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準校監林鄭的諫言:保衛大學優質教學和香港持續研究

後知後覺的高等教育界還如夢初醒,抄足英國的「研究評審工作2020」(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20)已暗藏殺機殺到埋身。八大院校用盡渾身解數,務求在這評審中摘到最多數量的「四星」,只因每間大學摘星的多寡直接影響他們從教資會獲得的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分配。2017/18年度的整體補助金為180多億元,將由八大2014年評審摘星的多寡來瓜分。5月教資會已提出了「研究評審工作2020」的框架,這個評審的主要目的是向公眾問責,因每年接近200億元的補助金是納稅人的公帑。 研究評審毁教學質素和研究持續性 可惜的是,這個由研究評審工作小組副召集人華雲生(現任研究資助局主席)參與領導的評審,不但沒有令八大向公眾問責,反之嚴重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2020」的框架沒有對此作出反省並汲取英國專家的意見;至於這個評審如何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成果(research output)是這個評審佔重最多的準則之一。學者發表「四星研究」的多寡決定該名學者是否一名「四星研究員」,這準則看上去並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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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寒冬裏的風骨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回歸二十年,學術自由作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有否變質,值得回顧。 檢視港大民研有關學術自由評價的追蹤調查,可以看到學術自由評分在2000年和2007年時都有顯著下跌,期間發生了與筆者有關的民調事件以及教院風波。而在梁振英任內,學術自由評分更一直下跌,甚至跌破了2000年發生民調事件時的分數,成為歷年新低。梁振英上任後,對大學所作的干預、佔中後管理層對相關人士的留難和懲處,都一一反映在民調數據上。 二十年來的經歷,罄竹難書。承接早前傳媒的訪問,筆者在此談談「學術禁忌」的問題。 學術無疆界,大學也應該是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地方。只要是講道理、有風度,就沒有事情不可碰、沒有道理不能辯。不管是人生價值、政權喜好,就算是宗教信條、宇宙真理,也沒有東西不能碰、不可辯。這是筆者自小嚮往的思想浪漫。 不過,歷史的殘酷比比皆是,東方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方教廷迫害日心論者,只是箇中一二。近代政權對「反動學術權威」的誣衊,以及對「異見學者」的殘害,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回望香港,政權打壓學者,大學自設禁區,應該是近代的事情。 算起來,民研計劃二十六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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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如果港大看得起自己

「1969 年,我們學生也曾『佔領』陸佑一晚通宵,討論大學教育應是怎樣。」林超英說,他讀大學時,大學要怎麼辦教育,學生會爭取由下而上「話事」。 當年的台上有陳婉瑩、吳靄儀。翻查資料,當年學生會會長是楊永強,還有著名人類學家科大衛。時為林超英入讀港大第二年,他自言只是「o靚」,實情曾任理學會主席。「當時學生會組成University ReformCommision(大學改革委員會),寫的報告學校又真的會收!後來有Dean of Students(即Dean ofStudent Affairs 學生事務長)都是當時提出的,你們要多謝我。」說罷,笑得得意洋洋。 坐在校園一角,我們兩個相隔四十年畢業的舊生,以記者跟受訪者的身分重回舊地,談的是最近港大理學院為「善用資源」而取消「天文學」及「數學及物理」兩個主修科,其中天文學主修,更是全港獨有。校方表示,過去5 年這兩科的畢業生每年只得1 至6 人,學院有責任更妥善分配教學資源。消息一出,林超英連日公開批評港大理學院「失去靈魂」。 說到激動處,他一拍枱面,引來路過的同學張望。「最令人火起是,理學院的Dean說the students v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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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欺凌風化案例——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傳媒最近廣泛報道香港大學兩宗欺凌風化案例,社會譁然,作為校友,心痛無以名狀,更令人咋舌的是:事件曝光後,李國賢堂的幹事會堅稱「不涉欺凌成分」,甚至認為「公眾對香港大學舍堂產生誤解」,對事件超越社會道德底線和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毫無覺醒。 雖然涉事學生只是全體學生的極少數,但是經過幾天的沉澱,我看到這是大學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大學作為高等學府,本應有高尚的靈魂,守護和傳承世間學問,為人類謀福利。學者以情操和學養,領導學問的開拓,引領學生走到學科的前緣,以及培育他們的道德精神,促進他們畢業後貢獻社會,最低限度不藉知識為非作歹,這個說法正好是香港大學校訓「明德格物」(“Sapientia et Virtus”) 的本義,其中Sapientia是智慧,Virtus是道德,到香港大學的學生不止是來學知識,還要學做好人。 三月底港大理學院撤銷「天文」和「數學/物理」主修,回應事件時我說過:「商業主義佔據了大學高層的思維,使他們忘記了大學的本質,忘記了教育的本分。」現在看來,商業主義入侵了大學,不單影響學術決定,還偷走了大學的高尚靈魂。 香港大學一百周年主題曲以「明我以德」為題,突顯向學生傳授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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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被特首政綱遺忘?

