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政改?不必了

有組織做了調查,指有超過一半人希望新一屆政府重啟政改,約51.1%。民間智慧之「半杯水」理論,即是近49%不認為有需要來屆重啟政改。我是其中一個。 當然,我不是建制派,但我不覺得需要重啟政改。 這兩年客觀環境完全改變 過去半年,我一直觀察,支持重啟政改的泛民朋友,理據其實與雨傘運動之前的沒有太大分別。但這兩年看到,客觀環境完全改變了,再用這些理據去說服社會大部分市民支持重啟政改,有點「搞笑」。 其一,政改有助改善現在行政與立法互相抵消的情况,有民望的特首施政會較暢順云云。 但又用回「半杯水」理論,現在行政立法拉鋸的情况,即是立法會拉布、拖住行政部門的做法,是因為立法會的選舉制度讓政黨碎片化,出現小黨「騎劫民意」之情况。假如稍為微調立法會直選選舉方法,例如用新加坡的「集選區」方法,再細膩地劃分選區,只要一張候選名單得票者最多的話,該名單內的候選人全勝。那麼,立法會碎片化的情况自然會大幅減少,再加上人大常委的DQ(disqualify)釋法守尾門,2020年建制派直選議席過半不是夢。屆時立法會就可以更改議事規則,大減拉布能量。到時立法會星期三的會議,不用半天就開完,為何要大費周章搞什麼雙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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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改 林太有責

儘管民意清晰,北京不管就是不管,經歷一場「旨意」勝過民意的特首選舉後,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疲態,是心淡、是無奈,充斥着無力感。既然如此,眼見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不是很壞的選擇,唯有暫時卸甲,姑且靜觀其變。 林太上任初期,定必針對特首梁振英用人唯親、立場先行的做法,盡量在公職的人事委任上,重回用人唯才的方向,重新團結社會,減少社會不同陣營的極度對立,絕對是市民樂見。 緩和社會緊張的政治氣氛外,相信林太亦會抓緊兩三項民生政策,希望做出點成績來,按其政綱的?墨,教育、房屋肯定是她的重點。按過往的經驗觀之,若能處理好教育議題,安撫好教師,政府的煩惱可少一大截。 不過,林太不要以為做好民生工作,政改議題便可束之高閣。她近日在一個電視訪問中被問及政改問題時說,本月到北京接受中央任命時,如果有機會,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本港出現反對人大8‧31框架的情緒,但她不忘重申,即使重啟政改,亦須基於人大8‧31框架這個基礎。 剛結束的特首選舉,是8‧31框架的最好「顯影劑」,讓公眾看清楚8‧31的荒謬。這框架落下的三道大閘,尤其是行政長官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的這道閘,不單只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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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的怪誕經濟學

近來坊間某些民意領袖提出一種言論,指假若當年 831 方案能夠袋住先,今日全香港市民就有機會從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兩者之間選擇下任特首。事實上,這個組合在 831 方案不可能出現,因為這種說法完全無視 831 方案本身的缺失。筆者可以斷言,假如當年 831方案獲得通過,今天曾俊華和林鄭月娥都未能在提名委員會階段出閘。 此話何解?首先要跟大家重溫一下,831 方案有三個重要部分:第一,每名選委可以選擇二至三人;第二,投票以暗票進行;第三,出閘者需得到 601 票以上。 這個制度建基於一個良好願望,就是選委會選擇心目中最偏愛或民望最高的二至三人,讓這些候選人出閘,最終讓全香港選民一齊投票選出特首。可惜的是,這個理想實際上只是一個帶點幼稚的妄想(用英文 wishful thinking 的意思更準確) ,因為這個想法完全忽視了人性及投票時的博弈心態。 知名經濟學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在其暢銷著作《怪誕經濟學》(Freakonomics)便以芝加哥教師在考試做假及日本相撲手在比賽中讓賽等作為例子,指出誘因(incentive)如何能夠影響人類作出貌似非理性的選擇。831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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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表態要落實到政策調整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雄文四卷」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撇開對毛極富爭論的評價,不因人廢言,這個「敵友」區分何嘗不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首要問題!今屆特區領導人執政4年多,社會空前撕裂、內耗不斷、對抗升級、沉淪加速,以致一國兩制「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本土自決派異軍突起,突顯當今管治者製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此僵局、亂局其源頭出於對泛民主派定性誤判視為「敵我矛盾」,乞靈於鬥爭哲學,加劇深層次矛盾,致使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哀莫大於心死」,甚至導致港獨沉渣泛起,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張德江王光亞講話「回到常識」鑑於將泛民視作敵我矛盾的極端政策後果並不良好,今年中,中央官員明顯修正去年5月底在深圳指斥泛民為「反對派」、「頑固派」、「死硬派」的敵我思維,作了新的政治表態。