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由失信開始

那一天,和一位資深的同事從工地回來,他感觸的說,近幾年政府在新界的前期工程比以前更難順利展開。「以前村民收錢還會讓你開工, 現在根本不是錢的問題。」他續道:「前期工程很多時都是做可能性研究,十劃都未有一撇,不過是為了節省時間,往往與村民商討的時候,勘察工作都會同時開動, 以前的做法也是一樣。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村民的態度變得寸步不讓。」我說,這也難怪。「以前政府多數傾掂數才會開始發展計劃,但這幾年試過幾次霸王硬上弓,前期諮詢都未做好就開工,以後還怎會再相信有什麼前期研究?現在當然不管看到你工程的規模是大是小,都會認為政府不日進場,自然就第一天開工已不放過你。」事實上這幾年政府的態度,往往將諮詢當成門面功夫,計劃定了下來就不太理會反對意見,由收地到開工都一意孤行。今日拆東村,明日拆西村,有時更是分不清是公還是私在背後推手,最後反抗的情緒由每一條村累積起來就不必覺得奇怪。而且政府的運作除了日益無理,它的威信也日漸滑落。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威信,市民會相信政府的政策以大衆的利益為最終目標。而威信的累積則在於公平公正,廉潔奉公。所以即使只有一個半個官員和地產商過從甚密,也可能只有一個半個官員有意屯地謀財,而其他的官員都廉潔無私,但這些個別的行為卻已經讓整體的名譽大為受損。失去市民信任之下,整個政府的運作自然會越發越困難。而且所謂的個別事件,即使一件也讓政府難堪。在土地發展中權力最高,任務最重的發展局,局長首先就搞劏房,兼做屯地。真正「萬人之上」的位置都是這樣的表現,完全沒有想過整個建造業因為一個人的失德要去承受幾大的壓力;受影響的市民又要怎樣相信發展並不是為了幾個人的利益?七一的早上,新聞傳來政府頒授榮譽勳章的名單, 一如所料又是對建制人士分配政治酬佣的時候。公道的說,以前港英政府頒授勳章也一樣是政治酬佣,但它至少在個人道德上的要求比現在嚴格得多,務求受勳人士配得上「社會賢達」這四個字。政府這樣做,是刻意建造一個支持政府的紳士階級。政府透過這些有德望的人物作為官民之間的橋樑去宣揚和解釋政府施政,效果一定比較好。為了保障授勳者的威望,政府對人選事必公正。但現在連鬥委會的楊光和劏房屯地的陳茂波都能獲勳,這就把獲勳者的道德水平拖到新低。以前冠上「太平紳士」這個稱號,人人都另眼相看。現在掛個乜紫荊勳章?就是一個道德放一旁,專做政府打手或者賣港求榮的證據,又有何馨香?先不論梁振英和政府的施政好壞,但香港的一個又一個名牌卻被人玩爛:政府、法院、警隊、勳銜,統統由金漆招牌變得不名一文。再好的計畫,落在政府手上都貶值,甚至看來充滿陰謀。別再怨什麼拉布泛民乜乜乜了,今日政府的施政困難,一切都由政府的失信失德開始, 與人無尤。作者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dkinphoto/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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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舟求劍」的故事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上是收錄在《呂氏春秋,察今篇》裏,大家慣稱之為「刻舟求劍」的一個故事,大意如下:有一個楚國人乘船渡江,一不小心佩劍掉進江裏。他忙拿出小刀在船邊刻上一個記號,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這是為了記得劍是從這裏掉下去的。」當船靠岸時,這個人趕忙從船邊刻下記號的那個地方跳下水中,去找尋他的佩劍。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他什麼也找不到,這是因為船一直繼續向前駛,而劍卻遺留在原地,不會向前。像他這樣去找劍,也實在太懵懂可笑了。董建華道出沒有執政黨的局限上周一,前特首董建華,以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身分,於基金所辦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說,評論:「回歸以來,歷任特首都難於實施回歸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使歷屆政府都出現期望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處境。問題在於回歸後,特首不領導任何政黨,而立法會議員都是民選產生。議員當中,有獨立人士,更多屬於不同政黨,他們往往由於代表不同利益,互相爭持,亦會與特區政府爭持不下。因此,特首難以有效執行《基本法》所要達到的『行政主導』模式,造成嚴重內耗。」北京一直對香港出現「執政黨」心存顧慮。如果那是泛民政黨,當然是洪水猛獸;但就算那是建制派政黨,也一樣擔心會尾大不掉。因此,基本法裏所定下的憲政安排,對政黨政治處處設限和提防;就算到了特首選舉本地立法,也定下如果政黨成員選上特首,必須退黨。北京根本無視現代政治裏,政黨擔當如連繫行政立法機關、培育和儲備政治人才、建立管治團隊、在社會為政府動員支持等重要角色,因此也造成今天香港政治上的畸形局面。追求「行政主導」的虛妄董建華想指出沒有執政黨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局限,本來只是本地政圈中無人不知的政治常識;但他作為卸任特首,且現時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其政治忠誠一直為北京所信任,所以由他親口道出,就算是常識也別具分量。