有其他原因能夠解釋柏林的決策。德國是全歐洲在經濟上最繁榮的國家。德國大型企業早就立足全球。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企業對國事的影響很大。其實,德國有不少大型企業都創造了很多屬下的基金會、研究院或智庫(在德語里,智庫叫做「Denkfabrik」,直接翻譯就是「思想工廠」,比英語的「think tank」或中譯的「智庫」更接近經濟範疇!)。這些機搆研究的主要事項(當然)是經濟與其發展。德國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 SE & Co. KGaA)屬全球最大媒體公司之一,商業範疇包括電視與無線電廣播、雜誌與書籍的出版、音樂、教育和服務。除了商業外,貝塔斯曼還經營一家建立於1977年的貝塔斯曼基金會。自1993年起,貝塔斯曼基金會持有貝塔斯曼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莫恩(Mohn)家族擁有。據基金會的自我介紹,其目標在於為現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董事會有一位叫莉茲·莫恩(Liz Mohn)的女士。她是該基金會的創立人,2009年去世的貝塔斯曼公司所有人的妻子。2004年,莉茲·莫恩公開表示支持當時為總理候選人的默克爾做總理。德國網上媒體《自由世界》(Die Freie Welt)曾報道稱,莉茲·莫恩與默克爾總理保持親密的友誼關係。(“Warum es kein Zufall ist, dass so viele 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Die Freie Welt, 2015.09.14.)貝塔斯曼基金會有發行其研究成果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最近的一項研究發表於2015年,標題為“Zuwanderungsbedarf aus Drittstaaten in Deutschland bis 2050”(中譯:到2050年為止,德國所需的第三國移民數額)。研究的開頭就指出說,「勞動力供應是增長潛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勞動潛力下跌可能會導致經濟停滯。」 勞動力潛力下跌的原因是人口數量下降,多半由社會老年化造成。這個理論導致中國大陸今年啟動第二胎政策。貝塔斯曼基金會的這項研究結論是,德國目前有大約4500萬的潛在勞動力,到2050年為止便可能降至約2900萬,即下降約1600萬。(原報告第4頁)研究的政策建議是,只有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才能夠平衡下跌的潛在勞動力,具體建議包括「在2015年至2025年間,每年接收大約45萬移民;2026年至2035年間,每年接收60萬;然后在2036年至2050年間,每年接收55萬移民」。(原報告第79頁)上述為經濟上的原因。勞動力不足,交稅的人數下降,等於稅額下滑,導致國家年度預算的數額也相繼下降。預算少了,不足以支持社會、教育、軍事、經濟等方方面的建設。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險公司和健康保險公司等的支出(主要是老年人,身體脆弱人士的保險支出)將大於收入(主要來自年輕和身體健康人士的保險費)。退休基金就不用提了,企業沒有足夠工人或工人能力不足時也容易轉化為該企業的前途問題。除了人口下降對經濟帶來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默克爾總理沒有提到:就是權力。當德國要應對人口不斷下降的現象時,為什麼沒有呼籲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移民德國?因為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數量遠遠不可能滿足上述貝塔斯曼基金會的數字。歐盟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正處於人口增長困境。根據CIA World Factbook的說法,於2014年,歐盟的28個國家中有11個的人口增長率為負值:從波蘭的 -0.06% (最低)到保加利亞的 -0.78% (最高)。德國的增長率為 -0.18%。與中國大陸相比,2015年的人口增長率為 +0.52%(數據來自worldometers.info)。相比之下,中國現在就已經開始進行二胎政策了。在歐盟這個組織裡,人口帶來特殊權利。歐盟眾議院的席位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在歐盟里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各國的人口數量。目前,德國的人口最多,佔歐盟總人口的15.92%。其後有法國(12.98%)、英國(12.67%)和意大利(11.98%),都屬人口強國。英國可以忽視,因為英國不久後便要離開歐洲聯盟了。但身處負增長率中的德國不能忽略法國和意大利。兩者的人口增長率都是個正值,分別為 +0.45% 和 +0.30%。如果德國的人口繼續下滑,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德國失去其在歐洲的決定性位置。在此次的難民危機中,歐盟被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反對歐盟強制的移民配額政策,西部基本上願意接收這個政策。除了最明顯的原因,即中東歐的經濟狀態沒有德法英好之外,還有幾個原因使這些國家對歐盟配額政策保持反對態度。第一,中東歐國家已經接收了很多來自烏克蘭的移民和難民,這類移民亦已成功地融入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體制之內。就波蘭而言,自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的一年)起便有約80萬波蘭人移居英國,主要在服務業領域工作,以應對國內的極高失業率。