標誌之一是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中訪港時,與泛民4位立法會議員近距離接觸溝通,稱泛民為「不同意見派別」;標誌之二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6月底接受《紫荊》雜誌專訪時,明確肯定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指出「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也屬於建制人士」。於是,有建制派中人稱王光亞「對泛民能夠講的好話都講了!」張德江作為中央領導人和王光亞作為中央官員對泛民講好話,實際是「回到常識」,回到一國兩制「初心」。眾所周知,基本法第5條莊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存在決定意識,泛民的價值觀及其政治訴求如「我要真普選」、「平反六四」、「反對越境執法」、「ABC(Anyone But CY)」等等,無非由「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所衍生,屬多元社會正常現象,應為一國兩制框架所包容,豈有視為「敵我矛盾」此理!問題不單涉及香港一國兩制,若將泛民視為「敵我矛盾」,試問怎麼可能令同樣信奉資本主義價值觀且一直受反共意識薰陶的2300萬台灣同胞相信中共「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善意、誠意、真意?這對台海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有利還是有害?若將泛民視為「敵我矛盾」,試問怎麼可能令同樣信奉資本主義價值觀且不時受「中國威脅論」渲染的美國、歐盟、日本、澳洲、韓國、新加坡等相信中國反覆宣示的和平崛起、和平外交?這對中國與外部世界和平共處影響正面抑或負面?顯而易見,將泛民定性為敵我矛盾,斥之「非我族類」,奉行鬥爭哲學,根本有違一國兩制初衷,缺乏大格局、大智慧,是典型的「小不忍則亂大謀」。正如孟子所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仇寇」。所謂「促進和諧」豈非緣木求魚?政策調整才能使政局良性轉化張德江、王光亞「回到常識」的政治表態無疑是糾正「一左二窄」涉港第一步。然而,政治表態的好話必須落實到政策調整,才能使政局由惡性循環向良性發展轉化。若「好話講夠,政策照舊」,好話就淪為假話、大話、空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37年「7‧7」盧溝橋事變後,抗戰軍興。中共及時將1935年《八一宣言》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表態落實到政策調整,即: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暴動,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新編第四軍;將「蘇維埃區」改為「抗日邊區」。於是迎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局面,從此中共茁壯成長。1978年中,針對當時猖獗一時的「兩個凡是」,中共改革家胡耀邦在鄧小平支持下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這一政治表態很快成了全黨主流意識,隨之落實到政策調整,即:平反「文革」及歷次政治運動冤、假、錯案,大量解放幹部;改正「右派」結論;摘掉地主、富農帽子;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實現「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重心轉移;通過歷史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為劉少奇恢復名譽;推行「包產到戶」,廢除人民公社……終於開拓了改革開放新局面,為今日中國富強奠下基礎!同樣道理,今天香港要扭轉誤判泛民定性、誤判政治形勢造成的僵局、亂局,中央官員關於「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只屬「不同意見派別」,「泛民的立法會議員……也屬於建制人士」的政治表態,也必須落實到政策調整。「牽牛要牽牛鼻子」,中央對港政策調整突破口應該是撤銷或修改2014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折不扣依照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以及附件一、附件二,凝聚共識,重啟政改,讓港人實現基本法賦予的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產生」的權利,避免中央失信於港人。香港回歸即將20年了,「雙普選」被一推再推,遙不可及,令「一國兩制」方針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畫了龍而未點睛。障礙在於違反改革開放政策、違反一國兩制方針、違反基本法的「8‧31決定」。要害在於它的指導思想建基於「階級鬥爭為綱」僵化思維,根本不相信港人包括泛民大多數是愛國的,視泛民為敵我矛盾,將「雙普選」的「政治內涵」和「法律內涵」公然定性為所謂「管治權之爭」、「爭奪管治權」,毫不諱言「去到盡」封殺泛民參選行政長官「入閘」機會。