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英雄:屬於David Bowie的七十年代

如果可以,我真的不介意短十年命,來換我能早出生二十年。這樣我就可以飛到日本看一次尾崎豐唱到虛脫攤在台上;到美國看一次Lou Reed玩那些Velvet Underground歲月的作品;到紅館看一次張國榮的熱情演唱會。上星期初,David Bowie在推出最後一張專輯後數天,就悄悄離開了世界。於是,我又為這個我願意折壽的名單加上一項:「看一次David Bowie唱歌」。David Bowie是我認知中,音樂做得最極致的藝術家。從Rock & Roll到他帶領的Glam Rock風潮,到電子,新古典,甚至八十年代的Dance Pop,你說得出來的音樂種類他大概都涉獵過,而且到今年交出新專輯《Blackstar》時,他都仍在實驗著新的音樂類型。這是藝術家的風骨,也是對自己音樂創作的尊重。反觀四周,有多少音樂人未到六十歲便已經急不及待地無限金曲懷舊巡迴,翻唱和消費自己的舊作品?相比之下,Bowie的執著更見難能可貴。喜歡David Bowie的樂迷,很多都是從他七十年代的那些作品聽起的。因為那十年時光,足以改變往後數十年的流行和搖滾音樂面貌。這一切則要從1972年,他的一個分身Ziggy Stardust講起。雖然在英國樂壇打滾了好幾年,這個走唱作搖滾路線的小夥子卻只從1969年的「Space Oddity」裡淺嚐過排行榜的成功。在第一任妻子和Angie的鼓勵和影響下,Bowie蓄起長髮和穿上女裝,在舞台和生活裡顛覆各種性別定型。以新形象推出專輯《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和《Hunky Dory》後,輿論和報章果然又逐漸討論起這個「不男不女」的搖滾歌手。其實評論是負面或正面也不重要,反正重要的是他終於得到了當時最渴望的東西:媒體和聽眾的關注。(《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和《Hunky Dory》專輯封面)然後,他決定在音樂上也創造另一個身分,Ziggy Stardust。這個來自外星的搖滾巨星,靠著一身奇裝異服及極盡誇張的妝容,打破上個年代The Beatles為搖滾樂設下的框框。同時,這是搖滾史上第一個結合了劇場和音樂的概念作品,也創造了Glam Rock的首個潮流。坦白說,如此性別模糊的外星人角色即使放諸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相當前衛,更不用說對當年保守英國社會的衝擊有多大了。我很記得Bowie在之後的訪問提過,Ziggy的空前成功令他開始分不清虛構與真實,加上成名的壓力使他毒癮越來越深而且漸漸出現幻覺。最後,他選擇在演唱會唱畢一曲「Rock ‘N’ Roll Suicide」,便在舞台上親手了結這號虛構人物。(David Bowie as Ziggy Stardust. Photograph: Ilpo Musto/Rex Features)角色終結了,影響的卻遠不止於那一代的樂迷。Ziggy Stardust開拓了往後搖滾音樂的可能性,也讓許多在電視前被「Starman」號召的人,踏上創作與搖滾的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5zmDz4vR4改變流行音樂歷史的,當然還有七十年代後期的「柏林三部曲」:《Low》,《Heroes》和《Lodger》。脫下Ziggy Stardust的外套後,Bowie在1976年離開五光十色的洛杉磯,移居柏林。在那三年間,他除了成功擺脫毒癮外,還與Brian Eno和製作人Tony Visconti合力製作出這三張實驗性質的專輯。這三部曲的重要性已不在於Bowie的舞台效果或戲劇張力,而在於它們以建構專輯整體氛圍為主軸,並不侷限於搖滾音樂的創作公式,也因此帶領出Art Rock的新音樂型態。(Heroes專輯封面)而說到柏林時期,便不得不提到其中一張專輯的點題作「Heroes」。以專輯製作人Visconti的婚外情作藍本,歌曲敘述了被柏林圍牆分隔的一雙戀人,即使無法攀過高牆,也要在槍砲下相見和擁吻。在東西德仍被分割的年代,這首歌的意義遠並不限於情愛本身,卻更代表了當時被蘇聯控制的人民和他們爭取自由的信念。「I, I CAN REMEMBERSTANDING, BY THE WALLAND THE GUNS SHOT ABOVE OUR HEADSAND WE KISSED,AS THOUGH NOTHING COULD FALL」而於歌曲發表後十年的1987年,Bowie在西柏林圍牆旁的音樂節上再唱起這首歌曲。他流著淚完成演唱,同時鼓動了在圍牆另一邊聽著的,成千上萬的東德樂迷。但一如所有極權政府,政權擔心音樂將動搖其統治地位。於是東柏林的警察在音樂節的第三天,大規模拘捕和鎮壓圍牆旁的樂迷。有說David Bowie演唱那一夜,影響和號召了許多東德年輕人,亦間接成就了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雖然這段小故事也許只是樂迷們一廂情願的浪漫投射,但他無可置疑地成為了好幾代聽眾的英雄。至少,當中包括我。去年,我有機會飛到墨爾本看《David Bowie Is…》的回顧展覽。展覽的最後一部分是有環迴的螢幕循環播放他的某幾個現場表演,當中包括這個2002年柏林現場版的「Heroes」。在展覽廳的中央,看著螢幕上的Bowie還有場館內的燈光閃動,我全身都起雞皮,因為整件事都太有型太David Bowie太一期一會了。我不敢說往後幾十年的流行樂壇,還會不會出現如此一個天才。我只是很感激他離開前仍選擇留下了一張道別作給世人,因為實在沒有比這個分量更重的告別了。Thank you Bowie and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Yp9q3QNaQ文:四菱四@3C Music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片取自作者網誌) David Bowie

