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抹黑難民

自今年初,部分媒體、政黨及官員在沒有正式數據證明難民犯罪率比往年有所提升的情況下,一直誇大本港尋求庇護者/難民的負面影響。更有政客在提到香港的「難民危機」時,製造信口胡言的數字以及虛詞詭說的言論。近月更有議員忽然關心少數族裔權益,表示難民滋事令本地少數族裔居民受連帶影響。在6月7日及11 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舉行的審議會上,有個別市民、團體及政客繼續發表及「捍衛」這些不盡不實的言論,誇大尋求庇護者在香港獲得的援助,重提興建禁閉營的論調,更攻擊為尋求庇護者發聲的團體和議員。歸根究柢,公眾對尋求庇護者的恐懼來自加諸予其社群的描繪,並非難民本身。所謂「危機」這類危言聳聽之談,只會對其負面形象構成惡性循環。倡導公義人士Tony Read已澄清香港沒有難民危機,只有應對危機。香港目前有1萬1千名萬免遣返聲請人,並不構成經濟或社會威脅;大部分尋求庇護者並非「選擇」來香港,亦不是貪圖香港的福利;他們因迫害、戰爭或人口販賣輾轉來到香港;他們靠微薄的支助餬口,承受日常生活中多方面的限制。近月有團體及個人聯署,批評這類無中生有的指控,漠視漫長審核程序等實際問題,並呼籲社會各界停止種族抹黑,理性討論難民事件。部分政客煞有介事地對難民議題大做文章,不禁令人將其言行與選舉策略連結:瞄準部分華裔人士的排外心理,及嘗試吸納被抹黑影響的少數族裔的選票。融樂會主要服務本港少數族裔居民,本會高度關注本地少數族裔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待遇,以及傳媒對他們的描述。但在難民這個議題上,如果我們亦對少數族裔的身份分朋樹黨而沈默不言,漠視此類乘人之危的政治手段、及利用在主流議題上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無疑只是縱容了此類漫誕不稽的恐慌。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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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尋求庇護,其實好難

「難民」這個議題,隨著歐洲地區近年出現二戰後最龐大的難民潮而漸受關注;不過,在香港,難民仍然是香港以至世界上一個極隱形的群體 – 即使近期有政客提出一些有關難民的討論,但討論中卻鮮有視其為人,只把他們當成入境機關文件中的一些數字,而且相當負面:他們往往被指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或是掠奪資源的寄生蟲。他們更被指責為拖延難民審核程序,令超過10,000個個案積壓至今。需要來港尋求庇護者,往往有各種原因而逃離家鄉;他們因懼怕身份曝光後有機會遭本國政府或其壓迫者報復而鮮有站出來,但,他們事實上均是有血有肉的人。為了揭示尋求庇護者在香港的遭遇,嶺南大學一位本地學生及一位交流生進行了一個十分特別的計劃:嘗試以外國人的身份在香港找尋有關尋求庇護的資訊,以了解香港對難民的政策。首先她們讓交流生扮演一位從土耳其到香港參加運動比賽的庫爾德族人Sevin,並嘗試在港尋求庇護 – Sevin在港參與比賽途中,忽聞惡耗,得知父母因捍衛庫爾德文化而被政府監禁,更可能遭受虐待;Sevin若回國,極可能面臨同一遭遇。Sevin顯然不能回國,但不回國,就要面對大量難題:在簽證到期後,如何不會被驅逐出境和遣返?她可以在哪裡居住?她如何以即將用盡的金錢度日?她要如何證明她回到土耳其就會受到不人道對待?她需要準備什麼證明文件?萬無頭緒中,她決定向入境處求助。但單單瀏覽入境處的網站卻無法令她找到任何有用的資料。因此,她決定致電入境處。Sevin不懂廣東話,英語也不是特別流利。她也沒有香港的電話卡或是手提電話。更糟的是,電話亭在香港幾乎已全面絕跡。她千辛萬苦找到電話亭後,卻發現挑戰才剛剛開始。由於語言不通,她幾次致電入境處都被電話錄音弄得不知所措,也無法成功與職員直接通話。在幾次嘗試後,她已經幾乎用完打電話用的硬幣。