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再思

2012年「反國教」一役,使中央領導人驚覺香港青少年的心是離國家多麼遠!直到如今,已回歸20年,雖然近期的研究指出支持港獨的青少年人是減少了,但國民身分認同仍處於低位。在2017年6月,港大港人身分認同調查民研指出,自稱是「廣義中國人」(即中國及香港的中國人)的比率維持約35%,較上次上升1個百分點,但18至29歲受訪者,僅3.1%認同是「中國人」,比在半年前進行的調查急跌,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開調查以來的新低。 藥石亂投 不能解決離心問題 一些中央領導人立時再度指摘香港教育未能做好國民教育,甚至有評論指香港教育仍未「去殖化」,反而「去中國化」,故此特區政府要加大力度推動國民教育、推動學生交流、將中史成為獨立科、在幼兒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以強化學生的國民身分。呂秉權近期指出,有內地論述甚至將「教育主權」提升至「維護國家主權」的層次,認為可以不理會《基本法》所保障香港的教育自主權,加強雙方在師資、課程、教材、教學、考評、督導各方面的合作。但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所謂「加強合作」,很大可能會變為權力大者全面控制權力弱者。但這些藥石亂投的處方,根本不能解決青少年的離心問題,反而更可能惡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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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不只是地契問題

銀行公會在上週公開指,本港2047年的批地期限屆滿,可能影響銀行的按揭政策。想當年,也正是按揭、地契等的問題,導致港督麥理浩訪京,就著香港在1997年後何去何從向北京「摸底」,從而開啟了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今天,歷史的軌跡已在重覆,「2047香港前途問題」也正式宣告揭開序幕。2047所涉及的地契問題,自然與香港的土地買賣制度有關。在香港,所有土地都是由政府永久擁有,所謂買地其實只是獲得政府批租土地的「使用權」,而所謂的土地擁有人其實只是該土地的「租用者」。一般來說,政府批租土地的年期分為3種,分別是999年(主要位於港島舊區例如中上環、山頂、灣仔、北角等)、75年(港島其他地區及舊九龍即界限街以南)及99年(新界及新九龍即界限街以北)。過渡時期,北京為穩定人心,提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內租約期滿的土地,毋須補地價、只需要繳交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就可繼續租用。問題是,大部分批租土地將於2047年6月30日到達批租年限,屆時政府是再容許免補地價續租、收回土地、抑或要求大筆補地價?地契不明朗,正是今次銀行公會要求港府盡快釐清政策的底因。事實上,銀行公會「自爆」對未來批出長年期按揭有保留,和當年中英雙方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的觸發點完全一致,歷史經已開始重演。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訪京,原因之一,正是按揭、地契問題。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向中國租借新界的期限,將在1997年完結。商界、銀行界在1970年代中,便非常擔心他們的投資、購買的地皮、相關的借貸,是否仍受法律保障。顯然易見,在這個問題釐清之前,商界對跨越1997年的各種投資項目,將會非常有保留。這便是當時所謂的「1997大限」。為此,麥理浩便需要搞清楚港英政府能否批出超越1997年的地契,以至新界地區能否續租,而向北京一問,自然也便引出了整個「香港前途問題」。今天的時局也是如出一轍。2047涉及的地契、按揭問題,最終都歸結到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即香港現有的自治權,能否得到永續 ──《中英聯合聲明》第3條第12款規定,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規定《基本法》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基本法》第5條則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基本方針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最基本就是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普通法制度、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等等,能否超越2047;再說白一點,就是香港能否永續自治,以至2047年到底我們是由「香港特區政府」還是「香港巿政府」來管治的問題。就此,北京和港府絕對需要拿出一套說法來,否則,只會導致更大的信心危機。港人也要做好和北京談判的準備 ── 以現時北京對港的高壓政策來看,如要為香港爭取永續自治,甚至更大的自治權,香港人將要面對一場艱苦之戰(Uphill battle)。〈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周日東(《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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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2047冇到?