一如所料,林鄭月娥女士以700多票勝出特首選戰。今次競選過程中,林太的政綱相當詳細,但在一個競選論壇中,趙永佳曾向她提問,為何她的教育政綱中高等教育範疇相對簡單?她回應是曾與高等教育界選委會面,不過對方沒有提出太多政策建議。而檢視全取高教界席位的「高教界民主行動」參選政綱也是「主打政治」,以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再加上民主發展訴求為主。 不過,選委的取態當然不應完全主導特首政策倡議。因此我們希望拋磚引玉,提出兩個高教界亟需關注的議題,希望候任特首能參考,更希望引起高教界同仁及社會關注。必須說明,我們同意學術自由、院校自主非常重要,沒有這條支柱,所有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但選戰過後,我們也應收拾心情,除了要新特首「找數」外,也應深化討論,把高等教育的兩大問題放在枱面。 盼檢討教資會角色及研究評審方向 第一是教學與研究的平衡。有人認為在大學自主之下,教學與學術研究孰輕孰重,自然是各院校自決。但究其實,院校自主並無絕對,平常我們教研工作也受不少外部因素影響。尤其是大部分「公立」院校,經費來源都是政府通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因此在問責的大前提下,我們的工作要向公眾或政府(或教資會)某程度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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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一個紅底校董

梁振英上任以來做過的壞事,真是罄竹難書,其中一件不得不提的是他對大學的政治干預。過去數年,除了港大陳文敏風波之外,梁振英運用他作為教資會資助大學校監的權力,不斷委任一些不熟悉教育界的「梁粉」、親中共、親建制等「紅底」人士成為大學校董,例如何君堯、陳曼琪、李君豪等等,好像黨委書記一樣,干預院校施政,嚴重破壞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梁振英將大學校董會的公職當成政治酬庸,最近,他委任了觀瀾湖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常委和特首選委(自動當選)朱鼎健成為中大校董。單看公職名單就知道這位朱鼎健「紅」到不得了,他曾經出席2014年9月24日《大公報》的「護港」座談會,並大力批評佔中運動:「我想其他國家都想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希望香港年輕人不要封閉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關注如何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家應該把青春用在創造更多幸福和財富,為人生打拚。我認為,香港能夠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已經很幸福,反問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哪有普選?而『佔中』更是打爛香港的飯碗,對香港社會造成傷害。」早前,朱鼎健又撰文支持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會專門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條文作出解釋,來得及時必要,杜絕日後再有人在宣誓時蓄意宣揚分裂國家和侮辱民族的言行,更讓特區政府和法院有法可依,釐清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行為,有助香港特區法院依法處理同類爭議,懲治『港獨』敗類,遏止『港獨』蔓延,起撥亂反正的作用,維護香港安定繁榮。」此外,現時大學校董會「染紅」的問題極為嚴重。以中大為例,已經沒有民主派人士獲委任成為校董。今屆立法會選出的中大校董,三席全由建制派張宇人、劉國勳和何啟明獲得,嚴重違反了過去由不同派別代表加入校董會的慣例。如果「梁粉」、建制派或「紅底」人士熟悉高等教育的話,委任他們成為大學校董未必是一個問題,但你相信他們會積極捍衛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這些大學基石嗎?我就不相信了。因此,除了換校監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制度,廢除特首特監必然制,才能夠保障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高等教育 大學 中大 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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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資助大專學位?