她唯有轉而向其他部門和團體求助,但均遭受冷待,只著她致電入境處。最後,她只餘下極少金錢,幾乎無法照顧起居飲食。當飾演Sevin 的交流生回憶整個體驗時,就慨嘆難民的生活比想像中難過:「如果我真的是一個尋求庇護者,我肯定會更迷失。Sevin在香港只能短暫居留,也沒有任何親友能幫助她,前路茫茫,若被遣返又要面對受到虐待的威脅,在港又找不到支援,一定充滿恐懼。她真的需要一個能有效提供清晰資料的系統,讓她可以明白申請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和找到一個適當的居住環境,以確保她的基本生存權,並免遭遣返回國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她的體驗揭示在香港尋求庇護,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容易;一個人生路不熟的人,光是要尋找到有關申請庇護的資訊,已要耗費一段相當的時間;嶺南大學的兩位同學希望藉此計劃推廣難民的人權,並希望香港政府能夠以人權為基礎處理難民問題,確保他們的安全及尊嚴。她們說:「難民失去了他們本來國家對他們的保護,但作為人,他們仍有安全及有尊嚴地生活的權利。所謂人權,就是生而有之的權利,而非個別政府可以決定是否保障。」今天(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1951年的今天,《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在聯合國通過,確立了尋求庇護的基本權利以及國際社會的合作與責任。她們希望社會能藉這一天多關注、多了解難民這個社會群體所面對的困境,並明辨問題的徵結所在 – 責任不在這些需要支援的人,而是在行動緩慢而效率不彰的入境處。延伸閱讀:申請庇護, 真係咁..易? So You Think It’s Easy To Seek Asylum? 難民 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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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批判之前 請先多一點認識我們

我們是一群身處香港的尋求庇護者及難民,近日愈發關注傳媒及整體社區怎樣描繪和論述我們。我們常常見到「罪犯」、「假冒」、「非法入境者」及「對社會的滋擾者」等標籤。我們深受這些歧視性及敵對性的言詞困擾,覺得這些表述實在是不正確的。沒有「選擇」來港我們來自不同國家及背景,但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需要逃離家園尋求保護。我們不想離開自己的家。我們迫不得已離開,是因為如宗教、種族、政治信念或性別而引發了戰亂、衝突或迫害。我們大部分人都遭受過酷刑、毆打、強姦或非法禁錮。我們從難以生存的處境逃出來,過程中放棄了很多——財物、自身專業及自己所愛的人。我們逃亡,是為免於在母國的恐懼和不人道的處境中生存。我們來到這裏,卻發現這裏是另一處難以生存的地方。我們沒有「選擇」來香港,大部分來到這裏的都是巧合,更遑論是為「利益」而來。這裏的生活於我們而言,是悲慘和有辱人格的。縱然我們擁有基本保障,並為此感到欣慰,但我們在這裏卻沒有自由、沒有將來。對群體一概而論不恰當我們憂慮傳媒及若干政客對我們的負面描繪將會增加對我們的負面標籤及歧視。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向別人介紹自己尋求庇護者或難民的身分時,他們都會避開我們。我們交不到朋友。我們憂慮,被這些信息誤導的大眾將會影響政策及法例,繼而負面地影響我們——也許這就是初時的意圖。我們在自己國家已經見證過憎恨被煽動後如何引致仇外甚至是對目標群體的身體傷害。因此,這種言詞標籤是我們最為憂慮的。對在社會的任何一個群體採取一概而論的態度,都是不恰當的。任何地方都有壞分子。若有人犯罪,他自當承擔,面對法律。在真實世界裏,我們是一群能夠有所付出、願意為這個社會和經濟貢獻力量的人。我們期盼自己能夠付出更多,卻不獲准許。我們希望自食其力,靠自己。