詳情

毛孩與David Bowie──從次文化到主流

大衛寶兒(David Bowie)與毛記電視分獎禮,一顆搖滾巨星的逝去與一場次文化的星火燎原,令人激動、心傷、又有安慰。兩件本不相關的事,因發生的時序同時在Facebook梅花間竹地洗版,我直覺地將它們綁在一起想像。毛記分獎禮,令我想起Bowie的七十年代(也令我想起同時代的Andy Warhol,視覺藝術運動Pop Art最有名的開創者之一)。那是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年代,那也是個充滿黑暗與不公、且公民覺醒與民間充權的年代。年輕憤怒的青年人音樂人作家詩人藝術家等紛紛走上街頭,以各自熱愛的藝術形式進行著先鋒前衛的探索與實驗,勇於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Bowie與Warhol那一代「廢青」,對各種藝術形式開創性的實驗與探索、顛覆與創造,把誕生於民間街頭的次文化,從下到上推上主流文化的舞台,且受到大眾的注目與熱愛。這些「廢青」進行的文化改革,對70年代至今的文化藝術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Bowie的七十年代,很像我們當下公民抗命的時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抗爭場域的轉移與變化。在互聯網還未誕生的時代,他們抗爭的主要場域是街頭,傳播訊息與信念的媒體是紙張與塗鴉。在我們的時代,主要的抗爭不只在街頭,更發生在網絡,且時時刻刻地以各種充滿活力的形式滲透與普及。如今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鍵盤戰士、YouTuber與博客,擁有各自獨立的媒體與傳播平台(例如Facebook與YouTube)。如果七十年代有互聯網,我們就可以從當下的網民(所謂的「廢青」)看見那一代人的形象。我們也許可以這樣推測與想像,當下網絡上傳播的次文化──我所指的次文化並不只是局限於「毛記」所代表的流行歌曲二次創作,它更包括廣泛的年輕人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關於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追尋與實驗;例如獨立音樂、工廠藝術、街頭藝術、插畫、YouTuber、各式各樣的惡搞與二次創作等等的創作形式──很大可能成為三十年後大眾共同分享與接受的主流文化。毛記電視分獎禮的成功,就是一場(以網絡為主要平台的)次文化試圖突襲衝擊「無線」代表的傳統電視主導的主流文化,而取得歷史性的成功。毛記受到廣泛的歡迎、肯定與洗版狂潮,無疑反應了當下香港社會的時代精神(葉蘊儀在台上也說到)。究竟這個近70萬的毛孩群體,如何反應了當下香港社會的時代精神?我們又如何可以透過他們了解當下香港年輕人的文化、精神、道德、思潮、政治的趨勢與時代的氛圍?毛孩主要由一群生活於網絡時代的年輕人構成──根據2014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香港14至34歲的年輕人約有193萬。100毛的專頁就有超過70萬個Like,這絕對不是少數。何況這70萬的群體大多由高學歷又有社會責任感的通明年輕人構成──這些被「傳統」社會標籤為一事無成又買不起樓的網絡「廢青」,他們不再滿足於上一代人搵錢至上的生活價值,也對離地又忽視生活真實狀況的主流媒體感到不滿。他們看見社會的不公,並對政治現狀感到憤怒。他們對自己的身份問題感到困惑並渴望尋回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自信。就像Bowie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他們以自己善長熱愛的創作形式,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實驗與探索,嘗試尋找到可能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相信的價值與人生意義。在數碼時代,網絡就是我們凝聚共識與集體記憶的場域,在這裡我們開拓著任何可自由表達自己想法與感受的新形式。當我們嘗試回望與理解70年代的藝術文化與歷史,我們想起的是David Bowie與Andy Warhol等充滿實驗性開創性的先鋒藝術家。也有可能,三四十年後,當人們回望2010年代的時候,人們將會想起參與雨傘運動並為之奮鬥的年輕人、想到很多很多勇於創新的毛孩們以及他們惡搞與二次創作的作品,就像我們如今想起了曾經的華麗搖滾與Pop Art。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justinchowmanhing(圖片由作者提供) David Bowie