此後,到波蘭的烏克蘭移民便主要在服務業和建造業找到了工作。這個流入波蘭的移民潮導致國內的失業率保持一個比較固定的水平:10-13%。單2014一年(即烏克蘭政變的一年),波蘭有關當局便向烏克蘭人批出了33萬張短期工作許可證。波蘭政府建立的智庫《東部研究中心》(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估計目前波蘭領土上有30-40萬烏克蘭人。(“Ukraine’s refugees find solace in Poland, Europe’s most homogenous society”, The Guardian, 2015.05.13.)再湧入新一批的移民可能會嚴重影嚮波蘭的經建計劃。第二,中東歐國家沒有在外建立殖民地的傳統。與此相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或比利時等國家曾經在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建立過殖民地。這些國家因而有較長接收來自不同世界地區的移民的歷史,也就是說在醫療、教育和語言培訓方面具有適當的基建,使之能夠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這不是殖民主義的「優點」,請勿誤讀!)這不是說,有了基建便能夠順利吸收來自其他文化系統的移民。這個題目不在本文的範圍內,故不多談。如要提一個反例,就看較早前發生在柏林耶誕節市集的攻擊。報道移民事項的西方媒體不願意違反「政治正確性」和「人道」的原則,沒有報道德國對難民移民打開德國邊境的真實原因與人道原則沒有太大的關係,因而造成了公眾對本次難民移民問題的誤解。德國沒有因為道德至上原則而允許大量難民移民入境,背後的政治原因是因為歐盟體制內的德國需要盡快解決人口增長問題,從而維持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最終則是要繼續保有其在歐盟內的實際主導勢力。文:Renata Wong,波蘭人,在華學者。量子計算機科學家,通波蘭語、俄語、德語、英語、中文及廣東話。 德國 歐洲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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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排外風蔓延全國 難民政策定必調整

9月4日,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往票站的選民絡繹不絕,新一屆立法會注定影響這個蕞爾小島的往後發展。同一日,遠在歐洲的德國,北部的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下作「梅前州」),居民亦以手上一票投出新的州議會,最後總理默克爾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受挫。表面看來只是一個州的政治光譜更迭,卻多少透露了德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排外主義由地方蔓延至全國有些評論認為,CDU的情况早在3月3個州進行的地方選舉時,已顯疲態,反映德國全國充斥一股高漲的排外情緒。誠然,迄上年年終難民懷疑涉及科隆等地的跨年夜性侵事件,以及周邊國家陷入恐襲的陰霾,全國排外心態確實有所增長(註1)。極右的「另類選擇黨」(AfD)在3個州共331個州議會議席中,贏得61席。但是,「默克爾嚴重受挫」一說在今年草長鶯飛之時,確有斟酌的空間。多數人都聚焦CDU在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下作「巴符州」)支持度銳減12個百分點,但為何CDU在萊茵普法茨州(Rhineland-Palatinate,下作「萊普州」)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Saxony-Anhalt,下作「薩安州」)的支持度只是下跌3.4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若參考難民的分佈,方可知其端倪。按BBC上年的報道(註2),巴符州的申請庇護者佔全國12.9%,而萊普州只有4.8%,薩安州更少至2.9%——CDU的支持度與移民數字成反比,排他主義在當時比較傾向地方性,而非全國性。真正令全國國民人心惶惶的,肯定是7月接連發生的4宗暴力襲擊事件。雖然事件都發生在德國南部的巴符州和巴伐利亞州(Bavaria),但由於案情嚴重,國內輿論對難民政策負評如潮。CDU今次在梅前州遭到挫敗,淪為第三大黨,其震撼不止在於它包括了默克爾國會議席所屬的選區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梅前州的申請庇護者比例近乎是全國最低,只有2%,且州界並非與奧地利、瑞士、法國接壤,而是與波羅的海,以及難民不多的波蘭相連,排外的地方性因素理應不多;但AfD竟得到20.8%的選票,證明排外之風已有蔓延全國的迹象。默克爾受壓調整 權力難被撼動如此走勢,與默克爾同一陣線的政客自然愈想與她保持距離。這種情况在3月地方大選時已見雛形,近日更甚。屬CDU、巴符州的地方政客Frank Hammerle,就曾向內政部表達期望加緊人流管制的想法,後更獲受理,在當地增設百多名邊防人員。有份與CDU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SPD),也開始批評默克爾。SPD黨魁兼副總理加布里爾更在日前直斥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拖累教育,令人意外。當批評默克爾的聲音此起彼落、擁護難民政策的國民不斷下跌、黨內外施壓不斷,她亦難以獨斷獨行,只能作出調整。儘管默克爾仍為移民政策作辯,但早前卻呼籲歐盟和北非諸國簽訂協議,以更有效控制地中海的難民航線。雖然她表明這種做法對難民都有利,但確有借計抑制難民流向歐洲之嫌。她亦開始不忘提醒國民,德國的移民人數已有所減少。