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基:學生定罪 港大師長們在想什麼?

真想知道那些大學校董,終於成功將「衝擊」他們的學生定罪、送入監牢或留下案底之後,心裏到底是何感覺?是心涼還是心痛?看樣子應該不會是心痛吧,否則何需選擇報警,「大義」滅學生。 今時今日,如果還停留在只是要求學生尊師重道、聽聽話話、老師說一學生不能說二的世代,這樣的教育工作者,要不活在前世,要不將腦袋埋在沙堆。當然,這些教育權貴,追逐的是權力,稱不上是教育工作者,否則,怎麼會學生要求跟他們溝通、尋求對話,他們拒絕不止,學生憤怒了,將他們團團包圍,他們繼續迴避,衝出重圍之餘,還要羅列罪名,務求將他們服務的學生送上法庭。 服務學生?開什麼玩笑?以他們的「身分」,當然不作這樣想。看看他們經常擺出的高高在上姿態,對着反對他們的學生,不時掛在臉上的不屑嘴臉,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服務的對象,當然是委任他們的更高權力,而不是下面那群喜歡搞事的「廢青」學生。 更不要跟他們說,今天面對學生,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是溝通與同理心。如果他們願意溝通,就不會狠心讓一個熱愛大學的學生身陷囹圄。而他們的同理心,卻只用在那個以打壓異見者為務的政府。 如果掌握大學權力的人,依然秉持這樣的心態,請不要問為什麼年輕人愈來愈敵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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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我給港大校長的一封電郵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當天我由中午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近十時才下課。下課後有學生告訴我同學包圍校委會,一些校委會成員未能離去,李國章及校長退回會議室內靜坐了好一會。已離去的校委會委員張達明因擔心校方不肯與學生對話會令同學情緒激動,故特地折返會場安撫同學。在我下課時,示威者已經散去,亦沒有任何人受傷。 事後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對學生作出了措詞強硬的譴責,並稱會報警跟進。我在一月二十九日向校長發了一封電郵,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我認為新聞發布會是一場災難。除了為爭端火上加油外,它沒有達到任何有建設性的目的,亦不利於建立信任或對話…… 就當晚的事件而言,我直到晚上9:30才下課,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事件。我相信你會有比我更好的評估。不過,在評估時,希望您亦會考慮張達明和同學們對事件的論說。從我所見,學生們當天等候了六至七個小時,他們希望在會議後與李國章對話。他們以為大學正在安排這樣的對話,卻發現警察已被召喚到場,並以胡椒噴霧指向學生,示威群眾中亦有人不斷辱罵學生。張達明基本上確認了學生這方面的說法。學生以為校方會和他們開會,但當校方根本無意安排會面及李國章企圖溜走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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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馮敬恩有錯 但港大當局有大罪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不滿校委會拖延檢討「特首必然校監制」,去年初率領逾百同學包圍校委會會議場地,阻止李國章等校委離開,李提議報警,校長馬斐森亦認為報警合理,指當日被學生推撞,感到安全受威脅。警方到場驅散人群,馮其後亦被捕及被控多項罪名,早前被判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代表律師李柱銘讀馮母求情信時潸然淚下。 求情信指馮敬恩成長於單親家庭,自幼家貧,更兩度患上生死攸關的絕症,第一次是小學時患急性血癌,在醫院接受一年化療,治療過程中要腰椎穿刺、打針,他都很堅強,「無嗌過一次痛,無流過一次眼淚」;馮敬恩中四頭痛發作,曾經神志不清,其後診斷為腦腫瘤,因此錢包內備有小紙張,寫着「如發現我迷路,請將我送往港大」,以備病發時之用,「他拚死守護他所愛的港大」。難怪李柱銘讀到此處就哽咽了! 雖然法庭判他有罪,但歷史將判他及同案被控的港大學生會前副會長李峯琦無罪,並會感念他們的付出和犧牲。 今次港大事件跟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有頗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港大學生溫和得多,所受的法律制裁更嚴重。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的大學生不滿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秘密將一戰戰敗國德國的山東半島權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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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如果港大看得起自己

