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不要仁治變人治

每當有人跟我說,中國人認為「法律不外乎人情」,我聽了總是覺得有點不自在。是否說中國人認為法律可以隨着人際關係左扭右轉、因人而異?如果是的話,為何中國人對法治思想如此薄弱?法律有否酌情處理這回事?當然有,但是酌情處理也須具一些令人信服的基本原則。 假如一位年紀老邁的拾荒者被控違法,法官可能從輕發落,甚至不要求被告支付堂費,這是法官有仁義之心所致,很多人會認為這並不違反法律原則。但同樣情况可否套用於最近宣誓事件的被告?在這類案件,豁免被告須負上堂費責任是否可算是行仁施義,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庭要求敗訴者支付堂費並非要懲罰他們,而是要求他們負上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要求法庭偏離這責任必須具有力及符合公義的理據;例如官司由勝訴者所引起,又或勝訴者在整件事上有不符合公義或浪費時間之行為,也須為堂費負上某些責任。儘管如此,在這些案例中,完全豁免敗訴者支付堂費之例子可說是絕無僅有。 社會上有人認為喪失議員資格的被告乃受「政治迫害」,法庭漠視選民意願,所以不應或不需負上支付堂費的責任。「政治迫害」之說是指政府利用法律,在政治上打擊異見分子。首先,事件起因不在政府,候任議員的行為乃經深思熟慮後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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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科技人員:原則輸了,全盤皆輸,DQ 陸續有來

網友說,被 DQ 的議員覆蓋近二十萬選民,如果其中十萬選民一人捐 $100 打官司,基金便達千萬,議員們應該可以繼續與政府周旋。香港人 IQ 不賴,此等簡單數學應該人人明白,不過,公眾似乎興趣缺缺,想必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吧,本文嘗試分析,亦希望一人 $100,統一籌款給所有被 DQ 議員一同上訴能夠成事。 什麼是「玩過龍」? 回顧事件,由梁游被 DQ 開始,對於宣誓「玩嘢」是否過份,在民主派選民中也爭持不下,當時覺得梁游「玩過龍」、咎由自取的意見,可以用一篇關於十九世紀英國議員宣誓風波的文章[1]來概括,當時一位無神論的英國議員,抗拒誓詞內的宗教成份,一番爭持只下,國會投票反對該議員宣誓,結果資格被褫奪,留意,那時是十九世紀。 再望二十世紀,英國議員仍然樂此不疲[2],宣誓時以交叉手指放胸前,以示抗拒誓詞中向英女皇效忠,二十世紀來說,這是小事,議員順利入席。其實例子比比皆是,如果真的要針對儀態問題,最多罰款了事,但無可能如十九世紀般褫奪資格,而就算是十九世紀,當日是經過國會投票,而非法庭褫奪議員資格,好歹也算是一個人民授權的決議。 議員當然要受法律規限,但梁游並非放火燒議會,甚至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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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華:DQ後局勢論——政府、建制派與非建制派面對的政治難題

高等法院裁定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炎的宣誓無效,4人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令至今被DQ的非建制派議員增至6位。外界預料針對上述判決的上訴案終會以失敗告終,進行補選幾成定案。DQ事件為香港政界及社會引發了大地震,但隨之而來的局勢亦會為政府、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帶來更棘手的政治難題。 政府和解政治的困局 從實際利益出發,今屆政府想必不願看見DQ事件繼續發酵。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社會轉吹「和風」,大有和解之勢。是次4名議員的DQ事件實乃上屆政府留下的政治問題,與現屆政府無關。DQ一事不但重燃社會的緊張及悲哀情緒,同時又無形中增添了政府與非建制陣營的對立。由於判決權屬法院所有,在「守護法治精神」的圍欄下,政府須尊重法庭判決。新一屆政府對DQ事件一直以溫和的態度冷處理,並透過表示「不會乘人之危」去穩定民心,目的正在於避免再激起政治對立及社會矛盾。 事實上,在6位非建制議員被DQ的情況下,建制派在總席數及分組點票均佔了過半數議席,除了如政改等「重要議案」須獲全體議員2/3票數通過外,基本上政府在建制派支持下可通過任何議案。退一步而言,在建制派議員總席位過半數的優勢下,即使6位議員沒有被DQ,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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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鱷:關於DQ案的反面觀點——一個九十後對政治理想主義的反思