「有一天,大家會厭煩默克爾的風格;有一天,黨內將不再支持她……當時代潮流轉變,就是謝幕的時候。」(註3)剛於上周日完畢的柏林地方選舉結果已出,對默克爾未見有利。不過認為默克爾會在明年的聯邦議會大選後下台,則言之尚早。綜觀現時630個聯邦議會議席,CDU佔254席,足有四成之多。有報道指加布里爾忽然批評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是為挑戰總理鋪路,但現今持193個聯邦議席的SPD,在上述提及的4個州之地方選舉中,只在萊普州的支持度有增長(0.5個百分點),要取代CDU成為第一大黨,機會不大。另外,立場中間偏右的《圖片報》副總編輯尼古勞斯.布洛梅認為,由於默克爾及CDU不太可能會與AfD合作,是以AfD難以成為執政黨的一部分(註4)。可見,德國暫時實在難有政客能撼動默克爾的權力。所以,德國在未來應會對過度寬容的政策作出修訂,如加強邊境管制(註5),以疏導民怨,但極右立場難成主流。畢竟,德國明白自己貴為歐盟「龍頭」之一,一旦採取明顯的人流控制措施,就會令歐盟其他國家,以至歐洲經濟區(EEA)、瑞士、剛脫歐的英國有藉口力爭移民政策的主動權。這涉及到歐盟的生死存亡,德國應該不會輕率處理。註1:2015年9月一個民調顯示,37%受訪者滿意國內的難民數目,22%甚至認為應接收更多難民;〈德國人為何歡迎難民〉,《天下雜誌》註2:”Migrant crisis: EU’s Juncker announces refugee quota plan”, BBC註3:Stefan Kornelius著,楊夢茹譯,《梅克爾傳》(台北:商業周刊,2014),頁315註4:〈默克爾如何應對民粹政黨崛起?〉,《金融時報》中文網註5:直至本年6月,德國的邊防人員已制止了1萬3000多人入境,較上年全年的近9000人為高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6日) 德國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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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難民上學去》:我們是生活在全世界最快樂國家中的難民兒童

內向的Magomed在上課時總是在旁默默觀察。 (圖片來源:2016 Sonntag Pictures)在紅十字會學校的最後一天,Magomed跟老師道別。(圖片來源:2016 Sonntag Pictures)大家還記得那靜靜伏在沙灘上的三歲敘利亞男童艾蘭嗎?身穿紅色上衣的艾蘭在偷渡往希臘途中遇上海難,與哥哥和母親一起命喪怒濤,小小的身軀被海浪衝上土耳其海灘,艾蘭活像沉睡一般面朝下躺在沙上,只是已經毫無生命跡象。在香港,戰爭距離我們很遠;我們大概能想到戰爭的慘況;但當一家人踏上逃亡的征途,其實還要繼續面對不少危險,事實上也有無數像艾蘭的孩子死於驚險的旅途上;有些能抵達目的地「執返條命」,但開展新生活,又談何容易?由丹麥導演Andreas Koefoed執導的《小小難民上學去》,記錄了五個在丹麥生活的難民兒童每天的掙扎、面對新生活的勇氣、與父母密不可分的連繫,透過影像一探這班小小難民第二人生的開端。在丹麥靈厄的一所紅十字會學校,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帶著各自的人生故事聚集於此,學習丹麥語的同時,期待著能獲得丹麥居留權。他們要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每天要迎接新挑戰,更要努力擺脫舊有的創傷。Magomed的父親在車臣被捕,審訊期間遭到虐待,成為通緝犯,這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父親甚至面臨被遣返的命運;同樣來自車臣的女孩Heda則期待著公立學校的新生活;逃離了敘利亞戰火的Sehmuz卻對新環境感到忐忑不安;來自阿富汗的Ali漂泊於歐洲各國,最後定居於丹麥,卻還未擺脫到父親在家鄉遭追殺的惡夢;波斯尼亞男孩Amel則想念著故鄉的同伴。導演沒有刻意渲染悲慘氛圍,反倒平實地透過生活片段帶出難民兒童面對的困難,其中一幕Ali於心理輔導的面談中平淡地描述父親(以至自己)的惡夢,即使父親透過打他來發洩情緒,他也沒有嚎淘大哭、沒有驚慌尖叫。沒有嘩眾取寵的場面,但卻仔細地記錄這群孩子的日常生活,慢慢把他們的心理創傷顯露出來:沉默的Magomed原先在網上看足球賽,在忍不住好奇搜尋了「車臣」後,熒幕顯示出來的搜尋結果卻是一堆頹坦敗瓦的相片;小朋友所熟悉的,和平日常的城市景象不復存在,過往愉快的回憶彷似一場夢,面對家鄉現在如此的慘況,Magomed卻仍沉默不語。兒童遠比我們所想的敏銳,面對現實亦顯得更無助。紅十字會學校導師們帶領著孩子們前進,當中導師Dorte對學生的關懷、了解、支持,讓觀眾重新發現這班「難民兒童」與一般孩子無異,他們同樣需要教育、幫助和鼓勵。他們在渴望著吸收新知識的同時,會因與朋友吵架而難過,亦會暗地裡為家人擔憂。難民的標籤往往令人忽略他們作為適學兒童應享有平等教育權利的事實,以及社會需要保護、培育他們的責任。認真聆聽孩子微小而真誠的聲音,能讓我們重新思考在這場人道災難中我們應擔當的角色。《小小難民上學去》是第六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免費社區放映作品之一,現已接受網上留位:http://www.ticketflap.com/at-home-in-the-world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第六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官方網頁:http://hrfilm.amnesty.org.hk/ 影評 電影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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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難民—是個問題,還是藉口?