我們想作出回饋。跟任何人一樣,我們希望有生產力,能夠發揮一己所長。我們盡力使自己充實,卻發現我們可以做的可以更多。我們覺得自己在尋找生活正軌時,沿途卻充滿路障。審核機制的漏洞似乎,坊間把問題都歸咎在向統一審核機制(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尋求保護的聲請人身上,而沒有反思這個制度本身的漏洞。統一審核機制衍生多個問題,延誤了個案處理的時間或是導致了錯誤的決策,例子如有些語言的傳譯服務不足。傳譯服務對聲請人能在這個制度獲得公平機會,尤為重要,因為我們要憶述複雜的資料,需要以自己的母語如實準確地敘述自己的故事。另一個問題是,很多處理我們個案的職員對我們的國家一知半解,亦缺乏當地情况的背景研究。我們很多聲請人等待良久,很多甚至正在等待第一次面見。這些正待審理的個案中,我們有些人已經待上了數年或以上。最後,我們覺得這些職員都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就是打從一開始就認為我們不是真難民,或認為我們是為經濟原因而來。這些想法多多少少會影響對申請個案的裁決。我們很多人都有過這些經歷,就是入境處職員或個案工作者向我們說「你來香港是不智的選擇」或「請返回你的國家」。在個案未有裁決之前,請尊重無罪推定的原則。然而,在眾多聲請者仍在等候個案裁決的時候,「假難民」這個標籤卻在社會上散佈,有違了上述原則。請停止遷怒最脆弱無助的一群我們沒有「違法」也非「假冒」;我們拒絕接受這些標籤。人人皆生而平等,每個人均應受到平等對待。尋求庇護是一項國際公認(包括香港)的基本人權。我們在香港這個地方連證明自己的機會也沒有,這些負面描繪對我們實在不公。傳媒及政客採用的負面詞彙只會加深我們的困擾,正當我們努力克服及治癒昔日被虐的創傷時,你們將這些未癒合傷口重新撕開。請停止遷怒於最脆弱無助的一群,把焦點轉向這個制度的缺點。(作者按:本文章由一群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撰寫,他們屬於由難民主導的社區組織Social Justice Alliance的一部分;Social Justice Alliance致力於為難民群體在香港樹立正面形象;文章由Betty翻譯)(觀點版編者按:文內小題、重點黑體及大字為編者所加)文:一群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原文載於2016年5月10日《明報》觀點版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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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不殺伯仁:不要成為尼泊爾人權問題的加害者

提起尼泊爾,不少朋友都會聯想到尼泊爾美麗的山景,或者去年的一場地震對當地造成的破壞;而對尼泊爾人,大抵的印象都是生活艱困但又相當淳樸。但除了面對天災,他們還正面對着怎樣的人權狀况呢?尼泊爾當局於2015年7月對新國家憲法進行諮詢,並於9月落實。不過,不少國民均對此憲法表示不滿,認為有歧視婦女、同性戀者及少數族群之嫌,亦限制了市民的表達自由、宗教自由、法治權利、生育權利等。自去年8月起,民眾接連上街示威,對此憲法進行抗議。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發表的2015/16年人權報告(註1),於去年8月至10月期間,因尼泊爾當局以過量武力,包括以實彈鎮壓示威,已導致47名民眾(包括示威者)死亡。上述人權報告亦指,尼泊爾國內執法人員使用酷刑作逼供,以及有不法之徒濫用私刑、針對某些性別的暴力或酷刑、人口販賣等情况,都相當嚴重,而執法當局未能有效執法以打擊及防止這些罪行。而去年地震後,政府仍拒絕為人道救援物資設立便利的通關手續,亦未有全力救助災民,以致外國物資難送至災民手上,不少災民仍然缺乏食水及食物,甚至欠缺安全的居所。尼泊爾人權狀况堪虞尼泊爾人的表達自由、集會自由、人身安全,甚至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難以得到保障時,難免會逃至國外尋求庇護,特別是當地的異見人士。