袁國強說,基本法於2047年6月30日後仍具法律效力,因為「五十年不變」的時限字眼只出現於第5條,沒有說自動失效就可「推斷」為繼續有效。真真可圈可點。當他說得對,「只有」第5條在2047年6月30日後失效,但第5條說的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別有符合中國憲法的規定,否則香港自然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基本法就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成立特區,在第5條明文豁免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制度50年。意思清楚無比,如無別的安排,2047年6月30日之後,豁免終結,社會主義制度自動在香港實施,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自動失去法律保障的基礎。請問,其他條文還有什麼基礎和效力?就說大家關注的土地契約。香港的土地物業擁有和轉移的法律效力和保障,就是建基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制和法律概念,這些原則和概念,貫穿所有官民處置土地的行為。事實上,正因第5條只是明文保障至2047,法律界質疑特區政府批出超越2047的土地契約授權何來?2047之後的剩餘年期,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有何作用?這個問題早在立法會提出過,一直沒有答案,因為不可說,到時中央政府自會出手解決。這當然是高層次的政治智慧,但普通市民沒資格倚賴這些政治智慧,他們需要的是法律保障。第5條不但管資本主義制度,還全面涵蓋「原有的生活方式」。熟悉中英談判歷史的人很清楚,這是「人權、自由、法治」的代名詞。第5條是「總則」的一部分,就如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一樣,貫穿整套基本法。基本法沒有「一國兩制」四字,因為「總則」的11項條文,就是一國兩制。袁國強同我們開玩笑?他沒有看姬鵬飛發言中說到基本法是實踐中國在聯合聲明承諾的對港方針:「並宣布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針五十年不變」?沒有查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第1條第1節?的確,五十年不變不等於五十年後不能續期,但是,司長,基本法沒有自動續期的條文,這才是要點,是香港人必須及早探討2047後要延續什麼、改變什麼的原因。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10日) 基本法 一國兩制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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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 的龍門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強調,根據《基本法》第123條,港府有權批出跨越2047的土地契約,無論是新批土地還是滿期的土地,並指責有些議員危言聳聽。掛一漏萬陳茂波陳茂波技術上對,但總體則大錯。他想大家記住枝節,而忘記基本法的幾條總綱。如果記得這幾條,就不難知道,陳茂波打茅波,故意只提到港府有權為滿期地契續約,但沒有承認:有權的不只港府,還有中共!基本法早已保證它有權亂搬龍門。這才是關鍵。陳茂波只提到123條,卻不提到幾條總綱:— 總則《第七條》規定香港土地屬於「國有」,港府只有管理權和收益權。—《第八章》把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全歸中央。— 基本法總則《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根據《第七條》,港府只有掌櫃之權,而中共作為永遠執政黨,作為「國有資源」的永遠監護人,才是國有財產的終極話事人。《第八章》讓中共可以隨時把基本法修改到面目全非,包括2047之前。《第五條》則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所在,即基本法不過是中共的權宜之計而已。權宜五十年之後,中共到時當然可以維持現狀,但也可以全變,變成「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至於何謂「社會主義」,天曉得。又即使繼續「資本主義」,但何謂資本主義?難道中共的版本,跟你想像的一樣嗎?一句話,小市民的居所,2047之前保障有限,2047之後全無保障,因為基本法早就賦予中共隨時搬龍門的特權。上面講的是中共有隨時搬龍門之權。下面再講,基於三大原因,中共最遲在2047,必搬龍門。官僚資本更具掠奪性因此我們離開法律範疇,進入政治範疇。首先,現在更清楚,中共專制主義,與港人自治權,二者完全對立。不是港人想對立。事實上港人一向馴服,但中共居然還不放心,要逐步廢除港人的自治權。無他,專制本質使然。因此,中共必定利用2047大限,來脅迫港人。此其一。有人說,但中共也要考慮經濟利益。香港仍然是生金蛋的鵝,所以會多少忍手云云。