京官南下「宣旨」形同「宣戰」,「一左二窄」自鳴得意。「8‧31決定」令矛盾激化,直接催生79天「我要真普選」的「雨傘運動」,結果被認定「體制內抗爭走到盡頭」;於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派生旺角暴動、港獨冒起、本土「自決」抬頭;部分年青選民在立法會選舉投「不滿票」、「發泄票」、「鬥氣票」。實踐已充分檢驗「8‧31決定」的極為惡劣影響!該決定是回歸近20年最嚴重的「左」的錯誤!如今,中央領導人、中央官員最新政治表態否定了泛民「敵我矛盾」定性,重申「泛民中大多數是愛國的」,因而「8‧31決定」將泛民視為「爭奪管治權」的「敵對勢力」立論基礎徹底崩塌。作為配套的政策調整,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款行使撤銷該「不適當的決定」。最低限度亦要將於法無據、亂搬龍門的「過半數提名」還原到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4任特首候選人產生皆循此例的「八分之一提名」。要作如此政策調整方能與中央官員最新政治表態相配合。不能政治表態稱「朋友」,政策層面當「敵人」。政策落後於實際乃施政大忌!新人事新思維 從撕裂走向和解常言:「以史為鑑」。30多年前與真理標準政治表態相適應的政策調整,堂堂中央「5‧16通知」可以撤銷;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可以撤銷;中共「九大」政治報告可以撤銷;確定林彪為接班人的黨章可以撤銷……試問權威性遠不能相比的「8‧31決定」撤銷有何難哉?實現這一政策調整,可令一國兩制「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香港社會可化危為機,在新人事新思維主導下,從撕裂走向大和解,由對抗轉為對話,內耗空轉變作政通人和。至於滿腦「敵我」、熱中鬥爭、渲染港獨「留敵作富貴之資」的人則再無機會竊據要津為禍香江。鄧小平倡導的一國兩制將永葆其美妙之青春,耀眼於全世界!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梁振英 831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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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中港權力關係——8.31決定兩年後的香港政治

今天(註:文章原刊於2016年8月31日)是「8.31決定」兩周年。「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由網絡討論和書籍出版,到堂堂走進現實政治舞台,說起來不過就是兩年前「8.31決定」後,所快速發展起來的趨勢。立法會選舉在即,在各種令人目眩的政治迷障背後,我們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政治,值得從頭再看「8.31決定」的意義和影響。政制改革,向來被視為香港政治的核心議題。但由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到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這30年間的政制改革爭議,都圍繞?一個主軸,就是「選舉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和功能組別存廢,以及特首普選的時間表和提名程序等等。民主化 還是中港權力關係?政改之爭,無疑涉及「選舉制度的民主化」;但由於香港並非可以自決選舉制度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區,選舉制度如何設計,最終必然歸結到中港權力關係——即香港人可以有多大程度,不受宗主國控制,自主選舉政府首長和議會。換言之,政改固然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問題,但真正核心卻是中港權力關係(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的問題。有趣地,過去30年的政改之爭,「中港權力關係」這個核心問題,卻恍如《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般,成為了大家不敢直呼的禁忌,各方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卻總是避而不談。於是,政改被看成是單純的「民主化」問題,泛民主派說政改是落實普世人權、要符合國際標準,建制陣營說政改要循序漸進、要保持社會穩定,實際上雙方都把真正矛盾掃進?底。而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由於只涉及立法會民選議席的有限度改革(區議會間選方案、「超級區議員」方案),而未有根本觸及特首和議會的自主性問題,於是「中港權力關係」這個佛地魔,仍然得以繼續隱身。真正進入問題核心及至2013年,特首普選正式進入議程,由於特首手握《基本法》下的自治權,一旦特首由北京控制的選委會,改為由巿民普選產生,將直接改變現行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明白不可能再迴避問題,於是連番出手,逐步揭開其不容許香港自治的底牌——先是2013年3月,喬曉陽率先發表講話,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同年11月李飛訪港,重申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機構提名」等等;2014年6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最後是「8.31決定」,正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憲制決定的方式,劃下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不會容許香港人完全自主選舉政府首長,香港自治權只能由北京信任的「愛國愛港代理人」行使。