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沒有無緣無故的「暴動」

梁天琦等三人旺角暴動案判刑,法官明言,法庭唯一關注是案中暴力和社會安寧被破壞的程度,不考慮犯案者動機和案發時社會所處的政治環境。這個觀點值得商榷。絕非要求法官認同犯案人的政治理念或肯定暴力抗爭手法,但在判刑時完全拒絕考慮一個大好青年賠上一生前途參與社運的理由,就好比有人因破門而被控刑事毁壞,但法庭不理會其動機是入屋搶劫抑或救火,只根據門的損毁程度判刑一樣,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六七暴動,隨地「菠蘿」,人心惶惶,歷時八個月,超過五十人死亡,傷者無數,但罪成者多數被判刑一兩年。二○○五年韓農在灣仔的反世貿暴動,過百人受傷包括警察,十四名示威者被起訴非法集會而全部脫罪。相比之下,旺角暴動只是一夜,有人傷無人亡,六年七年刑期不成比例,難以令人信服。政府近年屢遭質疑,假司法之名做政治工作,把年輕社會運動者置諸死地。特首和律政司長只那一句「檢控工作絕無政治考慮」,根本就膚淺失準得不能服眾。活於亂世,法官們必須時刻警惕,不能因為太離地被利用了也不自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司法機關的金漆招牌不被蒙污。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深入分析起因,然後推行改革,帶來香港三十年盛世。雨傘運動及旺角「暴動」後,政府只以嚴刑峻法務求把年輕人的沮喪掃入地氈底,卻未曾反省問題根源和作出梳理補救,往後香港將寸步難行。[梁家傑]PNS_WEB_TC/20180614/s00202/text/152891395556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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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歲月

演講、教學時,口袋裏總會準備一堆故事。卻發現,面對大學生中學生,這些故事很快過期。有一次,同中學生提到董建華的笑話,他們一臉茫然,凝住了的空氣中我見到十個代溝;忽然醒覺,對今天的中學生而言,董建華已經是一個古人,董先生腳痛時,他們還在吃奶,就算認識這名字,也沒什麼感覺。二○○三年是香港大時代,既有沙士圍城,復有國安法爭議、五十萬人大遊行。那年瘟疫蔓延時,今天的大學生還在牙牙學語。談當年沙士坐困愁城,他們沒有切膚之痛,沒太多認識,沒什麼感覺,人之常情。就算是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對大學新生而言,是他們初中的事,朦朦朧朧有點印象,談不上什麼深刻回憶。一代又一代人更迭,歲月無情,出乎意料之狠。這代年輕人,出生於回歸後,英治時期的種種,似是中古年代的傳說,只屬歷史教科書的枯燥文字。六四,也不會例外。經歷過的人未敢忘記,維園將會亮起連續第二十九年的燭光,繼續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學聯說不會參與,大學生也不再舉辦活動,都是正常事。時間是記憶殺手,直到抹掉一切。就讓上一輩經歷過的人守護記憶,當有一天,任何一位年輕人想回眸細看六四淚痕,或霎時感悟那段歷史的重量,他們自會發現,燭光常在,記憶不老;沒走樣,沒變形。[區家麟]PNS_WEB_TC/20180529/s00311/text/15275307677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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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以知識介入社會

編按:雨傘運動後,社會學者陳健民更多地走到傳媒的鎂光燈下。實際他多年致力於公民事務,並一直推動與政府對話、互動。陳健民曾到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演講,本版刊登由蔡子強整理的演講文本,聽陳健民以親身經驗談知識分子應如何走入社會。 蔡子強:我在逸夫書院有教授書院通識課程,名為「領袖之道」,相信在座有些同學都有修讀過。但我心知肚明,自己不是一位出色領袖,原因是沒有意志揹起沉重的十字架。回顧歷史,無論耶穌基督、甘地、曼德拉或德蘭修女等,他們被後世視為偉大領袖,其中一個主因便是擁有這樣的意志。在我的學者朋友裏,我認為唯一有這種素質的就是陳健民。認識陳健民的人都知道,你未必同意他做的所有事情,但卻絕不會懷疑其誠意。可惜香港這個社會,並不會回報一些有信念的人,相反趨炎附勢的人卻更飛黃騰達,有信念的人,人生往往頗多顛簸。 我之前看過一套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片末一幕讓我十分感動,經過茫茫大海的漫長漂流,Pi和老虎終於漂流上岸。當時人虎俱疲,但老虎還是率先跳上岸,哪怕用最原始的方式,例如一聲怒哮,說聲道別呢?結果,老虎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Pi於是哭了,眼淚不斷滾滾而下。故事結尾,中年Pi接受記者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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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後的政治世代