這是沒有常識。正正因為經濟利益,它現在更要消滅香港自治,以爭奪市場大肥肉。今日之中共,已非1980年的中共。當時的中共,雖已非毛時代之反資本主義,相反正在摸索資本主義道路,卻仍蹣跚而行。只有在1989年徹底鎮壓民主運動,它才能全速資本主義化,而且迅速讓自己變成官僚資本集團。今日這個集團不止早已奪取香港股市大半壁江山,而且食慾正盛,連本地大鱷如李嘉誠,也要退避三舍,把自己生金蛋的鵝(中環中心),也打算賣給中資。香港的經濟霸主,初則英資、過去十幾年慢慢變成中資。港資財閥的風光時段,注定不長,雖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有人說,中資和任何國家的資本,都一樣,都只是求財,所以不需顧慮。但幾種東西本質一致,不等於可以抹殺程度上的分別,正如禿頭症,也會有稍多髮、少髮、無髮之別。中資大多是官僚資本,與無政權靠山的財閥,還是有個分別的。官僚資本可以直接運用政治權力去霸占市場,實行馬克思所謂的「超經濟剝削」。從小市民角度看,兩大派財閥互鬥,只是食花生之時機,與我何干。這句話前半對,後半不對。兩派財閥互鬥,我們的確不必傷神,但官僚資本成為經濟霸主,不只要吃掉市場大肥肉,而且要吃掉港人自治權的!由於既要金錢又要一切政治權力,所以中共必以2047為手段,大大改變香港,此其二。還有一個因素,使中共到時必定搶劫港人。港人被迫為中共埋單很多人期望所謂「支爆」,即大陸發生重大經濟及政治危機。他們以為,到時港人便有機會獨立了!大陸如果發生危機,對港人可能是機會,但若果以為,這個機會,港人可以不用付出代價,那就太無知了。這裡先集中談經濟危機。由於中港經濟已經高度融合,所以大陸的經濟危機,必然直接影響香港。但還有一層。我們必須知道,如果大陸發生經濟危機,在港人能夠受惠之前,先有被中共搶劫的高風險。因為來臨中的經濟危機,多份是深重而漫長,因為這首先是一場嚴重債務危機。中共官員莫不假公濟私,寅吃卯糧,大量借債搞建設,結果債台高築。中國總負債與GDP之比,已達254%。大陸官員安慰股民說,嗨,不算高,同英美和加拿大差不多。好一個差不多!別人是發達國,而中國只是中等以下的國家;何況,中國數字,沒有真的,隱藏債務不知多少。而債,是一定要還的。大陸官員很清楚,所以更拼命在危機爆發前轉移資產。但客觀上,這反而加速危機。到時,政府怎樣還債?只有搶劫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在2047前,可以合法搶。我們從西隧(當時中信泰富持有)如何瘋狂加價就知道。2047後,則中共更可自由搬龍門,自由地搶。此其三。我們不妨看看大陸政府如何對待小業主。今年五六月,大陸和海外傳媒廣泛報導,溫州一批民居,當其土地契約期滿,被溫州政府要求繳納約三分之一的房價,才能續期。深圳亦規定,在土地使用權到期後需補地價35%。[1]基本法哪條可以真正保障香港小業主不被剝皮?變與不變,港人自決前途嚴峻,但不應悲觀。關鍵是找到政治出路。三十幾年前,泛民無任歡迎什麼維持現有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其實愚蠢。我們當時針對中共的保證,曾經提出「香港將來變與不變,都由港人自決」的主張,不過無人接受。希望今日之民主自決派的新興力量,能夠超越口號層次,深化自決論述,反思所謂「五十年不變」的陷阱,大力促進「香港將來變與不變,都由港人自決」的新思維。要修憲?先修這條。[1]多少錢才能留住我的房產? 基本法 一國兩制 2047 支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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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議題進入議會

戰果大定,泛民加上自決及本土的議席,應可保住三分之一的否決權。觀乎近六成的選民願意站出來投票,可見只要現時政府強硬路線持續下去,激起更多青年站出來,下屆立法會投票率還可以再衝上去。未來兩年政府最大硬仗:民主化假如這次選舉是市民對政府過往4年施政的一次總表態,現屆政府本應痛定思痛去改革;但問題是,由於接下來的是特首選舉,現屆政府快就會變成「看守型」的政府,要待到下年7月左右才會有較明朗的施政方向。那麼,市民又要多等9個月或一年,才見到新的施政以回應今次選舉。未來兩年,政府的最大硬仗,還是一個老問題:民主化。有意逐鹿下屆特首選舉的政客,在一些訪問之中已釋出「重啟政改」,而且,部分參選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人士亦同意此需要。其實,無論是哪一個陣營,都知道現時的政治僵局,除了是某名政治領袖的施政作風累事之外,亦是源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所以,立法會選後,最重要的政策討論,也會是回到香港民主化,特首參選人都不能迴避。這裏非建制派有3類說法,傳統泛民政黨會提出「重啟政改」,其他的亦有「民主自決」及「永續《基本法》」的討論。在參選政綱之中,例如民主黨、民協及新民主同盟,都是用「重啟政改」作為主軸。工黨提出的是「撤回8.31決定」,而民協提出的是成立一個「落實雙普選專責委員會」等。泛民提到「重啟政改」一詞,其實是顯示傳統泛民政黨願意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討論政改,而非跳出基本法框架,討論一些較為長遠及較為務虛的議題,如「2047二次前途」,或「民主自決以決定香港未來政體」等。