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女警之眼看老香港

香港女警,現身何時? 其實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壽。 據凌劍剛先生在《香港警隊開局篇》之查考,早於一九三八年在《保護婦孺條例》通過後,警隊高層已籌謀招聘女警察,但不知何故,一拖便是十一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廿八日的《華僑日報》始出現這樣的新聞標題:「適應各種工作需要,本港設女警察,初期招女警士五十名,副幫辦三名。」新時代於焉開始。 然而起步工作並不順利。經歷了兩次招聘皆無人應徵,直到第三次,始有女性入紙,一波三折,幸好,總算開花結果。 《香》書指出,招聘工作之所以挫敗,主要因為條件過於苛刻,跟時代現實不太相符。初期招來的女警,如意算盤是不必她們在街上巡邏,只需留在警局搜身和處理文件之類,聽來簡單,但入職者必須懂英語,受過基本教育,體格強健,更要命的是,須接受為時不短之閉門訓練(副幫辦六個月,女警三個月)。那年頭的女人普遍文盲,更難拋夫棄子到警校受訓,所以,警隊有心,女人無夢,招聘廣告食了白果。 半年之後,警隊捲土重來,並從善如流,公開招聘女警十人和女副幫辦一人,條件照舊——除了不再提及受訓期限。 有效嗎? 只有一半!女警職位乏人問津,女副幫辦職位則有五人申請,經過多輪面試,終於在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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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鮮為人知的香港早期女警

警界出現了首位「二姐」,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有女警以來,遙遙長路,得之不易,六十八年了,唯望由二升一,不必再等另一個六十八年。 今年書展有本被忽略了的有趣之書,《香港警隊——開局篇》,作者凌劍剛,退休高級警務人員,寫過幾本關於保安和執法的著作,內容既有親身經歷亦有文獻查考,是香港警務歷史的寶貴紀錄。凌先生曾在劍橋大學修讀學士後文憑,勤查英國和香港兩地的珍藏檔案,像考古學者般,發掘淹沒在圖文汪洋裡的點點滴滴,《香》書有幾個章節談的正是女警往事。 話說在沒有女警的年代裡,一旦有女疑犯被抓回警局,搜身也好,盤問也罷,皆由男警處理,樹大有枯枝,總會有男警趁機抽水揩油(連當下亦發生男警在警署內非禮甚至強姦女犯,何况當年?),女疑犯除了啞忍,別無他法。有些女性比較勇敢,抗議了,投訴了,洋警局為免麻煩,亦為了公平,有時候會安排警局的茶水或清潔阿嬸幫忙,但不是代勞,而是陪伴,站在旁邊「監察」男警有沒有對女犯毛手毛腳。 書裡有一張舊報剪影,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天光報》,標題是「火車女客反對公開搜身」,事緣九龍海關在跨境輪船碼頭派駐緝私差人,每日抽查乘客以防走私,碼頭內有小房間,房內有屏風,搜身時可略作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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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其實中方DAY ONE已誤讀了《中英聯合聲明》條文

近年,北京不斷自行詮釋及修改《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與意義,引來市民對香港自治的疑慮。這種扭曲法律條文原意的政治操作,其實北京不是「初犯」,早在《中英聯合聲明》頒布後不足一月就已上演,例如中方就曾錯誤詮釋「現行法律基本不變」的定義,引來英國內部的不滿。 根據年前解封的1985年英國外交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CO 40/1859)密檔,我們看到英方內部在剛剛簽好《聯合聲明》後(1985年1月),討論到中國法律專家張友漁和姬鵬飛如何錯誤詮釋《聯合聲明》的文章和發言。《聯合聲明》第三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但什麼叫「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呢?當時張友漁和姬鵬飛公開嘗試詮釋,這是指1984年《聯合聲明》草簽前已刊憲生效的法律在九七後不變,就連「過渡期」內的法律也不能從港英政府延續到特區政府。 但當時英國的法律顧問F Burrows認為,「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所指的「時間點」表面看起來含糊,但在聯合聲明附件1的第二條已清楚處理。聯合聲明附件1的第二條言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條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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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麟:爭產與夫妾

自立志當時事評論員開始,已較少就法律案例作評論。近期在研究「夫妾關係」的現代意義,2016年的較近期案例「葉錦祥訴甘炳光」([2017] 2 HKC 195),確有現實意義。 筆者在前幾年,於本欄曾經講過,中國傳統婚姻法律,應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非粵語長片常述的「三妻四妾」。至於另一個常被問及的「浸豬籠」刑罰,筆者亦指出並非《大清律例》內所指明的刑罰,也沒有必要將電影的刑具當真實。閒話休提,葉錦祥案件究竟要處理什麼事呢? 案件不複雜,都是爭產。原告人,即是葉錦祥,聲稱死者甘氏是他父親一名妾侍,所以,他是甘氏的子嗣,應是甘氏遺產繼承人之一。至於被告人甘炳光則否認甘氏是妾侍,所以她是獨身,未有子嗣。由於甘炳光是甘氏的親弟,所以有權繼承遺產。於是,甘氏是否葉錦祥父親的妾,成了關鍵。 本來,香港法律的「夫妾關係」定義,《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已經寫得很清楚,需要有3個元素:其一,雙方有共同意願成為夫妾;其二,妾獲得正室(妻子)接納;其三,妾的身分獲夫的家人承認。這3個元素之中,第二點是關鍵,因為怎樣是「妻之接納」呢?香港案例及專家趙冰博士所言,有所謂「入宮」(Yap Kung)。例如陳兆愷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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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靈魂的詩篇:《岸上漁歌》