簡介近年,香港似乎步上歐洲後塵,要面對「嚴峻」的「難民問題」。不時,有些政黨會將難民問題作主打,大做文章,要求政府盡快遣返難民,又提出種種措施杜絕難民在港,甚至要求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約》。數年下來,問題似乎仍未解決。究竟,香港面對的難民問題,和歐洲的又有幾分相似?究竟大家是想解決問題,還是另有所圖?反難民的理據稍微在網上搜尋一下,不難發現香港社會反對難民的主張。這些言辭,不外乎將所有在港的難民、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混為一談。這些主張不僅指難民影響市容、衞生和治安,又指他們來港純粹「搵著數」,依靠補貼為生,又或打黑工賺錢。最後,這些主張會要求政府解決「假難民」的現象,包括退出難民所依賴的《禁止酷刑公約》、設置難民集中營,以及凍結或減少難民資助,最終驅逐所有難民出境。他們真的是「難民」嗎?為什麼他們在香港那麼久?其實,對於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而言,香港並不適宜久留。可是,因為種種的原因,他們被逼滯留數年,命運遲遲未明。首先,香港處理尋求庇護者的程序複雜,又因歷史原因,積壓大量申請,但政府卻未有重視,而負責的入境處人手嚴重不足,令尋求庇護者動輒要等上數年,才可完成審查。再者,即使尋求庇護者一到香港提出申請,過程中總有種種理由延誤,例如無法找到適合翻譯﹑資料未齊全等。最後,由於香港並非聯合國難民公約的成員國,即使尋求庇護者獲認證為難民,他們還要再等上一段長時間,有其他國家肯收留,才可離開。香港的難民,隨時要待上三五七年,才可以離開去尋找新生活。與歐洲相比,香港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待遇可謂差天共地。當歐洲在討論如何令審批難民的程序加快,又或如何平衡難民與本國國民的福利和融合時,香港的討論竟然是要如何消滅這些難民,「源頭減人」。當然,歐洲國家的國力和香港有差距,但是否如此明顯地大?香港對難民錙銖必較,處處留難,只想將人趕走而不解決問題,這是正確的方法嗎?解決問題,還是另有圖謀?說到解決問題,不得不提社會各方對難民的態度。政府和某些政黨固然想所有難民都自動消失,那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可是他們的解決方法,只是本末倒置,一廂情願地將問題遮蔽,甚至會助長問題。有趣的是,即使為難民服務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的立場亦頗為曖眛︰一方面,他們要為難民爭取權益,包括加快審批個案,但另一方面,若他們成功爭取,那使用服務的人數會驟減,而他們的存在會變得可有可無。而難民們,在命運如此多變的情況下,自然也不想改變,畢竟現行的制度再爛,還是有制可依,有例可考。他們之間,有誰真心想解決問題呢?結語香港的難民問題嚴重與否,見仁見智,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什麼人會想改變現狀。口講解決難民問題的人,似乎只想以難民為藉口,一併解決其他問題,至於難民們最後如何,應該只有難民自己才會最關注吧。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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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選票而醜化難民

細觀由香港電台主辦《2016立法會選舉論壇:新界西》,難民議題被建制派候選人認定為其一攻堅利器,筆者實在看不過眼。該派候選人屢次標籤尋求庇護人士(asylum seeker)、酷刑聲請者(torture claimant)與難民(refugee)為假難民,並指他們虛耗公帑,從事黑工,更稱若增加援助,會吸引更多人來港。根據聯合國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難民是因宗教、種族、政見等正當理由而離國求助的人。基於人道主義及國際慣例,所有難民均應獲得基本人權保障,而法律上,香港《基本法》及《人權法案條例》正是其二後盾。此群滯港異鄉客,每月依靠$1,200人道援助現金劵與 $1,500 租屋津貼維生,僅為本港個人入息中位數的五分一。誰希望出走家園,到異地作二等公民?相對未經港府審批的單程證,上述申請數目可謂九牛一毛。回歸後,累積逾80萬人通過以上渠道來港定居。反之,近20年來,入境事務處收到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更因審查嚴謹,每年平均只有十數人成功。試問,家庭團聚或是前者一大合情原因,人道人權確是後者的合法理由,何需醜化?如此痛斥弱勢的候選人,為求選票,犧牲社會上最卑微、最沉默、最低層的難民群體,漠視人類生而應有,受法律保障的權利,行為令人齒冷。無礙,每年政府花費一定財政資源處理個案,但香港作為發展成熟的國際大都會,對此等國際義務責無旁貸,絕不應如新加坡般以「土地問題」為由,拒絕救助羅興亞人。小城良心,向反難民的民粹論調說不。