這亦是泛民政黨所謂「務實」的一面,因為在選舉期間,他們要與青年激進團體切割,就要顯示其願意將來與北京討論政改議題,而不是追逐所謂「自決」的未知領域。這同時亦顯示出,假如真的有「重啟政改」的話,有泛民政黨願意與北京討論,亦希望將來的談判是回到基本法第45及第68條的「初心」。對老一輩泛民支持者而言,這可能是一個較好的結局,因為雨傘運動之後,他們認為北京不會因為大型群眾運動而輕言屈服,坐下來談判可能是現時政治格局下的唯一出路。「重啟政改」應不是非建制派主流然而,除了民主黨外,民協及新民盟全軍覆沒,工黨只剩一席,以「重啟政改」作為處理香港民主化,以至未來政治定位的問題,似乎不是非建制陣營的主流。激進團體及支持本土的青年選民,經過這幾年的洗禮,對於這種「和理非」加密室式以及由上而下壓下來的政改討論模式,已經生厭。如果北京未來真的搞「政改」,即使是2007年時相對有商有量的討論模式,相信激進團體的反應,難想像。有關香港「2047前途」的討論,已進入議事廳。「重啟政改」,應不是非建制派的主流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6日) 立法會選舉 2047 2016立法會選舉 二次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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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議會:撐開2047前途討論空間

立法會是我們的議會,香港人有權在自己的議會,公開和無懼地辯論一切最直接影響我們整個社會的幸福和方向的問題,包括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一直以來,建制派在議會的主要角色,是阻止任何重大問題在立法會得到真正的辯論。今次選舉,關心香港的選民,首要目標就是要以選票結束建制派在議會壟斷議程的霸權。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奪回屬於香港市民的辯論空間。這是選民的責任,不單止是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人的責任。這個星期日,每個香港選民都有責任投下保障香港、保障自己的自由的一票。選舉主任以梁天琦涉嫌倡議港獨為理由而取消他的參選資格,即時掀起了鋪天蓋地的熱烈爭議。對港獨的取態、對政府禁制港獨的手段的回應,一下子成了選舉的焦點。這是當權者聲東擊西之計,不惜把公務員中立地位捲入漩渦。社會不能不面對如何走下去的問題其實,港獨理所當然需在來屆的議會中得到辯論,因為在否決8.31政改方案之後、在雨傘運動清場之後,社會已不能不面對「香港應如何走下去」的問題,在一浪又一浪的大陸化之下,不能不檢討一國兩制實施以來的得失,不能不回應新世代要尋找2047年之後香港前途應如何解決的響亮聲音。在這個框架內,作為2047年前途議程上的一個項目,港獨有權得到討論。與此同時,港獨亦絕不能獨佔討論空間。有什麼說得通的理由禁止討論港獨?政府恫之以法,說港獨「違反《基本法》」。我從來未聽過市民的行為能「違反基本法」,即使反對所有基本法條文,也不能構成「違反基本法」罪名。2014年6月,60萬憤怒市民參加公投,梁振英恐嚇說公投「違法」。有市民即時反駁:我違反了哪一條法律?你且來拘捕我吧!梁特首無詞以對。即使當年保安局長窮兇極惡硬銷23條立法,也未敢說倡議、支持台獨、藏獨的言論可以入罪。有1000個理由反對香港獨立,也不構成一個禁制討論港獨的理由。不討論,如何能判斷是否言之成理?其實,不經理性批判而認定港獨是對是錯,同樣是非理性的。反對,不是不許討論的理由;不許討論,理由只有一個,就是說也說不得,光是討論,也會造成即時的重大危險,說穿了就是會惹怒北京。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理由,香港還有任何權利和自由嗎?接受這個理由,不就是等於承認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嗎?如果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更需要討論香港如何走下去嗎?「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不可逃避的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政治文化與價值都無法容納「香港人」身分所代表的文化價值,也是不能逃避的現實。如何處理這個現實,是不可逃避的問題。除非中央當局決意走上暴力鎮壓的不歸路,否則這個問題仍需透過理性探討和辯論去解答。不可不論港獨 也不可只談港獨是以,不可以不討論港獨,也不可以只談港獨,以獨立為2047年後香港前途的唯一出路。未經批判思考就視「獨立」為唯一途徑不符理性要求,而不考慮香港人的意向更令發起港獨運動基礎薄弱。認真以開放態度討論2047年後的香港前途,理所當然須包容多元化的想像和選擇,包括在現階段看似不可能的路向。基本法本身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那個時空有其必要甚至可取之處;但在下一個世代,香港、台灣、西藏以至全中國,未必沒有更合乎人民的需要及願望更好的制度與安排。今年年初,我看到《學苑》2015年度最終回的《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深為感動。