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決定不查李國寶?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監20個月,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被判監的最高級官員。審訊期間控方表示雄濤廣播股東、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涉嫌透過曾蔭權太太,給予曾蔭權35萬元現金,質疑有關款項屬於建築設計師何周禮收取的裝修費。但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政府部門)余振昌作供時指,因「估計李先生不合作」,而放棄嘗試向李國寶這名關鍵人物取證。有關說法,嚴重違反本人昔日在廉署受訓及日常調查工作基本原則。 余振昌作供時稱,廉署當時花近5個月,經過多重「關卡」才可與案件相關的東亞銀行職員會面,因東亞一方要求廉署必須經其法律部門才可接見相關員工,他們的口供亦要經東亞的律師及法律部門檢視後才可簽署,部分口供更在律師給予意見後有修改。余振昌認為,如要和李國寶會面,必須在警誡下進行,根據其經驗,相信對方不會合作提供資料,故決定不會見他。本人認為此說法實難以成立。 只查收受利益一方 不禁令人質疑 其實法例賦予廉署相當重大權力向涉案人士取證,例如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14(1)(d)條,廉政專員有權指令證人提供指定資料、回答問題及提供文件,否則違法。而且廉署亦可根據防賄條例第17條申請法庭搜查令,搜查及檢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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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宗新聞看寡頭政治

香港是否已經掌握在財閥、富豪和大地產商的寡頭管治中?Has Hong Kong become an oligarchy?這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抑或有?可尋,可以從最近幾宗新聞說起。 在曾蔭權的「世紀大審訊」,夠膽「打老虎」的廉署(ICAC)放棄向案中關鍵人物、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取證,原因是它「估計李先生會不合作」。於是,如此重要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以非常礙眼的方式在審訊中缺席(conspicuous by his absence)。 公眾從中得到的信息非常明確:即使是前特首,只要他行差踏錯,執法機構也會窮追猛打;但富可敵國、財雄勢大的有錢人卻萬萬碰不得(untouchable)。 ICAC自毀長城 ICAC這樣做無異於自毀長城,更令人不得不懷疑,究竟有多少牽涉超級富豪的案件在不知不覺之中不了了之。2014年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郭炳江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判監5年,也許只是一個「證實常規存在的例外」,英文所謂「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這並非陰謀論。「成功」不是你做對了什麼,而是你做錯了什麼也不用承擔後果(success is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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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林卓廷〈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