然而,人民的這些行為,正是對政府管治能力的掌摑,突顯政府的無能專橫。作為一個政府,又怎會樂見自己人民在別國尋求到庇護,開展新生活?早前尼泊爾領事Baliram Prasad Dhami出席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舉行的記者會時表示,支持將所有酷刑聲請者關進離岸難民營,「令聲稱者都經歷到並非預期中的好生活」(註2)。這位領事是尼泊爾政府的代表,對於尼泊爾籍的酷刑聲請者不會持中立立場,甚至希望別國政府配合他代表的政府,把經歷酷刑的聲請者當作囚犯般禁錮。另一方面,將尋求庇護者說成「想尋求更好生活」,就更是一種語言偽術,以圖向國際社會掩飾自己國家的管治問題。事實上如前所述,不少尼泊爾人與其他尋求庇護者一樣,在國內根本連人身安全都不保,而需逃離本國;他們談不上對「更好生活」有什麼期許,大多只想求個安全。國際特赦組織近月訪問了230多名於卡塔爾工作,建設2022年世界盃場地移民工,當中絕大部分是尼泊爾人。訪問發現,他們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首先,在家鄉尼泊爾,他們需靠借貸支付巨額中介費,才能出國工作。然而到達後,才發現受騙:工作種類與中介所述不同,薪金也遠遠低於合約所定。他們護照全被沒收,住進衛生極度惡劣的宿舍。在不人道的工作環境長時間工作後,好不容易收到經常延誤的薪水,卻又要把絕大部分的薪水用作還債,根本不能養活家人。甚至家鄉大地震都不獲准回鄉了解生死未卜的家人的情况(註3)。根據國際人權標準,以上種種惡行足以構成販賣人口作強迫勞動,然而尼泊爾政府卻一直置若罔聞:既沒有監管國內中介公司欺詐及販賣人口,亦與卡塔爾簽訂雙邊協議輸出大量勞工後,沒有確保國民在卡塔爾工作時的最基本勞工保障。而對大量國民基本人權被侵害,國內人口販賣罪行猖獗,尼泊爾大使的回應竟然是針對受害者——把為了逃離暴力和人權侵害的人都關起來吧——而企圖掩飾自己打擊人口販賣和保障國民人權的責任。禁閉聲請者 縱容政權侵害人權另一方面,梁美芬議員罔顧尋求庇護者的基本人權,聯同尼泊爾領事,建議香港政府將所有酷刑聲請者關進離岸難民營,實際的效果是協助尼泊爾政府對不滿政府者當囚犯般禁錮。更何况,禁閉酷刑聲請者,需額外花費公帑建造或改造,加上國際社會已愈來愈不接受以禁閉營方式長期拘留難民:2009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批評過澳洲政府強迫將所有非法入境者送往禁閉營的手法,並要求澳洲政府取消有關安排。若在香港設立禁閉營,只會得不償失。針對根本問題才是良策尼泊爾政府及香港某些議員企圖將這些人權受剝削的聲請者說成純因經濟原因的「偷渡」,將一切責任推卸予尋求庇護者。而這互相推卸責任的結果,不止令小市民人權受侵害,更縱容人口販賣集團繼續犯罪——這些犯罪集團,才是問題的最終得益者。與其雷聲大雨聲小的提出一些不可行,甚至反而會對港人自身人權受侵害的建議,包括揚言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或使用豁免條文等,或將所有等候審批的聲稱者標籤為「假難民」混淆視聽,不如認真向政府指出現時聲請者滯港的真正成因:入境處現行統一審核機制的不足,以真正根治問題。入境處欠各國人權狀况資料 延誤批核其中一項明顯的不足,就是入境處未備有各國人權狀况的最新資料。事實上,不少人權組織均會對各國人權狀况進行調查及研究。以國際特赦組織為例,除了每年就全球各國人權狀况發表年報外,亦會就不同國家的個別人權事項進行研究或調查。這些資料大多於網上公開,而且輕易取得。政府機關,包括入境處,只需小量具備人權知識的人手定期搜尋及更新,已很容易建立一個人權資料庫。但可惜,人權團體仍屢屢接到尋求庇護者上門,希望獲團體協助取得這些資料交予入境處。尋求庇護者往往人生路不熟,找尋人權團體已需相當時間;若入境處本身已具備足夠資料,在這個程序上已可減省不少時間。另外,現時審核機制透明度不足,就算不少人權團體都樂意就審核機制提供意見,協助政府改善有關機制,但透明度不足的情况下,團體亦難以提供任何改善意見。