公平開放的讀者,都能感到當中的誠懇與堅持、激情與理性,特別是義無反顧地對自己的一代及香港未來所作的承擔。《宣言》的分析和描述是詳盡而真摰的,對將來的香港各方面應有什麼政策目標,盡力提出了具體建議及支持這些建議的理由。漠視這份有分量的宣言,是糟蹋香港最可貴年輕一代思潮與理想。《宣言》歸結於〈我們的2047〉。他們說:「二次前途問題,將由我們這一代人,正式帶入香港人的視野。」他們說:「《中英聯合聲明》中50年不變的承諾在2047年屆滿。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究竟是獨立成國,維持現狀,還是成為中國城市,現時社會鮮有觸及。2047年說來遙遠,然而香港人早在70年代末已開始討論九七的問題,觀乎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我們現在已需要着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他們說:「我們有突破界限的勇氣。我們的香港有無限可能……」This is the voice of the future. Ignore it at your peril.也許,新世代不知道30年前,我們選擇了香港;30年前,我們決定留下來在一國兩制之下,為香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奮鬥。因為這是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因為這最實際可行。當時,就是像我這樣的人,投身議會,爭取一個行政機關必須向之負責的民選立法機關。也許我的一代錯了,也許我們應浴血街頭、點綴歷史;但歷史只許我們立足現在、面向未來。只要今日的議會仍在、只要民主選舉仍在,我們在朝在野每一個人,都須撐起一個有制衡力量的議會,在議會內撐開最大的空間,讓全香港討論任何真誠提出的2047年前途的意見與期望。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31日) 基本法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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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47的幾點思考

1. 臨近選舉,很多政黨都以「2047年香港大限」來做文章,但我發現當中的討論有不少矛盾之處,所以希望可以整理一下,並點出一些流行的謬誤。2. 從法例字面上去理解的話,《基本法》是不會在2047年自動失效的。《基本法》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即「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來設立的。無論你喜歡與否,最起碼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這條條文就是香港所有權力的來源。除非中國憲法在2047年之前有突變,否則《基本法》在2047年之後仍會繼續存在。3. 《基本法》條文中直接提到2047的,是第5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我相信這條條文不是討論2047問題的核心,因為所謂「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本來就是很難定義的東西。例如1997年前沒有最低工資,現在有了,算不算已離開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理論上你可以去法院告《最低工資條例》違反《基本法》第5條,但估計不會受理。4. 理論上,2047年對《基本法》最大的影響,其實是開啟了修改《基本法》的大門。《基本法》第159條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那麼什麼是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呢?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3款,就分12項列明了這些「基本方針政策」,例如第5項就說到要保護言論自由等等。這兒的重點,在於第12項:「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換言之,如果中國要改變對保護言論自由的理解,可以在2047年或以後通過修改《基本法》來達到。5. 但大家都知道這是廢話。中國要改變對保護言論自由的理解,根本不用通過修改《基本法》,甚至不用香港本地立法,而只要通過行政手段施壓就可以了。最近有關能否在校園討論港獨的爭議就是一例。即使按當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建議,討論港獨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現在《基本法》第23條尚未立法,學校就已經要面對壓力禁止討論港獨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如果還要花精力走去討論《基本法》第159條和《中英聯合聲明》第3款第12項的關係,恐怕是離地萬丈。