自從中學大學學制改「334」、2012年開始的中學文憑試以來,社會上要求增加資助大專學位之聲不絕,特別是增加資助學士學位的要求。或許大家會奇怪為什麼這個增加學位的要求,會在推行4年學士學位制後「忽然」熱起來。原因主要是近十多二十年的中學生人數不斷下降,到2012年的末屆高級程度(A-level)會考的考生,考獲成績符合修讀學士學位的人數已跌至僅為1.8萬人多些,減去往外國進修的數千人,相對1.5萬個受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絕大多數合資格的都可以進入香港的資助大學。但是,少了中五會考的「篩選」,2012年的首屆中學文憑試中考獲讀學士學位「3322」資格的(註1),便有2.6萬多人,同樣爭入1.5萬個受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便自然是僧多粥少。我當年便曾戲言可以發起一個「中六家長學生苦主大聯盟」,爭取增加學位。當然,戲言不會成真,但社會中要求增加資助學士學位的呼聲,便應運而生。但是,現在要求8所資助大學(註2)增加學士學位的數目,有些不切實際。請聽我道來。未來升大學學生人數不斷下降由於近數十年香港生育率持續下降,並且根據《基本法》第24條而持有居港權的內地兒童,在2003年已大致上透過單程證來港,香港就學學童數目近年亦持續下降。上述因素,是導致10多年前開始小學「殺校」,隨後是中學縮班,再繼而便是大專生明顯地下降。附圖所見的是,自從2013年後中學文憑試學生數目便開始下降,令到不少自資專上課程的營辦者有些措手不及。學生數目會一直下降到2022年,才稍為回升。自資專上課程在未來數年繼續縮減,已難以避免,甚或有院校面臨倒閉的風險。2016年中學文憑試6.8萬名考生中,考獲修讀學士學位的有23,611名,扣除了部分到外地進修,便約有2萬名學生爭入本地資助大學學位。假設中學文憑試成績分佈不變、外地進修百分率不變(註3),到2022年,爭入本地資助大學學位的便只約有14,900人,相對現時受資助學士一年級的1.5萬個學位,便大致相若了。另一方面,現時8所資助大學已有人滿之患。2012年大學改制,由3年的學士本科生,增至4年制的4級學生,本科學生數目便增加了三分之一。亦是如此,資助大學於10多年前為了應付改制,便開始擴建,以應付增加了的學生、老師及其他職員的地方需要。時至今天,大部分人都會覺得現時的大學院校十分擠迫。若要再增加收生,再擴建便難以避免。但擴建需時,自不能滿足未來數年升學的需求,而數年落成後,又會因學生數目下降,導致擴建部分成為無用武之地。大專學生數目持續波動上文提到中學文憑試考生持續下降至2022年,便會紓緩。隨後,數目會上升至2030年,到2031年又會急遽下降回到約為2022年的水平。背後便是「雙非」嬰兒(註4)數目的變化。「雙非」嬰孩數目由2003年的2070名急升至2011年的35,736名,2012年稍減至26,715名。當2013年實施了「零雙非政策」之後,2013年「雙非」嬰孩數目便急降至790名。「雙非」嬰孩當中約半數來港或留港就學,由2004年計,18年後的2022年「雙非」嬰孩便開始進入大專,亦是大專學生數目谷底回升的開始。但2013年的18年後,即2031年,中學文憑試的學生數目便會出現懸崖式下降。面對着未來大專生數目在未來15年的大幅波動,增加現時資助大學的學位,便明顯不是一個靈活的做法。大學學券制除了資助大學的1.5萬個一年級學士學位,政府由2015/16學年開始,亦向自資專上學院「購買」約1000個「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學位(註5)。這個資助計劃,便與其他政策如中小學、安老宿位的「買位」相似,利用私營市場,購買學位以達至增加一些人手短缺的專業畢業人數(如護理),或是配合政策的發展(如創意工業)。換言之,「購買」學士學位為政策及行業需求主導。資助大學學位在學科上的分配,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資助大學所制定,而向自資專上學院「購買」學位,便是由政府決定。增設學券制,讓那些不入讀資助大學或「購買」學位課程而符合修讀學士學位的學生,自行選擇修讀自資專上課程,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平衡的做法。增設學券制不但是給予學生自行選擇非資助專上課程,亦可大幅度減輕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雖然現時政府有透過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為低收入家庭的大專生提供助學金及貸款(grant and loan),但對於中等收入的家庭,大專學費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太多大學生?部分人對於增設學券制有保留,原因之一便是認為現時的大學生已經太多了,政府不應增設學券以增加大學生數目。不少持這個意見的朋友,都是基於數十年前只有2%至3%的適齡學生可以升讀大學,而現時已有超過20%的適齡學生可以升讀大學。首先,現時修讀資助學士學位及非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數目,已超30%,增設學券對學生數目只會有輕微的影響。再者,以國際已發展地區比較,30%至40%的學生升讀大學率仍是偏低;這個升大學比率,離普及大學教育還有一個很遠的距離。假設升讀大學反映學生的學術智能,成績較佳的30%至40%學生,升讀學士學位,不應有任何困難。