政府近日增聘人手處理酷刑聲稱的審批,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同時,這些新增的人手亦需足夠的培訓,以及一個全面人權資料庫作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審批速度。此外,政府亦應提升現時審核機制的透明度。香港不少人權團體以及關注難民的組織其實都非常樂意為政府提供意見,改善機制,提升效率之餘亦令人權以及香港的國際都會的聲譽得到充分保障。註1: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年報2015/16註2:《南華早報》(2016年4月7日)”Put torture claimants to work in Hong Kong detention camp, says Nepali diplomat”註3:國際特赦組織(2016年3月)有關卡塔爾移民工的報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4日) 人權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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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跨性別難民Eliana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2016—難民與人權網上閱讀:按此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答:Eliana Rubashkyn問:為何你要離開哥倫比亞,前往台灣及香港?答:我生於哥倫比亞。雖然哥倫比亞近年漸趨擁抱多元,不過在其根深柢固的傳統價值觀下,性小眾還是極易遭受攻擊及歧視。每當我嘗試自由表達自己的性別,總是害怕被家人趕走。因此,我一直保守這個秘密,直至我已再無可能在家門外否認自己的性別。很可悲的是,我曾在街上遭到襲擊。自此,我漸漸害怕做回自己。十六歲那年,我的身體出現不尋常的改變,媽媽發現我的胸部漸漸隆起。醫生說我荷爾蒙分泌異常。我唯有以布帶紮胸,務求讓自己看來像個男生。然而,我強烈渴望「做回自己」,並驅使我作出極端決定—我要放下一切,遠走高飛,在另一個地方重新生活。幸而憑著出色的學業成績,我成功拿到獎學金,可以合法居留台灣。在台灣,醫生證實我有卵精巢(Ovotestis),意即我同時擁有男女染色體,而我其中一顆睪丸其實是正常運作的卵巢。因此,變性過程相當順利。六個月後,我的外表已經與護照上的照片判若兩人。台灣入境署因此要求我更換護照,否則不可以留在台灣。由於台灣與我的國家沒有邦交,所以我只能到設有哥倫比亞大使館的鄰近地方,亦即香港。而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惡夢亦由此開始。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我到達香港。站在海關關員面前,因為我表面上看像是偽造證件,所以遭扣留於機場拘留所男倉。其後,我更被兩名男關員性騷擾。鑒於有機會遭到即時驅逐出境,我透過臉書發訊息給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及彩虹行動,請求他們保護我,以免被遣返哥倫比亞。及後,我獲准留在香港,但沒收護照,僅獲有限簽證,意味限期後我還是會被遞解回哥倫比亞。當我以為自己走不出這迷宮之際,有人建議我申請難民身分,免遭遣返。由於我的個案理據充足,聯合國難民署在一個月內批准我的難民身分。然而,我發現其他難民很難找到收容國。一年後,新西蘭收容了我。現在我已為人婦,過著我一直希望過的快樂生活—成為真正的Eliana。問:你對香港政府及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服務有何意見?答:身為跨性別及雙性人難民,實在極具挑戰。事實上,許多一起生活的難民來自不同國家,往往有強烈傳統文化和宗教價值。此外,模糊的性別身分也經常令人陷於困境,譬如諸如廁所等,難民營設施往往按性別分隔,造成不便。香港政府入境服務對跨性別充滿恐懼。