詳情

柏林蒼穹下的搖滾 –與David Bowie的故事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from here, but I promise it won’t be boring."——David Bowie (1947-01-08 — 2016-01-10)香港人稱他為David Bowie,甚少有樂迷叫他大衛寶兒,猶記得張國榮在《烈火青春》用強烈的倫敦腔讀一遍,牆上海報那個人的名字 –「David Bowie」。張國榮曾經在倫敦讀書,受當時英倫文代所影響,變色龍David Bowie當時己紅透英國,他將男女性別混雜cross-gender,把邊緣的次文化帶入流行文化音樂時裝電影藝術,成為了可以萎頹(Glam Rock)、反叛(Punk)到雅俗共賞(Britpop)的英倫文化。他就如他所說,「我保證唔會悶親你。」一個城市如何影響藝人,從David Bowie、張國榮身上,證明城市可以模塑他們之餘,他們亦同時改變了城市的品味,八十年代有個詞– Chic–用來形容這班前衛分子的確有其意思。除了倫敦,其實David Bowie深受另一個城市影響,那是八十年代仍是鐵幕時代的柏林。想起2013年前,重遊柏林時寫過一篇文章,對我來說柏林改變了英國glam rock 先鋒、次文代icon David Bowie,和紐約次文化音樂icon Lou Reed,兩人的生命同時被柏林的經歷洗擦再塑造,兩人改變了搖滾音樂世界,並打破流行音樂潛藏的守舊法則。兩人先後魂歸天國,同時標指著那個頹廢反叛大膽前衛的次文化年代的終章已至。在歷史的版圖裏,柏林從來沒有被獨獨跳開過。二次大戰,妳被炸毁得幾乎體無完膚,烙痕處處;其後冷戰,妳被撕裂兩邊,精神崩解;八九以後,妳為自己療傷,疤痕提醒妳物傷其類,別讓歷史重演。逃亡者曰,笑在面上,哭在心中。一種悲喜,難說。因着妳流淌的血,成就了多少深刻的搖滾故事,跨世代的,救贖了無岸的靈魂。七十年代的搖滾,儼然一襲青春皮囊披在妳身,在躲險、離散狼籍扔在冰冷的土地上銘刻許多人心中不能抹滅。在電影《道路之王》(Kings of Road)中邊界檢查站的牆壁上,有人如此塗鴉。「搖滾拯救我的生命。」這大概也是導演溫德斯的獨白。自由解放,搖滾音樂的母題,與妳牢牢綁在一起,沉低,到最底。而妳,又何嘗不是拯救了David Bowie,於生命高潮之時,這位搖滾變色龍與世界,若即若離。如此靠近天堂,擁名抱利;又如此接近地獄,沉淪藥物。他深知待在「天使城」只見不歸路。1977年,他離開「天使」,來到妳面前,冷戰令妳兩面不是人,分崩離析,妳迷失,妳混亂,他跟妳如此相似。我沿着搖滾樂的軌迹,試圖尋找昔日變色龍與其曖昧情人的門牌、他們蹓躂的Dschungel酒吧、親履的大街,還有「柏林三部曲」誕生之地Hansa studio,那裏,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是歷史的憑證。在兩位前衛搖滾音樂猛將Brian Eno與Robert Fripp領航下,Bowie創作《Heros》一曲,「We can be heros just for one day」,年輕情人分隔東西,兩人相約在柏林圍牆下,相愛,讓人變得大膽,連死也不怕。Bowie回顧來路,36年,對妳念念不忘,今年初春,他發表專輯《The Next Day》,絮絮念追憶年華。就在那道分界線,歷史剎現眼前。「我們需要秩序,因為我們是違規者。」1990年,Pink Floyd為妳的重生而來,帶着諷刺制度的詰問,妳成為《The Wall》(《牆》)10周年演唱最理想的場地,波茨坦廣場的圍牆翦影下,25萬觀眾看着Roger Waters高唱:「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這是「推倒這堵牆」後,東西人民合起來對不自由的控訴。日升,月落。我終於來到波茨坦廣場,現場,異乎尋常之靜,心靜如水。八九之前,這塊人稱「死亡地區」的無人地帶,一度為希魔大本營,東西分隔線立見於此,越牆東德人死於亂槍下。當年Bowie在錄唱室望及之情景,如今,在摩登建築群裏,我只能夠想像昔日鐵幕的夢魘。想像與事實,十萬九千里的距離。舊地重遊,我攜着自製卡式帶,Lou Reed低沉吟誦:「In Berlin, by the wall……We were in a small cafe/you could hear the guitars play/It was very nice/it was paradise」像亡佚詩句的歌詞,一恍33年,Lou Reed才將《Berlin》沉鬱的大碟重現舞台。從西到東我必須不斷不斷調弦,曲終人未散。狗狼暮色之際,我沿圍牆躡行,佇在東邊畫廊Oberbaumbrücke的橋欄,把卡式帶擱在旮旯,送妳,我鍾愛的城市,和永遠Ch-ch-ch-ch-changes的變色龍。 David Bowie