結論家長及學生期望當然會是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現時資助大學的學位,最好更是心中最想入的幾間大學。不過,如上述就未來15年學生數目的波動,增加現時資助大學學位,並不實際。運用大學學券,既可間接地即時增加資助學位,減輕家長、學生讀自資學士課程的負擔,政府更可以既滿足社會部分索求,亦可應學生人數的波動靈活地動用公共資源。註1:即中文、英文3級,數學和通識2級註2: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註3:約佔中六學生數目的6%註4:即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註5:課程包括護理、物流、建築及工程、創意工業、檢測及認證,和旅遊及款待(作者按:就「教育2.1」相關建議可參照www.edu2point1.hk)文:羅致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教育2.1」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教育 高等教育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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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下的學術自由

我是港大校友,差不多40年前我做港大學生時,怎會想像到會有今年10月6日教授發起靜默遊行,在政權干預下捍衛學術自由這種場面?港大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當然並不是突然冒起的。我回顧一下九七至今學術自由不斷被蠶食,以至今年被直接打壓的狀况,其脈絡是顯而易見的。港大民調風波響警鐘最早響起警鐘的是2000年7月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在報章撰文,指當年行政長官及港大校監董建華透過「中間人」向校長施壓,要求停止對行政長官及政府進行民意調查。在輿論沸沸揚揚下,港大校委會立即成立3人組成的獨立調查小組進行公開聆訊,9月發表調查報告,確定鍾庭耀所指屬實,校長及副校長因此請辭,但「中間人」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雖被嚴厲批評,但董建華卻公開表示支持路祥安,並繼續聘任。教院風波揭高官干預2007年2月5日報章報道,時任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在內聯網刊登〈我和莫禮時〉一文(莫禮時為時任教院校長),一方面揭露有過半成員為政府直接委任的校董會如何把教院的人事及薪酬制度推到極端的商業機構模式,引致極大的震盪,而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是當時校董會副主席吳克儉,亦即今天的教育局長。另一方面,亦是造成極大社會迴響的,是陸文揭露時任教統局長李國章多次游說莫禮時主動向中大提出合併,而後來在調查委員會公開聆訊中,公眾得知其中一次李國章威嚇教院如果不從的話,他會「蹂躪」(實際用字是「rape」,即「強姦」)教院,即放手讓常秘羅范椒芬隨意削減教院學生名額。除此之外,在一次直接與陸教授(時任署理校長)電話對話中,李國章要求他譴責正在抗議因縮班殺校而變成「超額教師」的教員靜坐行動,陸教授拒絕後,李國章說「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這句絕不適合他身分的話。當然,李氏的「金句」不始於此。早於2002年,他甫當上教統局長就要求中大、科大合併,公開說「權在我手,先禮後兵」這名句。陸文揭露的,還有高官(後來公開聆訊中披露是時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屢屢致電莫禮時,要求他辭去曾公開撰文批評教育政策的教院學者。這次因「教院風波」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07年6月提交調查報告,指羅范椒芬的確有「干預學術自由的不當行為」(報告書14.27段),羅氏因此辭去廉政專員一職。另一方面,委員會雖然相信李國章「有可能」曾說「蹂躪」等詞,甚至在與中大合併一事上,曾向莫禮時表示可能會就教院地位以至解散「採取行動」(報告書12.32段)。與此同時,委員會亦相信李國章「很可能說過陸教授所述的冒犯性說話,如果情况屬實,李教授則可能曾作出不恰當的威脅」(報告書7.92段)。不過,李氏雖多次想推動中大、教院合併,調查委員會卻「無發現有任何方面聯手採用不當的方法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藉此令教院『無法有效運作』,從而迫使教院同意與中大合併」(報告書16.1段)。而且「蹂躪」一詞可理解為「閒談中的無心之言」(報告書9.30段),而且「好用隱喻或其他文學手法以加強說話效果,都似乎是李教授一貫的風格或習慣……李教授的說話可視為以嘆詞作為宣泄不滿的途徑」而已(報告書12.33段)。所以委員會判斷他沒有干預學術自由。政制未民主化 學術自由沒保障教院這場高官干預院校學術自由的一場風波雖暫告一段落,但其中顯露的問題卻仍然沒有處理。這些包括:(1) 所謂「問責」局長由特首委任,完全不用向社會問責。