入境人員視我為男性,令我很反感,亦將我扣留於機場拘留所的男倉,甚至性騷擾我,這全都源於我的性別身分。相比之下,聯合國難民署處理我的個案時,較通情達理,並尊重我的性別、經驗及狀況。問: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支援性小眾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答:我相信最重要的是確保性小眾、跨性別及雙性人難民獲得恰當對待,讓其於提出聲請後獲得正面結果。當然,培訓評估酷刑聲請的職員及相關人員,也是非常重要。 性別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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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難民問題」的政治價值

「假難民問題」至年初由《東方日報》、政府及建制派連番發功後,終於升格為近來的社會議題。不過,酷刑聲請制度其實自港英時期已經存在,為什麼突然獲得關注?關鍵在於其政治價值,作為西環於立會選舉時的部署。觀乎歷來選舉,建制派一向不善製造議題,往往在輿論戰中落於下風。反而傳統泛民早已擬定議題,把選舉和「梁特首」的連任問題掛勾,作變相公投。加上「行李門」事件再幫一把,打此議題基本上可以話無得輸。中央未就特首連任表態,與其陪同地位超然的「梁特首」欖炒,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早早跳船,由來屆不再參選的葉國謙頂上,以避免再次出現之前新東補選中,周浩鼎連「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也不敢回答的尷尬情況,頓變了半個月低能兒。同時,新東補選亦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之前蔡子強教授提及過的一點,就是建制陣營的動員能力是有限的。由回歸以來,泛民建制的支持度大概都是5成多比3成多,新東補選亦不例外。加上鄉事派自立門戶,建制派面對的選舉問題其實與傳統泛民同樣複雜、困難。在此外圍形勢下,除了要跟鄉事分豬肉外,爭取游離的1成左右選民支持變得更為重要。歷史告訴我們,游離選民不大有明顯的政治取向,往往被受一些臨近選舉前發生的重要事件影響情緒和投票決定,像當年陳水扁選台灣總統的槍擊事件和新東補選前的旺角騷亂。所以,假如臨近選期前出現幾個左右大局的消息,如「梁特首」宣布不再連任,泛民突然失去能夠取分的議題,自然勝算驟減。但,西環怎會就此滿足?它還希望有一個角度能夠刺中泛民的軟肋, 讓其兵敗山倒。目前來看,相信就是成本低,且政治正確的「假難民問題」。難民,無疑是弱者中的弱者,對其開火相對阻力較低,甚至可以得不少支持,畢竟當中有一明顯「我者」和「他者」的分別。梁美芬倡議退出《酷刑公約》、葉劉建議提「禁閉營」、自由黨搞簽名運動… 可見建制派已埋首於社會營造反難民的氣圍,以便在立會選舉中借題發揮。「假難民問題」,所延申指控的不外乎是增加政府財政壓力和搶奪本地人的資源。基建於普世價值和協助難民的往積,傳統泛民如公民黨、工黨,定必被高調追擊,如不斷重提李志喜大律師協助難民的案件和高叫張超雄為「難民之父」。至於本土派,則陷入相類似的尷尬位置。以本土利益為依歸,邏輯上也應傾向反假難民;但現在連民建聯鍾樹根都自行掛上「本土」的招牌,支持反假難民,要與其切割變得困難,甚至令自身本土的色彩變得模糊,掉落泥漿摔角。相反,假若本土派於議題上靠近泛民,則不得不面臨左膠化的指控。不但被本身支持者質疑,而且也會陷入理念和選舉議題上自相矛盾的問題。除非本土派會采取比建制派更激進的倡議和手段(不太可能),否則只可能在此議題上支吾其詞,刻意模糊。總結而言,當傳統泛民還在飲茶吹水、本土派別還在搞銀行戶口、商業登記、大眾還在因為一件行李鬧翻天的時候,請留意一下「假難民問題」的陰霾正在悄悄擴散,隨時於九月立會選舉帶來一場狂風暴雨,禍福難料。文:韋文 歧視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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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者之歌》(Dheepan):此心安處是吾鄉