每逢選舉,總趁機跟學生談談香港。有種不安,教我揮之不去。我們常說,人心未回歸,不然哪有反廿三條、反國教、反水貨客甚至雨傘運動?但在前線接觸孩子,卻令我深深感受到,邁向二○四七的這條不歸路,未走到一半,我們已徹底失掉了下一代。為什麼八○後會講,反對清拆皇后碼頭,保育集體回憶?因為他們見證過回歸前的風光。殖民地餘孽是也。為什麼九○後會講,自己香港自己救?因為他們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洗禮,深切體會極權倒行逆施,唯有相信本土主義。為什麼六○後會對共產黨又恨又怕?因為他們的黃金十年,遇上了八九六四。那麼,○○後,又如何?對殖民地年代固然無認知無感情無留戀,對回歸後香港人如何被打壓被滅聲,一樣無感覺。因為儘管兵荒馬亂,他們只有十歲上下。小學生,對權威有種本能的服從與信任。記得雨傘運動那年,我問學生對時局的看法。高中生大多熱血沸騰。高小或初中生,卻十足阿爺口吻:「爭取民主也不應佔領馬路,阻礙返工返學。」我心想:你有那麼喜歡返學麼?等他們長大了,有了批判思考,再遇上大是大非,自有覺醒,就像上幾代一樣,不是嗎?不。因為屆時阿爺的「去香港化」換血工程早已大功告成,再無必要挑起爭端。○○後在再次歌舞昇平的香港做個堅離地的中產,噢,不也挺幸福嗎。[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PNS_WEB_TC/20180308/s00196/text/152044606742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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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區選須立志破舊立新

傘運三周年,香港特區民主法治倒退,踏入威權時代。如何抗拒從上而下的全面打壓?唯有建立由下而上的社區自決力量。「傘落社區」不是一句空言、口號,用來安撫自己的夢想,而是為民主香港奮鬥的人必須認真實行的工作計劃。這個工作計劃的核心是改造區議會、監察區議會。區議會選舉,甚至比立法會選舉更重要。區議會議席,不應視為立法會選舉的「樁腳」,而是推動社區自決的主體。非建制派在挑選參選人之際,也要以此為原則,這是不問黨派的社區公民約章的一貫精神。破舊立新,第一要破除舊思維的、以向居民提供個人服務、為爭取選票及對所屬政黨的支持這個策略。我們譏諷建制派的「蛇齋餅糉」手法,其實遠遠低估對方對居民所提供的利益和貼身服務,從長期噓寒問暖到永遠得到官員熱情接待,在資源上在政治上坐享的力量,都不是在野組織所能企及。打「服務居民」牌,非建制派絕非對手。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交易,而且與民主背道而馳。區議會的任務,應是組織社區力量,讓區內公民能充分參與關乎社區公益的政策的施政,令居民透過區議會監察政府,促進政府與區內公民共議,善用議會資源推動目標。我們應發動每一區仍然潛伏的年輕、在職、專業、退休、主婦等等力量;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應是當區的土地、規劃、環境、公共空間、建築物及樹木、道路和交通的安全、歷史及文化面貌——這些屬於整個社區的資產,也是這個社區的身分認同。這才是只有非建制派才能發揮的功能,敢站在居民立場,既能對政府持獨立、批判目光,亦能與政府溝通、合作。改善社區內居民得到的服務,我們要做的不是以個人或政黨填補政府服務的不足或欠缺,而是要促成改善政策、政府施政、對非政府組織提供所需資源,令公民享有他們應得的服務。這是一套政策大綱,也是一套理念:實踐「傘落社區」、「命運自決,由社區開始」的初衷。我個人相信,要改變區選命運,這是唯一的方針。[吳靄儀]PNS_WEB_TC/20171002/s00202/text/150687983273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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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樺:就是,來寫信吧。

喜歡寫信,通常寫得長,當成文章來寫。後來少寫了,但腦中仍常有關於寫信的企劃意念——儘管因為科技及通訊工具發展,寫信如同邊緣行為。重視寫信,它不但是與他人溝通,也是與自己溝通,一種內在與外在的同時理解,自我與他人都在書寫中成形。我常覺得,信件裏的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耐性,更接近一個好人。 前陣子中環的凱倫偉伯畫廊有一個展覽「撿來的時間,撿來的故事」,以一封二十年前的移民信件為基礎,邀來藝術家作發揮。展覽有一個座談,請得藝評人尼克遜做主持,陳育強、劉智聰、程展緯和我與談。過程談得很愉快,牽起回憶與思考。陳育強說他在留學期間,曾給愛人寫了大量信件,包括為想省錢而使用較便宜的航空信箋,一說就會心而笑。而他的故事提醒我,信寫得太好,往往成為了創作,而脫離了平等溝通的形態——你寫的信愈長,對方回信可能就愈難——寫長信的人,往往得到非常不對等的回應。 所以知道,想要好結果,信不能太長。七月寫了一封直見性命的兩千字長信,而對方只回了不明所以的三個字。也曾在一封傳給很多人的內部信件裏,用《微喜重行》的句子來道歉:「如果生命無法推諉,讓我一天與另一天,有一晚短暫的寧靜,讓我步與步間,有一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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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轉載:羅冠聰 城市的青春 失去了會更強壯