一個隨時說出黑道中人言語的局長不需要請辭,也不需要道歉,這事只能在沒有民主監察的制度下才會發生吧?不單如此,調查委員會發現「李(國章)教授的證供在若干方面的可信性有不足之處」(報告書8.77段),這已不止是語言不檢點這麼簡單了,是更嚴重的誠信問題了。8年過去,香港換了一個特首,李國章又被委以重任,成為今天港大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政制民主化一日未成功,特首的權力依然不被限制,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依然不會有保障。(2)《基本法》第137條保障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但在現行制度中,各院校的校委會或校董會的構成卻存在很大的漏洞。香港教育學院和今天港大就是很明顯的例子:政府委任的成員輕易可成為校委會/校董會大多數,變成傳達或甚至執行當權者意志的中介。(3)教院事件調查報告書用了12頁紙去鋪陳委員對學術自由、院校自主乃至大學教育的看法。他們的立場,是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監護者,應有權去「鼓勵、引導或指示高等院校行事」(報告書15.25段)、在適當時候作「合理」的干預(報告書15.28段)等。這個說法的假設是政府是為推動公共利益而行事,這點其實在政治學以至社會科學都有極大的爭議,並非如兩位委員所說的這樣簡單。就是在世界上所謂「民主政體」的國家,政府政策究竟為誰服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課題,遑論在民主政體不成熟、行政主導的香港。為公義揭真相者的保障問題(4)教院事件顯露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對為彰顯公義而向公眾揭發真相的個人(所謂「示警者」whistleblower)的保障問題。2007年教院事件調查委員會在過程中用了3000萬公帑,而有明顯建制傾向的教院校董會亦用公帑全數支付代表律師費用。相反,莫禮時和陸鴻基兩位教授為了一個公共課題(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在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中作證,卻要自掏腰包。今天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為了揭露港大校委會內的不公義,可能會因不守保密條款而受罰。如果我們仍不去建立「示警者」的保障機制,類似的情况會繼續發生,維護社會公義的個人依然會受到懲處。當然,至今我們仍然在討論制度及制度改革問題。更惡劣的狀况,是這幾年香港出現了制度外、文革式的攻擊,包括:2012年左報發動對鍾庭耀、成名和蔡子強3位學者的恣意謾罵,和在今次港大聘任副校長事件中,左報對港大法律學院以至陳文敏教授的詆譭和攻擊。這些事情超出了學術自由的範疇,已構成對整個社會文明的威脅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高等教育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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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下的學術自由

我是港大校友,差不多40年前我做港大學生時,怎會想像到會有今年10月6日教授發起靜默遊行,在政權干預下捍衛學術自由這種場面?港大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當然並不是突然冒起的。我回顧一下九七至今學術自由不斷被蠶食,以至今年被直接打壓的狀况,其脈絡是顯而易見的。港大民調風波響警鐘最早響起警鐘的是2000年7月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在報章撰文,指當年行政長官及港大校監董建華透過「中間人」向校長施壓,要求停止對行政長官及政府進行民意調查。在輿論沸沸揚揚下,港大校委會立即成立3人組成的獨立調查小組進行公開聆訊,9月發表調查報告,確定鍾庭耀所指屬實,校長及副校長因此請辭,但「中間人」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雖被嚴厲批評,但董建華卻公開表示支持路祥安,並繼續聘任。教院風波揭高官干預2007年2月5日報章報道,時任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在內聯網刊登〈我和莫禮時〉一文(莫禮時為時任教院校長),一方面揭露有過半成員為政府直接委任的校董會如何把教院的人事及薪酬制度推到極端的商業機構模式,引致極大的震盪,而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是當時校董會副主席吳克儉,亦即今天的教育局長。另一方面,亦是造成極大社會迴響的,是陸文揭露時任教統局長李國章多次游說莫禮時主動向中大提出合併,而後來在調查委員會公開聆訊中,公眾得知其中一次李國章威嚇教院如果不從的話,他會「蹂躪」(實際用字是「rape」,即「強姦」)教院,即放手讓常秘羅范椒芬隨意削減教院學生名額。