電影《流離者之歌》(Dheepan)的故事背景是斯里蘭卡內戰,反政府軍「泰米爾之虎」與政府對抗,兩敗俱傷,組織的成員Dheepan戰友陣亡,心生厭戰,遂決意出走,遠離戰爭。主角迪盼Dheepan找來單身女子耶妮莉及九歲的孤兒妮亞,湊合成一家三口,以難民身分逃離斯里蘭卡前往法國尋求政治庇護。迪盼找到一份看更的職業,並獲分配不錯的居所。他以為從此可以在這個文明城市安穩地生活,偏偏又遇上比祖國更複雜的問題。他的國家或許簡單得多,只是政治派系鬥爭,權力的赤裸裸交替而已。可是,當他處身多元種族的法國社會,便衍生了一連串的問題。首先是語言問題。迪盼和耶妮莉都不黯法語,只得靠「女兒」翻譯,令他們對陌生地更不了解。不過,戲中一幕說到耶妮莉初來報到,認識主人的姪兒,一個說法語,一個說泰米爾語,本應溝通不到,但彼此憑對方的眼神,彷彿知曉對方在說甚麼一樣。導演想在此帶出文化共融能超越語言的隔閡。除言語不通外,價值觀的差異才是致命傷。為甚麼同一句說話,同一個動作,我們在故鄉不覺異樣,到了這裏卻引來訕笑?耶妮莉問。也許文化的差異只有尊重,沒有絕對的融合,更沒有一面倒的包容。如果迪盼是因為厭倦祖國的內戰而選擇漂洋過海,開展新生活的話,那麼正如普天之下的難民一樣,面對一個新的國度,新的文化的衝擊,很難不令他感到徬徨,加上他只能活於城市的最底層,人性的那些惡,黑暗與犯罪仍然纏繞着他,令他猶如重新踏進戰場一樣,本應只是生活的問題,竟然又變回一個生存的問題。另一邊廂,人性的善令他內心不斷掙扎。他的所謂「家庭」,其實是假戲真做,目的只是為了脫離苦海,卻盲打誤撞令他投入了感情,視之為真正的家。此心安處是吾鄉。漸漸地,他關心「女兒」的學習,對「妻子」情愫漸生,感到原來令他自由安心的並不是外在的物質環境,而是人與人之間內在的交流和溝通。戲中寫迪盼的「妻子」耶妮莉到鄰舍打住家工,結識了主人的侄兒,對他心生好感,他卻是一名釋囚。當她看見其腳上的電子腳鐐而感到好奇後,真的感同身受,原來一個人就算處身自由國度,仍然可以失去自由,更何況自由並不止於肉體上,更重要是在於精神上。因此,就算踏在自由的土壤上,如果自己選擇故步自封,那麼,與身處專制幽黑之地又有何分別?結果只可能走回頭路,繼續活在恐懼之中。台灣作家柏楊說過:「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迪盼離鄉別井的目的就是為了自由,但是兩派的鬥爭猶如戰爭重臨,令他甚為不安。於是,他揚手以一己之力,希望改變現狀。他獨力劃出「No war zone」,冀能撫平兩派的衝突,可惜命運的戰場在每個人的心坎裏。歷史告訴我們,甚麼休戰區、封鎖線,全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衝突區。爭取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自由地生活如是,自由地愛也如是。主角唯有重新踏入戰場,「以自己的方式」解除他思想上的枷鎖,為的只是尋回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絕地反擊竟喚回了迪盼的殺戮本能,也道出了身為難民,要過安穩生活著實困難。電影結局有點俗套,應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現實生活裏,歐洲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難民潮」困擾,部份國家已收緊了移民政策,大城市的大型犯罪事件亦有人與難民牽上關係。從四方八面湧至的難民縱使歷盡艱辛,進入文明的社會,可是,這個現實的世界又是否容許他們追求正常的生活呢? 影評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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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漸近,難民可好?