參考資料:2016立法會選舉論壇:新界西Convention and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智經研究中心:在港難民 何去何從香港樹仁大學《仁聞報》: 真假莫辨開支日增 港難民政策意見兩極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就香港應履行保護尋求庇護者法律責任致特首的公開信Stan Hok-Wui Wong, Ngok Ma and Wai-man Lam: Migrants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Hong Kong南早中文: 統計:港男收入中位數高女性20% 加薪幅度完勝中國報: 新加坡不收留難民GlobalVoices: 羅興亞難民遭新加坡拒絕入境 難民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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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也許沒有德國人想的這麼簡單

德國人對於自己的「融入」(integration)政策是很在意而自豪的。赴德讀書前,一直幫助辦理入讀手續的教授幾次建議我盡力在開學前早一兩個月到:「海德堡房子不好找,更重要的是,你愈早愈可以開始integration。」也許是運氣好,很快就找到住的地方,融入卻剛剛開始。她又建議去學校的Buddy Program或是語言學校的 Integration Course,後者可以提供德語之外,你需要了解德國的教育、醫療、工作、生活等等方面一個普通人需要知道的知識。到達海德堡沒多久,我南下去朋友在瑞士的家過周末。那時尼斯慘案剛剛發生,我和她的瑞士家人聊為什麼恐襲總是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在談到尼斯有大量北非難民和移民後,他們很快比較起法國和瑞士、德國——「法國人把難民扔在貧民窟裏,沒有工作,沒有融入,都是毒品和犯罪——好像美國的黑人一樣。瑞士人會很快幫助新移民學習語言,然後工作,德國也是這樣」。在從蘇黎世回去海德堡的火車上,坐在對面的阿富汗少年用破碎的英語和我攀談,他不是難民,是被在蘇黎世的家人申請來團聚的,他不覺得說英語很必要:「你為什麼不說德語,這裏的人會幫助你學,很快就會,非常有用。」我問他來了幾個月感覺怎麼樣,他吐出了幾個詞:「和平、公平,沒有衝突,沒有戰爭。」可萬沒想到我融入的第一課卻是觀察融入政策的某種挫折或失敗——星期日晚上在德國鐵路上發生的難民少年用斧頭砍傷香港和德國乘客,然後是星期五晚上慕尼黑奧林匹亞商場外伊朗裔德國男子涉殺十人。在德國民間流傳的一則視頻裏,在慕尼黑殺人逃逸中的男人對着幾個德國人大喊:「我是德國人!但我恨你們,我要殺死你們!」「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的,我們接收了最多的難民,竭盡全力給他們提供幫助。」一位漢堡老人嘟着嘴從唇間擠出一口氣,這好像是德國人表示無奈或是莫名其妙的固定表情。「德國人對我們真的像對德國人一樣平等,尤其是普通人。」一位剛從德國中學下課的敘利亞難民也這樣說。到底是哪裏出了錯?——媒體、學者、政客、普通人這一周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宗教極端分子瞄準孤單、年幼的難民,迅速將其極端化——可顯然這無法解釋慕尼黑的德國殺人犯;有人說也許這和宗教無關,是兩個精神異常、反社會的個體受到某種刺激後的瘋狂之舉,警方不停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兇手和ISIS或其他極端伊斯蘭組織有聯繫——可是火車傷人的少年確實在視頻裏宣布自己效忠ISIS,而慕尼黑案犯則大喊:「我要殺死你們(德國人)!」政府官員小心謹慎地表示,火車傷人案介於「精神異常犯罪」和恐怖襲擊之間,慕尼黑警方則委婉措辭:「當殺了這麼多人的時候,很難不假設這是恐怖襲擊。」「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大量的精力花在定義這是恐怖襲擊還是精神病患者犯罪——這種討論真是太德國了。」一個常駐柏林的義大利記者這樣說:「在法國、比利時,沒有人有這麼多時間討論這些,也許這是德國人無法接受自己終於也上了恐襲名單。」這個觀察不無道理,周日慘案發生後城市、鄉鎮小報不那麼在乎政治正確,他們在標題上打個問號:「巴黎、布魯塞爾、尼斯,下一個:德國?」幾個不滿的居民也說,感覺上周尼斯恐襲還是另一個世界,這周兇手就到了五分鐘之外一條街上的房子裏,「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難民的反應也很強烈,好幾個組織開始發起小規模遊行,希望能提醒所住之地的居民,發動襲擊的只是萬分之一都不到的少數個例,千萬不要只一想到恐襲就想到難民和穆斯林。一個在德國出生的阿富汗裔女孩哭腫眼睛說害怕,「為什麼瘋子代表了伊斯蘭,而我們要遭受罪名?」敘利亞難民少年說現在要更好地學習和工作,努力奪回定義穆斯林的權利。