除此之外,在一次直接與陸教授(時任署理校長)電話對話中,李國章要求他譴責正在抗議因縮班殺校而變成「超額教師」的教員靜坐行動,陸教授拒絕後,李國章說「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這句絕不適合他身分的話。當然,李氏的「金句」不始於此。早於2002年,他甫當上教統局長就要求中大、科大合併,公開說「權在我手,先禮後兵」這名句。陸文揭露的,還有高官(後來公開聆訊中披露是時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屢屢致電莫禮時,要求他辭去曾公開撰文批評教育政策的教院學者。這次因「教院風波」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07年6月提交調查報告,指羅范椒芬的確有「干預學術自由的不當行為」(報告書14.27段),羅氏因此辭去廉政專員一職。另一方面,委員會雖然相信李國章「有可能」曾說「蹂躪」等詞,甚至在與中大合併一事上,曾向莫禮時表示可能會就教院地位以至解散「採取行動」(報告書12.32段)。與此同時,委員會亦相信李國章「很可能說過陸教授所述的冒犯性說話,如果情况屬實,李教授則可能曾作出不恰當的威脅」(報告書7.92段)。不過,李氏雖多次想推動中大、教院合併,調查委員會卻「無發現有任何方面聯手採用不當的方法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藉此令教院『無法有效運作』,從而迫使教院同意與中大合併」(報告書16.1段)。而且「蹂躪」一詞可理解為「閒談中的無心之言」(報告書9.30段),而且「好用隱喻或其他文學手法以加強說話效果,都似乎是李教授一貫的風格或習慣……李教授的說話可視為以嘆詞作為宣泄不滿的途徑」而已(報告書12.33段)。所以委員會判斷他沒有干預學術自由。政制未民主化 學術自由沒保障教院這場高官干預院校學術自由的一場風波雖暫告一段落,但其中顯露的問題卻仍然沒有處理。這些包括:(1) 所謂「問責」局長由特首委任,完全不用向社會問責。一個隨時說出黑道中人言語的局長不需要請辭,也不需要道歉,這事只能在沒有民主監察的制度下才會發生吧?不單如此,調查委員會發現「李(國章)教授的證供在若干方面的可信性有不足之處」(報告書8.77段),這已不止是語言不檢點這麼簡單了,是更嚴重的誠信問題了。8年過去,香港換了一個特首,李國章又被委以重任,成為今天港大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政制民主化一日未成功,特首的權力依然不被限制,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依然不會有保障。(2)《基本法》第137條保障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但在現行制度中,各院校的校委會或校董會的構成卻存在很大的漏洞。香港教育學院和今天港大就是很明顯的例子:政府委任的成員輕易可成為校委會/校董會大多數,變成傳達或甚至執行當權者意志的中介。(3)教院事件調查報告書用了12頁紙去鋪陳委員對學術自由、院校自主乃至大學教育的看法。他們的立場,是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監護者,應有權去「鼓勵、引導或指示高等院校行事」(報告書15.25段)、在適當時候作「合理」的干預(報告書15.28段)等。這個說法的假設是政府是為推動公共利益而行事,這點其實在政治學以至社會科學都有極大的爭議,並非如兩位委員所說的這樣簡單。就是在世界上所謂「民主政體」的國家,政府政策究竟為誰服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課題,遑論在民主政體不成熟、行政主導的香港。為公義揭真相者的保障問題(4)教院事件顯露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對為彰顯公義而向公眾揭發真相的個人(所謂「示警者」whistleblower)的保障問題。2007年教院事件調查委員會在過程中用了3000萬公帑,而有明顯建制傾向的教院校董會亦用公帑全數支付代表律師費用。相反,莫禮時和陸鴻基兩位教授為了一個公共課題(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在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中作證,卻要自掏腰包。今天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為了揭露港大校委會內的不公義,可能會因不守保密條款而受罰。如果我們仍不去建立「示警者」的保障機制,類似的情况會繼續發生,維護社會公義的個人依然會受到懲處。當然,至今我們仍然在討論制度及制度改革問題。更惡劣的狀况,是這幾年香港出現了制度外、文革式的攻擊,包括:2012年左報發動對鍾庭耀、成名和蔡子強3位學者的恣意謾罵,和在今次港大聘任副校長事件中,左報對港大法律學院以至陳文敏教授的詆譭和攻擊。這些事情超出了學術自由的範疇,已構成對整個社會文明的威脅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0日) 高等教育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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