縱然冬季漸近,難民未有減少跡象,只要海面較為平靜,各式船隻便會陸續駛至,他們甘願犯險,可以理解:「如果此時不走,可能永無機會。」他們不畏冬寒,皆因局勢惡化,拖男帶女,扶老攜幼,四出竄逃,聞者心酸,怎可無所動容。執筆之日,發布最新數據,2015年首10月共有76萬人抵達德國,單就10月份而言,入境人數高達18萬。記者匯報,每名入境難民,都會按照規定,經歷4個步驟。首先是登記身分:如此巨大數量,縱然簡化程序,也會應接不暇,何况還要兼顧保安要求,避免引進恐怖分子,唯有迅速招聘,補給人手,希望追上流入的速度。接着是安置入住:收容中心滿額之後,徵用空置樓房﹑學校體育館等等,藉以應付短暫需求,基本生活用品如衣服、被褥、睡牀、淋浴設施及廁所等等也須迅速補給,保安人員必須添增,因為難民之間的衝突已經浮現。第三是分配入學:他們要學習德語,以便融入社會,年紀細小,適應力強,可以入讀正規學校,與德國孩童一起上課;年紀較長,尤其是中學生,必須就讀銜接課程,確定學術能力,再分配入學;大學生則報讀互聯網課程,以為過渡。第四是批准就業:有工作能力的難民,尤其是專業人士,3個月後便批准工作,首15個月內必須證明該空缺未有歐盟公民應聘,德國勞動力短缺,年青外來工人正好補充不足。縱使移民數量驚人,程序有條不紊,《經濟學人》寫道:「他們做得極好!」(German flexibility, Economist, 2015. 10. 24; Wintry seas are no deterrent to migrants, NYTI, 2015. 11. 08)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5年11月11日),原題為〈冬季漸近〉,現題為編輯所擬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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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漸近,難民可好?

縱然冬季漸近,難民未有減少跡象,只要海面較為平靜,各式船隻便會陸續駛至,他們甘願犯險,可以理解:「如果此時不走,可能永無機會。」他們不畏冬寒,皆因局勢惡化,拖男帶女,扶老攜幼,四出竄逃,聞者心酸,怎可無所動容。執筆之日,發布最新數據,2015年首10月共有76萬人抵達德國,單就10月份而言,入境人數高達18萬。記者匯報,每名入境難民,都會按照規定,經歷4個步驟。首先是登記身分:如此巨大數量,縱然簡化程序,也會應接不暇,何况還要兼顧保安要求,避免引進恐怖分子,唯有迅速招聘,補給人手,希望追上流入的速度。接着是安置入住:收容中心滿額之後,徵用空置樓房﹑學校體育館等等,藉以應付短暫需求,基本生活用品如衣服、被褥、睡牀、淋浴設施及廁所等等也須迅速補給,保安人員必須添增,因為難民之間的衝突已經浮現。第三是分配入學:他們要學習德語,以便融入社會,年紀細小,適應力強,可以入讀正規學校,與德國孩童一起上課;年紀較長,尤其是中學生,必須就讀銜接課程,確定學術能力,再分配入學;大學生則報讀互聯網課程,以為過渡。第四是批准就業:有工作能力的難民,尤其是專業人士,3個月後便批准工作,首15個月內必須證明該空缺未有歐盟公民應聘,德國勞動力短缺,年青外來工人正好補充不足。縱使移民數量驚人,程序有條不紊,《經濟學人》寫道:「他們做得極好!」(German flexibility, Economist, 2015. 10. 24; Wintry seas are no deterrent to migrants, NYTI, 2015. 11. 08)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5年11月11日),原題為〈冬季漸近〉,現題為編輯所擬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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