還說什麼準備2047?今天就是2047!6. 在討論怎麼辦之前,先順帶說一說地契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還有一個地方說到2047年的,就是附件3的第2款:「已由香港英國政府批出的1997年6月30日以前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士地契約,如承租人願意,均可續期到不超過2047年6月30日,不補地價。從續期之日起,每年繳納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租金,此後,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租金」。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買樓,如果是在界限街以北,或界限街以南但在1985年後批出地契的物業,除了要交差餉之外,還要交地租的原因。7. 但這條有幾點要注意的,第一點是附件3的第1款說明了「《聯合聲明》生效前批出或決定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以及該聲明生效後根據本附件第二款或第三款批出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也就是港島及九龍部分地區的999年地契,是在2047年後仍然有效的,除非政府以《土地收回條例》收回作市區重建之用。例如太古城地契就是至2899年到期,遠超2047年。第二點要注意的,則是香港特區政府是有權批出2047年以後的地契的,例如沙田名家匯的地契就是去到2054年的,天晉的地契則是2060年。8. 因此,那些說2047年香港所有人都會失去自動地權的說法,是不正確的。與此同時,2047年的地權問題是和《基本法》沒有關係,《基本法》沒有相關的條文,所謂「永續基本法」也不會解決這個問題。話說回來,香港確實有大量地契是會在2047年到期的。到時的處理方法,可能是要一次過補一大筆的地價,也可能是如同1997年時的做法,繼續通過年租續期,而前者會一次過推倒香港樓市,製造災難性的金融危機。說到這兒,很明顯就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9. 我們還是說回2047和香港自主的問題。上面已經說到了,中國要拿走香港的自主,不用等到2047年。那麼香港人可以如何保護香港的自主呢?讓我們回到文首第2點: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國憲法第31條。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不像美國的聯邦制,地方政府沒有剩餘權利,所以無論你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回到一國兩制的初衷,要永續《基本法》,還是要修改《基本法》,或是要公投要制憲,只要香港一天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最終還是受制於中央政府。除非中國政體出現根本的改變,中共不再領導中國,或中國不再實行單一制,否則,無論是一國兩制,永續還是修改《基本法》,或公投或制憲,其實都是要和中共重新立約,潛台詞說穿了都包括「信多一次共產黨」這七隻字,和當年簽《中英聯合聲明》無異。10. 我不是說推動這些方向的人都是中共的朋友,這些路線很有可能是他們認為無可奈何之下的選擇,也有可能是他們只是要找個說法而已,就像是說「阿彌陀佛」一樣(1992, 鹿鼎記)。11. 但在後政改的香港,「信多一次共產黨」恐怕已經不是能得到普及認同的選項。然而邏輯上,在拒絕信任共產黨的前提下,我們其實只剩下兩個選擇:獨立,或/和,建設民主中國。先別說可能性或喜好,我們先得理解,這兩條路,恐怕都不是有路線圖可以按部就班便能水到渠成的事情。12. 基於上述各點,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各候選人提出如何與中國博奕的方案,由大中華到修憲到公投到港獨等等,我既不會過於認真,也不會過於苛求,而只視之為八仙過海。我想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未來要做什麼,議席越多一定越有利,最少拉布可以拉多一陣。而到了歷史出現轉機的一刻,也多一點動員的底氣。13. 所以,無論是立法會、區議會,或是選委會,我都是寸土必爭派。理由是非建制派多一席,建制派就少一席,增加了他們內部的矛盾。最近看選舉論壇,建制派內互鬥比鬥非建制派還要狠。多點這些花生吃,也好啊。 2047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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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