當每人的心裡都有著一股相同的信念,而這股信念又被一層道德的高尚外衣包裹著,任何與這種信念相對的觀點都會被打成邪惡。但這不代表這種觀點不需要被提出,因為假如失去了它的制衡,道德在人的心底也會腐化成萬惡的根源。 七月十四日中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位議員違反宣誓守則,即時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連同早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一共已經有六位被選民授權進入議會的代表被行政機關起訴並最終被立法機關裁定議席無效。 乍看之下,這劇本就跟那些奉行假民主的地方,統治者隨時透過政治打壓剷除異己的手段別無兩樣。所以一時間,社交網絡又是烽煙四起,人人爭著喊民意不容褫奪,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我們真的應該繼續為這個信念搖旗納喊嗎? 雨傘運動後,一派人繼續走街頭抗爭的路線,一派人選擇走入議會內部,掃蕩現有制度的不公義,那個時候,我們對這群人寄予厚望,所以把手上的一票投了出去,讓他們擠身議員之列。 但不足一年,當中竟人六位被掃了出議事堂門外,這是制度暴力底下的結果嗎?是政府視民意於無物的表現嗎? 抱歉地說,我認為真正視人們意願於不顧的,正正是那六位被褫奪資格的議員。 他們當初既然選擇進入議會內部爭取改變,那他們原則上就是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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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頌雄:一搬龍門 代價十倍

作為本屆立法會的新人,首個立法年度以宣誓風波作起點,也以宣誓風波作結。除了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外,法庭再就另外4名人士包括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的就任立法會議員宣誓事宜,判決無效而取消議席。筆者對於這些年來的議會亂象深感無奈,而無休止的政治爭拗,更令人擔心香港的前景。 這次被取消議員資格的6人中,其中5人是本屆新人,他們的共通點是所謂本土自決派,只有梁國雄(長毛)是「老雀」。有評論認為,梁國雄在過去的宣誓也有類似的政治宣示和「加料」,為何以往沒有問題,為何今次卻被取消資格,相信是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反對派埋怨政府「搬龍門」,但問題是,誰才是真正把「龍門」搬了家呢? 就任立法會議員、法官和主要官員必須作莊重嚴肅的宣誓,這種法定行為要按現有法律的要求,用「潮語」說——「這是常識吧」。就以一般人的經驗如結婚和上法庭作供一樣,應要真誠和莊重,應要嚴格根據相關內容和規定,其實也不難理解。大家可以試想,如果有人在結婚的宣誓「加料」辱罵人家祖宗,有人在法庭宣誓「加料」調侃法官,會有什麼後果? 但偏偏就有一群人,雖然經過選舉洗禮,對政治和法律理解應較一般人為高,卻刻意扭曲宣誓的意義,無視宣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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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拆大台,然後呢?

DQ議員後,就算補選,所謂泛民亦極可能失去分組點票的關鍵否決權,此乃二十年未有之變局,民主普選追求失利,民主倒退反倒成真,歷史進程可真詭異而哀傷。 如果這是事實,唯有面對,弱勢波有弱勢波的打法,只不過有時候要拿出額外的智慧,有時候則要加倍地勇敢。 泛民總辭算是智慧抑或勇敢?顯然兩者皆需。總辭是容易喊出的口號,但何時總辭和如何協調,始是最大的挑戰,萬一處理得稍欠精準,失去更多席位固然可悲,泛民內部亦必由此更趨分裂,這將嚴重挫敗士氣,令未來的政改路途更崎嶇難行。須知今天的建制對手已非昔日之建制對手,上回總辭成功,不代表這回必再成功,愈是奇招愈只有它的效用局限,對手只是奸而不是笨,所謂「獨裁者的進化」,建制必已從上回總辭補選裡學到更有力的應對,何况資源愈見豐厚,動員愈見犀利,姿態愈見狠兇,分崩離析的泛民能否捱過這場硬仗,很難不讓關心者擔心。 一旦總辭,事前事後的協調當然是關鍵。而協調需要強而有力的領袖,而今天的泛民,領袖缺貨,愚才輩出,像一個鬆散的業主立案法團,淚眼婆娑者多,一錘定音者少,實不容易在此時候推動有效的總辭計劃。在打補選之戰以前,已需面對內部的搶位戰爭,元氣自傷,精神內耗,由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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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DQ及財委會之後的民主運動