編輯先生:貴報於11月22日(星期二)刊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先生撰寫題為「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一文,內容與事實不符,本人必須予以澄清,以正視聽。文章聲稱廉政公署(廉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女士被撤銷署任,是與她負責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涉嫌收取澳洲企業UGL 5000萬元而沒有申報的事件有關,這是一個極為嚴重但卻沒有實質證據的指控。本人已多次公開嚴正指出,李女士的署任和撤銷署任安排,一切依從政府的現行規例和程序,是一件單純的人事管理事件。事實上,早前多位立法會議員探訪廉署,並就有關事件遞交函件,我已在9月23日覆函作出回應,並向全體立法會議員具體交代事件的情况及細節,現在我將信件內容再扼要複述,以澄清林議員的誤導。李寶蘭的署任不帶可獲晉升含意李女士的署任由前任執行處首長黃世照先生在2015年7月約滿離任開始。當時我認為執行處並未有適合的人員可即時晉升或「署任以待晉升」該職位;所以安排李女士以「方便行政」的方式署任該職位,以全面觀察她在處理該職位的能力和工作表現。「署理職位以待晉升」及「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是政府現行規例下的兩種署任形式。一名人員,如果被評定在工作能力和表現上差不多能完全符合相關晉升職位的所有要求,但還需要在少數個別的範疇和關鍵才能上再加以考驗,才會被委任「署理職位以待晉升」。在署任期滿後,如表現良好,將獲實任晉升。假使一個人員的工作能力和表現稍遜而被評定還未適合「署理職位以待晉升」,該人員可被委任署理有關職位「以方便行政」,以配合部門的運作需要或給予該人員較長時間和機會在該職位接受磨練和測試。「署理職位以待晉升」與「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有明顯的區別,那就是後者並沒有署任期完結後可獲晉升的含意,這點是十分明確的。在李女士於2015年7月署理執行處首長一職生效之前,我已向她說明這個委任的安排是屬於「方便行政」的性質。再者根據《廉政公署常規》及《公務員事務規例》,如署任是「以待晉升」,有關人員會接獲書面通知,否則署任安排只為「方便行政」而作出。李女士的署任是一個不帶可獲晉升含意,以「方便行政」的安排,這是沒有半點含糊的。執行處首長除要擁有調查貪污罪行的專業才能外,還必須具備政府相若首長級人員的關鍵才能。李女士在出任該署理職位時,我已詳細表明對她在署任期間的工作表現和能力的期望。在李女士署任期間,我幾乎每星期一次,甚至有時3至4次會見她,以了解執行處的工作進展,並討論各項管理事宜。至2016年7月,即李女士署理執行處首長職位接近一年,我撰寫李女士的評核報告,結論是她未能通過測試。我於7月4日會見李女士,向她說明我對她的工作表現和能力的觀察和撤銷她署任的決定,並安排她返回原來的崗位,重掌執行處處長(私營機構)一職。她翌日口頭向我提出提前解約,我對她作出挽留,請她再作考慮,兩天後她正式書面向我提交解約要求。最終我的挽留無效,李女士在7月18日解除合約。終止署任不涉任何廉署調查的案件我作出終止李寶蘭女士署任的決定,純粹基於人事管理上的考慮,完全不牽涉任何廉署調查的案件,亦不是因為受到任何壓力。事實上,廉署調查貪污投訴,一向高度專業、不偏不倚,以及無畏無懼地依法辦事。所有貪污調查必須根據既定程序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匯報。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組織,成員除4位當然委員外,還包括13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專業及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他們共同監察執行處的調查工作。在這樣嚴密的監察制度下,廉署的調查工作不可能受到個別人士的干預。李寶蘭的任免不需行政長官批准此外,根據《廉政公署條例》第8(1)條,廉政專員可委任行政長官認為所需要的廉署人員(包括執行處首長),而1994年的《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只要求廉政專員在委任首長級第三級人員前須得行政長官批准。李寶蘭女士的署任及後來的撤銷署任,並不屬於實質委任,是在本人權力範圍內,本人只是事前口頭知會行政長官,不需要他的批准,又何來需要他的「默許」呢?對於林議員不斷在媒體作出誤導性的言論,打擊廉署的公信力及香港的國際聲譽,本人感到十分遺憾。公開未查完個案 或損執法機構調查至於林議員提到的UGL事件,按照廉署一貫政策,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任何人士均不得披露任何案件調查的細節。因此,廉署不應,亦不會承認或否認是否正在調查任何個案,亦不會公開評論個別案件,一方面是避免妨礙廉署調查工作的進行,讓被調查人士有機會銷毀證據;另一方面亦是為了保障受調查者的聲譽,避免若貪污投訴是出於惡意中傷,因而對被投訴人引起不公。林議員在立法會發言時提過,廉署正徹查涉及行政長官的UGL事件,就此廉署一貫不會承認或者否認,亦不會評論。