但遺憾的是,看起來這已經晚了,不管人們如何定義恐怖襲擊,如何驕傲自己或其他德國人如何幫助難民融入,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在短短一年內湧入這個國家後,確實給整個社會的治安、文化、教育、就業提出各種挑戰;躺在維爾茨堡裏仍然深切治療的港人遊客也是恐怖發生過、繼續存在的明證。當呼籲理性、善意的民眾不住提醒人們防止簡單標籤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小心說出反方面意見。「這些事情確實是他們來以後發生的,對吧?」一位斯圖加特的汽車工程師坐在自家陽台上喝着啤酒,盡力委婉地說,他正計劃着和家人去慕尼黑過周末。他的中國妻子更加直接,來斯圖加特一年,她觀察到難民愈來愈多:「我分不清楚難民是哪裏人,就是看到中東那種面孔覺得害怕,坐車的時候如果離得近,我都不敢抬頭看他們。」但也許「integration」沒有德國人想的那麼簡單。我來這裏時間很短,有一個直觀(所以也許有誤)的感覺,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們遇到問題習慣通過實際的手續、制度去解決,迅速把事情制度化。例如慕尼黑慘案發生兩三個小時,市內醫院就已經全部準備好迎接大量可能來的後續傷者;市內外交通停滯,要給趕來的菁英警察讓道,就連通過慕尼黑領空飛向其他地方的航線,也都滯留始發機場;警方迅速掌握情况,要求記者和普通人不要分享照片,免得引發恐慌或給兇手提供情報——這也是德國人對於自己國家安全的信心來源。可另一方面,這樣「德國經驗」的處理方法也許還是不夠完善。比如在訪問接收了幾百個難民的小鎮時,我得知雖然絕大多數難民是穆斯林,鎮上居民也熱心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融入,但鎮上沒有一座清真寺,也沒有伊瑪目可以幫助年輕難民理解經書、進行朝拜。很多鎮民其實也不了解國家具體的難民政策,有人認為難民拿到很高的政府補助,其實青少年每月只有100歐元補助;有人認為難民偽裝自己的年紀,因為看上去「他們像三十歲」。即使住在一個鎮上,距離不到十分鐘的居住空間,「我們」和「他們」的分野仍由語言和文化鑿出來。這個基督教人口仍然佔多數的國家,對於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仍然尚在進行,並隨時可能被對於恐怖主義引致的恐懼騎劫。作為歐盟強國……而作為歐盟強國,德國人也許還沒能接受並非所有事情都能為自己掌控,難民分配首先就要和其他歐盟國家配合,希臘、義大利的邊檢疏鬆,就有可能放行很多原本不是難民的人;而席捲全球的宗教極端勢力,即使無法在物理層面從外面進入並滲透德國社會,但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可以衝破時空封鎖,攻入脆弱的心靈。更大層面上的中東、美國、歐洲地緣政治更是超越普通人意志和意願。去年這個時候我在雅典訪問國家經濟破產和退歐公投對於國民的衝擊,那時難民危機剛剛開始,大街小巷都有非洲面孔的年輕難民。希臘人沒有德國人這麼小心自己的言談,中產和工人階級都直言要難民滾蛋,或者滾回老家,或者滾去德國——「反正德國人覺得自己是歐洲老大,什麼都能解決,默克爾那麼仗義,那他們就趕快去德國吧」。只一年,歐洲已經進入新的時代,不管能否接受和承認,德國終於也榜上有名,而一切才剛開始……文:楊靜圖:楊靜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德國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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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公民》:這個世界有些人

偶爾會在新聞中看到片面而斷續的難民新聞──2013年,意大利蘭佩杜薩(Lampedusa)附近有一艘載著五百名難民的船隻因超載而沉沒,三百多人喪生;2015年,一張敘利亞男孩伏屍土耳其沙難的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報章的頭版……在沒有被報章大肆討論的日子,大批難民持續橫越海洋進入歐洲。今屆柏林影展金熊獎作品《怒海公民》(Fire at Sea),說的正是一個不被一般人正視的世界。蘭佩杜薩不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地方,但因著其地理位置離非洲最近,而成為難民逃進歐洲的首選地。2013年沉船意外後,意大利展開了為期一年的「我們的海」救援行動(Operation Mare Nostrum),拯救墮海的難民,透過海空軍護送非法移民抵達蘭佩杜薩島作臨時安置。那一年,十七萬名難民湧入了意大利。鏡頭以外,大批難民擠進歐洲,引起不少問題,歐洲人對難民的態度接近臨界點,接著是右派的抬頭。在蘭佩杜薩,情況不遑多讓,市長 Giusy Nicolini人道的救援立場惹來反感,被批影響島上的經濟,這一點不難想像。只是類近的觀點在紀錄片裡沒有被強調,鏡頭聚焦的反是難民的臉孔,眼淚,捱過難關後的喜樂與苦澀。