緊接新一輪DQ,是立法會休會前財委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幾項據說是「與政治無關」的「民生」撥款,包括36億元教育經費,同時也惹來泛民之間的爭論,一些傳媒更稱之為「內訌」。大眾傳媒樂見矛盾紛爭,在苦悶而尋求hit rate的年代,自是不足為奇。然而,以爭取民主為志業的朋友,更重要的或許不是承認或否定由傳媒設定的議程,而是如何理解及處理不同判斷和路線之間的差異和分歧,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提出減少「內訌」、爭取團結就能解決。 要理解及回應泛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或可嘗試從理解「DQ立會議員究竟意味什麽」這問題出發。 DQ了什麼? 不少論者已指出,DQ一役,民主運動失去的,不僅是6個議席,以及隨之而來的少數派否決權,同時更是有關法治遊戲規則的改寫,也就是立法及司法制衡行政的力量進一步被削弱,而來自北京與西環的干預則更暢通無阻。這裏只補充一點,如果我們把DQ議員與過去幾年由上而下、自北往南的政治變化連在一起考察,亦可發現,這些新的政治局勢,也同時在改造公共輿論中的常識,調低人們的道德底線。 循此或許有助我們思考陳日君先生提出的疑問﹕為什麽釋法取消有十多萬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不會引起暴動?說香港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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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議員DQ最壞情况還未到來

壞消息接踵而至。繼梁游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再有四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DQ。 特區政府強行用司法手段剝奪民意代表議席,立法會生態平衡頓時歪變。泛民馬上失去了關鍵少數,可幸建制議席也未達三分二,故包括政制改革在內的重大議案,政府暫時未能為所欲為。 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建制派佔優,分區直選議席泛民超過一半,是長期以來的政治生態平衡。四位議員被DQ後,政治平衡立即打破,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兩個組別都是建制過半。以往由議員提出的私人議案,會在分組點票中被否決,今後,至少在立法會補選前,議案都會在分組點票中順利通過。 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需要分組點票,在補選前的真空期,建制議員可以肆意大幅修改。點人數、響鐘、發言時間等等泛民拉布手段,將會武功全廢,立法會僅存的監察功能將大為削弱。今後,撥款、法例、議案,無論如何荒謬離譜,將會順利通過。 或許有人會說,搞到今天如斯局面,難道泛民不需負丁點責任嗎?為何要在宣誓時「玩嘢」,要宣示政治主張,不應入到立法會坐穩議席才做嗎? 這種指摘表面看似有理,但必須指出的是,起碼剛被DQ的四位議員的宣誓方式,以往幾屆立法會出現過,而且都相安無事,順利過關。更重要的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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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勉一:隨時upgrade做國家級別反對派

《環球時報》說,香港的反對派要「回到基本法內做政治反對派」,不能當「國家級別反對派」。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共指定的範圍做反對派。 是否覺得熟口熟面? 1945年,中共搞統一戰線,找來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黨派搞「聯合政府」。建國初期,中共對這些民主黨派禮待有加,政協、人大、副總理、部長等職位也有他們的份兒。 中共的說法,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民主黨派是民盟,它是由當時的知識份子精英和KOL組成的,所以特別有影響力。 後來到了大鳴大放,毛澤東說言者無罪,結果民主黨派和當時的學者、KOL紛紛發表對中共的意見,例如要求真普選、中共與民主黨派分享權力,甚至輪替執政。最後,毛澤東反枱,接著便是反右運動,與其說是運動,實際上是對民主黨派、知識份子、KOL、異見者的大規模迫害,被迫害至死、自殺或精神錯亂者不計其數。 反右運動最有名的三大代表人物是KOL儲安平和被扣「章羅聯盟」帽子的民盟領袖章伯鈞和羅隆基。章伯鈞即是《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的父親。文革之後,中共平反大部分被打成右派的人,但儲、章、羅三人,連同民盟彭文應及陳仁炳共五人被中共中央點名不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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