兩年後回看,「8.31決定」的歷史意義,在於終結了30年來圍繞「民主化」的表象爭議。它毫不含糊地勾畫了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將各方一直以來避而不談的問題,完完整整地揭示開來。而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所有不甘於俯首稱臣的香港人,都要走上本土化之路,尋求各種擺脫北京框架的前途想像。這就是「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在過去兩年由論述走向行動的時代背景。因此,「8.31決定」後,香港人才真正進入「中港權力關係」的問題核心,各種本土論述遂有如雨後春筍:憲制上,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新政治路線,包括提出「內部自決權」的「本土自治路線」(泛民中青代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倡導香港先城邦建國,再與中國結成主權邦聯的「本土建國路線」(「熱普城」聯盟);以及高舉「香港獨立」旗幟、期許香港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本土獨立路線」(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憲制以外,各種探求香港各方面自主性的論述,也開始大行其道,「經濟自主」、「規劃自主」、「移民自主」、「供水自主」、「文化自主」等議題,已經不再是禁忌。當然,各種本土論述前途想像,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但當香港人選擇直視問題核心,就不會再翻老黃曆看日子。而「重構中港權力關係」,也必將取代以往的「民主化」議程,主導未來的香港政治走向。香港正經歷30年未有的政治大變。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31日) 一國兩制 831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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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香港──啟動23條立法 修改8.31決定

香港一國兩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一方面港獨勢力愈來愈囂張,組黨、參選,公開鼓吹「革命」、「奪權」、「滲透」、「勇武」,明目張膽與堅持「一國」原則對着幹,與台獨、藏獨、疆獨合流,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威脅香港安定繁榮,將「東方之珠」推向「讓磚頭飛、讓鮮血流」的動亂深淵;另一方面,充滿「階級鬥爭為綱」、敵我矛盾思維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將《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普選權利歪曲為「管治權之爭」,戾橫折曲與尊重「兩制」差異背道而馳,採取關門主義「左」的一套,斷送政改機會,且大有「吃了秤砣鐵了心」之勢,使部分港人失去對一國兩制希望,激起一些青年逆反心理,吸起港獨精神鴉片。左、右衝擊之下,香港社會正以自由落體加速度向下沉淪。請看,立法會選戰公認回歸以來最爛:「醜陋的中國人」那種一盤散沙、窩裏鬥劣根性大發作;台灣藍綠惡鬥不問是非、只問陣營劣質政治全盤學足;各種論壇言不及義,不聞諸葛亮「隆中對」,唯見「小學雞」互窒鬥嘴;各派別「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總之,「黃鐘毁棄,瓦釜轟鳴」。難怪有老報人慨嘆:「吾不欲觀之!」香港社會何止病了,簡直瘋了,不救不行了!要救香港、要救一國兩制,千頭萬緒抓根本,必須雙管齊下:啟動23條立法打擊港獨,以此堅持「一國」原則;修改8.31決定啟動政改,以此尊重「兩制」差異。缺一不可!啟動23條立法打擊港獨香港是法治社會,基本法第23條明確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這是香港特區不容推卸的憲制責任。香港回歸近20年了,有什麼理由推搪不作為?這合乎法治精神嗎?「國家安全」是全方位概念,不能孤立看待港獨。如果香港面對港獨猖狂態勢仍不就23條立法,任由港獨打着「言論自由」旗號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或「播毒」於校園,橫行無忌,試問台灣民進黨、西藏流亡政府、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豈不是大可以香港民族黨為榜樣,來港設分支打正「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招牌參選立法會及到添馬公園聚眾插旗?發展下去,港人是否樂見疆獨來港斬人、藏獨來港自焚、台獨來港佔領立法會以配合港獨的勇武呢?况且,當今美國「重返亞太」劍指中國、朝鮮堅持核武玩火、韓美部署薩德系統、日本甘當反華「爛頭卒」、蔡英文拒納「九二共識」、南海風高浪急成為「火藥桶」,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嚴峻,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有維護職責。