電影沒有強調了島民對難民的態度,反是強調了島嶼對出的一片海──對難民來說,這是一片必經的怒海,捱過了或者就擁有了新生命的可能性;但是,在導演 Gianfranco Rosi 的鏡頭下,這片海也是蘭佩杜薩人生活、休閒的海洋──借著紀錄一個意大利男孩Samuele的生活,與朋友玩彈弓,在小艇中學習克服風浪。同一個島嶼,一邊波濤洶湧(不少人的葬身之地),一邊風平浪靜(甚至是潛水的勝地),活像一個平行時空。紀錄片裡男孩與難民唯一的交匯點是醫生──他幫助懷孕的難民作產前檢查,以互不理解的語言嘗試溝通,也幫Samuele作身體檢查,閒話家常。身處平行時空夾縫的他,說不出反難民的說話。在訪問中,他提到幾年以來,看過一具又一具屍體,男的,女的,小孩的,懷孕的──站在接待難民的最前線,他選擇接納,而不是抗拒。親眼對著這些屍首時,他無法無動於衷。「看見」能擴闊一個人對事件的了解,改變固有的想法;於是,導演選擇給觀眾「看見」。鏡頭跟著巡邏隊進行了一次海上救援的行動。在藍天與白雲下,發現了一隻超載的小船,工作人員穿著保護衣物,分批將難民送上大船──經過了連日船程,他們僅有的是空洞的眼神,無力的身軀;有的撐不到上岸,就被黑膠袋包裹。這幾幕的旁觀,彷彿靜止,足以讓人屏息。不論站在什麼立場,無可否認的是,《怒海公民》是時代重要的見證。 在右派冒起的時代,在眾人忽視的地方,導演沒有直接討論難民的問題,而是藉著島嶼的一組平行時空,呈現了不一樣的風光。他相信「看見」的力量,當觀眾在銀幕上「看見」這些人與事,直視他們的面孔、眼睛,還有他們聚居而後來成為亂葬崗的艙房,即或不會霎時改變立場,但始終不能再像從前一樣視而不見。 影評 電影 紀錄片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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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公民》:麻木冷漠的可怕

(圖片由作者提供)最近,如果你想到戲院觀賞電影,但又看厭了商業大片的話,《怒海公民》(FIRE AT SEA)可能是你的不二之選。《怒海公民》是一齣探討歐洲難民問題的紀錄片電影,為難民發聲,呼應了現時歐洲所面對的難民問題,很有深度。雖然這齣電影在香港沒有引來太大迴響,但其實來頭可不小,意大利導演Gianfranco Rosi曾經憑著一齣講述羅馬交通樞紐高架路周遭生活的紀錄片《Sacro GRA》(2013),奪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那齣電影更成為了首部贏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紀錄片。2016年,Gianfranco Rosi憑著《怒海公民》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最高榮譽,成為首位連奪威尼斯金獅獎、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導演。柏林影展評審主席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稱電影「大膽融合捕捉到的畫面與精心述說故事,讓我們得以思考紀錄片的功能。」(“a daring hybrid of captured footage and deliberate storytelling that allows us to consider what documentary can do.”)這齣紀錄片在意大利南端島嶼「蘭佩杜薩島」(Lampedusa)上拍攝,它距離歐洲最遠,卻距離非洲最近,因此是敘利亞、伊拉克及其他非洲難民前往歐洲的重要上岸口之一,也被歐盟視為守護歐洲邊界的重要防線之一。這個小島的人口只有大約6,000人,島上亦只有一個醫生。在過去20年來,有多達40萬來自非洲及中東的難民橫渡地中海湧入,當中超過一萬五千人罹難。紀錄片梅花間竹地敘述了島上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難民登島的細節,鋪陳出兩者異常震撼的對比。無數難民為了逃離苦難而橫死大海,浮屍偏布蘭佩杜薩島,但島上的居民和媒體似乎早已看慣了這些「小事」,對難民的生死抱著一種置身事外的麻木冷漠態度。一邊廂,醫生在拯救難民的生命,另一邊廂,漁民的兒子因為玩丫叉而導致弱視,要看醫生;一邊廂,難民的船隻嚴重超載,另一邊廂,大量漁民的漁船停泊在海邊。看到這些對比,觀眾會發現原來麻木冷漠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當我們「習慣」了面對人命傷亡,惻隱之心就會慢慢消失?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調查,光是2013年第一季度,就有約4萬人橫渡地中海前往歐洲,比2012年整年的渡海人數還要多上4倍。紀錄片中其中一名難民曾經說過:「活著不冒險,其實更危險。」這句說話令我非常印象深刻。另外,片中呈現大量為了逃離苦難而橫死大海的畫面,亦十分震撼。