但我亦想指出,容許政黨政治在香港進一步發展,以至出現執政黨,無疑可以解決今天不少問題;但天真的以為,就此可以回到殖民地年代「those good days」,行政主導政府從此天與人歸,施政暢通無阻,那無疑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虛妄,更是一種「刻舟求劍」。社會已經出現四大變化箇中的關鍵,是香港自七八十年代至今,已經歷了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當中社會已經出現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可以分為四大方面:(一)政黨政治:以往殖民地政府可以行政主導,面對議會予取予攜,那是因為委任制、因為間選,都讓議員比較順從,再加上議員散兵游勇,所以都不能在議會內為政府帶來任何挑戰和阻力,更遑論在議會外。但1990年代初立法會引入直選,幾個大政黨如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都是在這時相繼出現,而政黨的行為又受到彼此間的博弈所影響,因此不單議會的表現判若兩樣,就連整體政治生態也出現重大轉變。(二)媒體生態:1990年代,《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先後創刊,再加上電台烽煙節目及名嘴的出現,大大改變了香港的媒體文化,由以往與政府、與建制、與權貴間的客客氣氣、和衷共濟,變成後來的專愛「踢爆」、專揭陰私、以敢於挑戰權貴為榮。近年雖然因為種種政治和經濟原因,主流媒體有所收斂,但面對新媒體的崛起和威脅,主流媒體也不能太過「被和諧化」。(三)公民社會:如果1989年六四事件的兩大後續影響,就是催生了政黨政治,以及改變了媒體生態,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及之後的天星碼頭保育、反高鐵等運動,就是孕育出新世代公民社會的茁壯,並把政治的軸心,轉移到公民社會當中。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些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動員中,政黨再不是主角,而是公民社會,尤其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新興NGO(非政府組織)。(四)公民意識:最後,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間,因為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因為政黨的動員、因為媒體的影響、因為公民社會的啟蒙,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已經大為高漲,再非昔日殖民地年代逆來順受的「順民」。因此,今天有何影響他們權益的情况出現,民眾都懂得要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七八十年代殖民地政府可以行政主導,不會受到挑戰和阻力,是因為前述四大變化仍未出現。因此,到了今天,就算董建華指出了有關政黨政治的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甚至北京接受了「政黨執政」這個概念,但以為從此政府的行政主導就可強勢重現,從此天與人歸,施政暢通無阻,那無疑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虛妄,更是一種「刻舟求劍」,因為社會並沒有停下來,已經出現如前述的深刻變化,如流水一般一去不返,我們亦因此不能抱殘守缺。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順帶一提,在大學,偶爾有學生讀了某「網絡國師」的「偉論」,下課後走來「挑機」,侃侃而談港獨的可能性,說以前香港經濟也可以不靠大陸,所以為何今天不能,只要事在人為。要擊倒這些論點當然不難,最初我還苦口婆心的以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讀過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ies)的朋友,定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耐心加以解釋,歷史和經濟發展的不可逆轉性、不可重複性,不能照辦煮碗。但有時這對他們來說,這實在較那些網上「即食偉論」要深得多,如今寫到這篇文章才省起,下次不妨輔以「刻舟求劍」的故事來說明,或許較易理解。歷史就像那流動着的江水,永遠不會停下來。若然我們以「刻舟求劍」的心態來追逐諸如「行政主導」的神話,注定只會徒勞無功。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6月23日) 香港政府 行政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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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的垃圾思維