但在不涉及任何個別案件的原則下來說,若任何調查仍未完結,議員在立法會公開調查相關個案,則有可能損害執法機構的調查。因此,議員在立法會調查個別案件前,必須小心考慮,以保障執法機構調查的完整性。林議員曾任職廉署調查員,理應對有關法例精神及情况充分了解。最後,本人必須強調,廉署一向秉持無畏無懼、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以及依法辦事的原則履行法定職責,不受任何人士干預。為免讀者混淆及繼續被誤導,煩請貴報盡快刊出此函 ,以正視聽。文:廉政專員白韞六2016年11月23日文中副題為觀點版編輯所加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4日) 廉政公署 I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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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

廉政公署一直守護香港的廉潔,是公平社會的基石,亦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制衡制度。早前傳媒揭發,梁振英作為特首,因為收受澳洲企業UGL近5000萬元款項而遭受廉署調查。李寶蘭當時是廉署署理執行處首長,是梁振英案的最高層調查人員。李寶蘭卻突然被取消署任,隨後亦引起連場廉署「大地震」,多名高層相繼離任。就連一年一度的晚會,也因廉署同事不滿白韞六對李寶蘭事件的處理手法,集體杯葛,最終史無前例取消。梁振英行為涉角色和利益衝突身為廉政專員的白韞六和被查的梁振英公開承認,取消署任的決定,白事前知會了梁振英,而梁並無評論,最終李寶蘭遭到終止署任。根據兩人說法,其實梁振英明知自己正受廉署調查,而李寶蘭又是執行處負責調查他的「一姐」,梁振英理應避嫌,把有關人事決定權力轉交政務司長處理。在2012年3月,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涉貪,曾蔭權亦避嫌,把任命副廉政專員及執行處首長李銘澤的權力,依法轉授時任政務司長林瑞麟;同年7月,梁振英涉嫌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出誤導陳述,梁振英將委任黃世照為副廉政專員的權力授予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示避嫌。但今次梁振英卻沒有避嫌,只選擇「不評論」白韞六的決定,客觀效果就是梁振英默許白韞六,把負責調查他涉貪案的最高級人員李寶蘭降回原職。如此做法,豈能不令人質疑梁干預UGL案的調查?根據兩人說法,梁振英有關行為已涉及嚴重的角色和利益衝突,甚至有違法行為。梁振英其身不正,身為特首居然「秘撈」,收取巨款擔任私人公司的顧問,負責推廣業務。他以「合約列明服務不可產生利益衝突」、「UGL無要求我提供服務,我亦無提供過服務」為「理由」,以此自評「沒有利益衝突」,而毋須向行會申報。坦白說,如果梁振英的邏輯成立,整個政府以至立法會的利益申報制度將會崩潰:試問其他行會成員在履任職務前,可否與大企業簽訂巨額顧問協議,只要合約列明服務不涉利益衝突,毋須提供任何服務,就毋須向行會申報?一路做行會、一路收巨款,做個名副其實的「乾收銀」(consultant)而毋須申報,這豈不是禮崩樂壞?所謂「無功不受祿」,既然梁振英明白,身為特首為私人公司提供服務會構成利益衝突,何不在上任前取消協議?仍選擇收取澳洲公司幾百萬英鎊顧問費,世間上難道有超豪免費午餐嗎?這種歪理,簡直嚴重侮辱市民的智慧。如果梁振英上任前取消提供顧問服務的協議內容,已可免除大眾的質疑;但他卻放不下巨額酬金,最終被揭發,令自己陷入今日的困局。李寶蘭事件不單引發廉署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更涉及梁振英有否濫權干預廉署,以圖左右UGL涉貪案的調查。我們日前要求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還原真相,可惜在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盲目「保梁」、指鹿為馬,林鄭月娥顛倒是非,更在總結時說出「大肆炒作,打擊廉署的公信力,污衊專員個人的誠信,以及損害香港作為全球最廉潔城市之一的美譽」,這樣的言論,實在令人齒冷。結果我們無法引用特權法查梁振英,實在令人失望及憤怒。特權法調查有助還原真相許多人問我: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查UGL事件,有此必要嗎?我可以答:肯定!