導演Gianfranco Rosi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引起觀眾對難民問題的關注。紀錄片告訴我們,對人的生死感到麻木、眼不見為淨、人的良知被埋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些社會問題,是不應該「習慣」。可是,觀眾同時也會諒解那班麻木的島上居民,因為究竟人道救援/人權與居民的本土利益,應該怎樣取得平衡呢?紀錄片沒有給觀眾一個答案。 影評 電影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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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遇上歲月神偷 –  尋求政治庇護者的無奈

二三十歲的青年,人生還有無限可能;但假如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立場在本國受迫害而要逃難;去到異鄉,又受限制不能工作,只能無了期地等待庇護申請結果,看著青春一點一點地流逝,心中會是如何的焦急?然而,這卻是不少在香港尋求庇護者的寫照。在這情況下,仍有很多香港人不明白他們的處境,認為他們佔用香港的資源,認定他們是審批緩慢的元兇。然而,讓他們失去工作權利、只能靠資源接濟的,其實是現今政府的制度和政策。「我們不是要錢或幫助。我們只想要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正值壯年的約翰是位尋求庇護者 – 他在2012年時因國家陷入政治動盪而逃亡到香港尋求政治庇護;四年過去,他的庇護申請還停留在審批階段。約翰希望趁青春重新開展人生,也想好好工作不用依賴他人。但這四年的等待,卻令他的希望轉化為失望。除了面對未知的未來,約翰還要面對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誤解:「部份政客及部份媒體的說辭令我覺得自己是骯髒及討厭的,但我並非如此。」事實上出現在工作人員面前的約翰,衣著雖不華麗,但整齊清潔;如其他年輕人一樣活潑幽默,雙眼炯炯有神。正如約翰所言,假如多點了解他們,不能發現他們並不如那些媒體和政客所描繪的那般令人痛恨及畏懼。約翰一直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樣努力工作交稅以貢獻社會,甚至幫助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然而,香港政府一直拒絕給予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工作的權利。對他們來說,工作是刑事罪行,代價更不止是入獄或罰獄,更可能賠上性命:「對我來說,工作是非法的,更會令我賠上性命,而且政府更會取消我的庇護申請,將我遣返 (遣返後就很可能受遭受政府迫害)。」他認為政府官員沒有改善申請庇護的政策及制度的承擔,寧願逃避問題也不好好解決。正如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香港政府有責任保障因受迫害而逃離其本國的人士的權利。然而,當政府無視尋求庇護者的生活而繼續於審批過程「歎慢版」,又企圖將自己審批緩慢的責任轉移至尋求庇護者,並將他們污名化,而部份媒體及為了選舉利益的政客更加入抹黑行動,強調應將所有難民送到中國安置。政府在這些輿論協助下,順理成章地逃避自己應保障尋求庇護者的責任。事實上香港入境處審批庇護申請的速度跑輸世界;每年全球尋求庇護申請獲批比率為38% [1],而正在經歷難民危機的歐盟更飆升至46%[2];不過在香港,每年就只有0.5%的庇護申請獲批[3],其他的就如約翰的個案,仍然是「在審批中」。踏入2016年,約翰的庇護申請已踏入第五個年頭;這些年月對入境署大概只是一些數字,但對他來說,這些年月都是他無法重來的人生;不能工作(包括義務工作)的他,眼睜睜地看著寶貴光陰被白白浪費。無奈的是,政府視若無睹他們的處境,卻任由歧視及憎恨為自己不完善的政策開脫。在港尋求庇護者的焦慮只能延續下去,不見曙光。參考資料:[1] WSJ: (16 July 2013) Hong Kong Changing the Way It Handles Refugees[2] 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 (Oct 2015): The 2015 Refugee Crisis through Statistics [3] LegCo (Nov 2015) Handling of non-refoulement claims in selected places[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讓難民告訴你有關難民的真相 Truth about Refugees, As Told by a Refugee 難民 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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