也許,董建華始終不明白,歷任特首均無法落實港英時代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問題不在於特首不領導,也不屬於任何政黨。而是港督的權力來自英皇,英皇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特首的權力則來自本身的權力合法性也成疑的中共政權。兩者實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問題是,立法會一直由大大小小的建制黨團及聲稱獨立的建制中人所壟斷。那麼,為何特首仍是「期望有所為而不能為」,得不到應有的「配合」,反而造成嚴重內耗呢?也許,董伯應請教大主席。不過,董伯可能不知道「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莊子‧在宥》)。也就是說,社會紛亂,源於在上者意欲有為,擾動人心。扭曲了人民自然的思維,破壞了社會正常的運作。莊子認為,百姓心思變得紊亂,責在上層求治太過。在上者求治心切,便說出許多動聽但未必現實的話,而百姓聽得太多,也就學會忽悠。如此一來,在上者威信漸失,在下者離心離德。假如管治者採用不現實的標準求全,苛責百姓,百姓也會同樣以超高標準求全,責備官員。官民矛盾,相互指摘,也就成為了常態。然而,在莊子的時代,不論是天子還是諸侯,所行之政,其實就是一人之所欲,一人之所想。而所謂政令,從來就是因人而異,閉門造車,又或是在上者一覺醒來之喜惡。當然與現實有一段相當的距離,而在那個時代,人民也只有逆來順受,要不然便起義反抗。所以,莊子才有「毋攖人心」的呼喊。回想從前的政府山,居高臨下,瞰視維港,一呼一息,萬眾仰望。至於港英政府的施政,表面上從上而下,但實質上則由下而上,在不同層面,透過多種渠道,在社會上取得共識,才推出具體政策。因此,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往往水到渠成。易言之,港英政府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做到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反觀特區政府,尤其是現屆特府的所謂的政策,往往源於「一男子」,不獨閉門造車,亦無異於忽發奇想。諸如緊急推出但事後宣稱無迫切性的港人港地,完全激化港陸矛盾的叫停雙非和限購奶粉,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帶一路交流基金,從石頭爆出來的專營的士,從樹上長出來的細口垃圾桶……。無論是特首還是一眾高官,也許都不用或不常乘坐的士,所以壓根兒不知道問題所在。但業界對於六百輛新增專營的士,強力反彈卻是肯定的。至於市民是否真的可以受惠,實在木宰羊(編按:意即「不知道」,台灣用語)。說到那個垃圾桶,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香港街頭的垃圾桶,不知從何時起始,官方名稱變成了「廢屑箱」呢?「廢」者,沒有用的東西。「屑」者,碎末、粉碴,如木屑、鐵屑之頪。至於「廢屑」所指為何,真的不好理解,因為兩岸三地的詞典也找不到這一個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詞由金鐘的垃圾思維創造出來。話說食環署突然宣布,六月十三日起分批更換細口垃圾桶。對於這項突如其來的舉措,真的殺了巿民一個措手不及。事實是,問題不在於垃圾桶是大口還是細口,而是香港街上的垃圾桶實在過多。例如,在荃灣某商場外,一段約二百米的行人道,便已有四個垃圾桶。相信不少市民到台北自由行,其中一項最不習慣的,是大街小巷也難於找到垃圾桶。但台北的市容,依然比香港整潔。也許,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是對的,這個政府未能為香港做實事,得不到市民支持和信任,但卻故意迴避問題,不評估、了解、處理,不斷令問題惡化,「最後無藥可救」。他又諷刺特府「最好更換全港七百萬市民」,才能解決問題。也許,這就是金鐘那些垃圾思維的所思所想。 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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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體卸責的時代談責任的必要

這是一個政治倫理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元兇,肯定是當權者自大傲慢、錯不在我的心態。鉛水風波持續近一年,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日前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含鉛焊料是導致公共屋邨食水含鉛超標的直接成因,並狠批水務署、房委會、承建商等各個單位「集體失職」,未能防範在供水系統中使用違規焊料,直斥各方輪流將責任推卸給別人,屬「典型的推卸責任」,現實情况下「所謂的多重屏障審查制度已淪為紙上制度」,結果是市民受害。報告合共向政府提出17項建議,但由於委員會的權限所以未有建議處分失職者。面對如此清晰而強烈的結論,政府的反應是居然沒有任何官員因此而接受處分或下台。按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說法:「政府在鉛水風波上責無旁貸」,但問題只是涉及警覺性不足,讓法例不能夠與時並進,屬於制度上及集體性的問題,但「看不到有哪一位同事要為此負上個人責任」,亦不認為有任何官員是有法不依或明知故犯。「集體失職」是如何煉成的?猶記得立法會針對鉛水風波進行討論時,林鄭月娥曾板着臉說,市民要求官員飲懷疑含鉛的屋邨食水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一再為了保住那份官威,躲到「集體」和「制度」裏去,官員出來道歉一次已經功德圓滿。原來,由前線的公務員到最高層的司長局長,一級又一級的決策者都認為自己在龐然大物般的政府機器中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而已。