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議員

每當有人跟我說，中國人認為「法律不外乎人情」，我聽了總是覺得有點不自在。是否說中國人認為法律可以隨着人際關係左扭右轉、因人而異？如果是的話，為何中國人對法治思想如此薄弱？法律有否酌情處理這回事？當然有，但是酌情處理也須具一些令人信服的基本原則。 假如一位年紀老邁的拾荒者被控違法，法官可能從輕發落，甚至不要求被告支付堂費，這是法官有仁義之心所致，很多人會認為這並不違反法律原則。但同樣情况可否套用於最近宣誓事件的被告？在這類案件，豁免被告須負上堂費責任是否可算是行仁施義，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庭要求敗訴者支付堂費並非要懲罰他們，而是要求他們負上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要求法庭偏離這責任必須具有力及符合公義的理據；例如官司由勝訴者所引起，又或勝訴者在整件事上有不符合公義或浪費時間之行為，也須為堂費負上某些責任。儘管如此，在這些案例中，完全豁免敗訴者支付堂費之例子可說是絕無僅有。 社會上有人認為喪失議員資格的被告乃受「政治迫害」，法庭漠視選民意願，所以不應或不需負上支付堂費的責任。「政治迫害」之說是指政府利用法律，在政治上打擊異見分子。首先，事件起因不在政府，候任議員的行為乃經深思熟慮後才作

當每人的心裡都有著一股相同的信念，而這股信念又被一層道德的高尚外衣包裹著，任何與這種信念相對的觀點都會被打成邪惡。但這不代表這種觀點不需要被提出，因為假如失去了它的制衡，道德在人的心底也會腐化成萬惡的根源。 七月十四日中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位議員違反宣誓守則，即時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連同早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一共已經有六位被選民授權進入議會的代表被行政機關起訴並最終被立法機關裁定議席無效。 乍看之下，這劇本就跟那些奉行假民主的地方，統治者隨時透過政治打壓剷除異己的手段別無兩樣。所以一時間，社交網絡又是烽煙四起，人人爭著喊民意不容褫奪，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我們真的應該繼續為這個信念搖旗納喊嗎？ 雨傘運動後，一派人繼續走街頭抗爭的路線，一派人選擇走入議會內部，掃蕩現有制度的不公義，那個時候，我們對這群人寄予厚望，所以把手上的一票投了出去，讓他們擠身議員之列。 但不足一年，當中竟人六位被掃了出議事堂門外，這是制度暴力底下的結果嗎？是政府視民意於無物的表現嗎？ 抱歉地說，我認為真正視人們意願於不顧的，正正是那六位被褫奪資格的議員。 他們當初既然選擇進入議會內部爭取改變，那他們原則上就是默

作為本屆立法會的新人，首個立法年度以宣誓風波作起點，也以宣誓風波作結。除了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外，法庭再就另外4名人士包括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的就任立法會議員宣誓事宜，判決無效而取消議席。筆者對於這些年來的議會亂象深感無奈，而無休止的政治爭拗，更令人擔心香港的前景。 這次被取消議員資格的6人中，其中5人是本屆新人，他們的共通點是所謂本土自決派，只有梁國雄（長毛）是「老雀」。有評論認為，梁國雄在過去的宣誓也有類似的政治宣示和「加料」，為何以往沒有問題，為何今次卻被取消資格，相信是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反對派埋怨政府「搬龍門」，但問題是，誰才是真正把「龍門」搬了家呢？ 就任立法會議員、法官和主要官員必須作莊重嚴肅的宣誓，這種法定行為要按現有法律的要求，用「潮語」說——「這是常識吧」。就以一般人的經驗如結婚和上法庭作供一樣，應要真誠和莊重，應要嚴格根據相關內容和規定，其實也不難理解。大家可以試想，如果有人在結婚的宣誓「加料」辱罵人家祖宗，有人在法庭宣誓「加料」調侃法官，會有什麼後果？ 但偏偏就有一群人，雖然經過選舉洗禮，對政治和法律理解應較一般人為高，卻刻意扭曲宣誓的意義，無視宣誓形式

DQ議員後，就算補選，所謂泛民亦極可能失去分組點票的關鍵否決權，此乃二十年未有之變局，民主普選追求失利，民主倒退反倒成真，歷史進程可真詭異而哀傷。 如果這是事實，唯有面對，弱勢波有弱勢波的打法，只不過有時候要拿出額外的智慧，有時候則要加倍地勇敢。 泛民總辭算是智慧抑或勇敢？顯然兩者皆需。總辭是容易喊出的口號，但何時總辭和如何協調，始是最大的挑戰，萬一處理得稍欠精準，失去更多席位固然可悲，泛民內部亦必由此更趨分裂，這將嚴重挫敗士氣，令未來的政改路途更崎嶇難行。須知今天的建制對手已非昔日之建制對手，上回總辭成功，不代表這回必再成功，愈是奇招愈只有它的效用局限，對手只是奸而不是笨，所謂「獨裁者的進化」，建制必已從上回總辭補選裡學到更有力的應對，何况資源愈見豐厚，動員愈見犀利，姿態愈見狠兇，分崩離析的泛民能否捱過這場硬仗，很難不讓關心者擔心。 一旦總辭，事前事後的協調當然是關鍵。而協調需要強而有力的領袖，而今天的泛民，領袖缺貨，愚才輩出，像一個鬆散的業主立案法團，淚眼婆娑者多，一錘定音者少，實不容易在此時候推動有效的總辭計劃。在打補選之戰以前，已需面對內部的搶位戰爭，元氣自傷，精神內耗，由之可

《環球時報》說，香港的反對派要「回到基本法內做政治反對派」，不能當「國家級別反對派」。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共指定的範圍做反對派。 是否覺得熟口熟面？ 1945年，中共搞統一戰線，找來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黨派搞「聯合政府」。建國初期，中共對這些民主黨派禮待有加，政協、人大、副總理、部長等職位也有他們的份兒。 中共的說法，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民主黨派是民盟，它是由當時的知識份子精英和KOL組成的，所以特別有影響力。 後來到了大鳴大放，毛澤東說言者無罪，結果民主黨派和當時的學者、KOL紛紛發表對中共的意見，例如要求真普選、中共與民主黨派分享權力，甚至輪替執政。最後，毛澤東反枱，接著便是反右運動，與其說是運動，實際上是對民主黨派、知識份子、KOL、異見者的大規模迫害，被迫害至死、自殺或精神錯亂者不計其數。 反右運動最有名的三大代表人物是KOL儲安平和被扣「章羅聯盟」帽子的民盟領袖章伯鈞和羅隆基。章伯鈞即是《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的父親。文革之後，中共平反大部分被打成右派的人，但儲、章、羅三人，連同民盟彭文應及陳仁炳共五人被中共中央點名不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