既然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為國家安全就23條立法責無旁貸,豈有讓香港「中門大開」之理?關鍵在於,基於一國兩制,香港在第23條立法過程中,絕不能夠生搬硬套內地定罪標準,一定要保障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要令港人放心。23條立法後,例如劉曉波寫那些文章在香港不構成犯罪、維權律師不會被抓、傳媒可照樣罵共產黨、「六四」燭光晚會可繼續舉辦、銅鑼灣書店事件不會重演。「罪」與「非罪」界線劃清楚,打擊叛國、分裂國家犯罪活動於法有據,23條立法只會令一國兩制更平穩!修改8.31決定重啟政改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啟動23條立法同時,必須修改2014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糾正關門主義「左」的錯誤,切實尊重「兩制」差異,重啟政改,化解僵局、扭轉亂局。事實上,正是由於8.31決定違反基本法「落三閘」,令港人渴望的行政長官、立法會普選迄今「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失敗、絕望情緒支配下,部分年輕人出於叛逆心理,也「去到盡」,「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玩港獨。大家不妨追根溯源:2014年9月1日,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港宣講8.31決定的「政治內涵」和「法律內涵」,毫不諱言8.31決定的指導思想基於如下定性:香港圍繞普選問題的爭論,「本質上不是要不要普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之爭」云云。顯然,8.31決定背後的理論基礎仍不脫「階級鬥爭為綱」、「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那套僵化思維,與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規定行政長官、立法會「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的民主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時空差異,完全違背一國兩制應有之義!8.31決定「左」的錯誤還在於根本不相信香港同胞包括泛民主派在內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實際上將泛民主派視為敵我矛盾,打入「另冊」,千方百計剝奪泛民主派的行政長官參選權,嚴重偏離了一國兩制初衷。大家知道,儘管泛民在回歸以來歷次立法會地區直選總得票率都穩定在56%至66%之間,但由於政制設計人為扭曲,在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1200個委員中(筆者是其中一員)泛民只佔17%左右席位。鑑於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八分之一委員提名產生,泛民雖然不滿亦勉強接受選委會安排。但8.31決定規定提名委員會組成辦法照足選委會的同時,卻違反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無視4任行政長官候選人產生辦法得到各派認可行之有效的歷史,竟然亂搬「龍門」改為過半數提名,挖空心思封殺泛民代表人物參選行政長官的權利,還自鳴得意「去到盡」。這一思路,與50年前5.16通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宣揚「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那一套如出一轍。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將「千千萬萬」、「浩浩蕩蕩」趕到對立面,導致社會撕裂、對抗升級,是如假包換的「左」的錯誤!8.31決定對近年港獨冒起具有直接責任!根據國家憲法第62條第11款,人大有權撤銷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若認為「撤銷」震盪太大,可以採取折衷辦法將8.31決定中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門檻由二分之一改回基本法附件一原來規定的八分之一,於法有據、4屆有例。相信這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皆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基礎上重啟政改,令港人包括年輕一代看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希望,樂在其中,「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一國」「兩制」不可偏廢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兩者不可偏廢,是完整準確執行一國兩制的「真經」,不容來自「右」的或「左」的「歪嘴和尚」念差讀錯!啟動23條立法、修改8.31決定,香港方可由亂入治,政通人和,「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原文載於2016年8月3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23條 831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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