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由大型基建如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連番失誤,乃至今次鉛水事件,在當權者眼中皆是集體及制度的問題,我們要求官員個人問責是吹毛求疵,就是不合情理。然而在市民眼中,當權者自以為是,毫無羞恥之心,明顯地,口頭上在追求以人為本的管治(service leadership)之際,當權者其實自大傲慢、依然故我,如政府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般,維護自己的權威及尊嚴比重建官民互信更重要(narcissistic leadership)。如果過去我們曾經相信香港有一個大公無私的管治制度,今日我們要防範推卸責任的政府對社會的傷害。鉛水事件揭發了「紙上制度」的荒誕之處,即是一層接着一層的文件加簽工夫異化成為「集體不問責」的禍根,完全取代了訂定法規的本意初衷。英國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曾觀察到,官員有時制定複雜的規章制度,只要因循守舊地幹活,便不需要負上個人的責任。他指出即使與原來的目標脫節,官員的本能反應仍然是繼續盲從異化的工序(first he turns out the light and then complaints he cannot see),水務署至今仍然堅持部門驗水的方法是最正統的方法,正正就是這種官僚主義下的紙上制度的荒誕例子。Philip Howard認為,當規章制度偏離了政策初衷,決策者的判斷力又不足以撥亂反正,規管手段代替了政策目的,結果是一種集體不負責任的制度,一種高成本而低效益而且不斷重複犯錯的官僚遊戲(the more procedure, the less government can do)。今天立法會監察力量簡直是微不足道。2015年10月16日,立法會曾辯論兩項由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食水含鉛事件的議案。投票時,直選組別有16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議案;但在功能組別只有9票贊成、23票反對,不通過議案。在鉛水事件中,所有建制黨派都投下反對票。當權者固然不介意立法會在分組點票制度下自我矮化,即使議會內的建制力量時有「反政府的言論」來吸引報道,這些「出位」的姿態全部未有牴觸他們第一任務——維穩。官員私底下都表示「十分明白」建制黨派的議員也有「角色扮演」的需要,在七情上面之後,政府與友好黨派作出小修小補的「建設性」讓步,只要他們在政府設定的範圍內操作,無傷大雅便是。而弔詭的是,就算「議會抗爭」愈趨頻繁,本身認受程度甚低的當權者卻不會介意,因為一些激烈的言行和拖延議事的程序手段已經讓市民對議會產生「有破壞無建設」的觀感。今天市民從新聞看到的多是一個「玩嘢、互鬧」的議會,不會留意認真議事的過程可以發揮的作用。民間自救 先講責任香港人面對集體無力感,政府和議會皆失效衰敗,這幾年香港的管治文化更出現「語言偽術」的病態,害怕失去主導權而處處設防,至今已經連最基本的問責也不理會了。本來,民間於是出現一浪接一浪的「自救」、「自主」、「自決」、「自強」論述以抗衡政府,此消彼長,是值得肯定的發展。John Dewey認為:「民主之路之所以難走,是因為要把最重的責任放在每一個人民的肩上。」(The democratic road is the hard one to take. It is the road which places the greatest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upo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uman beings.)可是,希望推動公民運動的民間團體多年來仍得克服一大堆老問題:持久力、組織力、決策力、執行力及社會資本不足等因素,由民間啟動的社會改革停止在倡議的階段,偶爾有一些焦點試驗計劃,改革的論述始終未能形成一股強大而正面的變革力量;加上自以為是的官僚根本從來不相信民間智慧,也沒有誘因有系統地吸納體制外的批評來推動體制內的革新,最好的情况都只是禮貌地保持一些隔靴搔癢的對話,政府的目的當然也是以維持現狀為本。眼下香港分化嚴重,因對現狀的失望和缺乏共同願景而令社會關係進一步緊張,民間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也變得難上加難,選擇分道揚鑣可能較符合個別組織或個人發展的需要。在誰也不想說服誰的時代,香港人應要求比抽象的論述和清新的形象更清晰可信的變革方向、行動步驟、政策改革等。我們不希望見到集體不負責任的文化由政府和議會蔓延到民間社會之中。延伸閱讀:(1)Philip K. Howard, 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 2011.(2)Sue Gerhardt, The Selfish Society: How We All Forgot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Made Money Instead. 2010. Chapters 1 and 7.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6日《明報》觀點版 鉛水 香港政府 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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