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你是什麼人

上星期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新一輪身分認同的研究調查。結果沒有任何新的突破,但部分傳媒卻「引用」民調數據大做文章,說香港人對國民身分認同跌至有史以來之「新低點」。假如我們細看這調查的基本數據,會發現認同中國人身分的升幅為4%,較認同香港人身分升幅的2%為高。至於對中國國民之認同則得分5.85;雖較其他身分之認同略低,但分數也不差。港大這項民意調查久已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把香港人與中國人放在對立面,要求被訪者二者選其一。這調查方法不但排除了港人擁有雙重身分的可能性,更有借用切身地區身分掩蓋廣義國家和民族身分之嫌。至於要求被訪者表達對中國國民身分認同更是令人大惑不解。國民身分是由法律界定,嚴格而言是沒有選擇的,更何况在「一國兩制」下,雖然香港人在法律上是中國公民,但在制度上卻擁有很多與內地國民不同的權利和表徵。例如我們出外可用香港旅行證件;我們有身分證但沒國家戶籍;我們前往內地需要過關,需要回鄉證等等。把香港人和中國國民放在對立面所引起之謬誤,與把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對立面如出一轍。這樣的調查有何意義,相信見仁見智。我不敢問你是什麼人,但我很清楚我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我是香港居民,也是中國公民。在這些不同身分中,我不感到任何矛盾,更引以為傲,不用向任何人解釋或致歉。[湯家驊]PNS_WEB_TC/20180629/s00202/text/153020996398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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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展鵬:澳門人與香港人的六四,有什麼不同?

澳門人與香港人的六四,有什麼不同?29年前,澳門人跟香港人一樣,每天憂心忡忡地追看天安門廣場上的新聞;《血染的風采》及《為自由》等歌曲,澳門人同樣熟悉;六四前夕,香港有150萬人遊行,澳門也有10萬人上街,以人口比例來說,澳門一點不輸香港;因為這場民運,香港成立了支聯會,澳門也成立了民聯會(民主發展聯委會)。 表面看來,兩地的歷史經驗如此相近。然而,從政治、社會到民風,港澳卻從來是這麼近那麼遠。箇中的微妙差異,也許可以從澳門的燭光晚會窺見一二。 燭光晚會是香港每年的大事,動輒十數萬人參加之餘,還有那一片燭光之海的場面,坐滿了多少個足球場的盛况,雖是年年如是,仍是傳媒焦點。然而,澳門卻沒有這種畫面。 當年,澳門人不是沒有過激情,無論在六四前後都有超過10萬人遊行。然而,六四後政治氣氛驟變,澳門的政經結構又從來單一,政治上少異見,經濟上不多元,都不利於公民發聲。澳門人並不熱中參與公民行動,社運底子薄弱,很少露臉上街。 種種原因,令澳門的六四燭光跟香港不可同日而語。 澳門的六四晚會由創立民主發展聯委會的民主派老將議員吳國昌及區錦新發起,參與人數一向不多。過去29年,多則數百人,少的時候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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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 Lau:硬哽

近日在外用餐的經驗,令自己有點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是否已是常態? 一次在一家中式茶餐廳,說它是中式因為它只售中菜,沒有西式食品,如三文治,焗飯,意粉之類。那次我們點了一個咸魚雞粒豆腐煲,家常得無可再普通了,大家一定吃過多次,味道也許各有不同程度,上枱的可能是原煲,像煲仔飯那種有單柄瓦煲,有可能是另一種較高檔的瓦煲,甚至是一個較深的碟,都沒所謂。但裏面的咸魚,雞粒和豆腐應該沒有甚麼爭議,或代替品,可能咸魚較靚的,已溶化入汁液內,化成香氣,撲面而來。大家應有共識,是怎樣的一道菜吧。 菜來了,蓋子打開,熟悉的氣味,再看,咦,怎麼那麼黑的?用匙羹翻了一下,那些豆腐竟然是一塊一塊大小接近,沒有散碎的情況。盛了一羹試吃,原來豆腐先略炸過再拿來炒,單這樣形容已經覺得不會好吃。點這道菜就是想吃滑溜溜的軟豆腐,而豆腐不是不可以炸,但炸完再炒便是離經叛道,兩邊不討好。找伙記查詢,「我地不嬲係咁整。」言下之意是我們見識少,不肯退換,只有硬食! 另一次在一間港式茶餐廳,就是那些甚麼都做到的令港人自豪的那種,例湯也分中湯西湯。我們看了一個中式小菜的套餐餐牌,有十多樣如南乳齋煲,腐乳通菜牛肉,我會覺得那張餐牌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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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金鑰匙

