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誰的芝士不會被偷走?

《誰偷走了我的芝士?》,香港回歸初期一本經常被談論的小書,現在已很少再被提及。回想當年,香港飽受金融風暴的衝擊,在全球化和產業北移的趨勢下,中低層工作崗位急劇流失,大量失業中年人面臨再培訓和就業的需要。香港人如何才能尋回「自己的芝士」,成為一代人所面對的時代之痛。 當年主持教育改革的梁錦松,正是「芝士論」的主要推動者。回歸後他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成為推動教育改革、反對填鴨式教育、提倡「多元智能」、強調「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總舵手。及至後來當上財政司長,梁錦松亦致力推動香港產業的升級,以及面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力求令香港在新加坡、上海和廣州等城市的追趕下,仍能保持國際競爭的優勢。 自2003年SARS香港經濟陷入谷底,梁錦松亦由於「偷步買車」的醜聞下台。但教育改革的理想,卻終於通過李國章和羅范椒芬全面落實。無論實施「三三四學制」、引入新高中通識課程,以至大學推行通才教育,無不呼應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改宏大目標。 根據連文嘗、黃顯華(1999年)的研究,指出教改意味着學習性質的根本轉變,尤其將「負向學習動機」變成「正向學習動機」,扭轉前者所強調的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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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就這樣毁掉一代年輕人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去年因圍堵港大校委會,被法庭裁定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有可能面臨監禁。 整件事最荒謬和令人氣憤難平的,是本身為港大學生的馮敬恩,是栽在所屬的港大手裏。當初決定報警的那名港大高層,究竟會否有一絲悔疚? 或許你會覺得馮敬恩行為過激,或許你認為他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但其實馮敬恩作過什麼實際傷害校委會成員的行為?那時候,港大校委會不合常理和不合邏輯地基於說不出的政治理由,不惜一切硬要推倒港大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陳文敏,犧牲香港大學的院校自主。那個校委會的「暴力」,比馮敬恩圍堵校委會來得粗暴不知多少倍。可恨的是,校委會粗暴摧毁港大院校自主之後,還咄咄進逼,報警拉自己的學生。 下報警決定的人,應該很清楚此舉極有可能毁掉這名年輕學生的前途,但他仍然決定這樣做,而不採取校內處分等其他方式,令人覺得是有意識地要「清剿」雨傘運動後催生關心社會、渴求普選的一代年輕人。 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世代的一場交戰。這場運動喚醒了一批年輕人對香港政局前途的關注,他們普遍對中央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相當反感,對國家極度疏離。雨傘運動雖失敗告終,但這批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參與政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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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轉載:羅冠聰 城市的青春 失去了會更強壯

2017年7月14日下午4時,羅冠聰走進立法會901辦公室,一間原本屬於議員的房間。房間內的每一個人都很冷靜和沉穩,他微微一笑後對我們說:「一起加油吧,就像回到一開始一樣。」這句所謂的「一開始」,其實只是一年前左右的事,那時香港眾志剛成立,經過這麼多難關後,原來也只過了一年。 去年9月,50,818名個選民把羅冠聰送入議會。這個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和他的團隊——由反國教運動和雨傘運動的學生們加上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組成了年輕政黨「香港眾志」,也造就了這個香港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和議政團隊。 今年7月14日,羅冠聰的議員資格被取消了,議會又變成了「大人們」的天地,議會失去了羅冠聰,我們失去了唯一的年輕議員,立法會分組點票失去否決權,民主派再守不住議事規則。那香港失去了什麼?我想有一些答案大家都懂得,三權分立/法治基石/議會尊嚴/人民授權。在失去這些的同時,這個城市也失了去她的青春。 議政 由零開始學 在7月的盛夏,這個城市沒有任何青春剩下。 青春是什麼?青春是一種魄力,在深宵時分可以擺設街站,然後早上又可以回到議會和走進不同社區;青春是一種堅持,我們從街頭運動而來,是社區和議會的新手。由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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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製造》二十年來,我們是怎樣生活?