不經不覺香港回歸已近二十年,雖然基本法沒有訂出屆滿的日子,但基本法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內中國對香港回歸後的政策的承諾,而這承諾到2047年便屆滿, 這個日子似遠還近,2047年後香港何去何從?何時該作出決定及如何作出決定?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新界新市鎮的發展,大量人口遷移往新界,造成對樓房的大量需求,亦令銀行樓房按揭的需求大增。按揭是以樓宇作抵押,但由於租讓新界的條約在1997年6月30日屆滿,故新界所有屋契均在1997年6月27日到期,面對抵押物業的不明朗因素,銀行開始逐步收緊按揭年期,至七十年代末,在銀行界的強大壓力下,港英政府遂得和中國展開香港的前途談判。借鑑這段歷史,商界和金融界需要約二十年的時間準備,尤其是不少大型建設的投資均需三十年或以上的回報期,事實上,早在2003年迪士尼來港投資興建樂園時有關批地便已超越2047年,其後的兩鐵合併亦涉及超逾2047年的權益。換言之,香港2047年後的地位,在2030至2035年間便須確定,才可減少因前景不明朗所帶來的經濟動盪。何時該開始提出討論?八十年代初,中國剛經歷文革,經濟上開始開放改革,政治上亦較開明,香港的發展經驗正好可幫助國內的現代化改革,英國便看準當時是談判的適當時機。同樣地,2047的討論,亦該在中國領導層變得較開明,香港在經濟上仍對中國有貢獻,和香港在反貪,法治,管理制度等方面仍對國內的發展有借鏡價值時提出討論,在這時刻來臨前,香港必須作好準備,並努力維持本身的優勢。1982年的前途談判由中英兩國主導,當時中方堅拒港人的參與,甚至反對尤德爵士以港督的身分參與談判。2047年後香港的地位問題已不再是外交而屬中國內政的問題,特區官員與中央亦變成上下從屬而非對等的地位,那2047後香港的命運會如何決定?廣泛諮詢和聽從民意並非國內制度的強項,如何設計一套討論的程序,既能照顧國家的主權,又能充分照顧香港的民意和讓港人有意義地參與,以及2047後有多少可行的模式,這些問題現在已該開始探索了。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0日)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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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前途問題」:論述模糊但仍具意義

不管你喜歡與否,「本土主義」已成為了特區政治的新潮流,也勢必會左右9月立法會選情。這股潮流,有最低層次的捍衛香港文化、港人優先的政治訴求;但也有更具挑釁性的前途自決,以至港獨主張。後者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建制派也自然連番和應,爭相聲討。香港有沒有條件獨立?香港人想不想脫離中國?是否真的可以走到公投自決這一步?公投之後又可以怎樣?當中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談。這裏我有興趣探討的,反而是所謂的「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概念。「二次前途談判」 一廂情願「第二次前途問題」這個提法,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有人擔心既然《基本法》說明「50年不變」,那麼到了2047年,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又會否仍然有效,存在很大問號,因而認為有必要為此作好準備,開展討論。這種觀點認為,這個「2047大限」足以和1980年代情况相提並論。當年香港社會正正因為對九七以後的情况不確定心生恐懼,所以假如我們能盡早有一個2047年後的具體安排,便可以避免歷史重演,防止重蹈覆轍。但從法律角度而言,基本法以至回歸以來訂立的所有法律,並未附有說明條文會何時失效的日落條款,所以理論上即使到了2047年7月1 日,現時所有法律依然會繼續有效。反之,當年英國政府面對的情况並不一樣,因為她們一直堅持在香港進行殖民地管治有其法理基礎,這當然就是指與晚清政府訂立的3條條約。從她的法理邏輯而言,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便會失去香港島以外、九龍界限街以北地方的管治權。也因為這個原因,英方便首先向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前途的疑慮,也促成了後來的中英談判。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兩個歷史時空面對的處境不大相同,「2047大限」是否存在,值得商榷,而從此引伸出來的所謂「第二次前途談判」契機,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回歸過程的歷史事實當然,「第二次前途問題」提法更重要的論據,在於對回歸過程的不滿;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港人並沒有機會在九七後的安排設計上有足夠的參與。前途談判過程中,中方堅決拒絕港方參與,認為港英政府以至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只是殖民地制度之下的產物,絕對不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於是把港方完全排拒於談判過程之外,這是歷史事實。