「聚焦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是永恒的主題……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近平說的。 內地經驗,「發展」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 無疑,努力興建,永遠無錯。錢花了,建成大白象宏偉鬼城,一切算進GDP;新城無人住不要緊,有建設有買賣就算經濟活動;環境破壞就更好,因為補救工程又帶來GDP。基建綿綿無絕期,西部開發完,再來一帶一路,工人有工開,我消費故我在,有飯吃就有人權。 滿足食慾色慾物慾,就解決八成問題,正是麻醉人心金鑰匙。眩目的城市圖騰、流麗的科技成就,金玉其外,令人興奮拜服、瞠目結舌;華麗外衣上爬滿蛆蟲蚤子,就在眼前,無人深究。 經濟發展很好,有錢之後,可以深切關心人民的權利。 有錢,街頭視像監控鏡頭之多,全世界第一;網絡高科技,全天候監控七億網民,建立鍵盤戰士網絡水軍,再築起全世界最宏偉的防火牆。有錢了,能建立龐大維穩機器,向人民奪權,不讓人民監督政府,要反過來監控人民。 有錢,就能控制老闆,收買傳媒,製造輿論;能操控宣傳系統,改寫歷史,強化民族的屈辱故事,抹去體制的暗黑瘡疤,宣揚復興美夢;誰控制歷史,誰就主宰未來,重寫歷史是現在進行式。 有錢,就能收買人家棄置的航空母艦,建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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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怎樣的香港人 就有怎樣的香港政府

說中國人有着奴才的基因,可能已是老生常談、陳腔濫調,只是,看着眼前的眾生相,又不得不佩服魯迅、柏楊對中國人的觀察入微。就基因而言,這些香港人,確實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人。 北大人南下,他們不叫訪問,他們叫視察,不喊駕到,已算收斂。當年那個如假包換的英女王來香港,也只是叫訪問,可見皇帝,還是中國的地道。既是皇恩浩蕩,視察民情,卻防民如洪水猛獸。平民百姓,除了特權人士,統統被灌滿了水的無情水馬,隔在咫尺天涯之外。有幸獲得大人垂青,握手秒數最長的,依然是城中最有錢的富豪。 最讓人倒盡胃口的是那些諂媚的笑容。這些特區高官,對着香港人的時候,可曾有過這樣的笑容?又或者,在他們當官的幾年日子,面對公眾,堆起來的笑臉,加起來有這幾天多嗎?除了一句又一句的謝大人、謝主隆恩,連警察之首,說到治安良好、犯罪率低,還要忙不迭多謝那聲稱不可以在香港執法的內地公安。 末代港督彭定康一語成讖,斷送香港自主權者,乃香港人自己。又或者另一句老生常談,有怎樣的人民,就配有怎樣的政府。 隨着一種價值觀的消逝,取而代之,俯首稱臣的香港人,只會愈來愈多。看着那些諂媚的特區奴才,看着那些對着外國人咆哮的「愛國」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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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香港人中國人身分其實不對立

早前港大民調公布新一輪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結果指青年人當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見九七後新低。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從中港政治的角度去閱讀這個結果,該題目問受訪者「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意味着受訪者必須在「香港人」、「中國人」之間選擇傾向性,不能認為兩者同等重要。換言之,當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認同愈強,數字上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就必然愈低。無可否認,受訪者選擇傾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我們理解民情有一定作用,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僅餘3.1%青年自稱為「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這個事實。然而,這個問卷題目未必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香港青年如何看待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有自成一體而且普遍認為優於中國的政經制度、公民權利及生活方式,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人自覺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是自然結果。任何人要求香港青年認同國族先於認同香港,都是不符現實的期望。處理香港身分與國族身分的議題時,我們更應該問,其實青年人有幾大程度上把國族身分視為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即是,當某人的香港身分認同上升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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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彭定康告訴香港人 還能樂觀的理由