離場的時候,自然地想:如果今日中秋(李燦森)還在,他會想什麼? 當日,中秋劈頭第一句就說:「我讀唔到中三已經畢咗業,原因係,一半成績屎,點讀都讀唔嚟;而另一半係,香港教育制度仲屎,你想讀都冇得你讀。」現在,他的獨白,那些低聲的喃喃自語,依然擲地有聲。 陳果的《香港製造》拍於1997年,獨立製作,缺乏資金,非專業演員,以過期菲林拍攝。在重重限制當中,陳果拍出了代表作,與《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被稱為「九七三部曲」。二十年後,《香港製造》進出4K修復版,於大銀幕上重現——二十年前的故事 ,今日依然有力。 1997年,這是香港歷史上無法忽視的一年。那一段時間是獨特的,城市的徬徨是無法複製的經驗——無數的未知擺在眼前,各人對於城市的前景,以至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一種不安。 這種不安是時代的躁動。導演沒有明明白白談政治氣候的變化對香港人的影響,反而借著四個屋邨年輕人中秋、阿萍(嚴栩慈)、阿龍(李棟泉)和阿珊(譚嘉荃),呈現一種難以言喻的鬱悶、無望的困境。兩者對照,或者是一種對讀。 中秋、阿萍、阿龍和阿珊,四個在戲內被反覆出現的名字,是社會的邊緣人——古惑仔(父母離家出走),絕症少女(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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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困境

香港年輕人,難出頭、難置業、瀰漫悲觀情緒、仇富、不認同上一代、不信任建制與權威…… 媒體中,不少意見領袖,直接間接確認年輕人的絕望與悲觀。各類指數似乎得出一個結論,香港是全球最不快樂、最不易居、對年輕人最不友善的城市。 但香港租金貴、職場不穩陣、階級流動困難,並不是此地獨有。全球各個大城市、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不少經歷高增長期之後都停滯不前。日本有所謂的M型社會、低欲望時代,宅男宅女,不置業、不結婚、低消費,這一代日本新人類的出現,有大環境的因素使然。 戰後,大城市如東京、倫敦、紐約,高速成長,變成mega-city,有如磁石般吸引移民和資金。基建大興土木,專業人士暴增,青年人機會處處。但如今這些mega-city大都飽和,生活指數年年上升,樓價脫離市民可負擔的水平。四五十歲以上的中產,可以在超級城市享受生活,消費已累積起來的財富;但年輕一代卻沒有機會在二三十歲的黃金時期去創造財富。大城市,小市民,年輕人一畢業已負債,工作十年廿年也沒可能支撐中產生活。其實香港的就業率已經比不少大城市為高,各種基建亦令香港生活便利。當然,與上一代對比,港青確實覺得生活艱難,覺得路路不通,而政治的約制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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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的成就與挑戰

在回歸10周年時,本人在香港的一份雜誌上撰文說,在確保香港順利回歸和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這兩大目標上,一國兩制是100%成功。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再以上述兩大目標來檢視今天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民生等各方面的成就,一國兩制可以說是超額完成。若要打個分數,更可以得到200%的分數。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可以在一個更有利的平台上發展,無論是貼近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還是在「一帶一路」項目上,香港都佔據優越的戰略位置。 一國兩制超額完成 一國兩制,並不是要把香港由人間變成天堂,市民對政府的要求不斷提高,但這些訴求又不是單向單元,而往往是互有矛盾和衝突,所以對政府施政的批評不會停止。一國兩制的目標是解決香港在歷史發展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歷史發展中,香港在一段長時間內被分離於國家,其間發展出獨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回歸國家之後,如何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這個目標,在回歸前被相當的一些人不看好。回想1997年前的境况,信心危機、移民潮、公司遷冊等,甚至《財富》雜誌以〈香港已死〉為題,判定香港死刑。所以當時對一國兩制的憂慮,不是「多一些公營房屋,少一些公營房屋」等政策上的問題,而是還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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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的哀傷