因為在特權法調查下,委員會可要求相關人士呈交相關紀錄,包括梁振英向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紀錄、廉署相關的人事任免紀錄等,同時可傳召證人作供,包括廉署最高級的人員及涉及事件的李寶蘭等,他們均須在宣誓下作供,這有助還原整件事的真相。林鄭及許多為建制護航的人稱,廉署內部人事任命不應干預;其實他們忘記了,本港首次引用特權法,是發生在1993年,當時任廉署執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突遭解除職務,當中並無交代解僱理由,引起公衆關注廉署權力。立法局於是首次引用特權法,傳召徐家傑及時任廉政專員施百偉出席聆訊。這次以特權法查李寶蘭事件最終動議被否決。另一方面,立法會最終在28名議員支持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特首梁振英出任特首期間,在沒有按規定作出申報下,收取澳洲公司UGL的5000萬元巨款。然而專責委員會只是一隻「無牙老虎」,雖然同樣可傳召有關人士作證或呈交文件,但因為沒有特權法,故有關人士即使不出席、不交文件,也無法強迫對方作供。香港廉潔已進入臨界點回歸以來3名特首,兩名被查貪污,另多名高薪厚祿的高官屢次涉貪或嚴重利益衝突——許仕仁、湯顯明、曾蔭權、梁振英等,種種迹象顯示香港的廉潔已進入臨界點,香港多年來守護廉潔的核心價值已被嚴重侵蝕。香港如果連廉潔制度都被摧毁,香港將一無所有。文:林卓廷(立法會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2日) 廉政公署 I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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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暴與《寒戰》的啟示

早前,廉政公署接二連三有高層離職。有評論指事件有如電影《寒戰》般「精彩」。也有評論痛斥廉政高層為放生特首和高官,不惜犧牲廉署多年累積的公信力,哀嘆「廉署之死」,矛頭直指中央政府。然而,中央怎麼會費盡心力去「搞死」廉署?一個「活」的廉署比「死」的廉署有用得多。如果大家看過《寒戰》,應該明白所有制度都可以成為權力鬥爭的棋子。而《寒戰》不少劇情,更提到不少重要但卻被遺忘的歷史。要理解風波背後的暗戰,我們要從20多年前的一宗舊案談起。被遺忘的徐家傑事件20多年前,廉政公署同樣有高層突然離職。他是誰?他就是在《寒戰》中飾演廉政公署執行處首長、演得入型入格的徐家傑。1993年11月,時任廉署執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被廉政專員施百偉(Bertrand de Speville)解僱。一如現時的廉署架構,執行處是廉署最重要的部門,故此徐家傑當年位居廉署核心,在廉政專員施百偉和執行處首長卜國豪(Jim Buckle)之下。當時解僱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但廉署以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原因。《寒戰II》中有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橋段,並指是1993年以來立法會第一次引用該條例調查政府高官。1993年要動用該條的正正是徐被解僱一案。該年12月1日,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徐案,獲當時立法局通過。在其後的立法局聽證會,徐家傑一如李文彬(梁家輝飾)在《寒戰II》般大爆機密,並聲言自己遭不合理解僱。根據徐當年的講法,廉署儼如政治部的翻版:一方面,廉署收集政商界的錯處,供英國政府回歸後使用;另一方面,廉署亦監聽當時的高官和政界人物,其中包括范徐麗泰和陳方安生等人;而廉署負責的品格審查,亦被指有政治審查的成分。廉政專員施百偉當然否認這些說法,並指徐因涉嫌以權謀私與和不良分子往來而被解僱。儘管其後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同意廉署繼續進行品格審查,但明確指出廉署不適宜恢復過往政治部專屬的延伸審查。那麼,他們提到的政治部和政治審查,和廉署又有什麼關係?政治審查和廉署的關係「陸明華:『我明白,情報對於所有行動是成敗的關鍵。』」在《寒戰》,警務處副處長劉傑輝(郭富城飾)向上司保安局長陸明華(劉德華飾)求助。陸指情報對於所有行動是成敗的關鍵,而劉隨即要求陸提供另一名警務處副處長李文彬的品格評估和背景審查。在戰後的殖民地年代,殖民地政府害怕國共和其他勢力滲透,故此一直對政府內部嚴密監控,並定期審查官員和職工的背景、家庭、社交圈子。