中英談判結束後,中方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去起草基本法,過程北京全程主導,起草委員會以中方委員為多數,而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差不多全由中方直接或間接欽點任命,這也是實情。不過即使如此,當年的民間社會確曾積極自發地就各個政策範疇開展有關討論,各自對九七後的未來熱烈地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最終出來的基本法,以不變求穩維持現狀的主調去迎接回歸,並沒有接納很多試圖借九七契機去改革社會、完善管治的進步觀點;而有關政制部分,更是完全未能符合市民對港人民主治港的合理期望。放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份文件當然可以視為不思進取,甚至算得上是抱殘守缺;但公平地說,這種「保守」思維,也頗為切合當年的香港社會對未來誠惶誠恐、孤立無助的主流心態。輿論普遍認為即使現有秩序有種種不是,卻始終較為熟悉,至少心中有底,相對可以接受。所以,說九七回歸、基本法制定過程上,港人並未有機會參與其中、意見完全被忽視,從程序而言當然可以這樣說,但也許只說出了半個事實。何以有信心不重複上一代「錯誤」?但對回歸過程不滿的一個變奏,是新生代認為上一代人過於怯弱,沒有堅持理想,反而輕率地接受回歸中國和一份保守的基本法,以至禍延今天。但一代人做一代的事,當年的香港人無法預知未來,亦只能按當時的局勢和處境去作判斷,所有歷史決定也只能放在當年的時空去評估分析,超越時代的局限事後孔明去作出評價,本來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不過假如今天的年輕人譴責上一代當年沒有好好考慮下一代福祉去作決定時,以他們目前以10年去做「自決公投」的時間表來看,他們又何以有信心可以在2027年便可以為2047年的未來打造出美好藍圖,而又不會重複上一代的「錯誤」呢?生於1996年的黃之鋒抱怨要承受一個自己從未參與制定的「後九七藍圖」;那麼,生於2026年的下一代,會否有同樣的心情,在2047年投訴誰在20年前自命先知,去為他們妄作一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坦率面對不足 認真剖析時局但即使提出這些疑問,我依然認為「第二次前途問題」概念引伸出來港人當家作主的精神、不能繼續任人擺佈的態度,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近年港人對人權自由能否得到保障憂心忡忡,在梁振英治下特區管治質素江河日下,李波事件也令人徹底心寒,大家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開始失去信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要為自己的命運發聲、表達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堅定重申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絕對合情合理,沒有任何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提出對未來想像,甚至設計2047年的藍圖,便不能永遠把自己困於「我就是不服共產黨」的心態上。因為這種思維,往往會限制了我們的自省能力,難以有一個整全的視野。比如近日看見亞視倒閉,很多人馬上會歸咎於王征無能亂搞,認定是「大陸人搞死亞視」。這班土豪當然責無旁貸,但回頭細看,亞視其實在此之前早已奄奄一息,無甚作為。王征因素是近因,但長期經營不善卻才是關鍵。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簡單地向強權「說不」是很有效的做法,因為道理易懂、黑白分明,配以「自決」的氣勢,更是鼓動人心的不二法門。但假如我們真的要想像未來,認真要為香港尋求出路,便應該跳出簡單的對立二元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必須坦白承認,沒有大陸因素「蠶食」,香港原來的種種制度也不見得完全合情合理。我們當然不能容許內地那些不合理的行事規則、辦事文化污染香港,更不應容忍各種官場腐敗或有違法治的歪風在這裏不斷蔓延;但假如相信「去大陸化」後,香港便從此走上坦途,所有制度便會變得合理,卻是一種思想懶惰、以情害理的嚴重誤導。這種只懂諉過於外在因素完全忽略自身不足的思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公平合理的美好未來。個別偏激意見甚至藉此動員恐懼仇恨以作招徠,把討論愈推愈窄,更是錯上加錯。要討論香港願景,就請切切實實地從政策環節逐個切入,不要侃侃而談、流於口號;要想像未來,便應坦率地面對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去剖析時局,不要滿足於情緒宣泄,或只圖個心靈慰藉。尋求願景,要港人重拾主人翁精神,是一件嚴肅大事,這絕對不應只是一批政治新面孔的選舉伎倆。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4月15日《明報》觀點版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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