政府公布統計數據後,有學者分析,指出年輕人的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整體財富的平均增長,換句話說,向上流動的能量不足,年輕打工仔沒法分享到該有的財富比例;他們的絕望與困境,不問可知。 數字有助大家看清狀况,從中籌謀對策,紓解危困,所以我們期待更多數字,方方面面的、實質具體的,以便我們把社會圖像看得更深入更周延。本欄日前談及的「後九七香港人」群體調查建議,自是一例,而針對年輕人的深入調查,當然更是急切而必須。 調查什麼呢? 例如年輕人的居住狀况吧。生活在多大的空間,和誰居住,租金多少,有沒有置業的準備和打算和可能性,諸如此類,亦即一般所謂「土地問題」,好讓我們明白他們的生活處境,並非為了好奇或獵奇,而是讓大家感受到他們的血肉存在,有助建立關懷的同理心,確切明白在空泛的「貧富懸殊」四個字背後,年輕人所承受的到底是何種對待。 聽過不少年輕人的困境故事。劏房,木板房,與兄弟姐妹擠迫陋室,種種艱難已是耳熟能詳,你在傳媒上臉書上亦應早已聽慣。我對兩位年輕人的處境特別聽後難忘。 一位男大學生,三兄弟和父母共居於上海街三百多方呎空間,冷氣壞了,沒錢修理,就這樣悶著度過夏天,關鍵是居所樓下食肆多,老鼠橫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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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不像香港的那麼絕望呢?

上文《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如此討厭保守黨?》提到,保守黨過往七年的執政劣跡斑斑,加上其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和 Theresa May 在競選期間的可笑口號,令年輕一代其實有很多可以絕望的理由。 那麼為什麼英國的年輕人不像香港的那麼絕望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看到了盼望,而他們看到了盼望,因為他們看到了改變的可能。 今次大選勝利是屬於年輕人的 這要由 Theresa May 在四月中宣佈大選時說起。當時民調顯示保守黨即將取得壓倒性勝利時(大選初期,保守黨曾大幅度領先工黨二十四個百分點),但最後保守黨不但沒有大勝而回,反而喪失議席,失落國會大多數的議席。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年輕人促成這次工黨的勝利。 在過往英國的大選中,年輕人的投票率向來遠低於年老的一群,以至某程度上,年輕一代的聲音往往在國會中得不到充份的代表 (under-represented)。去年的脫歐公投中,在絕大部分年輕人支持留歐的情況下,仍然得出 52:48 支持脫歐的結果,就是其中一個清楚的例子。 但這次的大選拉票期間,卻不斷有不少年輕人登記做選民的新聞。而在大選當日,不少鄰近大學的票站,更見到不少年輕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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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堅尼遇上火炭麗琪

周四早上,梁振英於深圳出席「尋根追夢」青年論壇時,(第一百萬次)呼籲香港青年只要提高志氣,把握國家機遇,將來必定大有成就:「青春無價,未來幾十年,你們的生涯、你們的生命,肯定活得比我們那一代更精彩。」聽見特首臨終(結任期)前的肺腑之話,我頭痛,然後想起兩個人名。 一個名字叫堅尼,來自意大利的統計學者。一百多年前,他因提出一個量度社會收入不均程度的指標而舉世知名。 上星期,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住戶收入分佈報告,當中披露2016年香港堅尼系數為0.539,較2011年微升0.002,為有紀錄以來最高,反映社會各階層的住戶收入差距有所擴大。 老實說,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病入膏肓已是集體常識。堅尼系數再創新高,於許多人眼中乃意料之內,翻不起漣漪。作為(掹車邊的)年輕人,我關心的反而是同代人及下一代的生活處境。偏偏學者周永新及鍾劍華均指出,堅尼系數其實無法有效反映年輕一輩的貧困問題。因為堅尼系數只能反映「收入差距」,卻無關資產。 眾所周知,香港地資本主義大行其道,透過資產買賣、投資所獲的回報,分分鐘比得上人工收入。偏偏過去幾年,樓價飛升,許多年輕人既上不了車,還要應付高企租金。沉重的住屋開支,使他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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