「1969 年,我們學生也曾『佔領』陸佑一晚通宵,討論大學教育應是怎樣。」林超英說,他讀大學時,大學要怎麼辦教育,學生會爭取由下而上「話事」。 當年的台上有陳婉瑩、吳靄儀。翻查資料,當年學生會會長是楊永強,還有著名人類學家科大衛。時為林超英入讀港大第二年,他自言只是「o靚」,實情曾任理學會主席。「當時學生會組成University ReformCommision(大學改革委員會),寫的報告學校又真的會收!後來有Dean of Students(即Dean ofStudent Affairs 學生事務長)都是當時提出的,你們要多謝我。」說罷,笑得得意洋洋。 坐在校園一角,我們兩個相隔四十年畢業的舊生,以記者跟受訪者的身分重回舊地,談的是最近港大理學院為「善用資源」而取消「天文學」及「數學及物理」兩個主修科,其中天文學主修,更是全港獨有。校方表示,過去5 年這兩科的畢業生每年只得1 至6 人,學院有責任更妥善分配教學資源。消息一出,林超英連日公開批評港大理學院「失去靈魂」。 說到激動處,他一拍枱面,引來路過的同學張望。「最令人火起是,理學院的Dean說the students v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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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舍堂文化大揭秘(1)乜嘢是舍堂文化?

這篇文,是遲出的了。 自HKU St. John’s 單嘢出咗街之後,有不少街外人都會加把口,認為「大人大姐就咪咁玩啦仲細咩」,有啲其他U的人覺得,我都住過Hall,都癲過,都唔會咁玩呢啲啦。 真係此言差矣。港大的Hall,並不是一般大學的Hall能明白和比較,我敢講,即使很多無住Hall的港大人都不能明解。HKU的Hall文化,真係唔係一言半語講得清。我當年(好啦,唔好估是幾時啦)住咗接近3年Hall,上過Hall莊,所以Hall的都咗唔可以話唔清楚。但必須指出的是每間Hall在實行上的做法都有不同,而且時移勢易,我實在不清楚而家的Hall仲係咪咁。所以今次我分幾篇文,漫談港大舍堂文化。 舍堂文化的源由:仙制與全人發展 仙制的形成 講返少少一啲舍堂文化的源由啦,雖然只是口述,不盡準確。港大話哂都叫做有百年歷史,當年入得HKU,真係天之驕子中的天之驕子。而由於當時人少,入得HKU都幾乎一定會住Hall,而至今不少港大名人,對於當年住Hall的種種經歷仍然是津津樂道。 咁天之驕子嘛,串啲都好正常,或者成日覺得自己叻過人。於是作為大仙(Senior,即係已經住過一年Hall,讀緊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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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早期文化面貌:二戰前的教育

在1910年代至1941年12月日本軍事侵略佔領香港這段期間,香港人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的進步。帶來這種進步的「最主要原因」,不在於報紙、電影、文學、藝術的發展(我不是說這些事物不重要,但它們肯定不是最重要),而是在於教育,亦即由港英殖民政府主力推動的「漢文教育」(當時社會普遍稱「中文」為「漢文」)。坊間許多分析文化問題的人,只是專注於市井民間浮光掠影的花拳繡腿(例如戰後有李小龍、老夫子、周潤發),但卻往往忽視了「教育」(例如1970年代的九年免費教育就是相當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這個最重要的環節,未免值得商榷。分析香港在二戰前的文化發展軌跡,當然也不應忽視這個重要環節。 有時候,數字真的會說話。在1920年代的十年間,香港英文學校的學生從9000人增至大約14000人,而漢文學校的學生則從18000人激增至45000人,增幅達兩倍半。兩者人數的增加都令人鼓舞。話雖如此,失學問題仍然嚴重。及至1931年,根據香港人口統計,香港人口已達849751人,其中5至14歲兒童有119008人,但在校學生人數只有68953人,僅佔學齡兒童的60%,難謂基礎教育已經普及,其餘50000多名兒童依然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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