2017年7月14日下午4時,羅冠聰走進立法會901辦公室,一間原本屬於議員的房間。房間內的每一個人都很冷靜和沉穩,他微微一笑後對我們說:「一起加油吧,就像回到一開始一樣。」這句所謂的「一開始」,其實只是一年前左右的事,那時香港眾志剛成立,經過這麼多難關後,原來也只過了一年。 去年9月,50,818名個選民把羅冠聰送入議會。這個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和他的團隊——由反國教運動和雨傘運動的學生們加上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組成了年輕政黨「香港眾志」,也造就了這個香港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和議政團隊。 今年7月14日,羅冠聰的議員資格被取消了,議會又變成了「大人們」的天地,議會失去了羅冠聰,我們失去了唯一的年輕議員,立法會分組點票失去否決權,民主派再守不住議事規則。那香港失去了什麼?我想有一些答案大家都懂得,三權分立/法治基石/議會尊嚴/人民授權。在失去這些的同時,這個城市也失了去她的青春。 議政 由零開始學 在7月的盛夏,這個城市沒有任何青春剩下。 青春是什麼?青春是一種魄力,在深宵時分可以擺設街站,然後早上又可以回到議會和走進不同社區;青春是一種堅持,我們從街頭運動而來,是社區和議會的新手。由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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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六四、檔案法:歷史真的可被消失嗎?

引言:如果政府檔案從一開始就被刻意銷毀,檔案法會有用嗎? 檔案法的目的是確保公共歷史得以保存,令公眾有據可憑向政府問責,因而訂明公共檔案的開立、管理和公眾查閱等權責,以及破壞、丟失公共檔案的刑責等。本文將簡單探討即使在檔案被銷毀的情況下,檔案法可如何協助還原歷史真相。如想進一步了解檔案法的背景,可閱讀法政匯思另一成員戴穎姿的評台文章「為何香港急切需要《檔案法》」。 香港檔案法最新發展 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陳淑莊及郭榮鏗,正準備向立法會提交《公共檔案條例草案》,並於上月底與前政府檔案處長朱福強及退休法官王式英等人士召開記者會,介紹該草案,並指出草案文本已提交律政司作審核,以確認文本是否合乎法例規格[1]。 至於成立近4年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檔案法小組委員會,至今仍未有就檔案法進行公眾諮詢的具體時間表[2]。 檔案法真的有用嗎? 雨傘運動期間,公民組織「檔案行動組」曾去信政府,要求保存與雨傘運動有關的檔案[3]。不過,在 2014年,政府銷毀的檔案達到近8年來檔案銷毀數量的高峰,比2013年多出超過一倍、比2015年則多出一半[4]。 政府是否有系統地銷毀與雨傘運動有關的檔案,單憑數字,市民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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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外國人眼中的黃之鋒,我們眼中的自己

2014年,看了Matthew Torne 導演的《未夠秤》(Lessons in Dissent),紀錄片以兩個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為主角,一個是社民連的馬雲祺,一個是當時學民思潮的黃之鋒。 在後來寫成的文章中,記下了這一段: ……學民思潮,與當時仍未當選的梁振英會面,要求他對是否推行國教的立場表態。當黃之鋒介紹過自己,坐在一旁拿著一支筆、一張紙(當時還沒有拎摺凳)的梁振英,帶著其招牌笑容問:「可不可以再講一次,你來自什麼組織?」「學民思潮,是一個學生的組織。」「學民思潮是哪個『民』?」鏡頭下的梁振英,問得輕挑,也一貫地答非所問。 Joe Piscatella 執導的紀錄片《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同樣出現了這經典的一幕,作為他為大眾關注的起點,也埋下他與梁振英往後多次交鋒的伏線。 這紀錄片在2017年美國辛丹斯電影節,獲得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以黃之鋒為主角,從2012年談到2016年,談到2012年國教,談到2014年佔領,談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談到學民思潮的崛起與解散。 與《未夠秤》以兩位年輕人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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