回歸二十年,最大的學習,是如何去做一個香港人。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接受The Telegraph訪問,談及一件往事。他說,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有一次,帶着隱晦的羨慕,跟他說:「如果我的國民是香港人,新加坡的GDP,至少再上升5%。」彭定康回應:「如果是香港人,才不會受你管。」 李光耀看見的,是香港人的創造力與拼搏精神,看不見的,是這份精神背後的推動力。推動我們奮發的,從來不是密不透風的管治,而是空間、選擇與自由。 彭定康說,香港這個城市,留給他最深刻的一個畫面,是老舊理髮店的一個老師傅,一隻手擔着煙,另一隻手揮舞着剪刀,快刀斬亂麻地給客人理髮,嘴裏說着「很生動的話」(很可能是肥彭聽不懂的粗口)。彭定康的眼中,這個就是香港。 彭定康形容回歸初期,是一國兩制的蜜月期,後來極權的真面目漸漸浮現,不令人意外。他意想不到的反而是,我們愈受打壓,對「香港人」這個身分的意識認同,竟愈來愈強。雨傘運動如是,各種社會事件也如是。香港人很清楚,是什麼令香港那麼特別,令她在眾多國內城市中被區分出來。 彭定康的訪問,最有趣的地方,是不論哪一個講法,都在指向同一方向:如果還有一個理由,對一國兩制仍然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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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認輸吧!

回歸廿載前夕,大專生群起宣稱七一不遊行。香港輸了。香港自二○○三年七一開始,輸到二○一七年七一。當年不是說有幾十萬人上街之後迫使廿三條未能立法並且導致董建華腳痛下台嗎?不是說市民以腳投票展示最大的民意嗎?怎麼說是輸了?我們得承認那年七一本來只是市民的人,數天之內竟成為了有理想、捍衛自由的公民,政治冷感都被「掃把頭」掃清光,為了反對一條惡法,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中,成為香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紀錄,不管十萬、二十萬、五十萬哪個才最確當,鏡頭裏的港島馬路,全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身影。 這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公民覺醒。可是,我們的確輸了。我常常回憶自己跟隨家人自新界乘車到銅鑼灣的情景:我們在維園外排隊進入公園草地,樹蔭擋不住陽光的兇猛,小徑上站着不願離場的人,陌生人點頭微笑,像在港鐵車廂裏擠着,等四五小時。這一家人,曾在八九年圍住電視機哭過,後來許多親人移民,政治與社運都不再成為家裏的話題,工作、學業、生活,才是當前要務。若非掃把頭的言論與舉措,誰會在難得的假日再走上街頭。 遊行回家,我們宣布,我們贏了!翌年老董腳痛下台,我們又宣布贏了!回顧「贏」了什麼:香港政治局面由公民主動改變,迫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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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不是原罪

昨日談到,香港很多行業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經放眼大中華巿場,一支筆賣五蚊,去到大中華都係賣五蚊,但就有十三億客仔。老闆都傾向這種思維,連帶我們一整個香港,最後都給sell出去,每年訪港旅客逾七成就是來自大中華。 但傳媒是否一如其他商品,可以直銷大中華?我曾在《端傳媒》寫人物訪問的稿子,他們甫成立,已表明以中港台三地為目標讀者群。開始時我尚未適應,稿子常給退回來,事緣我的文字太港式,非香港人會讀不明白,所以編輯要我括弧加註。 那是一個關於張超雄和他父親的故事,行文中很多用字都不夠「華文」,例如我寫「老竇」(廣東俗語,意指爸爸);寫「中坑」(中年男人);寫「宅男」(頹廢青年),花了大半天時間,去為自己的文字加註。文中提及長毛的外表,也要為他加一個註釋(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那陣子,我才真正檢視自己向來寫的中文,究竟是不是中文。當時隨手拿來張大春的《我妹妹》一書做實驗,重讀本書只專注看他的用詞,結果抄錄下來很多例子,始發現自己筆下所寫,的確夾雜了很多廣東話和本土認知,是真的假不了的香港人(註:陳志雲七年前被廉署拘捕後獲釋,在記者會上所說的金句)。 港式是不是原罪?傳媒去除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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