這個工作,由警隊內部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負責。政治部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反共產主義分子小隊(Anti-Communist Squad),成立時隸屬刑事偵緝處,負責監察香港境內的左派分子活動。1933年,這支小隊被正式命名為Special Branch。戰後,政治部負責有關殖民地的內部安全情報工作,屢建奇功。由於政府甚少透露政治部的工作,故政治部一直是港英最神秘的部門。1974年,轟動一時的葛柏案使得港督麥理浩決心成立廉署。廉署成立之初,不少人員都是由政治部借調過來,一來他們可信,二來他們有足夠的調查能力。當時的執行處長,是軍情五處(M.I. 5)出身、曾任政治部主管、有「真實版占士邦」之稱的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由此可見,廉署和政治部關係密切,初成立時人事和調查手法和政治部均同出一轍。政治部解散 傳竊聽資源劃歸廉署「劉傑輝:『當年警隊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部解散!』」在《寒戰II》,劉傑輝提到1995年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部的解散。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安排政治部陸續解散。掌握機密資料的人員相繼獲長俸退休,並被安置到英澳紐加等地退休。所有檔案,不是被送到英國,相信就是存放在英國領事館內。政治部的精英人員和功能被撥歸到不同的警隊部門和廉政公署,有傳不少截郵和竊聽資源和人員獲劃歸廉政公署。1993年11月,署任廉政專員的執行處首長卜國豪向立法局提交議案,建議廉署全面接替政治部的內部審查工作。當時的政府行政署長賀理(Richard Hoare)更指廉署有可能繼承過往政治部的政治審查工作。這些言論,引起不少立法局議員的憂慮,擔心廉署成為新的秘密警察。當時劉慧卿議員便質疑為何把審查工作交予廉署,而非其他警察部門。更有議員認為,如果廉署接管審查工作,廉政專員應該交由立法局任命。卜國豪議案引起的風波,以及隨後的徐案,都迫使港英政府重申廉署的審查工作並不包括政治成分,只有品格的審查。當然,信不信由你。當時涂謹申議員便直指「品格」可以包括政治傾向,而有關個人品格的資訊亦可被用作政治用途。一支法例監管不足的準情報機關「劉傑輝:『我想你幫我form隊clean team。』」說到最尾,筆者想帶出的是廉政公署為何那麼重要。在《寒戰II》,劉傑輝委託廉署首席調查主任張國標(李治廷飾)在警隊架構外組織小隊,繼續暗中調查李文彬一伙人的罪證。事實上,這是基於廉署擁有不下警隊的調查能力,特別是有關通訊截查方面。維基解密公開的紀錄曾顯示一名使用廉政公署電郵地址的人士曾主動聯絡一跨國黑客公司,要求該公司示範一套能暗中竊取通訊數據的惡意軟件。相信廉署的通訊截查水平,就算不是和警隊不相上下,也不會相差多少,不過是廉署集中調查貪污案件而已。廉署高層接二連三去職,加上前任專員湯顯明任內的連串醜聞,居然和前警務處長鄧竟成一同被委任為政協,中共意欲統戰執法機關之心,實在顯而易見。現時,廉署、警隊、海關、入境處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4個指定能進行秘密監察的機構。但《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漏洞處處,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執法機關的監控工作。掌控廉署,代表中共可以名正言順得到一支法例監管不足的準情報機關。其次,廉署多年來累積了無數有關香港政商界的檔案。這些檔案是控制和要脅政商界重要人物的寶貴資源,在關鍵時刻可以起意想不到的作用。最後,在中央眼內,廉署內部有不少所謂的「港英餘孽」,更可能有人身懷特別任務。臥榻之旁,又豈容他人鼾睡?當警隊已經被收服得貼貼服服,下一個要收拾的,自然是廉署這隻卧榻之虎。廉署高層的連番醜聞,不過是廉署高層被滲透後不能秉公辦案的副作用。廉署被馴服後,不知道中共的下個對象是哪支紀律部隊呢?是海關?還是入境處?抑或已經統統被統戰,而我們不知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9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寒戰2 I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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