詳情

至死也在創作的David Bowie

今日中午驚傳搖滾傳奇David Bowie去世的消息,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才幾天之前,他才推出最新專輯 《Blackstar》 ,繼三年前的復出專輯《The Next Day》 之後推陳出新,沒想到卻隨之成為他的遺作。2013年久病復出之後,Bowie將所有訪問交給了他的producer Visconti,並且專注創作,不再舉行巡迴演唱會,從此絕緣於公眾視線之內。David Bowie已經是一個傳奇,大可以用他最為光輝的老歌,一炒再炒,一年開個數十場演唱會吸金,但他沒有妥協,堅持自己對藝術的執著,直至與癌魔搏鬥期間,仍然繼續創作,甚至推出了被稱為其創作生涯中「Oddest work」的《Blackstar》。對於這種堅持,大概香港的「成功者」們,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比照起彼方巨星,至死仍然為其投身一世的藝術注入新的元素,我城的流行文化卻仍然被這些因循守舊的人們把持話語權。如此大概可以解釋這套「香港成功模式」為何到今日會成為尾大不掉、拖住香港前進的負累了。這些香港的「傳奇」到最後只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哪怕他們生前何等名成利就。David Bowie卻看似從未與時代脫節,他向輕易但因循的人生路說不,到去世之前,仍然希望以自己的創作改變時代。作為搖滾界中的絕對傳奇人物,David Bowie他的堅持,大概會被阿叻、王晶等等「識撈」的人們譏笑:既然已經找到了成功的程式,何不「一本通書讀到老」,賺個大錢然後歎世界?很可惜的,這些昔日香港的「成功」例子,到了他們名成利就之後卻只剩下一個個肚滿腸肥的「老而不」,事隔二三十年,卻都仍妄想複製以往賴以成功的方式,甚至大罵希望衝破舊有規範的人們不識事務、不夠成功。筆者在此向 David Bowie 致敬,你是一個到停止呼吸之前,都不肯向因循妥協的傳奇。你的傳奇將會超越時代。 David Bowie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