忘了是誰說的話(也許是高克多?):「詩人的使命,是帶領生者與肉身已死的靈魂溝通。」你有一千個理由反駁,我卻一直將此話記在心底。 看罷《岸上漁歌》,不知怎的,腦海又浮現此句,徹夜縈繞不散。 也許,只因片中最觸動我的一幕,是這樣的:黎伯的妻子在紀錄片拍攝中途離世了(這部作品,導演前後花了達四年時間完成)。一天,導演帶同當時剪輯好的材料探訪黎伯。鏡頭內,他對着電視裏唱着漁歌的自己唸唸有辭。直到下一刻,畫面接進他們正身處的同一居所,但見亡妻默坐室中,看着門外的世界。在那片映像面前,他一時無言以對,沉默良久,方對鏡頭外的導演吐出一句:「有電真係好呀可?」 那一刻,真覺影片衝破了時間、生死,種種環境與生活條件變遷的隔閡。 對於歷史、對於半世紀前水上人生活的各種資料,導演選擇不在影片內作大篇幅的陳述(而隨電影同時面世的小書則有相當豐富的記錄),而是將焦點放在各個人物的生活細節。在鏡頭的細微觀察下,電影一步步為歷史的痕跡留下線索:從片中各人物斷續的憶往、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交流,慢慢折射出漁歌內容所指的生活處境;又以學者探索與整理漁歌的過程,反照它流動多變的特性。而片中另一靈魂人物陳女士用嘆歌演繹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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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就是香港的歷史了

余光中說記憶像鐵軌一樣長。香港的六四記憶像燭光一樣,忽明忽暗,卻始終不曾熄滅。 六四曾經是香港最重要最有效的「政治成分分類法」,每個政治人物都要接受六四立場的測試。歷任特首或官員都曾經答錯六四問題的考卷而受圍攻。例如董建華的「放下包袱」論、曾蔭權的「經濟發展」論,乃至梁振英的「鄧小平應拿諾貝爾和平獎」論。 不過最近數年,六四悄悄退出了香港政治舞台最前沿戰線,譬如早前的特首選舉,公眾已經沒有興趣了解候選人的六四立場。取而代之的,是23條立法、是政改的立場。這些議題儼然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立場分類。 這是無可厚非。六四太遠,政治人物也學懂如何回答。只要講得含糊一點,不要講一些太挑釁的講法,例如什麼「碌豬論」,一句明白學生或港人的感情,已經過關。 以前官員為表忠誠,六四問題一定要由黑講成白,哪有空間說什麼明白香港人的感情?這是官方口徑的鬆動。或許平反之路遙遙,但沒有香港人28年的拒絕遺忘,這條路早就湮沒無聞。 本土大學生即管和六四割席,但從此他們的本土記憶便缺少了28年的維園燭光,以及香港人揮不去擋不了的六四記憶,也就無法解答香港人的抗共恐共的來源。為何今天的政改/23條會寸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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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黃金時代:中文報刊

戰後教育茁壯成長,華夏文化浸潤承傳,南渡學人大展鴻才,大幅促進了中文報刊、文藝創作的蓬勃發展,逐漸形塑華夏意識、本土優越的香港人文化面貌。當時香港政府相對自由和寬鬆的言論管制(儘管還是有言論管制)無礙兼容左派與右派各大輿論陣地,再加上香港讀者普遍成熟與尚智的文化水平,逐漸把學院裏凝聚的文化知識,以及來自西方的各類新資訊和新思潮,擴散傳播到社會中的每一角落。文盲人口比例大幅降低,閱讀報刊變成了一種追求增廣見聞的生活習慣。從此以後,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不僅體現在老師、學生、學校、專著,而是在報紙、刊物、戲劇、音樂。這種文化興旺的香港新氣象,前所未有,舉世矚目。 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琳瑯滿目的香港中文報刊。以報紙數目為例,1957年香港報紙42家,中英文日報及晚報俱全,1970年增至70家。以每日報紙銷量為例,1960年50萬份,1964年90萬份,1989年180萬份。以全香港人口550萬人計,平均每三人擁有一份報紙,足見報刊的社會影響力相當巨大,而且香港報紙發行後大量行銷海外華人社群,覆蓋範圍相當廣泛。從戰前早已發行的《華僑日報》、《成報》、《星島日報》、英文《南華早報》,到戰後出現國民黨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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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利公館做到結業說起

一間古意盎然、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可眺望世界級海景的酒店竟做到結業,其實並非不可思議: 名字毫無歷史感 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知道尖沙咀曾經有水警總部,是法定古蹟。但對海利公館 Hullet House 就極陌生,酒店中文名是否要吸引新富人?也不知為什麼要特別紀念發現洋紫荊的英國學者Richard William Hullet,是有心和水警總部的歷史一刀兩斷嗎?為什麼不能像大澳文物酒店般,打正旗號,形象鮮明呢? 房間設計奇異 酒店走的是高檔路線,全酒店只有十間套房,最小也是九百平方呎以上,每間房均以香港海灣命名,設計迥異,有仿路易十四時代的,有顯現現代中國藝術的,有參照蘇格蘭風格的,有似唐人街的,有靈感源自荷里活道古董店的。 這是不是某些遊客的那杯茶,我不肯定,但我肯定對香港人來說,這些所謂展現香港不同歷史時期的設計實在十分陌生,甚至是奇異。可以想像,身處在這些設計奇異的房間並不太容易入睡呢,為什麼𥚃𥚃外外也找不到一間套房帶一點水警總部的歷史呢? 而且四千多元一晚,客源已窄,連香港人也不會到像到大澳文物酒店渡假般,來這𥚃渡假。 璀璨喧鬧(如果不是惡俗) 酒店前面是一個 「1881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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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讓歷史消失的文化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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